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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迎接人民公社
万里、曹荻秋、万晓塘、宋一平、朱光代表在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李富春、李先念和谭震林三位副总理的报告和人大常委的工作报告。
我们现在对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和今后作法发表几点意见。
我们五大城市和全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在全民整风运动胜利的思想基础上，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鼓舞下，各项工作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速度的发展和迫切需要更多的人参加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由于广大职工家属、街道居民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他们具有迅速摆脱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愿望和摆脱家务劳动从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劳动的强烈要求。基于这些原因，城市街道工业就像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城市街道工业大量发展起来以后，参加生产的人们就要求实现生活集体化和家务劳动社会化，并且已经兴办起各种各样的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为了更好地组织群众的生产、生活、学习，便于和大企业的协作，必须有一种好的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因此我们从1958年起就开始试办了城市人民公社。一年多以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在大城市也是完全适合的，和农村人民公社一样，表现了它的巨大优越性，为广大人民所热烈欢迎，这是因为：
一、它发展了生产。城市人民公社在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就兴办了大批的中小工厂，这些工厂是工业战线上一支新生的力量，可以帮助大工厂加工零件、部件和半成品，还可以利用废旧材料生产各种日用工业品，所生产的产品有几百种甚至几千种。因此它在为大工厂服务、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和满足市场需要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仅就我们五大城市街道工业生产的情况来说，在1959年一年的试办期间就创造出近八亿多元的产值和加工费。
二、它发展了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增加了劳动人民的收入，从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一年多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各地人民公社一般地都有了相当数量的积累，公社的积累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外，还兴办了许多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如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洗澡堂、敬老院和服务站等。这些集体生活福利事业的兴办大大改善了人民物质生活，深受人民群众的热爱。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的个人收入也有了迅速的增长，1959年的月工资从开始时的十几元，到年底就增长到二、三十元，有的还更多些。
三、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在公社建立以前，街道生产组织和生活福利组织已经与各部门之间建立了协作关系，但是这种协作还是不系统的、不经常的。公社建立以后，这种协作关系就形成了更有系统的、在更大范围内的经常的大协作。由于协作的加强，就更加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善了职工和居民的生活，更加提高了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
四、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广大妇女群众特别是家庭妇女走上了彻底解放的道路。公社的从业人员，90％以上都是原来的家庭妇女，家庭妇女的劳动力一旦得到了解放，就发挥出无穷的智慧和惊人的才干，许多人已经成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妇女们在劳动中得到了锻炼，掌握了技术知识，学会了管理工作。在街道工业和集体福利事业的领导干部中妇女占了很大的比重。由于公社把生产、工作、学习、家务作了妥善的安排，这样，她们就由消费者变成生产者，由缺乏文化技术变为逐步掌握文化技术，由不大过问政治变为关心国家大事，她们的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了和家庭收入增加了以后，就进一步实现了男女平等，出现了很多夫妇、婆媳之间和睦相亲，互敬互爱的真正美满的新型家庭。
五、城市人民公社还促进了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许多公社在国家帮助下建立了业余学校，聘请了专职教员，社员可以在劳动之余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技术。许多公社因陋就简、白手起家，举办了很多业余扫盲班、小学班、业余中学等学习组织，并且建立了俱乐部、图书室、阅览室等，经常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以丰富社员的文化生活。有些城市人民公社还在医疗卫生机关的协助下建立了保健、卫生等组织，更有组织地开展了除四害、讲卫生等群众运动。
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度的发展，而且还是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工具。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城市人民公社将“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因此，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发展和提高的过程，也就是加速改造旧城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过程。在我们五个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它对改造旧城市所起的巨大作用。由于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把大量的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使繁琐的家务劳动，逐步地变成了社会的劳动，劳动光荣已经成为社会风尚，从而使这些城市的面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在生产、交换、分配、生活等方面，都出现了原来的城市所不能适应的情况，因此今后城市的规划和城市的改建，必须适应这些新的情况加以改变，使这些城市逐步地从根本上改变成为完全适合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崭新的城市。
