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25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列宁关于和平与战争的理论
胡锡奎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和平与战争问题就始终是人们政治生活当中的重大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彻底消灭资本帝国主义以前,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出现是经常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列宁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分析了战争产生的根源及其性质,确定了战争、和平与革命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和平与战争应抱的态度,揭穿了帝国主义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骗人伎俩,批判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反动谬论,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的理论,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
帝国主义制度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和平与战争问题仍是当前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当前重大的政治任务。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学习列宁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的理论,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坚决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支持正义的战争
列宁教导我们,对待任何问题或事物,都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对待和平与战争问题,也必须是这样。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摆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前的严重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这次战争。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们的立场时指出,要正确决定对待战争的态度,必须首先认清战争的产生原因及其性质。战争并不是人类社会固有的现象,它是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划分为对抗的阶级而产生的。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没有阶级和国家,没有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因而也就没有战争;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各种对抗性矛盾的结果,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各种固有矛盾更达到极点,因此,必然要引起各种不同类型的战争,即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
列宁不仅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必然性,而且还预计到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几个国家胜利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必然会采取各种办法来消灭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有可能发生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由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所引起的保卫苏维埃祖国的战争,就是这类战争的第一个最显著的实例。
由此可见,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制度就是战争的根源。并且,不仅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争夺市场必然要引起它们之间的战争,就是民族独立战争、国内革命战争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也都是由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对国内和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掠夺和压迫而引起的。还在1905年的时候,列宁就说过:“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列宁全集第8卷,第531页),各种战争的历史都无可辩驳的证明了这一真理。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必然要发生各种不同类型的战争。但是,战争与战争在性质上是不相同的,还必须进一步地加以分析。列宁分析了和论证了战争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即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列宁指出,任何战争都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因此,要了解战争的性质,必须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中研究进行战争的阶级在战前所实行的全部政策,要看战争是由那一个阶级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要看这一战争所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政策。根据这一观点来考察上述各种类型的战争,便可看出:民族解放战争是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政策的继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革命战争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继续,是无产阶级革命政策的继续。这些战争是由革命的、进步的阶级进行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因此,它们都是正义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是垄断资产阶级掠夺殖民地、压迫其他民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的继续,这一战争是由反动的阶级进行的,它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它是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正因为战争具有不同性质,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必须坚决地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不能结束战争,取得真正的和平。因此,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联系起来。
早在1907年8月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七次大会上,列宁就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消灭帝国主义。因此,不应当“以和平代替战争,而应当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应当“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13卷,第6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与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叛变行为相反,列宁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从准备、宣传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制定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策略路线。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坚决地贯彻和执行了这条革命路线,并在自己队伍内部粉碎了反对这条革命路线的机会主义,因此,才在俄国突破了当时帝国主义战线最薄弱的一环,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列宁认为,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是除了具备革命形势以外,还必须具备革命的主观条件。因此,列宁说:当革命形势具备时,“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最基本的任务:即必须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解释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进而采取革命行动,建立适应革命形势的组织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3页)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教育和组织群众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就不能结束战争,取得真正的和平。但是,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对群众中的和平要求漠不关心。列宁指出,群众中自发的渴望和平的情绪,往往是他们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抗议、愤慨和认识的开端。这种情绪表明,他们已经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开始感到和统治阶级的对立了;但是他们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他们和统治阶级的对立,他们还没有明确的革命意识。因此,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十分重视这些群众渴望和平的情绪,应当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启发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取得和平,引导他们走到自觉革命的道路上来。
