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
专栏：
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 以大协作的精神 争取在短期内登上世界科学的高峰
竺可桢、钱崇澍、钱学森、贝时璋、赵忠尧 童第周、刘崇乐、朱 洗、张 玺、张文裕郭永怀、董聿茂、王季午、陆士嘉、顾功叙代表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预算的报告和谭震林副总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并表示坚决拥护。三位副总理报告的内容是国家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农业规划的全面说明，是富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政治报告，报告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和指导原则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的运用，因此更值得我们深入地学习和认真贯彻。
我们是几个中年以上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自反右整风运动以来，经历了我国建设事业全面大跃进的伟大胜利，见到了科学战线上的飞速发展和巨大成就。我们从内心感到非常振奋和万分高兴。有无数的事实，证明群众路线在科学工作中的无比威力，显示出科学也能以大跃进的方式在我国成长起来。同时更深刻体会到由于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群众运动，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的科学才能出现今日的大好形势，也唯有党的领导才能使我国科学事业更加发扬光大。
有许多工作，过去认为在我国的条件下，是三五年以后才能考虑进行的，但是经过群众的钻研，尤其是很多青年工作人员的努力，一年或者几个月内就成功了，而且达到较高的水平。最近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地质室的一群青年研究人员，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鼓足干劲，从研究分析全国自解放以来许多石油勘探地区的大量地质勘探资料中，经过一段时期的集体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陆相岩层中（不是在海洋而是在大陆上湖泊的环境下沉积的岩层）也可以形成石油的地质理论，对于指导今后石油勘探工作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而这正是长期以来地质学家们没有很好解决的理论问题。类似的事例在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工业部门和各级学校中已经出现不少。此外，在新技术科学配备方面，则自大跃进以来通过群众运动，从无到有，进展很快，成果更多。其中有如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半导体、精密光学仪器等等，工厂企业方面的新技术，则更有大量的发展，很多项目的做成，在过去来说是不可设想的，但是，经过群众的努力，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做成了。
在事实面前，我们完全认清了这种可喜的科学形势。我们以无限舒畅的心情和全国科学工作者一起来迎接六十年代我国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全心全意接受国家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的科学研究任务。我们特别要抓紧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
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我们除了衷心拥护这一重要方针外，还要具体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全国人民一道，负起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的责任。
在过去几年中，对于农业问题，科学工作者们虽曾做过不少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例如对提高农业生产的研究，围绕着农业“八字宪法”与广大农民一起，总结了他们的丰富经验和创造，其中有对不同地区的水稻、小麦、棉、油菜等作物的密植提出合理的幅度；合理深耕的深度范围；提供了各地因土种植施肥和土壤改良的资料和措施；解决了一些农作物病虫害方面的问题以及其他的不少农业技术问题。但是这些工作对我国农业生产大跃进来说还是远远落后于形势的要求，不仅工作还做得不够，针对一个或几个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展开得更少。
农业研究不仅涉及上述的植物学、土壤学、昆虫学等等，还联系到更大的学科范围。在农业技术改造的过程中，还有物理学，气象学，力学，化学，地质学，工程学，医学和一系列其他的科学问题。例如，关于农产品的储藏和合理施肥，有射线和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问题；播种收获时期的选择，危害天气的预告是农业气象学的问题；化学肥料矿物原料，地下水的寻找是地质学问题等等。很多这些问题已在进行研究中，但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进一步采取大协作的方式，扩大科学活动的范围，甚至创立农业科学的新学门。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为争取在最短期间内实现我国农业科学技术革命，持续跃进而奋斗。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是1956年党所提出的一个宏伟的规划，也是国家重要科学技术的研究任务。这个计划的实现，能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力量迅速壮大，水平迅速提高，对某些重要和急需的任务项目，十二年内要求接近或赶上国际水平，这样就能使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逐步获得解决，并打下我国科学技术的牢固基础。