城市人民公社的出现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特别是广大职工家属的迫切要求，但由于城市中各阶层的思想觉悟、收入、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等有所差别，他们对成立城市人民公社的要求也不一致；有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对入社还有些顾虑，同时有些人生活习惯的改变，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要把城市全体人民的集体福利和服务组织办得更多更完善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因此在组织城市人民公社生产和生活时，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积极发展、积极把公社办好，又要实行自愿原则，因此，决不要要求一切人都一起参加，而应当首先吸收那些有真正要求和需要的人参加，对那些现在还没有这种要求和需要的人，还有若干顾虑的人不要勉强吸收他们参加，并且劝他们不要勉强参加。特别是公共食堂，根据党的方针，我们在乡村就是采取既积极办好又根据自愿的政策，现在在城市更应该如此。至于对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仍然都归个人所有。办理集体福利事业所需要的房屋及其他用具，应提倡因陋就简，自力更生，政府加以辅助的精神，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地逐步地加以解决。公共食堂、托儿所亦应首先组织和吸收参加生产而又愿意加入的人参加。无论参加人民公社与否，生活必需品都应照常供应。
在组织城市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中，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领导运动向前发展。目前我们五个城市打算首先办好以街道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同时也逐步办好以厂矿、机关、学校为中心的人民公社，逐步分批地实现全市的人民公社化。城市人民公社应该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同时组织各种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在组织生产方面，要贯彻执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勤俭办事业的方针，并根据公社工业的特点，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配合大企业、大搞综合利用，充分发挥生产潜力，不断扩大生产，并且把城市人民公社的生产都纳入各城市的统一计划。在组织各种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为大企业、为职工、为社员、为居民服务的方针，和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办好公共食堂、托儿组织和生活服务站，在文化教育方面大力举办各种业余学校和卫生医疗事业，大力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不断提高社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科学技术水平。
总之，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光明伟大的前途，目前，我们五大城市的广大人民群众正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人民公社，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城市人民公社一定会办好，而且一定会办得很好。城市人民公社无疑地会在今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更加展示出它的光辉灿烂的美景。不管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派如何恶意的歪曲和疯狂的反对，他们都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附图片）
石景山中苏友好人民公社在四月八日举行第三届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的妇女积极分子参加了大会
新华社记者 顾德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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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改造罪犯政策的伟大胜利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谭震林副总理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
现在，我讲一讲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执行特赦罪犯工作的情况。
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了特赦令。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遵照刘少奇主席特赦令，同公安、检察机关密切协作，经过认真的审查，特赦了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凡是特赦释放的罪犯，都得到了妥当安置，开始了他们的新的生活。
把“皇帝”改造成为劳动者