为了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把人民群众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联系起来,列宁对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社会和平主义者的“和平”言论,作了无情的揭露。
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祸首。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为了一定的目的,帝国主义也是讲“和平”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准备期间,帝国主义就提出过“为了和平”的口号,把扩军备战的凶恶意图巧装打扮起来。列宁在揭穿帝国主义这种骗人的把戏时指出:“别相信空话,最好是看看对谁有利!”“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现在正在军备上进行疯狂的障碍赛跑。在成千种报纸上,从成千个讲坛上,用成千种调子高喊着、叫嚣着爱国主义、文化、祖国、和平、进步等等。——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要为各种杀人武器、大炮、‘无畏舰’(最新型战舰)等等再行支出上千万上万万卢布寻找理由。”(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大战爆发以后,当交战国双方的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声嘶力竭地叫嚷战争的时候,有些百万富翁却装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一再表示希望“和平”。列宁揭露了这些资产阶级慈善家的真面目,指出他们宣传和平,是害怕战争延续下去会引起革命,因此希望加速和平的到来,以窒息群众方兴未艾的革命情绪。大战进行了两年半以后,交战国双方政府唱出了“爱好和平”的高调,提出了缔结“民主和约”的主张,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向各交战国发出了进行调停的建议书。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这种和平主张,丝毫不是出于什么“爱好和平”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而是由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引起的。他说:“战争是平时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时政策的继续”,“至于目前的和平,在资产阶级政府尚未被革命推翻的情况下,就只能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帝国主义和平。”(列宁全集第23卷,第194页)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和平是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不管帝国主义怎样高谈和平,都丝毫不会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政策的本质。所以,当时列宁曾经指出:“任何真诚的社会主义政策和任何真实的无产阶级政策(更不用说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了)的显而易见的任务,首先而且主要是彻底地、经常地、勇敢地、毫无保留地揭穿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民主的虚伪性。”(列宁全集第23卷,第211页)
在帝国主义战争已经造成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有利形势下,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革命,除了用暴力镇压和编造一套“和平”词句欺骗群众以外,不惜从垄断高额利润中掏出很小一部分来收买工人贵族,利用他们从内部来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就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被帝国主义用残羹剩饭收买过去的奴才。列宁说:“这两类奴才或者说这两种色彩的奴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都是需要的,他们既需要普列汉诺夫之流用‘打倒侵略者’的口号来煽动群众继续进行屠杀,也需要考茨基之流用歌颂和平的靡靡之音来安慰怨气冲天的群众。(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3页)
考茨基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把它说成是财政资本所“爱好”的一种政策,它可以被另外一种新的政策所代替。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他认为财政资本放弃兼并,就可以取得民主和平,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以实行国际联合的财政资本共同剥削全世界来代替各国财政资本的相互斗争”,就可以达到“持久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阶段。于是,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的纲领在于宣传“和平”,在于争取和平的斗争,而不在于准备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考茨基劝说资本家“最好不用帝国主义的暴力办法,而用和平民主的办法”来实现“扩展资本的意向”;认为在争取和平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列宁彻底粉碎了考茨基的这种反动谬论,他指出: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帝国主义时代,政治上的垄断是和经济上的垄断分不开的。在世界已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财政寡头必然要拼命地争夺殖民地,采取独占的殖民政策,以保证自己能独占投资场所、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所以,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实行兼并,夺取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而不是什么财政资本所“爱好”的一种政策。第二、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帝国主义之间结成分割世界的联盟,是以参与分赃者的一般经济、财政、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的,而帝国主义实力的变化是各不相同的。因为财政资本的统治,不是削弱而是加剧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既然实力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在帝国主义制度下,除了用武力解决矛盾外,别无其他出路。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超帝国主义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同盟准备着战争,同时也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这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帝国主义联系、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不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9页)第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必须把争取和平的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只有彻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希望的持久和平。离开社会主义革命来空谈一般和平,实质上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和平,这种和平当然是帝国主义也都赞成的。用帝国主义的和平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和平,这在理论上就是欺诈,在政治实践上就是宣传改良主义,回避社会主义革命。第四、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存在着利益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讲和平,是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是用和平词句来麻痹无产阶级,保全资本主义制度,以便永无止境地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是真正爱好和平的,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不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帝国主义,消灭私有制度,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持久和平。因此,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和平问题上的一致性,而不教育无产阶级去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放弃阶级斗争。第五、考茨基劝导资本家“最好不用帝国主义的暴力办法,而用和平民主的办法”来实现“扩展资本的意向”,这表明考茨基已堕落成一个替资产阶级充当帮凶的牧师。
总之,考茨基的反动理论,掩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工人群众中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幻想,诱骗无产阶级脱离革命。考茨基的这种社会和平主义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即幻想不打破资本的枷锁而获得永久的和平。列宁说:“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动,那就是惧怕战争,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全集第21卷,第170页)