所以这项规划的提早实现，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现在我国工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展开波澜壮阔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党在这一时期提出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实现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的号召，是非常振奋人心的。经过两年来的科学大跃进，基础已经建立起来，这是提前完成科学规划的重要条件，因此党的这一号召也是很及时的。我们都将以最大的努力与群众一起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加速再加速跃进再跃进的精神来保证达到这个目的。攀登上科学的高峰。
各位代表！今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年，科学技术将在这一年代里，大放异彩。在这一年代里社会主义国家将是领导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主角，我们国家在这一年代里也将摆脱科学技术的落后状态，以一个最先进的具有高度文化科学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面貌出现于世界，我们以无限兴奋的心情在党的领导下与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而共同奋斗。李富春副总理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因此只要我们认真地持久地学习，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彻底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第9版()
专栏：
经济科学研究工作要赶上时代
王亚南代表的发言诸位代表：
请允许我就大力开展经济科学研究工作，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提供一点意见。
在去年本会第一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中，我曾倡议工农大众、工农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三个论点：
一、在1958年文化教育革命运动中，破除科学迷信，破除专家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分别出现了工农大众学哲学，学政治经济学的新现象。经验证明：他们不仅能够学，而且他们的工作思想条件，还比较容易学得好。
二、工农大众、工农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他们对于认识，贯彻、执行党在经济工作、经济生活方面的方针政策，就更有了自觉自动的思想基础。
三、群众和一般干部都学起政治经济学来了，那对于已经站在实际经济工作岗位上，特别是对于那些站在经济理论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就会成为一个向他们提出更多更高要求的压力或推动力。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大原则，在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上，是完全适用的。
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如果贯彻了大搞群众运动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定会大大提高经济理论水平，大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我去年是这么讲，现在还要强调这个看法，并用这个看法，来粗略地考察衡量我们经济学界这一年来的发展动态。
各方面都在突飞猛进，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要跟上形势
一年来，我们经济学界究竟表现了怎样的发展动态呢？那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方面是近年来的社会经济变动很大，发展很快，有关各方面都在突飞猛进，单根据思想一般总难免落后于现实的说法，经济理论研究已经跟不上形势；加上我们研究工作者思想解放不够，旧的传统、新的权威。在在都成为阻挠我们前进的障碍。比如说罢，去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以各种形式展开了经济理论的讨论，主要讨论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计件工资等问题；那种讨论，贯彻了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抒发己见，讨论的情绪是热烈的，但讨论的成果，却表现了某些片面性；没有充分认识到，一切基于资产阶级平等法权的商品货币关系，价值关系，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有一定的必要性，可是，不但性质变了，作用变了，连可能作用的范围，也在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成长，共产主义萌芽因素的增加和广大劳动人民觉悟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在缩小改变。最后，还必然要归于消灭。可是事实尽管如此，在我们研究者中间，愈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人，或者愈是觉得维持并巩固资产阶级平等法权对自己有利的人，就有意无意地用资本主义的章法，来处理我们社会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计件工资问题，过分夸大价值规律的作用，过分扩大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甚至有人还把价值规律永恒化了；仿佛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物质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基本上是由于正确运用了价值规律，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实行计件工资制度，使劳动者从个人物质利益关心自己劳动成果的结果。