大家知道，在这次特赦的罪犯中，有清朝末代皇帝以后又当了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两次被推翻的皇帝，因为已表现改造成为新人，得到特赦，这是一般人很难想像的事。溥仪自述：“我的前半生罪恶实在太重了，是一百个死一千个死也抵不过来。”并且认为自己脑子已经僵硬，无法改变也不想改变。但是在长期关押期间，经过改造教育，经过学习和到各地参观，溥仪看到了祖国的伟大变化，认识到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正确，逐步认清了自己的罪恶，终于有了改恶从善的转变，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溥仪从三岁当了宣统皇帝，就一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他说自己是一个“人间的大废物”。在关押期间，溥仪参加了劳动，还学会了一点技术。特赦以后，他要求去劳动，现在他是植物园的工作人员，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他向人们表示：“过去当皇帝的溥仪已经死了，今天的溥仪是新生的，是党重新给了我生命。”
把战犯改造成为新人
在特赦的战犯中，有原国民党军队的一批重要将领，他们过去反动得很，对人民犯了许多罪行。像这样一些人要改造过来，得到人民的宽恕，也是难以想像的事。然而事情已经有了。比如这次特赦战犯之一的杜聿明，曾经是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1949年1月，为人民解放军俘虏。当时的杜聿明，曾经拒绝改造，幻想美国和蒋介石会回来。通过教育改造，杜聿明慢慢地也表示明白了许多问题。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反动阶级和人民，孰恶孰善，何去何从，有了新的认识。他表示：“从良心上认罪忏悔，改恶从善，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未来的岁月中，为社会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像杜聿明这样的人，过去是从来不劳动的，而且满身疾病。在改造思想的同时，人民政府治好了他的肺结核和风湿病。他在劳动中，还学会了一些园艺和修理机器的技术。特赦以后，他要求去人民公社生产劳动。
把特务土匪改造成为建设者
特赦的罪犯中有一批特务、土匪等反革命罪犯。广东省特赦罪犯刘国衡，曾经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在庐山特务训练班受过训练，担任过特务组长，解放后继续进行破坏。1951年为人民政府逮捕，判刑十二年。经过劳动改造，改恶从善，得到了特赦。云南省有一个特赦罪犯骆远奎，过去是作恶多端的土匪，在宣布特赦的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过去是个土匪，作了许多恶，毛主席的政策挽救了我。我过去的头脑里装的是反人民的思想，今天的头脑里装的是靠拢人民的思想；过去我的手是血淋淋的，今天我已成了四级钳工；过去我只会简单的加减乘除，今天学会了三角几何；过去身体瘦弱不会劳动，今天身强力壮学会了劳动。共产党毛主席是我再生的大恩人，这个恩情我永世难忘。”
把社会渣滓改造成为有用之材
特赦罪犯中还有好些旧社会的渣滓，惯盗、惯窃、流氓、骗子手。天津市特赦罪犯赵金铭，过去是著名的“黑钱大盗”，经过改造，现在变成了窑厂的技术工人。十年来，许多惯窃逐步改造成为劳动者，有的不仅不再偷窃，而且能够拾金不昧。有一个特赦的犯人，原来是花天酒地、游手浪荡、见财起意、无物不偷的人，经过劳动改造后，有了转变。有一次拾到一百多块钱，自动地交给了失主。有人问他：“早先你偷钱惟恐偷不到手，现在为什么会拾到钱也不要呢？”他回答说：“过去不劳动，不知道钱来得不容易。现在知道了钱是辛辛苦苦劳动挣来的，人家丢了那么多钱，那会出多大差错呀！我过去为偷窃而犯罪，现在不能为拾了钱而让别人痛苦。”湖北省有个刑事罪犯，在劳动改造以前是根本厌恶劳动的，经过改造，特赦释放，回家第二天就下地劳动生产，后来还试制成一种小麦条播器，提高了劳动效率。群众看到他真正变了样了，大家说：“同样是两只手，没有改造前，给人民造下多大灾难；经过了改造，为人民做下了有益的事。”
以上只是特赦罪犯中的几个典型事例，他们可以代表特赦罪犯的一般情况。当然还要对他们继续加强教育，进行改造。我们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开始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在新生的基础上，继续改造，不断进步。
特赦以确实改恶从善为主要标准
我们的特赦是以罪犯是否确实改恶从善为主要标准，也就是以罪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是否确实改造好了为主要标准。我们这样做，是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完全合乎我们党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
对罪犯实行特赦，充分显示了我们国家的巩固和强盛，显示了党的政策的伟大成功。把皇帝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把战犯改造成为新人，把特务土匪从破坏者改造成为建设者，把惯盗惯窃改造成为拾金不昧的人，把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改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
这是党和群众的伟大胜利
为什么我们在改造罪犯上能够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呢？这是因为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国家蒸蒸日上，人民觉悟日益提高，另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正确政策，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并且在改造工作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同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斗争中，我们国家的政法机关，遵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历来实行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非杀不可的罪犯以外，对于一切罪该惩办，甚至罪该处死、但还不是非杀不可的罪犯，仍采取改造的办法，把他们改造为新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目的是要改造世界，改造人类。改造罪犯也是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伟大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在改造罪犯的工作中，实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劳动创造人类，劳动改造人类。改造罪犯的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和许多恶习，劳动是最好的办法。对于罪犯在劳动改造的同时，又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彻底清除他们犯罪的思想根源。帝国主义分子诬蔑我们“洗脑筋”，其实，把脑筋里的恶浊东西洗去，装进一些善良的东西，即是说改造反动思想，接受进步思想，有何不好？这是一件正大光明的好事。不过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里，才能这样做，才一定能做好。