列宁不仅批判了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和平主义观点,而且还批判了当时某些国家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谬论。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有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党纲中用“废除武装”的口号来反对一切战争。列宁指出,这种主张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必然产生各种不同类型的战争,而这些战争具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不同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支持正义的战争,所以“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想成为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列宁全集第23卷,第73页)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废除武装,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才能废除武装。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严重、最基本的事实。面对着这样的事实,提出废除武装的口号,并把它写在党纲上,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反对使用武器,使自己在武装到牙齿的阶级敌人面前处于束手无策的地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党纲中提出“废除武装”,就是主张“进行一种赤手空拳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列宁全集第23卷,第98页)是“社会”神甫和机会主义者所幻想的“和平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76页)。
在资产阶级一贯用武装镇压革命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以武力对付武力。无产阶级并不是天性好战,而是被迫拿起武器的,它只有举起革命的旗帜,才能使自己摆脱奴隶的地位。“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页)
列宁指出,“废除武装”的口号,是小资产阶级惧怕战争、逃避战争和幻想离开伟大的历史搏斗的绝望情绪的表现,是一种从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并能影响一定社会阶层的思想。列宁说:“小资产阶级希望远远离开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搏斗,利用自己比较独占的地位来维持消极守旧的状态”(列宁全集第23卷,第83页)这是废除武装、反对一切战争思想得以传播的客观社会环境。
马克思主义者是战争消灭论者,但是要消灭战争不能走社会和平主义者所规划的道路,只有用革命战争才能消灭反革命战争。“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不可能发生”(列宁全集第23卷,第75页),人类的永久和平才会到来。
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执行争取和平、反对侵略的外交政策
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在俄国突破了帝国主义的阵线,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对国际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它开辟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国际资产阶级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因而极端仇视十月革命,力图消灭世界上第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镇压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此,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少数帝国主义民族集团反对苏维埃运动,反对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0页)以及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为支援和保卫苏维埃俄国的斗争,就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深刻分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和平与战争问题的理论和策略,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理论原理,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主张和平、反对侵略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它不可能执行侵略和压迫的政策。他说:“一个没有任何武装的最小的民族,不管它多么弱小,都绝对可以而且应当放心:我们对它除了和平的愿望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打算”(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2页)。同时,对无产阶级来说,夺取政权以后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进行各种建设事业。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极为重要的条件,而争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努力进行国内建设,就能够迅速巩固和加强这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再者,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不怕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竞赛,并确信在和平竞赛中将愈益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不可战胜。
还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苏维埃国家就展开了争取和平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文件,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天所通过的由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在“和平法令”中,谴责了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民族的侵略行为,指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对人类的滔天罪行”(列宁全集第26卷,第228页);宣布废除旧俄时代为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的,为大俄罗斯人保持和扩大兼并的领土的侵略条约;号召各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政府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实际上进行侵略的欺骗行为作斗争。“和平法令”中指出,俄国工农在推翻沙皇君主制以后所最明确最坚决要求的和平,就是必须立即实现的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归并别的民族)、不赔偿的和平。此后,苏维埃政府又向一切交战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建议。英法两国竟拒绝进行和平谈判。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苏维埃俄国为了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为了建立一支能卫国抗敌的军队,迫不得已,于1918年初与德国签订了“带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争得了一个“暂息时机”。
但是,正如列宁所强调指出的,暂息时机随时都可能结束。他说:“所以在最近的任何时间,甚至在几天之内,都会发生反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反对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6页)因此,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用最坚决的办法来提高工农的纪律性,组织红军,实行全民军训,准备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事实证明了列宁的预见,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不久,美英法德日等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未经宣战就对苏维埃俄国实行武装干涉,结束了这一暂息时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卫国战争。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失败,帝国主义国家才不得不被迫与社会主义国家订立通商条约。列宁说:“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4页)和平是通过艰苦的斗争而取得的。
同时,列宁还强调指出,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国际阶级斗争的终结,而是在新的形势下,以和平共处为形式的阶级斗争代替了以公开武装冲突为形式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更为复杂,更加深化了。国际帝国主义虽然被迫接受了和平共处,但是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目的是不可能改变的。帝国主义的平时政策不过是它的“战时政策的继续”。国际帝国主义为了推行它的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政策,采取了诸如思想腐蚀、内部颠复、挑拨离间、制造叛乱等等更为阴险毒辣的手段。在苏维埃国家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以后,帝国主义就指望用制造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办法来颠复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在西伯利亚、乌克兰以及唐波夫省都有白卫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所组织的反革命叛乱发生。1921年3月,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白卫分子又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在喀琅施塔得组织了反革命叛乱。列宁说:“包围着我们的敌人在不能实行武装干涉的时候,就指望叛乱了。喀琅施塔得事件表明了同国际资产阶级的联系。”此外,帝国主义还通过外交上的孤立和歧视、经济封锁、造谣污蔑、派遣特务间谍进行破坏等办法来对付苏维埃俄国。所有这一切,也都被苏维埃国家所粉碎。