事实果真是这样么？在大搞群众革新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千千万万的技术革新者，千千万万的生产积极分子，甚至为完成各种生产基建任务而参加劳动的广大群众，究竟有多少人是为了多拿一点人民币才表现出那样忘我劳动精神和冲天干劲的呢？当然，我们胜利完成三大改造和整风反右斗争的时间还不很久，我们一般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还不够高，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所能提供的消费物资还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忽视价值规律作用和按劳分配原则，是不现实的，但问题在于：我们究是应该竭力强调这些规律原则，把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导向斤斤计较个人物质利益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面？抑是应当只是在一定的适当的范围内，运用这些规律原则，逐渐把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导向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方面？很显然地，如果说我们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是把后一种思想作为指导，并且已从人民的思想生活和劳动热情中证明了它的无比正确性，那么，我们有些经济理论工作者把前一思想作为指导所得出的结论，就不但脱离政治，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了。所以在去年上半年整顿巩固人民公社过程中，谈得天花乱坠，认为切合时宜的理论，一到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公布，全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兴起更大更高的跃进热潮，那些理论的现实性，立刻就发生了问题。我们许多理论工作者，立刻就感到困惑，失却了自信；在继续大跃进的形势前面，感到自己的落后了。虽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经济学界在各地区，各方面，在青老研究工作者间，在经济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间，有了极其不同的表现，但整个说来，经济理论落后于形势的局面，在过去一年中，显然是没有扭转过来的。
经济学界的新生力量正在不断形成和成长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经济学界反对旧传统、打破新权威，改变原来那个理论落后于形势的局面的新因素、新条件，特别是新生力量，在不断形成和成长。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全国各个方面各个战线上的工作都在相互推动、相互督促，分途作着新的转变和跃进。经济学界也当然不能例外。事实上，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特别为经济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和要求，就更使得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乃至实际经济工作者，都不能不跃然奋起，以期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去年在全国各地分别开展的经济理论研究讨论工作，虽然如我们前面所讲的，还大大地落后于形势，还在某些方面表现了片面性，但比起过去来，却有很大的跃进，单是在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中，不仅青年工作者与老年工作者、经济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经济工作者，欢然团聚一堂，毫无拘束地交换意见，显得盛况空前；并且在大家提出的将近一百万言的专题报告和论文中，有不少优秀的理论成品，竟是出自那些搞实际经济工作的同志之手；同时，不少有价值的调查研究报告，又居然是由经济研究机关和教学单位集体调查研究出来。当然，这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党的文化教育革命精神在经济理论工作上的初步表现。正是由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倾向在逐渐形成，新的经济理论队伍在迅速成长，所以，去年上半年在经济研究中表现的某些片面的保守的倾向，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下，又很快扭转过来，继续向前跃进了。但讲到这里，似乎有必要指出这一个事实，从1958年上半年展开教育革命运动，同年下半年展开文化技术革新运动，到1959年，只不过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在这短暂的时期内，不论是高等学校的师生，是机关干部，还是研究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分别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参加了生产劳动，联系了实际，接近了群众，培养了集体协作精神，这些都无异为今后的健康的经济理论工作打下了物质的思想的基础。事实上，在1959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各地的经济教学研究单位，不仅在分途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并还分别发挥群众集体力量，在毛泽东经济思想，在党的经济政策，在中外国民经济史，在三大改造史，在政治经济学读本，在各种经济理论专题的研究和编写方面，乃至在对庸俗资产阶级学说和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批判方面，作出了很多成绩。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很大的跃进。
