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版()
专栏：
从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飞跃到社会主义
雷春国（景颇）胡忠华（佧佤）魏崖景（佧佤）付一之（傈僳）李光华（拉祜）李开荣（瑶）代表裴阿欠（僳慄）胡玉堂（佧佤）高耀星（佧佤）委员的联合发言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谭震林副总理的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和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回顾十年来特别是两年来的伟大变化，瞻望光辉灿烂的前景，令人精神焕发，信心百倍。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少数民族约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具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形态，错综复杂，参差不齐，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在各民族中，居住在边沿山区的傈僳、景颇、佧佤、拉祜、崩龙、怒、瑶、苦聪等约七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或民族支系，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为迟缓，比其他民族落后了几个世纪。而这些民族的发展水平又各不相同。有的还处在极端原始落后的状态，不仅没有很明显的阶级分化，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而且不会搞农业生产，只靠采集和狩猎来维持生活，没有固定的居地，甚至不穿衣服，以树叶蔽体，其生产生活水平，和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我们远古祖先的情况好不了多少。除个别民族，因受外来的影响，信奉一神教外，一般信奉“万物皆有精灵”的多神教。不仅风、雨、雷、电，都是神秘可怕的怪物，生、老、病、死，都有神灵在主宰，而且奇山异水，古木顽石，都是精灵或鬼怪的化身，成了盲目膜拜和虔诚奉献的偶像。因此，只有彻底改变物质生活条件，从旧制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从而才有可能从大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但在旧时代，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的，历代封建王朝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迫使各族人民日益陷入极端贫困、落后和愚昧的状态。直到全国解放，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才真正给各少数民族从旧制度的奴役下和大自然的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创造繁荣幸福和进步文明的生活，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而且经过各族人民的努力奋斗，这种可能性已经或正在变为光辉的现实。正如苦聪族人民所歌唱的：“人人都说太阳很热火，它却照不透老林，照不到苦聪人；只有共产党毛主席的太阳，才透过万年老林，温暖了苦聪人的心。”这样，这些落后的少数民族人民都遵循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引的正确方向，挣脱了旧制度的枷锁，同先进民族一起，争先恐后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真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步伐跨过了一个以至几个历史发展阶段，迅速地向前发展，逐步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民族。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几年以来，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共云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定地朝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前进，不仅民族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善，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现象，代之以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关系；而且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1958年以来，由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大法宝的巨大鼓舞，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也是干劲冲天，奋勇前进。在从资本主义前的残存的原始社会制度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途程上跨出了一大步，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有条件的地方，还试办了人民公社，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巨大的变化。
下面，我们略举三个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民族的事例，看一下他们在直接过渡当中所发生的变化情况：