苏维埃俄国在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阵地。苏维埃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觉醒,鼓舞了他们的斗争意志,坚定了他们的胜利信心,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国际帝国主义力图用一切方法来阻挡社会主义影响的传布。但正如列宁所说:“即使这些掌握世界最完善的技术的英法帝国主义老爷能够筑起这道包围我国的万里长城,布尔什维主义细菌也将穿过城墙,传染一切国家的工人。”(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3页)
经过与帝国主义的反复较量,苏维埃国家争得了一个和平相处的“间歇时期”。但是,由于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终必须解决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列宁说:“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共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资本家是会找借口来打仗的。”(列宁全集31卷,第416页)和平共处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稳定的、永久的。至于和平到底能维持多久,这并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因此,列宁经常提醒人们,在进行国内建设和采取各种促进国际和平的步骤的同时,必须极力从事军事准备,加强国防力量,保持高度的警惕。他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它正在选择有利的战略条件,研究进攻的方法,等待着时机。”(列宁全集第30卷,第445页)又说:“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的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这是资本主义不能容忍的,它们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重新挑起战争。”(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9页)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就不会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就随时都有遭受侵犯的可能。“谁要是忘记了这一点,谁就是忘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共和国。”(列宁全集第31卷,第471页)
事实完全证明了列宁的预见,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结束后,帝国主义无时不在准备发动新的反苏联的战争。从1925年到1927年,国际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行动,并准备发动新的武装干涉。1929年以后,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英、美帝国主义更企图用组织反苏战争的办法来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英、美帝国主义还支持和扶植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在欧洲和亚洲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企图使德国和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先锋;在这一时期苏联与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军事冲突也不断的发生:1929年,在国际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中国反动军阀的军队袭击苏联边境而爆发了武装冲突;1935—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建立反苏前进基地而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1936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哈桑湖地区侵犯苏联;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哈勒欣河地区与苏、蒙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1939—1940年芬兰在帝国主义策动下进攻苏联。
1941年6月,由于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苏联人民不得不暂时停止和平建设,而举起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同法西斯匪帮进行了英勇的胜利的战斗。英雄的苏联人民和无敌的红军,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经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考验,不仅保卫了社会主义的祖国,而且乘胜追击,与正在进行斗争的东欧各国人民协同动作,一举而解放了被法西斯蹂躏的一大片东欧地区;并接着出兵中国东北,支援中国人民,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不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欧洲、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体系,这就是日益强大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日益腐烂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形成尖锐的对立,从而根本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这是继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彻底揭露帝国主义假和平的阴谋
列宁关于和平与战争的理论的正确性,已一再为历史实践所证明。这个理论至今仍然是我们分析和对待和平与战争问题的指导原则。
目前世界的新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和平力量极其强大。因此,国际局势有了暂时的缓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和平的最坚决的捍卫者,始终不渝地执行着列宁关于和平对外政策的原则。依据列宁关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和平共处的指示,社会主义国家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作为自己的最神圣的职责。社会主义国家深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的经济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日益巩固和繁荣起来,而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必将日益加剧起来,它的矛盾也必将尖锐化起来。并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飞跃发展,还将不能不对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发生强烈的影响。从这个立场出发,社会主义国家积极主张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谈判和相互访问,争取用和平的方法而不是用战争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争取订立和平共处的协定或互不侵犯条约,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着,社会主义国家从来是忠实于列宁关于和平对外政策的原则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充分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对外政策相对立的。
列宁教导我们,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根源就不能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五年来帝国主义发动的局部性侵略战争一直没有间断的情况,充分证明了列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帝国主义其所以连绵不断地发动战争,而且目前还正在加紧地扩军备战,这并不出于某些个人的好恶,而是由垄断资本的本质所决定的。列宁说:“制造战争的并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国际的财政资本”(列宁全集第36卷451页)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帝国主义势力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但是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垄断资本的本质,追求垄断高额利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而保证这种利润率乃是垄断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夺取世界霸权是获得垄断高额利润的根本保证。战争在垄断资本集团看来是获取垄断高额利润的最好“生意”,是夺取世界霸权的主要手段。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国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变化,使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即既包括政治的,也包括经济的全面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严重的阶段。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存在过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但没有这种稳定的时期,而是危机接连不断的发生发展和深入。最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日益强大的压倒的优势,这对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也普遍高涨。