从上面这两个方面来加以比较考察，就知道，我们的经济理论工作，尽管还大大落后于形势，但我们经济学界已经在从各方面加紧努力来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已经体会到，要大力开展经济理论工作，必须进一步彻底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分工协作。
要大力开展经济理论工作，
必须进一步彻底解放思想
为什么说，要大力开展经济理论工作，必须进一步彻底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呢？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继续大跃进时期，经济上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不但异常繁多、复杂，而且极其紧迫，如果像过去一样，让少数专业研究工作者去承担或包办这个工作，那是怎么也行不通的，我们近年来发动群众搞经济调查研究工作的效果，已经非常明显，但由于大家对科学的迷信，对专家的迷信，还破除得不够彻底，对于发动群众大搞经济科学研究工作，还在受着旧传统，新权威的思想束缚，没有全面展开。事实上，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不把群众大大发动起来，作出了成绩，又不可能完全破除迷信。所以在经济科学研究上，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仍是我们当前的一项最迫切的任务。
要大力开展经济理论工作，
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
为什么说，要大力开展经济理论工作，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呢？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全面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总结中国革命建设经验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哲学基础是高度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而它的实践论的最基本出发点又是生产实践，是生产劳动实践。一切社会经济活动是把生产劳动实践作为它的基础。要经济理论不脱离实际，能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能对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它首先就必须在生产劳动实践方面扎下根子。只有在生产劳动实践中，我们才能看清广大劳动人民和自然作斗争的真实情况；也只有在生产劳动实践中，我们才能看清劳动人们相互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态度。我们研究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也好，研究按劳分配、计件工资问题也好，没有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受过洗礼，作过锻炼，和劳动群众建立起一定的交情，就要使我们的理论缺乏现实的基础，不但脱离实际，也脱离群众。这就是我们去年上半年在经济理论讨论会中表现了某些片面性和保守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教育革命的社会意义，是要根本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而其科学意义，则是要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病根。教育革命将近施行两年的结果，已在各方面证示了它的无比正确性，在经济科学研究方面，也由研究工作者，教师与学生分别参加两参一改工作，进行边劳动、边调查研究作业，而获得了极大成绩。大家不但因此改造了学习，也改造了思想。不但因此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也认识了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开展经济研究工作的一个伟大动力。
要大力开展经济理论工作，
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工协作
为什么说，要大力开展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分工协作呢？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也变得非常迫切而重要了。现在全国各地区乃至有关的业务部门，已在分途展开经济调查研究工作，这无疑是一个好现象。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中央与各地区间，各地区相互间，各有关业务部门间，是有非常密切联系的。国民经济需要在一定计划下作着高速度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调查研究，也必须在一定的规划下，加以全面的领导、督促和安排，把各方面可能调度的人力和物力使用在最必要最重要的工作上；就已有的教学和研究的据点，分别部署经常性的调查研究基地，分别建立起分工协作的联系。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近两年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联合调查、分区集中讨论，定期交流经验，经常交换调查研究资料等等，但根据各方面不时表现的有关工作的分散、重复、自发自流情况，似乎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我还感到，要大力展开经济科学研究工作，对于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特别是对于各种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们经济研究工作者，必须以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的高度负责态度，在研究讨论中，根据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充分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如果说我们经济论坛上近年已经表现了一些批评气氛，而自我批评的风气，却还有待于形成。
