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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论文摘要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的实质
“哲学研究”1960年第三期发表了撒仁兴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的实质”。作者说：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在实质上乃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倾向之争，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旧的即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之争。争论的一方世诚同志的观点，明显地表现了二元论倾向和形而上学，明显地表现了他站在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立场。
世诚同志的中心思想是：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的统一
撒仁兴同志说：世诚同志断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思维和存在等同论，从而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原理，认为凡是主张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人就是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就是宣扬唯心主义。为了论证他的这种断定，世诚同志硬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当作唯心主义的原理，又从经典著作征引了若干反对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话。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似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反对、摒弃任何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实际上，经典作家只是反对思维和存在等同论，反对存在同一于思维的唯心主义的同一性，而坚持思维和存在的唯物辩证的同一性。
这篇文章接着说：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同一性”这个词的解释，而在于“矛盾的同一性”适用还是不适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世诚同志的答复是完全否定的。世诚同志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矛盾的同一性”是两个不相干的范畴，前者是唯心主义的范畴，后者是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如果“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说成是辩证法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就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范畴，就是荒谬。作者指出：当然，“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矛盾的同一性”不是等一、等同的范畴。但是，两者并不是不相干的，哲学史上有唯物辩证法，也有唯心辩证法。黑格尔把“矛盾的同一性”应用于存在和思维的关系，把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解释作同一于精神的辩证同一，这就是唯心辩证法的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把关于“矛盾的同一性”范畴应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既是唯物的（统一于物质）又是矛盾的同一，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这样把两对范畴联系起来，决不是什么“混淆”，而是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坚持辩证法的（即彻底的）唯物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的（亦即彻底的）辩证法。因此，问题并不是别人在混淆什么，而是世诚同志自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可分割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硬是机械地分割开来，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
撒仁兴同志说：世诚同志反对把“矛盾的同一性”范畴应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按照世诚同志看来，最普遍的对立的统一规律，不适用于最高、最大的范畴——思维和存在之间，思维和存在不是矛盾的统一，作为第二性的思维和作为第一性的存在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作用、互相转化，否则就一定是“原则同格论”。世诚同志认为，“原则同格论”主张意识和物、物和意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唯物主义就应该主张意识和物、物和意识是互不相干的，各自独立，不存在任何联系。世诚同志的这种观点，不仅牵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而且也牵涉到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和二元论的根本分歧。
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还是二元论？
撒仁兴同志说：世诚同志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的统一，就表现了二元论的倾向，按照他的逻辑不可避免地要走到康德，走到二元论和不可知主义。撒仁兴同志就以下三个方面作了分析，批驳了世诚同志的二元论的观点。
关于思维、意识是不是由存在、物质转化而来的问题，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意识的根源在于物质世界，这里就有了存在向思维、物质向意识的转化。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就在于认为存在、物质是第一性的，思维、意识是第二性的，世界的唯一基源是物质。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在于认为思维、意识是第一性的，存在、物质是第二性的，世界的唯一基源是意识。而二元论则认为世界有两个基源——物质和意识。世诚同志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的统一，从而否认意识由物质转化而来，这就必然引导到意识是独立的基源之一。这就是二元论的观点。
关于思维、意识是不是不依赖、依存于存在、物质的问题，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人的大脑（高级组织起来的物质）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世诚同志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的统一，从而否认思维对于存在、意识对于物质的依赖、依存关系，这就必然引导到思维、意识是独立存在的。这就是二元论的观点。