前面所提到的苦聪族，比起其他民族来，处于更为原始落后的状态。阶级分化不很明显。虽然已经懂得搞农业生产，但只会使用木锄、木棒，种的庄稼也仅限于包谷、地谷，还不会种稻谷，耕作方法非常粗放。一年收获，最多只能维持三个月的生活，因此，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为生。加上在解放前，受不住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逃到哀牢山的原始森林里，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身上披的是树叶，是兽皮，吃的是山茅野菜，住的是不能避风避雨的芭蕉叶搭成的棚子。在解放前的长时间里，人们很少知道苦聪人的存在，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下落，似乎他们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直到解放以后，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到了穷乡僻壤和深山老林，苦聪人才获得了新生。1953年红河自治州金平县委会特别组织了苦聪民族访问团，带着党和政府对苦聪人的深切关怀，带着他们所急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深入原始森林，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苦聪人，向他们耐心地讲解了祖国的划时代的变化，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帮助他们搬出深山老林，定居下来。建立了苦聪人的大寨。附近的傣族和哈尼族人民帮助他们盖了房子，傣族妇女给他们缝制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套新衣。党和政府除发给他们相当数量的生活用品外，还发了耕牛、籽种和大批农具，并派人帮助他们学会使用耕牛和农具，学会犁田插秧，学会分清稗子和杂草。以至学会理发、治病等等。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大力帮助，使苦聪人受到了深刻的感动和极大的鼓舞，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逐步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不仅会种稻谷，而且会种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有的还成了生产上的能手。1958年，在总路线的指引和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苦聪人也鼓足了革命干劲，投入了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们说：“比我们先进的民族都这样积极苦干，我们再不赶上去就更要落后了。共产党毛主席指出了路，还要靠我们自己走。”就在这种自觉的思想基础上组织起来，建立了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一面积极参加大炼钢铁，一面大修农田水利，耕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连傣族农民也一致反映：“这个社的工夫真做得周到。”过去，不善于种稻谷，但在这一年，有十多亩水稻创造了单产一千二百斤的纪录，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有很大的增长，按人口平均计算，达到每人八百多斤，赶上了全省的平均水平。试种的棉花也获得丰产，除卖给国家一千多斤外，每户社员分得二十多斤，社里建立了小型织布厂，社员们都穿上了自己织缝的新衣。1959年，农业生产又获得连续跃进，成为全省先进单位之一。由于生产的飞跃发展，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办起了公共食堂，养猪种菜，每餐有菜有油。并且办了学校，青壮年都学习了文化。有的还到过北京，他们热情地歌唱：“我们到了天安门，天安门红旗飘飘，人海里见到了毛主席，有嘴说不出心里的欢喜。毛主席领导，眼睛望得远，共产党领导，心里想得宽。”
从上述简单情况看来，苦聪人在不到十年的短短时间内，已经飞越了人类历史的千百年代和好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过去那种苦难的悲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苦聪人并不因此满足，到此止步，他们说得好：“别的民族跑，我们就得飞，别的民族坐火车，我们就得坐飞机，不加劲是赶不上先进行列的。”事实证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这些原来非常原始落后的民族，真是“不翼而飞”，日行万里。
聚居在德宏自治州的景颇族，其社会发展水平高于苦聪族，原始公社已经开始解体，但在若干方面还保持着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土地是共有的，而共有的形式不一，有的归全族共有，有的属于村有。吃饭是不要钱的，只要带着景颇族特有标志的长刀和挂包，可以“逢村吃村，逢寨吃寨”。阶级分化的现象已经发生，而且有些地方，这种分化现象日趋明显。原始公社末期的那些部落酉长——山官、头人等，已由原来群众领袖的地位，变成有相当特权的统治者，向本族人民派工派款，而且受到傣族封建制度和其他外因的影响，有相当程度的剥削行为；但本人又往往和群众一道劳动，对于本族人民中有困难的人，还有帮助救济的义务。可见这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比较复杂的。从总的情况看，生产水平很低，刀耕火种，人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处于十分贫困落后的状态。迷信很深，认为“万物有鬼”，一遇到灾害或疾病，就杀牛宰猪祭鬼，祈求消灾解难。
解放后，党在景颇族地区同样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大力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并根据景颇族的社会经济特点，确定了依靠贫苦劳动人民，团结一切爱国的愿意进步的上层山官头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过渡当中，对于某些阻碍前进的社会因素和落后习惯，在本族人民自觉的基础上，采取和缓的方式，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改革。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景颇族地区已经实现了合作化，并且在有条件的地方，已经试办了人民公社——三台山人民公社。