这是我关于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方面的一些不成熟看法，提请代表们指教。
第9版()
专栏：
争取“辞海”的高度水平
舒新城代表的发言主席团、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现在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农民以冲天干劲，废寝忘餐，热烈紧张地展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我的内心非常激动。这次会议，我相信仍将是持续大跃进的会议。我因病不能亲自出席这次会议，只能以书面发言来汇报我们进行“辞海”修订工作的情况，请各位代表、各位委员不吝指教。
1957年秋，奉毛主席命修订“辞海”。当时曾设想：旧“辞海”经过十年的编写时间才出版；修订“辞海”应该不要这么长的时间。但考虑到旧“辞海”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的产物，出版于二十年前，不论在立场观点和科学内容各方面，都要作根本性的修改和补充；同时又考虑到，修订后的“辞海”是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出版的，一定要有更高的质量。因此，曾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百位干部、百万元经费和五年时间”的计划。这个原始想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后来又得到领导上的指示：“依靠领导，组织各学术研究单位的力量和编辑部三结合的编辑方法”，“按照学科的大体分类，分别由上海各高等学校、学术团体及有关单位，分工负责包干”。这时我们才认识到，修订“辞海”和其他工作一样，必须走群众路线。我们于1957年9月后进行筹备，1958年5月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59年又组织“辞海编辑委员会”，于6月间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修订的方针和具体工作计划，预定在1962年出版。接着就开始组稿，至庆祝建国十周年前后，除个别门类外，组稿工作基本完成，各编写单位开始进入编写初稿阶段。
修订“辞海”，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关怀与直接领导下，取得有关单位的协作，工作进展是顺利的。到目前为止，“辞海”的编写单位已有九十个，（如以大学的“系”作为单位，则有一百四十二个；这些单位绝大部分在上海，个别在北京、南京、合肥、杭州、厦门等地。）参加编写的人数，据初步统计，约在二千六百人以上（其中包括大学生约七百人）词目初步确定为九万条，总字数约计一千二百万字。在党的领导下，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和有关业务部门都热烈支持和大力协作，把修订“辞海”列入工作规划，作为科学研究任务之一。目前，在上海学术界可说是“满城争说编辞海”。因此，“辞海”有可能从原定1962年出版提前在1961年出版。在这里，我们对参加编写“辞海”的单位和全体同志的大力协作，致以衷心的感谢。希望各位代表、各位委员及全国学术界、广大读者，给我们支持和协作。
“辞海”的修订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 必须多快好省。要做到这点，其中心环节在于狠抓质量。这是因为：第一，新的“辞海”，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大型的辞书。经过修订，其质量应具有高度水平，并真正起到为一般读者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工具书作用。第二，只有及早狠抓质量，才能多快好省。“辞海”的编写单位，都有自己的教学任务、科学研究任务或行政任务，如果不是一开始就重视抓质量，那么以后的重复劳动就多，与本单位原有任务的矛盾就越大，质量也越没有保证，提前出版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越是及早狠抓质量，便越能做到多快好省。第三，必须多快好省，还由于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要求文化教育大普及、大发展、大提高，广大群众迫切盼望一本适用的辞书能早日出版。
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正在千方百计为争取“辞海”的高度水平进行一系列工作。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编写单位的大力协作下，坚决地、认真地贯彻群众路线。“辞海”包括语词约三万条和百科词汇约六万条，知识面很广泛，古今中外，包罗万象，如果不是各方面的“全面协作，包干负责”，这个任务是很难完成的。我们要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即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在具体工作中，我们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第一，狠狠地抓初稿质量。这是保证质量、提高质量的首要环节。
（一）不断地统一认识。采用群众路线的办法编纂辞书，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们还缺乏经验，必须在实践中边学习，边提高，即在实际编写过程中不断地钻研、明确质量标准，不断地统一认识，不断地提高质量。我们主要任务之一，是不断总结各编写单位的经验，帮助发现问题，共同研究，使得在实际编写过程中不断提高质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编印了“辞海编辑情况”，在编写单位内发行，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质量，交流提高质量的经验；此外，我们还经常通过学科编委小组会以及分别和编写单位讨论提高质量问题，反复求得统一认识。