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我们知道，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改造工作，决定的条件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手里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广大人民群众又有高度的觉悟和组织性，迫使反动阶级和反动派不能造反，他们只有接受改造才有出路。对罪犯的改造，是专政的一种形式，也是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对于罪犯必须实行专政。只准他们有接受改造的自由，不准他们有拒绝改造的自由，对于少数抗拒改造甚至继续进行破坏的分子，还要加以惩办。这样做是完全应当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我们对罪犯又给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待遇，不仅不虐待他们，还给他们以宽大的生活待遇，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有病的给以很好的治疗。而且不问罪犯本人有多大罪恶，人民政府并不株连没有参预犯罪活动的家属，让他们各安生业，有困难的还适当予以安置。党和国家要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这样的仁至义尽的政策，不能不使得罪犯们为之感动。
我们对罪犯的改造工作，不仅由国家机关进行，而且广泛吸引全国人民群众来做。在改造工作中，我们的劳动改造工作机关，还组织犯人到各地参观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先进工作者给罪犯做报告。邀请罪犯原籍的公社干部，来监所探望和检查罪犯改造情况。组织罪犯家属到劳改队参加座谈会，列席犯人评查会议，以及参观劳改队的情况等等。这样就使对罪犯的改造工作，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罪犯家属在内）的支持和帮助。使罪犯在改造中，能够经常受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的影响。罪犯看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进步得这样快，就迫使他们不能不老老实实地加紧改造自己。
我们对罪犯实行特赦，是在改造工作的胜利基础上进行的；同时，特赦又对罪犯的改造工作，发生积极的影响。许多地方的劳改犯人在特赦令公布以后，纷纷向政府写了决心书、保证书，修改了自己的改造计划和生产指标，表示要加速改造自己。对罪犯的特赦，也进一步促使了隐藏、外逃的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分化瓦解和投案自首。凡是决心抛弃反动立场投案自首的，或者在劳动改造中确实改恶从善的，一定会继续得到国家和人民的宽大。如果他们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破坏活动，那也一定会受到国法的制裁。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正在改造的罪犯，以及在社会上监督改造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仍然有一小部分顽固得很，不愿意放弃反动思想，他们有机会还会要进行破坏。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在继续派遣特务间谍进来。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继续加强专政，加强改造工作。
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很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持续大跃进，犯罪现象不断减少，我们政法机关，应当加强自己的工作，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顺利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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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湖南看全国
程潜副委员长在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我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听到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谭震林副总理“关于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这三个报告把一幅宏伟壮丽的继续跃进的图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全国人民在它的激励和鼓舞下，必将更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定能够在过去两年连续大跃进和今年第一季度开门红的基础上，乘胜前进，提前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实现六十年代第一年的满堂红。
三湘健儿高举红旗不断跃进
我们湖南的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三湘健儿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反透右倾，鼓足干劲，湖南同其他各省人民一样，1959年无论在工业、农业、文教卫生、财贸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灿烂的成就。我省人民受到去年夏秋两季特别的旱灾，用全副力量换得了特别大的丰收。这桩不平凡的事情无庸多述。现在我专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跃进的情况，略举大概来说一说。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共辖十个县，与黔、川、鄂三省边界接壤，解放前这个地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是湖南最闭塞最偏僻最困苦的一个地区。为了看一看这个地区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我在去年年底曾特意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进行了一次视察。我们看到解放后的自治州，特别是经过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大跃进，已经完全改变了昔日的面貌，成为一个各族人民的乐园。解放前，自治州除了极少数零星分散的个体手工业外，根本没有现代工业。