关于思维和存在是不是受同一规律支配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维和存在是受同一规律即辩证法的规律支配的，思维的辩证法就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世诚同志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的统一，从而否认思维依赖、依存于存在，这就必然引导到思维和存在不受同一规律的支配，思维的规律不是客观世界的规律的反映。这就是二元论的观点。
如上所说：世诚同志否认了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的统一，切断了“由此达彼的桥梁”，这就必然引导到思维不能认识存在。这又是不可知主义的观点。是消极的反映论，还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文章的第三部分批评了世诚同志在反映论上站到了费尔巴哈的立场，作者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在承认“没有被反映者，反映就不能存在”的基础上，进一步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反映者对于被反映者还有反作用的一面，也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客观世界的被改造还有依赖于思维、思维向存在转化的一面。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最深刻、最科学的概括。撒仁兴同志以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作用的事实，说明了作为存在的正确反映的思维对于存在的创造作用，这正是意识向存在的转化。
文章继续说：但是，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在承认了思维依赖于存在、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这个大前提之后，却不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被改造也依赖于思维、行动也依赖于理论，思维的、意识的东西可以转化为客观的东西。他们把思维看作对存在的消极反映，不起对于存在的能动的革命的改造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把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叫作消极的反映论。世诚同志实质上否认在承认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之后，又要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被改造也依赖于思维、思维也可以向存在转化。这样，他就站在了旧唯物主义的消极的反映论的立场，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立场。
撒仁兴同志说：毛泽东同志不像某些哲学家那样，只是重复“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这个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命题，而是继承马克思和列宁更进一步地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进一步发挥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从而大大地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一方面承认在历史的总的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充分承认精神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对于存在的被改造起着决定的主要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于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发展。毛泽东同志始终领导着中国人民充分利用客观规律，高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这个哲学观点是分不开的。
承认不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实践也依赖于来自实践的理论，存在的发展（被改造）也依赖于作为存在之反映的思维，以及理论、思维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客观存在，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对实践发生重大影响的问题。按照世诚同志的观点，是无法理解政治挂帅、以虚带实、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
思维对于存在的反映是一次完成的还是一个过程？思维符合于存在，是有矛盾的符合还是绝对的符合？
撒仁兴同志指出：旧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承认世界是可知的，而且都是从反映论的立场来承认世界是可知的。但是，旧唯物主义不能辩证地理解世界可知性，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过程。因此，它形而上学地认为思维之反映存在是一次完成的，思维之符合存在是绝对的、不包含矛盾的、僵化的、没有发展的符合；而辩证唯物主义则认为认识是一个无限的、辩证运动的过程，思维之符合存在是包含矛盾的，即它们的统一是对立的统一，如此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和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又一个根本的分界线。世诚同志承认反映论、世界可知论，但是他反对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的统一。那么，他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
“符合”、“一致”，当然就不是包含着对立、矛盾的“符合”、“一致”，而是绝对的“符合”、“一致”；也就是说，思维之反映存在不是一个无限的永远没有完结的过程，而是一次完成的。这难道不是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吗？旧唯物主义者的一个根本弱点，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世诚同志反对把“矛盾的同一性”范畴应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否认思维和存在的既对立又统一，所以他不是引出不可知主义的结论，就只能是站在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立场。
征引了毛泽东同志对于思维和存在的矛盾统一过程的论证，撒仁兴同志写道：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揭明了认识运动过程的复杂的矛盾辩证法。认识运动，并不像有的人所想的那样，只要世界观是正确的，就会一下子达到思想和实际的完全符合、绝对一致，而不会有任何一点不一致、不符合。那是不可能的。就是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因为人们的认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所以也只能保证不犯大的方向的错误，而不可能完全避免暂时的局部的或个别的错误。主观认识和客观规律的统一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包含任何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也难免发生不过“一个指头”的暂时性的、局部性的缺点或错误，这是认识运动的客观规律。而这种错误并没有什么可怕，只要采取正确的态度，不仅会及时克服，而且会成为“正确的先导”。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认识论上的重要原理，正是我们树立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的理论基础，也是正确对待群众性的实践运动和认识运动的理论基础。