（二）编印“‘辞海’试写稿”。这是经过全体编写单位的努力突击编写出来的。现在分送各位代表、各位委员，请予审查、指示。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修订“辞海”的一些原则、初步规定，但考虑还不够成熟，其中不少意见还没有一致；另一部分为释文内容，有试写稿（是主要部分），写稿研究（用原草稿和修改稿对照并加说明），释文讨论（学术上有争论的以及写法上有分歧意见的问题的讨论）。编印的目的，一是企图通过它作为初步的质量标准，暂时用来供编写初稿的参考；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于通过它广泛征求意见，请求上级、专家、读者以及各位代表、各位委员批评指教，以期集思广益，使修订后的新“辞海”具有高度水平。
（三）反复修改初稿的草稿。要提高初稿质量，必须经过反复钻研、反复讨论、反复修改。在“辞海”试写稿的基础上，在编委会的指导下，和编写单位一起，进一步反复讨论草稿，反复进行修改。预定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初稿。
第二，拟利用暑假，采取“三结合”的办法进行群众性全面审查。所谓“三结合”的群众性全面审查，即包括编写单位、专家（国内各门学科的专家、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和有关业务部门）、群众（大专院校师生、中学教师、有关业务部门和工厂企业、人民公社干部、当地机关、当事人以及掌握情况和资料的部门）三方面力量的审查。采取的办法，除将初稿分送全国各地有关方面广泛请求审查外，拟邀请上海部分大、中学教师，大学生，业务部门和工厂企业干部，以及编写人员，集中在一起，分成小组，集中力量，分门别类地对质量标准（先拟出初步意见）、词目及释文内容进行讨论、审查和修改。这样做，既可吸收专家的意见，又可吸收群众的意见，并从中了解不同读者对象对“辞海”的反映和要求，使修订后的“辞海”能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群众性的全面审查，既能发现初稿中重大缺陷和倾向性问题，也能对词目、释文提出具体意见，纠正错误。
第三，抓好修改初稿工作，年内完成二稿，并对二稿做好复审工作。初稿经过群众性审查，质量标准将会进一步明确。因此，我们准备在群众性全面审查基础上，在编委会指导下，再和编写人员一起，反复讨论，修改初稿，要求在年内完成二稿。可以设想，经大力修改后的二稿，质量将进一步得到保证，并使大部分稿件能肯定下来。明年2、3月间对二稿进行复审，那时，就可以把重点放在少数政治性、政策性更强，科学性更高，以及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的一些词目的释文上。通过复审，稿件质量将更提高一步。如果质量有保证，我们希望明年“七一”以前完成三稿（定稿），争取向党的四十周年献礼。
在这里，我附带向各位代表、各位委员报告一件事：我在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中曾建议成立专门机构，编辑中国百科全书。现在，我再次建议，是否可以在我们修订“辞海”完毕、摸索到一些经验之后，继续编辑一部五千万字，十卷本的小型百科全书。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采取群众路线，广泛发动学术界的力量，通盘协作，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工具书的。这一建议，如被采纳，希望全国学术界给我们大力支持和全力协作。
在工作中，我们曾走了一些弯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才逐步认识到要多快好省地修订“辞海”，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当我们认识到要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以后，我们的工作进展就很顺利，全体工作人员心情舒畅，而且信心百倍，都认为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这一个光荣任务。这里，想谈一谈我们在工作中的两点体会：
第一，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方法，也是出色地完成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我们从修订“辞海”工作中再一次证明这一个千锤百炼的真理。
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上面已经提到，我们曾经设想：“百位干部、百万元经费和五年时间”，这就是以“专家路线”为指导思想，关起门来修订“辞海”，是少慢差费的做法。党指出用“三结合”的编辑方法，纠正了我们的想法。起初，在我们提出“开门组稿”，把全部编写任务分配给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和少数业务部门以后，编辑干部中比较普遍的想法，是依靠自己加工修改；日常所议论的和计算的，是一天可以审查修改多少条，需要多少时间完成审查修改任务。至于如何提高质量，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很少考虑。（这里的教训是：认真地抓质量迟了一步，因而使所内干部产生苦闷，使编写单位发生了本来可以避免的重复劳动。）去年8、9月，全所同志学习了八中全会决议之后，意气风发，提出了以定稿向党的四十周年献礼的奋斗目标，各编写单位都积极响应，并组织力量，动手编写。但是，所内干部从来稿中发现有部分稿件质量不高，便产生了一种埋怨、叫苦情绪，部分干部甚至对用群众路线的编写方法抱有怀疑。针对这种情况，结合学习，我们向干部提出，不仅要依靠群众编写，还要发动群众审查。起初，不少干部在思想上有抵触，认为这样做自己就不能掌握命运，质量得不到保证。经过学习，同时又提出要狠抓质量，从来稿中研究质量问题；并开始出版“辞海编辑情况”，介绍经验，讨论质量，才初步有了认识，但由于在实际工作中质量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因而在大量的来稿中，质量还是不高，于是那种怀疑和不信任思想又抬起头来了，有既不信任编写单位、自己又无信心的情绪。