解放后，自治州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1958年大炼钢铁以后，全州掀起了一个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的大办工业的高潮，县县办工业，社社办工业，甚至队队办工业，大小不一的厂矿企业单位，总共在四千五百个以上。去年自治州干旱较为严重，各县旱期多到一百二十天，平均达九十来天，同时病虫害从春播到秋收一直威胁着农作物的生长，但是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终于战胜了旱魔，扑灭了虫害，夺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十四亿斤，比1958年增加了10％，即每人平均为七百五十斤左右。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州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飞跃的进步。解放前，90％以上的人是文盲，现在已经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还创办了第一所大学——吉首大学，全州共有学生三十一万九千五百多人，比解放前增加二十三点八倍。解放前流行的鼠疫、天花、霍乱和瘧疾等病已经完全绝迹，其它疾病也大大减少，爱清洁，讲卫生，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和习惯。更值得称道的是，在党的伟大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在同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和向自然大进军的共同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自治州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已经坚如磐石，互相支持、互相协作的共产主义风尚已经形成。例如花垣县有一条河，现在叫“兄弟河”，过去叫“苗河”。解放前在这里流行着一首山歌：“苗河清清流过坡，苗汉两族隔河坐，虽然同饮一江水，两岸苗汉各管各。”“苗河”改名为“兄弟河”，反映了民族关系的根本变化，在1958年，两岸更组成一个人民公社，苗汉成了一家人。为了改变历年易受旱灾的情况，两族人民和居住几十里路远的土家族，在兄弟河畔修建了一座水库，从而改变了兄弟河两岸坡土长期以来靠天吃饭的局面，兄弟河南岸正盛开着民族友谊的花朵。我们这次视察，访问了吉首县的苗族的矮寨人民公社和泸溪县澶溪人民公社，都是经过一百二十天的严重旱灾地区，干到池塘龟裂，河川断流，人民合力浚井灌溉，终然克复。现在不但不见灾情的痕迹，反而得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群情振奋，喜气洋洋；工业生产不断增长，出现满堂红的新气象。真是新事千万，人才辈出，一片光明，讴歌载道。我们还参观了食堂、敬老院、托儿所、小学校、工厂，都办得井井有条，非常整齐，和他区人民公社所办的一样完善。从最穷最白的自治州的巨大变化，人们不难想见湖南全省大跃进的全貌。这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大搞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结果，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个法宝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的一个铁证。
生产高潮一浪高似一浪
现在是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湖南和全国各地一样，到处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气象。全省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方面的生产情况很好，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正一浪高似一浪地向前发展，1、2月份生产在两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稳步上升，进入了持续跃进的新阶段。三千万集体农民树雄心、立大志，干劲冲天，热情奔放，展开了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以春耕为中心的大生产高潮；1960年全省要求粮食在1959年的基础上增产一成，棉花八十万担，食用植物油二百五十万担，养猪四千万头，争取实现全省平均每人千斤粮、一头猪。这一宏伟规划的实现，将使我省经济面貌大大改变。
为了实现今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正席卷湖南全省。成为一个伟大的全民运动。革新花开遍地，生产捷报频传。从今年年初开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省装卸搬运机械化程度就由5％提高到70％；有将近一半的县以上的煤矿实现从生产到运输一条龙土洋机械化。机械工业方面已经出现了二百七十条自动生产线，一千零六十八条生产流水线；轻工业大抓原材料综合利用，试制了新产品六百零七种。广大职工从大量的手工操作和笨重劳动中解放出来，无不欢天喜地，热情歌颂。例如搬运工人唱道：“过去物资积压多，如今物资自上坡，干起活来轻又快，你看快活不快活。”机械化的结果，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例如衡阳专区十七个煤矿实现了“一条龙”土洋机械化，不仅日产量由原来的六千二百吨提高到一万吨，而且从原来的二万多个劳动力中减少了七千八百多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不仅在经济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广大职工的政治思想和精神面貌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工人们唱道：“天高我要攀，地厚我要钻；英雄面前无难事，集体智慧赛神仙。”这是一种多么豪迈的真正“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