世诚同志受着形而上学的束缚，对于这一些是不能理解的。按着他的观点，必然引出：主观认识或者与客观实际绝对符合，或者绝对不符合，非此即彼。而这种极端的形而上学的判断，并不是没有的。
撒仁兴同志说：这几年来，在一少部分人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观点：凡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都是由于主观和客观不符合，而凡是主观与客观不符合，都是由于唯心主义世界观造成的。当然，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错误以及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的一贯性的原则错误，是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密切联系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是犯这些错误的思想基础；但是，有一些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却是由于受着客观条件的限制、历史的限制、实践的限制而发生的。因此，对错误必须具体分析。否则，不但不利于人们在实践中改正错误，反而束缚人们的手脚，不敢大胆去实践，或者成为在群众运动背后“指手划脚”的理论基础。很显然，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错误的。这种观点否认了人们的认识常常受着客观条件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却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任何人所不能超越的。这种观点违背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法。列宁说：“康德把认识和客体割裂了开来，从而把人的认识（它的范畴、因果性、以及其他等等）的有限的、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性质当做主观主义，而不是当做观念（＝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哲学笔记”）断言凡是主观和客观不符合都是唯心主义造成的，就是把因受客观条件限制而出现的某种不符合也说成唯心主义；这实际上和康德一样，也是把人的认识的“有限的、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性质当做主观主义”，而违背了认识运动的辩证法，违背了思维达到与存在相符合的过程的辩证法。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走到康德的不可知主义，大概是认为有一种人可以或者已经主观和客观绝对符合了。如果他一旦发现了没有这种人、这种情况，而又仍然不能用辩证法进行分析，仍然用形而上学的头脑想下去，那是非走到不可知主义不可的。
撒仁兴同志说：“凡是由主观和客观不符合都是由于唯心主义造成的”这种观点，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用这种观点观察大跃进，就会给群众运动大泼冷水，就会把我们前进中的暂时的缺点看作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大问题，而大嚷大叫，就会对大跃进作“吹毛求疵”的挑剔，以至否认大跃进。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凡是主观与客观不符合都是唯心主义造成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个观点的基础就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也就是世诚同志所持的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的统一，亦即把思维和存在的“符合”看作是不包含对立、矛盾而一下子达到的、绝对的、僵化的“符合”。所以，要真正彻底的抛弃上述那个已经在实践中暴露了是错误的、有害的观点，就非批判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不可，非把“矛盾的同一性”范畴应用于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不可。
文章最后指出：总之，世诚同志的观点的实质，就是否认把“矛盾的同一性”应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也就是否认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而坚持二元论和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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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农业科学的跃进成果
“中国果树栽培学”评介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主编 农业出版社出版
俞德浚
我国原产植物资源丰富，许多重要果树都起源于我国。现在全国各地农村中都有各种各样因地制宜的果树生产技术和经验。在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中，果树生产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大面积丰产和高额丰产纪录，大大地丰富了和发展了果树栽培的经验。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为了概括我国自古至今的果树生产实践经验，发展果树园艺科学，在去年成立了果树科学理论著作编辑委员会，调动全国力量，首先编写“中国果树栽培学”和“中国果树志”两书。现在“中国果树栽培学”三卷已先后出版，“中国果树志”仍在集稿编写中。本文仅就“中国果树栽培学”一书的内容、成就和个人意见简介如下。
从中国建立了新的农业科学教育制度以后，中文出版的果树栽培学或果树园艺学虽已有七八本之多，但是本书的质量比之过去几本有了很大的提高。它为树立和发展我国果树园艺科学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书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首先，它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我国果树生产经验和研究成果。
它从我国的自然条件和果树的分布情况出发，叙述了我国特有的和多年引种成功的果树种类和品种，各地农村特有的栽培技术，以及我国各农业试验场站和院校近年来的试验研究成果，特别对果树速生丰产技术作了详细的介绍，是一部足以反映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学术论著。这完全不同于以前出版的所有果树园艺学著作。旧时代出版的书籍多自日本或欧美书刊抄译或摘录，特别是实验数据差不多全部来自外国文献，对外国果树品种或栽培技术罗列很多，而对本国特有的优良品种或民间常用的栽培管理加工技术等，反而语焉不详，甚至一字不提。本书这一巨大的转变不仅体现了十年来我国果树科学的长足进展，同时也反映了果树科学工作者，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下，思想方法和政治水平的普遍提高。