三台山是从芒市到畹町途中的一个著名的山区，是以景颇为主，还有崩龙、傈僳等四种民族杂居的地区。解放前，由于民族隔阂，各民族人民之间，虽然“鸡犬相闻”，但除了特殊情况需要接触之外，“老死不相往来”。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森林成片，浓荫遮天，牧草茂盛，绿茵满地，不仅风景宜人，富有诗意，而且条件优越，适于多种经营。但在过去，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却过着极其苦痛的生活。解放以后，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56年，根据各民族的自愿，开始办了十二个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几年以来，农副业生产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再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从而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1958年，由于大跃进浪潮的推动，和生产大发展的需要，各族人民都感到“一块砖砌不成一堆墙，一根竹子搭不成一座桥，一个小社建不成社会主义”，强烈地要求把各民族的力量进一步联合起来，从而在十二个小社的基础上，试办了各民族联合的人民公社，这就更有效地加速了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步伐。
三台山各族人民在合作化和公社化的过程中是经过一定的斗争的，不仅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而且有一定程度的阶级斗争。那些山官头人，有的讥笑群众说“这些穷骨头，没有耕牛，没有犁头，没有好地，看他们用手指头去翻地吧！”有的甚至公开反对以至破坏。但阻挡不了群众的前进，而且当了“反面教员”，促进了群众觉悟的提高，同他们开展了说理斗争。而对于那些守法的山官头人，则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在他们愿意放弃特权剥削的前提下，吸收他们入社，参加劳动生产，给他们以新生的道路。至于各族劳动人民内部，由于公社的建立，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民族团结，而且为共同创造幸福生活树立了牢固的基础。
公社化以后，各族人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劳动热情更高了，推动了生产大发展，取得了连续跃进，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1958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55％，1959年又在这个基础上增长26％。并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开展多种经营，大养牛、羊、猪、鸡、种植咖啡、茶叶，并且举办了好几个小型加工工业，如木材加工，奶品加工等。这些小型工厂，从先进地区或先进民族的眼光来看，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景颇族地区却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在生产发展的同时，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迷信思想和落后习惯大量消除，杀牛祭鬼的事已经寥寥无几。景颇族开始有了自己的会计、教师和医生，自己办了学校，有几个青年已进了高中和师范学校学习，过去经常流行的恶性疟疾、痢疾等病害也基本上根绝了。解放了的人民，既作了社会的主人，也必然要作自然的主人。这对于落后的少数民族来说，实在是天翻地复的变革。
同上述的苦聪族或景颇族相比，佧佤族的社会形态的落后也大体差不多，但有少数地区阶级分化较为显著，有的还有奴隶，不仅可以任意剥削，而且有生杀予夺之权，也可以把奴隶当作商品自由买卖。在一部分地区，由于受到附近傣族封建制度的影响，也产生了封建的土地剥削，农民租种田地，要向土地占有者送礼物及缴纳一定数量的实物。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佧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还停留在十分落后的状态。沿用着最简单的木头、羊骨、兽骨做的工具，耕作技术很粗糙，生产水平极低，劳动人民终年劳动，只能收到一、二百斤粮食，过着半饥饿的日子，根本谈不到积累，缺乏再生产的能力。佧佤族不仅有杀人头割牛尾祭谷的恶习。在反动统治时期，同其他民族之间以及本民族各部落之间，经常械斗，往往加深了佧佤族人民的痛苦，并造成了人民生命的死亡。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佧佤族人民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从沧源佧佤族自治县贺南人民公社，可以概略地看出这种变化情况。
贺南是一个佧佤族聚居的山区乡，有四个村寨，三百四十多户。解放前，是一个小部落，保留着一套头人世袭的统治制度。虽然自然条件很好，但在过去，佧佤族人民受着重重压迫，过着极端贫困和苦痛的生活。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帮助佧佤族人民搞好团结，生产、进步，发放了大批的物资和生产贷款，逐步固定耕地，改进耕作技术。并通过群众和头人和平协商，废除了头人的特权制度，生产逐步得到发展。但广大群众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日益感到个体经济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佧佤族的落后状况，迫切要求组织起来。因此，在内地合作化高潮之后，贺南乡佧佤族人民就组织了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春天，全国大跃进的春风吹进了佧佤山，全乡人民也鼓足了干劲，提出了跃进计划。不仅要大兴农田水利，而且要办工厂，建电站。但是，大家都深深感到小社人少力量小，要办这些大事是很困难的。都纷纷询问干部：“内地还有没有更好的社，要是有，我们一定照办。”3月间，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把十个小社合并成为一个大社，在党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表后，便改名为贺南人民公社。