我们便提出学习毛主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从来稿中研究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并挑选若干代表性词目，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从内容上研究质量问题（起先的做法是逐条提意见，又大多属于编写体例和压缩文字方面的），在“辞海编辑情况”上介绍和提出讨论。此外，编辑干部又亲自到编写单位和编写者一起讨论研究；并召开学科编委小组扩大会（吸收主要编写人员参加）进行讨论。经过这些工作，编写单位普遍反映帮助较大，逐渐明确“辞海”所要求的质量标准；而且也改变了编写方法，从少数人埋头写稿到发动师生一起讨论和修改。我们又要求所内干部进一步明确质量标准，去协助编写单位。特别通过这一次编印“‘辞海’试写稿”的工作，全体干部体会很深，认识到必须依靠群众，而且也只有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来修订“辞海”，才能多快好省。这个工作在市委的支持与领导下，发动面很广，工作也比较深入细致。这次试写稿，所有编写单位的党委都十分重视，不少单位的负责同志亲自动员，并作为头等重要的科学研究任务。一般都经过各单位反复讨论、修改，层层审查，最后定稿送我所汇总。经过汇辑，油印出来，经小规模的群众审查，又分头召开学科编委扩大小组会议研究，不少门类是经过逐条讨论的。好几门类几乎每条都提出修改意见，纠正了不少政治性的、科学性的和事实上的错误。而且经过讨论，进一步发现和明确了各门学科中有关质量的若干主要问题。又发还编写单位，经再度修改后才付印。在付印过程中，又再一次将校样分送编写单位校核、修改，如政法编委小组，还经过了一次集体修改。初步看来，问题是体例上还很不一致（这一点，以后是容易解决的），而在释文内容的质量上却有了很大的提高。当然，并不是试写稿的质量已经很高了，只是说，比起前一阶段来质量提高得多了。在事实上，即在校对过程中，就发现问题不少。为着赶上大会，来不及充分修改。好在这是试写稿，今后通过几次审查、修改，质量是可以逐步提高的。我在上面提到：“满城争说编辞海”，就是真实地反映了最近几个月来大搞群众运动修订“辞海”的实际情况。现在所内所外开始形成一种舆论：修订“辞海”必须大搞群众运动。
第二，提高“辞海”的质量，释文内容更须认真贯彻毛泽东思想。但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还要经过一个认真的钻研过程和艰巨的思想工作。
党指示：修订后的“辞海”，是一部以百科知识为主兼顾单字、语词的综合性的辞书。对百科、语词的编写内容必须正确，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并尽量阐明最新的科学成就；解释力求简明易懂，适合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使用。我们对这个指示，是逐步认识的。在编委会提出要贯彻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的原则以后，这在当时似乎是明确了；但工作一深入，接触到实际编写，又觉得不够明确了，如何把这个原则贯彻在编写的内容中呢？究竟怎样才算质量高呢？说来说去只是“三性”，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觉得缺少办法，接着，领导指示，编写“辞海”必须贯彻毛泽东思想。这样，质量标准才进一步明确了，开始认识到要有高度水平的质量，必须贯彻毛泽东思想。
贯彻毛泽东思想，是一件严肃的工作，也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科学研究任务。我们要对很多词目给以完整的、明确的、科学的解释，必须把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指示，进行全面的、认真的钻研、分析和概括工作，不能断章取义。不然的话，就会发生严重的政治性错误。现在看来，在这方面还要经过一个十分艰苦的钻研过程。以“和平改造”这一条为例，草稿（见试写稿）只说明把资本家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没有说明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就把“和平改造”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意义忽视了。这是与毛泽东思想相违背的。
从实际出发，系统地阐明我国民主革命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充分反映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充分反映最新的科学成就，又是贯彻毛泽东思想、保证“辞海”质量的根本问题，这就是高度的政治性，也是高度的科学性。经初步检查，有不少反映当前总路线、大跃进的重要词目，还没有吸收进来；对已经收进的词目的释文内容，也没有充分反映或根本没有反映最新成就，还存在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缺点。如写“反围盘”这一条，草稿只说明反围盘的技术内容，并未说明它是工人张明山的发明创造，以及当时促进生产的重大意义，认为它在技术上还有缺点，故避而不谈。写“小高炉”，也只是介绍技术上的问题，并未提出土洋并举对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的重大意义。在语词部分，对古汉语进行科学解释，必须正确掌握历史观点，既不能以现代人的思想、语言去代替古汉语原有的意思，又不好用古人的解释去叫现代人理解。应该既要有客观的态度，又要使现代人能正确理解古汉语的本来意思（我们叫“还它本来面目”）。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
总之，我们认识到只有贯彻毛泽东思想，才能使新“辞海”有高度水平的质量。当前，在贯彻中，尽管还存在着困难和问题；但我们坚信，只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现在我们信心百倍地在党的领导下，采用群众路线的编辑方法，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加强思想领导，加强多方面的协作，为争取“辞海”的高度水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