大跃进中，果树生产获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果树快速育苗，山地沙荒建立大片果园以及大面积高额丰产技术等，充分显示出我国果树生产的广阔前途。果树生产的大跃进，促进了果树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科学理论来源于生产实践，又服务于生产实践，并促进生产的发展。这个道理在本书中看得很明白。
其次，本书提出了我国特有的果树科学理论。在总结群众丰产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毛主席所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提出果树大面积丰产的农业技术和新颖的理论。对土壤深耕熟化、良种选择、合理密植、肥水供应、保花保果、树体保护、采收贮藏等作了科学分析。同时对过去一些错误论点也作了批判。
过去园艺学者经常提出，“果树隔年结果是规律”，“疏花疏果可以克服大小年”等不正确论点。本书从果树营养和生物学特性出发，创造了保花保果的理论，认为改进栽培管理技术，消灭果树隔年结果现象是完全可能的。过去提倡疏花疏果的最大错误，在于只看到果实对于营养的消耗，而忽视了针对这种要求，加强营养供应的根本措施。在苗木繁殖技术方面，正如本书序言所说的，破除了“一年播种，二年嫁接，三、四年出圃”的常规，纠正了“果树育苗唯有嫁接好”的片面观点，找到了出圃快、质量好的快速育苗技术与论据。在栽培技术方面，肯定了幼树可以提早结果，葡萄一年可以多次结果的理论。
又如在果树整形修剪方面，过去由于一些技术人员机械地搬用外国的经验，有些地区曾经片面地强调死板的整形和过重的修剪，因而抑制了果树的生长和发育，不但延迟了果树进入结果期，并且造成低产和缩短果树的寿命。今后必须按照果树的生物学特性，与其他栽培技术和环境条件相配合，创造出适合各种果树的整形修剪技术。本书着重指出，修剪方法的运用，应该根据我国农民的宝贵经验，即“长期规划，因树修剪，从属分明，均衡树势，立体结果”的辩证原则进行。这样就从理论上解决了各果产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而把我国果树栽培技术推上了一个新阶段。
本书的写作体现了群众运动在科学技术工作中的伟大作用。
它是全国果树科学工作者的集体创作。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党委的领导下，组织了全国各地果树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三十七位同志，共同讨论内容提纲，经过反复修改，分组编写初稿，再集中讨论修改补充。有些技术问题或统计数字不能肯定时，作者还下乡实地访问果农或举行现场会议，进行核对与补充材料。初稿写出以后，印发全国各有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把不同意见集中起来以后，召开了一次包括有科学技术干部、教授、农民专家等在内的学术讨论会，充分展开辩论，经过几次反复审查，才统一定稿。
本书能够在比较短促的时间内完成，是贯彻党所提出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它表明了大搞群众运动可以加速完成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巨大工作量，可以加速科学思想和创造性研究成果的产生。
由于本书的编写审查和付印等工作，从开始到完成只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同时很多人分组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
在“果树的器官及其机能”一节中指出，“芽是多年生植物为适应不良环境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器官。”（四十七页）这个定义有片面性，所指的仅是落叶果树的冬芽或鳞芽而言，但不能包括夏芽裸芽或潜伏芽。植物学上一般认为芽是一个未发育完成的小枝，是植物形体发育过程的初步阶段。在同节中论果实和种子，复果类不应包括树莓在内，因为复果是由整个花序组成，但树莓或草莓的果实都来源于一个花而不是一个花序。树莓的果实是由分离雌芯发育而成的聚合果，列入浆果类较为妥当。同样理由，第十一图用树莓说明复果的构造也就不合适了（六十二页）。
在论“梨”的一章中，把分布在西北各地的几种梨统称为夏梨（三百九十九页），而在同段中又指出为杂种梨，分类系统有待考订。在梨的生物学特性一节，论开花期，只举广东为例，不能代表一般，因为开花期随各地气候而异，梨的主要分布区域在中国北部，广东已经是分布边缘，物候期的差异太大了（四百一十三页）。
在论“核桃”一章，在主要种类中把山核桃一并列入。山核桃是我国华东特产，长山核桃（本书一名薄壳山核桃）是近年自国外引种成功的干果之一，今后大有发展价值，最好分别叙述（六百九十页）。在其他方面，也还有个别的技术性的错误和可以商榷的地方。
“中国果树栽培学”一书，不论在科学内容或在表现形式方面都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我国果树园艺科学将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继续跃进，攀登世界园艺科学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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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德国学者著书揭露“人民资本主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近年来出版了许多揭露西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剥削实质的著作，法毕翁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人民资本主义’”一书，就是其中之一。这本书现在已经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
作者在本书中揭露了西德“人民资本主义”和它的主要内容——“人民股票”的实质。作者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制造“人民资本主义”的理论，目的在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抹煞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并力图用所谓更好的和更吸引人的思想来“代替”社会主义思想。“人民资本主义”理论，来自现代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
作者认为，“人民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现象，而且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最积极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的基础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性。作者指出，西德垄断资本家为了取得更多的利润，力图扩大资本主义积累的范围，力图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人民资本主义”制度，恰恰能够保证他们获得更多的补充资金。在这种制度下，西德垄断资本家大量推销小额股票。他们强迫工人和小职员接受这样一种工资制度，使工人和小职员不得不用一部分工资来购买股票，为西德垄断资本家提供巨额的补充资金。作者指出，这种小额股票是资本家“分割”工资的特殊形式之一。“人民股票”的持有者——工人、小职员等，由于彼此分散隔离，实际上对股份公司的事务不发生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