公社成立后，佧佤族人民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更积极的投入了大跃进的高潮。他们说：“小社只能小发展，过去几年虽然生产连年都有发展，就是脚步太短，现在可要放大脚步了”。他们在一年内，就新开出了水田一千六百八十多亩，比解放前增加了七倍多。过去的一片荒山，变成了“水沟绕山转，梯田布满山”。佧佤族人民祖祖辈辈所沿袭下来的刀耕火种、不灌水、不施肥、耕地轮歇等习惯都改变了，还第一次进行了深耕密植，全社的稻田，都经过三犁三耙，深耕六至八寸，每亩施底肥最多的达到两万斤。过去，佧佤族人民只会种包谷，公社化后，才大量种植稻谷，并且试种各种经济作物九百多亩。这是佧佤族人民第一次把农业生产推向比较全面发展的道路。
公社建立后，在国家的扶持下，他们还兴办了大小十多个工厂，如缝纫厂、碾米厂、芳香油厂、酿酒厂、石灰厂，还有规模比较大的铁木农具厂，结束了没有工业的历史。过去佧佤族人民连锯子都不会使用，一棵大木料也只能劈做两块大木板。一年多来，他们学会了许多技术，能够制造锄头、打谷机、手推车、薅秧耙、掼槽等工具，还建立了一个电站，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电灯。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1958年，每人平均粮食达八百斤，家家户户都有了被子、棉毯，彻底摆脱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状况。精神面貌也起了很大变化。迷信鬼神的人一天天少了，杀人头祭谷子的惨酷现象已经绝迹了。正如佧佤族人民所歌唱的：“过去哟，我们年年祭谷子，年年吃不饱，穿不暖；如今哟，不祭谷子得丰收，毛主席的恩情不能忘。”
过去佧佤族没有文字，更不懂得文化，记事传事全靠木刻和实物。1952年便破天荒地办起了一所小学，公社成立后，发展到四所，适龄儿童入学的占98％。并开始有了自己的中学生。老人们感慨的说：“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当睁眼瞎子了”。
以上所举的苦聪族、景颇族、佧佤族的变化发展情况，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法宝，就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中也具有无限的威力。正是由于紧紧地依靠了这种威力，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已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但是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前面的途程还长得很，还需要长期的不懈的努力，才能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
1960年是六十年代的第一年，也是我们伟大祖国连续跃进的第三年，在这新的年代里，边疆地区的各族人民，一定和全国人民一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起三大法宝。发挥不断革命的精神，向着伟大目标继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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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云南边疆各族人民跃进再跃进
刀京版 召存信 付一之 李开荣 李和才 李光华 更 觉罗运通 罕富有 胡忠华 雷春国 熊开友 魏崖景 龚绶代表刀有良 刀承宗 刀栋庭 李呈祥 松谋 吴宗烈 胡玉堂 曹依秀 高跃星 裴阿欠 松溜·阿戛木尼亚委员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和衷心拥护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两位副总理的报告，不仅正确地总结了去年继续大跃进的光辉成就，而且指出了今年继续大跃进的壮丽前景。我们深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所鼓舞，一定要为实现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而奋斗。
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红旗，和全国人民一道，在1958年和1959年，取得了连续大跃进的胜利。边疆民族地区，十年前还是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地区，处在从原始公社到初期封建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在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和阶级剥削下，各族人民挣扎在贫困和悲惨的生活里。解放后，才经过十年的时间，特别是经过两年来的连续大跃进，边疆各族人民越过了一个甚至几个社会发展阶段，飞越了千百年的历史过程，迈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极大地改变了边疆的落后面貌。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三大法宝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有力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无往而不胜的。