所有这一切,更加速了帝国主义的没落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就更加力图把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当作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从而造成了战后国际紧张局势不断产生的根源,形成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身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各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是必须认识,和平不能坐待,和平不能乞求,必须经过严重的斗争才能获得。列宁在他对国际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中曾着重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这个斗争是困难的。谁以为和平可以轻易获致,谁以为只要一提和平,资产阶级就会用盘子把和平给我们端过来,谁就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列宁全集第26卷第323页)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是根据列宁这一原则,与帝国主义战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帝国主义在朝鲜、印度支那、苏伊士运河、黎巴嫩、约旦以及其他亚洲和南美地区,发动侵略性的战争和挑衅,只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反对,各该地区人民起而进行民族自卫的战争,坚决的反抗,才给予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以严重的打击。无数次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头上的时候,只有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用民族独立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才能摆脱人们遭受帝国主义的摧残,才能取得人们所希望的和平。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力量、民族独立力量、和平民主力量汇合成了一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洪流,正是由于当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人们坚决地举起了正义战争的旗帜,才打乱了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时间表,才使得帝国主义不敢轻易地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东风进一步压倒西风的形势下,由于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一再遭到挫败。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日益陷于孤立、经济上越来越困难、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被迫作出一些“和平”的表示,口头上高唱“和平”。列宁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战争是平时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时政策的继续。和平,对于帝国主义者说来,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隙,他们利用这种间隙,积极进行扩军备战以便发动下一次战争。事实正是如此,美帝国主义一方面作出一些“和平”的表示,口头上高唱“和平”,但同时仍在积极扩军备战,加强侵略性的军事集团,扩大军事基地(美国在外国已经建立了二百五十多个军事基地,导弹基地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在加紧地建立),加紧复活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连续不断地进行军事演习和各种类型导弹的试验,或以直接军事行动威胁别的国家。所以人们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绝非出于真诚的和平意愿,而是在投和平之机,即假“和平”、“安全”之名,行准备侵略战争之实,以便争取时间,挽回军事颓势。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在标榜和平的条件下,利用渗透、腐蚀、颠复、挑拨离间等阴谋手段,破坏和平力量的团结,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梦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所谓“和平演变”、“内部崩溃”,使资本主义复辟。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和奴役全世界人民的根本目的并未改变,只不过多了一个花招,即用“和平战略”作为“战争战略”的补充手段。
帝国主义这种假和平、真备战的两面手法,现在已越来越被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看透,并受到广泛的指责。但是,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却竭力为此辩护。他们把艾森豪威尔捧为“和平使者”,颂扬他的拉丁美洲之行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只能说明他们是粉饰帝国主义,掩盖帝国主义和世界人民的矛盾,麻痹世界人民,削弱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
南斯拉夫统治集团为了给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完全抛弃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的原理,硬说两种敌对的军事集团的存在,是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铁托在他1957年为美国外交季刊写的“关于当前的几个国际问题”一文中,更说什么“斯大林的侵略政策引起了西方的怀疑以致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联盟”,“斯大林的错误外交政策”是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很清楚,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恶毒地诽谤和攻击苏联,为帝国主义效劳。
南斯拉夫统治集团用所谓“积极共处”的反动谬论来代替列宁的和平共处的原理,说什么现在世界的问题已经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只是“积极共处”的问题了,说“积极共处”是“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唯一的基础”。这是抹煞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和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原则的区别,否认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南斯拉夫统治集团篡改了列宁不能无条件赞成一切和平,也不能无条件反对一切战争的原理,竭力宣扬修正主义的和平主义观点。例如铁托在1958年的新年文告中,胡说什么“必须抛弃使用暴力和战争的思想”。铁托用这种伪善的和平词句劝诱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放弃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远保持下去。就在不久以前,当法帝国主义企图改用“和平”圈套来绞杀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时候,南斯拉夫的代表赶忙出来主张谈判停火,说什么“战争一直拖延下去给阿尔及利亚人民带来苦难”,这种说法就是维护法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阻止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
南斯拉夫统治集团到处散布原子战争的恐怖情绪。例如铁托在1958年的新年文告中,说什么原子时代,战争有“毁灭人类”、“使世界变成废墟”的危险,用这种词句来为美帝国主义的原子战争恐吓政策帮腔。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坚决反对战争的。美帝国主义如果硬要挑起战争,我们也绝不害怕。核武器战争决不可能把全人类彻底毁灭,也决不可能把全世界变成废墟。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冒险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有可能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地球上消灭掉,赢得世界永久的和平。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用谈判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和平倡议。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热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从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我们衷心地为目前国际局势出现了某些和缓的趋势而感到高兴。但是,也应该看到,帝国主义仍然在“和平”幌子的掩盖下积极地准备战争,因此,对帝国主义这种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帝国主义特别是它的头子美帝国主义仍然是世界和平人民的死敌,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是美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仍然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必须继续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团结。只有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我们事业的胜利才有可靠的保障。
为世界的永久和平而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任务,人类终久也必然要达到世界永久和平的时代。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坚持列宁关于和平与战争的原则,高举和平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高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朝着我们伟大的目标胜利前进!(附图片)
一九二一年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戈里基村农民中间(油画)
守索和夫作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