在农业生产方面，首先是农业基本建设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出现在全省广大农村。自去冬以来，有近七百万人参加水利建设，到今年2月底已经完成十亿土石方。相当于解放十年来全省完成水利土石方总数的40％以上，全省整修和新修水利工程八十八万处，仅农田灌溉就增加蓄水量四十四亿方，将大大提高全省四千三百万亩水稻田的抗旱能力，保证双季稻水田的丰收。新建的十六项发电为主的工程和小型水力发电工程全部安装起来以后，装机容量将达一百零八万瓩。全省一般在小型水库群中建立了大中型主体工程，在主体水库的外围建立了辅助性小型工程，用渠道把主体工程和辅助工程结成一个新型的排灌网，做到塘库相连、长藤结瓜、万水归宗、综合利用，构成一幅改造自然、美化山河的雄伟图画。目前全省八百多条较大河流，已有二百多条按流域规划进行了治理，许多地方已经出现“高山人造海，渠道赛江淮，流水空中过，帆船岭上来”的新气象。随着春耕生产运动的深入，声势浩大的农业技术改造运动正在全省范围内蓬蓬勃勃的开展，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省共创造发明改进各种工具一百多种，推广三百多万件。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突出地抓住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以及生产的系列化，搞一条龙、几条龙前后成套。例如衡阳县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出色，挑选了几百种改得好的农具配套成龙，搞了五条龙：耕作一条龙，畜牧饲料加工一条龙，农副产品加工一条龙，运输工具一条龙，生活工具一条龙。五龙飞舞，生产率很快提高一倍以上。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提出：“在农业机械化方面，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从一九五九年起，争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在十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并且实现相当程度的电气化”。按照湖南省当前发展的情况看，我相信一定能够提前实现中央所提出的指标。
让天公向我们低头，让帝国主义在我们面前发抖
从湖南，看全国，我对于实现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且超额完成各项指标，具有绝对的信心。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个法宝法力无边，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六亿五千万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持三个法宝，是可以战胜任何天灾和人祸。让天公向我们低头，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曾经利用我国1958年农业生产核实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的调整，对我国大肆造谣和诬蔑；当他们不能掩盖我国大跃进的事实，谎言全部破产以后，又制造所谓“中国侵略威胁”的神话，妄图欺骗和恐吓一些不明事理的人们，挑拨离间我们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事实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美帝国主义这种鬼蜮伎俩又是白费气力，作伪心劳。我国同缅甸签订了边界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最近又同尼泊尔签订了边界协定，这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重大胜利，有力地粉碎了所谓“中国侵略”和“中国扩张”的一切谰言。事实证明，同中国接壤的国家，在边界上不仅不存在任何“中国侵略”的威胁，而且是最安全的和平境界，只要不别具用心和受人利用，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我们完全拥护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政策。周恩来总理接受尼赫鲁总理的邀请，访问德里，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民是珍贵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事事以大局为重，我认为只要印度政府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是不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的。我们尊重自己，决不肆口詈骂他国的人。
谁在坚持侵略的战争政策，谁在坚持和平政策，最雄辩的莫过事实。我国1960年国家预算支出80％以上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开支，国防费所占比重只有8.3％，同这种情况根本相反，美国政府1960年至1961年度预算支出中军费竟占57.1％，正如李先念副总理所指出的：“它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从事和平劳动的热烈愿望和节减国防经费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决心。同时，这个事实也充分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假和平、真备战的本来面目。”我国政府同缅甸政府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美国政府却与日本岸信介政府互相勾结，签订了旨在远东发动新的武装侵略的日美军事同盟，最近更在台湾海峡举行挑衅性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十国裁军会议上拒不接受苏联真诚的合理的裁军建议，在拉丁美洲进行种种阴谋颠覆活动，威胁古巴、镇压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在非洲进行阴谋侵略。这一切清楚地告诉我们决不能因为美帝国主义者迫于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装出一些缓和国际局势的和平姿态，就放松对美帝国主义应有的警惕。我们爱好和平，但是我们也决不害怕战争，我们更不能忘记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得逞，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各位代表、各位委员，我们以往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正处在一个更为伟大的时代，面临着一个更为伟大的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不仅照亮了我国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照亮了我们从社会主义过渡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我是一个年将八十的老人，在旧中国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深深以能够在晚年得见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能做伟大的新中国的人民一分子而感到无上的幸福和无比的自豪。我今天和六亿五千万人民一道，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明天要跟着共产党愉快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莫不心同理同，值得皆大欢喜的。事实上，共产主义的萌芽正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城市和乡村辽阔的土地上放着冲霄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