社会主义道路是各族人民共同繁荣的唯一光明大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也就是各族人民彻底摆脱贫困落后走向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边疆民族地区“一穷二白”的状况更加显著，各族人民要求迅速改变落后状况的愿望更加强烈。经过民主改革，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提出了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两年来，在总路线的指引和全国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边疆各族人民迸发出不可抑制的穷则思变的革命干劲，迫不及待地要求最迅速地发展生产。个体经济在生产大发展中已愈来愈显得不相适应，有碍人民群众大展宏图，许多地方的群众就自动办起了合作社，甚至办起了人民公社。佧佤山三百多户佧佤族的贺南人民公社就是这样办起来的。1958年春天，总路线的光辉照亮了他们前进的方向，大跃进的号角激发了他们的斗志更加昂扬。他们要大修水利，要大开水田，要办工厂，要发展经济作物，还要建电站、办学校。农业生产合作社力量小，办不了这些事，他们就合并了十个农业社，建成了一个政社合一的大社，党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表后，便正式叫做人民公社。建社第一年，农业、工业、文教卫生就获得了全面的大发展，社员生活大大提高。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在生产发展的推动和群众迫切要求下，提前三年实现了合作化，办起了六千六百七十三个合作社，并在一部分基础较好的地区办了联社和人民公社，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0％以上。这些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根据边疆的特点和民族的特点，从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人民，有利于巩固祖国边防出发，以不同的方式和步骤建立起来的。在生产资料的处理、积累比例、分配政策和经营管理方面，都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办法。这样，就使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更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生产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使群众有一个逐步习惯的过程，比较自然地由个体生产转为集体生产，由个体经济转为集体经济，也使民族上层人士能够比较从容地思考这个伟大的变革。
这样办起来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经过调整，日益巩固，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对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粮食在1958年空前大丰收的基础上，1959年又增长了15％以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十年来粮食已翻了四番。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由拉祜和佧佤两个民族组成的糯吾下寨合作社，粮食增长更快，解放前，平均每人每年收入粮食还不到一百斤，镰刀一歇手就饿肚子，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生产逐年发展，1957年，平均每人已有粮食二百五十五斤，1958年办起了合作社，粮食猛增到平均每人一千一百斤，1959年继续大跃进，达到平均每人有粮二千四百九十七斤，平均每户还卖了二千五百九十三斤余粮给国家。不仅粮食大增产，经济作物的产量也大大提高。出产在西双版纳的“普洱茶”，1958年产四百二十多万斤，1959年增产到五百八十多万斤。甘蔗、棉花也都有很大增长，还大量发展了咖啡、芳香油、栲胶、樟脑等热带和亚热带作物。边疆原来是个基本上没有工业的地区，1958年办了三千多个厂矿，结束了边疆各民族没有工业的历史，1959年工业遍地开花，几乎所有的合作社、人民公社都办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工厂，技术水平显著提高。西双版纳的景德工厂，1954年初成立时，只能酿酒、榨油，现在已经是能生产碾米机、电动机、鼓风机和机床的农业机械厂。在交通方面，过去车路不通，马也难行的闭塞情况，已有极大的改变，除个别县外，都通了公路。文教卫生事业也是大跃进的。小学入学人数已达适龄儿童的66％，中学入学人数比1958年增加了48％，卫生事业的发展，改变了“瘴疠之区”的面貌，基本上制止了鼠疫、恶性疟疾的流传，送走了边疆的两个大瘟神。生产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已说明各族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不仅绝大多数人增加了收入，有一半左右的社员参加了公共食堂，而且文工团、电影队和优秀的民族文学艺术创作也都有很大发展。与各民族原来的落后面貌对比起来，真是一个翻天复地的变化。
经济基础的发展必然地促进了上层建筑的变化，促进了各族人民思想情况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在集体生产中，自动地打破了许多拜神祭鬼的迷信，废除了许多有碍生产的陈规陋习。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扬了民族的优良传统。由于长期的民族压迫造成的民族自卑心理正逐步消除，过去认为“汉族的先进生产方法，我们办不到”，现在他们说：“汉族老大哥能办的，我们也一定能办到”。过去不犁冬田，现在不仅犁冬田，而且犁的十分认真；过去认为施肥的庄稼饭会臭，现在不仅施肥，而且大施人畜粪肥；过去认为妇女犁田，天会旱、雷会打、谷会瘟、山会断、牛会哭，现在妇女犁田不仅已成普遍现象，而且出现了许多妇女犁田能手。生产技术逐步提高，生产大发展，思想不断解放，学会了使用新式农具，工具改革也干得有声有色。南糯山的哈尼族人民公社，是盛产名茶的地方，过去只是采茶卖鲜叶，1958年成立了公社，学会了制茶，每个生产队都办了红茶初制厂，1959年展开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每个厂的管理人员由三至四人，减少到一至二人。经过两年的连续跃进，民族干部队伍也迅速地壮大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显著提高，他们在实践中受到了一定的锻炼，涌现了成批的积极分子，成为各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自己解放自己的骨干。民族上层人士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照顾，经过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及一系列的运动，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边疆的经济、文化一日千里地蓬勃发展，自己民族的落后状况正在迅速改变，思想上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绝大部分都放弃了剥削，愿意向党靠拢，拥护社会主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团结，形成了边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巨大力量。与帝国主义和敌特分子阴谋破坏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一切损害社会主义事业和祖国统一的行为，必然受会到各族人民的反对，并陷于孤立。各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了组织起来的好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更加深入人心，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
那种片面强调落后、特殊而认为民族地区不能高速度发展生产，不能跃进的看法，在两年连续大跃进的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了。去冬今春，边疆兴修水利灌溉面积六十万亩，新垦荒地二百多万亩，备耕工作比往年抓的又早又好，绝大部分地区在春节前完成了翻耕冬田的任务，养猪积肥，大干经济作物正在形成高潮，今年边疆的连续跃进已有一个振奋人心的开端。
边疆各民族虽然取得了两年来连续跃进的巨大成就，但并未根本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需要继续昂首阔步地前进。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教育，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觉悟，保持高度警惕，粉碎帝国主义和敌特分子的破坏阴谋，在汉族人民的帮助下，充分运用一切有利条件，实现今年生产的继续跃进。快马加鞭，发展经济文化，赶上先进民族的水平，争取早日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
云南边疆是祖国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有着广阔肥沃的土地，雨量充沛，气候温暖，适合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的生长，许多丰富的资源正待开发出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由于边疆地广人稀，加上物力、财力、技术水平都有限，必须依靠祖国的伟大力量，内地的先进民族特别是汉族人民大力全面的支援，边疆的资源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最近已有一批来自我们各族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家乡的青年，到云南边疆来参加建设，他们带来了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带来了老革命根据地的共产主义英雄气概的榜样，同时带来了汉族老大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艺术，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受到了云南边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为了祖国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为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热烈地欢迎更多的内地同胞继续来支援我们。
正当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大家庭的时候，我们听到在印度尼西亚的侨胞，在那里遭受迫害，我们非常同情和关怀他们，最近我国政府已派船只去接运那些被迫害流离失所而愿意回到祖国怀抱来的侨胞，我们也热烈地欢迎他们到云南边疆来和我们一起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家庭。
云南是祖国的西南边疆，与我们的友好邻邦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望，在增进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负有重大任务。解放几年来，边疆各族人民一直遵循着党的教导，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了我们与缅甸人民的传统友谊。我国政府代表全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与缅甸政府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使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全面解决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边界问题铺平了道路，将为两国的建设和人民的幸福带来许多好处。边疆各族人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我们坚决拥护这个条约，继续努力增进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积极协助政府最后全面解决边界问题。
我们已经有了一幅1960年继续跃进的壮丽图景，继续跃进的东风已吹遍了祖国各地，吹到了云南边疆。光辉的成就，胜利的形势，灿烂的前景，鼓舞着我们继续跃进。坚持党的领导，高举三大法宝的伟大旗帜，团结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里，我们一定要以更大的努力，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继续提高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争取多快好省地实现今年的继续跃进，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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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苗汉兄弟一条心
罗文才代表谈民族杂居地区一个人民公社的情况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并在会后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现在我仅就在大会前视察叙永县文化人民公社，即人民公社在苗、汉族杂居地区的成长、壮大和巩固的情况作如下发言。
叙永县文化人民公社，位于拔海一千二至二千米的高寒山区，是一个纵横五十华里，地广人稀，土质贫瘠，苗、汉族杂居的地区，全公社共有田土面积一万六千四百亩，一千六百三十一户，七千五百六十八人（农业户有一千五百八十九户，七千四百九十八人），其中：苗族三百六十八户，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占总人口的22.72％。1958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以后，给苗、汉两族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和温暖，使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区面貌，有了显著的改变。从此，到处出现了苗汉兄弟一条心，男女老幼一股劲，工农副业一个样的兴旺，欣欣向荣的崭新景象。
由于人民公社具有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等“一大二公”的优点，因此，它能更好地统一筹划全社生产和充分动员与合理组织劳动力，进行山区的农业技术的彻底改革，并更能有效地战胜一切自然灾害。1959年春天，这里阴雨连绵两个月，全社遭受到了历年来少有的低温（平均八度左右）的侵袭，使秧苗普遍发生化苗、坐兜等现象。通过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组织大兵团作战，普遍采取浅水灌溉，施热性肥料等有效措施，因此迅速地战胜了低温的袭击，保证了按季节、按质量的完成了栽插任务。兴伏管区仅用三百五十个人工，就将四十亩遭受低温严重的冷水田全部开沟、排水，不仅战胜自然灾害，而且获得了较1957年增产粮食九千六百斤的奇迹。
1959年入夏以来，全社遭受到了近四十年来从所未有的特大干旱，勤劳勇敢的苗汉两族人民，在公社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响亮地提出了“旱象不灭，决不收兵”的战斗口号，立即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抗旱队伍，向干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兴伏管区通过六个昼夜的战斗，即车水灌田三百一十二亩，扎堰沟四百五十五处，把所有的裂口田全部灌上了水，保证了粮食作物的正常生长。由于苗、汉两族人民的一致努力，忘我劳动，又夺取了1959年粮食产量的大增产、大丰收。红藕管区（苗族聚居地区）还创造了玉米平均亩产八百多斤新的纪录。在此基础上，全公社胜利和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二百四十万斤（原分配数为二百三十五万斤）。
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该社在耕作制度和技术等方面也同样有了根本的改变。过去人们总认为高山不能育秧（包括水稻和红苕），不产红苕（解放后已逐步有大面积的种植），未建立人民公社的1958年，全社还以四万五千元钱向外地调来红苕藤十五万斤，在财力、人力、季节等方面都造成了很大损失。1959年，公社即派了专人到外地“取经”，做到了自育秧自栽种。历年都习惯在坝下租田“撒客秧”的陈规，在1958年以来也被打破了，全社十七万斤稻谷种子全是就地培育，不仅保证了能按时栽插，而且还节约了开支四万零五百元，节约劳力二万零一百个。由于在高寒山区的育秧等经验的推广，因而节约了农业投资74％，大大的增加了公社和社员的收入。
通过反右倾、鼓干劲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深入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以来，全社苗、汉族社员的生产劲头更大了，他们一致积极地响应了省委提出完成粮食指标的措施“抓早种、抓多种、抓高产”的号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千斤水稻、千斤玉米、万斤红苕”为中心的农业全面大丰收运动，誓为夺取全社粮食一千零六十万斤而战，从而使生产有了很大的进展，播种季节都比往年提前一月左右。截至目前为止，全社已有田六千五百石完成了三犁三耙，三千五百石完成了四犁四耙（1958年春节后尚有田面积三千五百石未犁板田）；玉米已播种的八千三百亩（预计播种二万亩）八千七百亩小春，也全做到了四薅四追，现在生长良好，可望丰收（小春：1958年种二千五百亩，收入十二万斤，1959年冬种八千七百亩，预计可收一百二十万斤以上）。
文化公社的地下矿产和野生五宝等物产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人民公社后，这些资源迅速的得到了开发、利用和发展。1959年内各种社办工业、手工业、副业以及多种经营等方面同样有了极大的跃进，全年工、农业和多种经营的总收入即在1958年二十八万三千二百五十元的基础上增加了26.1％，每个社员平均收入也较1957年增加一倍半以上。原石留管区结合了农业大搞多种经营，1959年1至6月份的总产值即达四千五百多元。目前全社有烤胶厂二十七个，一个月可搞八千四百斤，收入四千六百五十元，公社还决定扩大到一百二十人，每月预计收入七千多元，加上部分其他收入，可以保证每个社员每月发工资三元。
由于工、农业和多种经营的全面大发展，大大的增加了公社的积累和社员的收入。据公社供销商店的统计，1959年上半年的生活资料和日用百货品的销售总额达十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一元，比1958年同期增长两倍半以上。也正是由于人民公社的实现和巩固以及各种生产的大发展，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集体福利事业的全面跃进。人民公社成立后，就办起了公共食堂九十六个，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农村医疗保健组织等，也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先后兴建起来。公共食堂的成立，不仅解放了一千多个妇女劳动力投入了各种生产战斗，更重要的是彻底解决了几千年来农民愁穿愁吃的生活负担，使许多贫苦农户有了极为可靠的社会保险。社员王树云（苗），全家五口人，只有主劳力一个，过去，一向是依靠政府贷款、贷粮、发救济，每年还得向农业社倒补口粮款。公社实行了半供给半工资制以后，情况改变了，全家在公共食堂吃饭，孩子们都进了幼儿园或托儿所，夫妻天天出工干活，每月还领工资，1959年除了购制衣物等外，银行里还有存款四十六元。他逢人便感激的说：“人民公社真是幸福窝，我们这些拖累重的人户，从此也不再愁吃愁穿了。”
公共食堂还以它无比的优越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社员带来了说不完的好处，社员们称它为幸福花、命根子。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更显示出了它的生命力。1959年5月份以来，苗、汉族社员一致表现了积极维护集体利益的行动，使六十五个食堂没有解散，一直巩固下来。如苗族聚居的一百一十五户五百二十一人的红藕管区，苗族王金武通过五个晚上的会议与群众商量，统一了思想认识，一直坚决表示要把食堂办好。苗族社员杨树云说：“毛主席领导我们已经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把食堂办好，就是只有一只破碗，我也要在食堂里吃饭”。这个食堂巩固下来以后，的确树立了一面红旗，他们为了更好地安排好生活，大抓了蔬菜，单是萝卜种就种下了二十六斤，收入五万斤以上，除满足社员需用外，还卖了二千一百多斤，得钱八十多元，添制了铁锅和各种炊事工具。不仅如此，该队坚持集体饲养的二百零一头生猪也长得很好，超额完成了上调任务（原分配五十头，完成六十八头）。
随着人民公社化的实现和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苗、汉两族之间的团结互助、友爱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了更大的新的巩固和发展，而且日加深刻和广泛。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挑拨离间，苗、汉两族人民长期互不信任，打骂等纠纷也经常有所发生，解放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民族隔阂已经消除，并建立了友谊团结兄弟般的关系，但由于农业社的范围小，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只有陷在小圈里，人民公社的建立，它立刻成了加强民族团结合作、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的有力武器，推动了各民族的共同跃进。
在苗族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为了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更大持续跃进和进一步促进民族间的团结，苗族人民自觉地对某些风俗习惯加以适当的改革。如苗族历史传统的采山节，每年都定期在农活较为紧张的阴历正月13至15日进行，自1958年起，苗族人民自动地把它改在春节放假期间举行联欢，单据文化公社的宝瓦（全县采山最热闹的地方）就可节约劳动力三万多个（以全县计约五万个以上）投入了农业生产第一线。这样，苗族采山的风俗习惯，不仅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领导下得到充分的发扬，而更重要的是为生产服务，促进了生产。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优异形势下，苗汉人民的大团结、大协作，已成为社会风尚。人民公社刚建立不久的1958年冬天，两族社员即同心协力的改造沈家山，两个月就开垦了荒地一千八百五十三亩，开田四十五亩，土变田二百二十八亩，并改河道五十三处，改造大小山头三百九十三个，使多年的荒芜穷山变成了粮仓。原九曲管区汉族一队，大部分劳力开赴炼铁前线去了，由于劳力差，征购任务不能按期完成，苗族二队即马上派人去帮忙，突击三天完成了任务。1959年春天，汉族的一、三队还抽出了八十多个牛工去支援二队，仅一天的时间，就把一片野草丛生的四十八亩荒土全部翻完，及时种上了包谷。苗族二队也经常帮助汉族搞生产。1959年夏天，由于久旱，眼看兴伏管区的水田已开裂，红藕管区大队长王国清（苗）和保管员阮绍清（汉）共同商量好后，立即清点好各种提水工具，派出一百四十八个人和十八头牛，天不亮即奔赴兴伏管区抗旱。他们奋战一天，就赶出干田八十七亩。像这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风格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文化公社一年来的深刻变化，苗汉两族人民同心协力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这些成绩（以上所述只是一部分），只不过是叙永县四十三个人民公社的一个缩影，而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的威力以及他为苗、汉族人民带来的幸福何况只这一点呢！这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现在全县苗汉两族人民正在高举这三面红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为夺取1960年更大的胜利而奋勇前进。
以上发言，是否恰当，请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