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非摘神仙果不可
余锡朋
“伸手想摘神仙果”,人们爱用这句话来嘲笑人不自量力,妄图办根本办不到的事。这句话本身并没错。古往今来,谁见过伸手摘到神仙果的呢?然而,这句话总往往被保守势力用来作为阻碍新生事物成长的一种舆论力量。
最近,我们安徽蚌埠出了一件五位搬运工人赤手空拳铸造铁轨的故事,就是一个立志摘神仙果的动人事例。这五位搬运工人,以前都是扛包、拉架车出身,论文化程度,最高的才摘掉文盲帽;论技术是一窍不通,资金设备更是一无所有。然而,当党向搬运部门提出自力更生办简易铁路的号召时,他们便挺身而出,接受了试铸铁轨的任务。一开始,有保守思想的人就嘲笑说,“大老粗铸铁轨,真是伸手想摘神仙果呢!”五位搬运工人却响亮地回答说:“神仙果,非摘不可!”
他们就凭着这种“非摘不可”的精神,没有厂房,便用废料搭成席棚,露天生产;没有化铁设备,就找了一只破汽油桶代替化铁炉;缺乏原材料,便拉着板车分途四处收集;不懂翻砂造型技术,就向人刻苦学习。结果在不到一个月内就铸成“丄”型铁轨,铺起了一条一千多米长的环港铁路,代替了二千辆板车和五百人的笨重劳动。人们唱道:“搬运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都不怕,破除迷信铸铁轨,定叫板车回老家。”他们接着又动手试制“工”型铁轨。在“苦干加巧干,突破技术关”的口号下,大胆试验,不断革新,终于制成了能行驶九十至一百六十吨大机车的优质铁轨。半年多时间内,共生产了铁轨三万八千多米,铺了三条全长十九公里的简易铁路。搬运工人自豪地歌唱说:“从前扛大包,现在坐着跑,一声汽笛响,货物已运到。”
搬运工人要摘“神仙果”,就终于摘到了。这个事例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说过的一个真理:“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选本第九页)蚌埠市这五位搬运工人之所以能够打破重重困难摘到“神仙果”,并不是因为他们长了三头六臂,或者有什么飞天的本领;而是因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觉悟到要彻底解放便必须摆脱笨重的体力劳动,大搞工具改革和技术革新。他们不但有摘“神仙果”的要求,而且确实拿出了“非摘到神仙果不可”的冲天干劲;不等待和企望“神仙果”自动掉进自己的嘴里,而是切切实实地动手去摘它。他们既不空想一伸手便摘到果子,也不是光凭着一双手蛮干,而是动手又动脑,把实干、苦干和巧干结合起来,苦学苦钻,边干边学,千方百计地把神仙果摘到手。他们坚决相信,只要有党的正确领导,加上自己的冲天干劲,一切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暂时困难都不过是“纸老虎”,“神仙果”总是能吃到的。这便是他们创造奇迹的根由。
今天,我们正在干前人从没有干过的伟大事业。我们要摘的“神仙果”多得很,总的来说,是要把我国由一个经济面貌“一穷二白”的国家迅速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那种“非摘神仙果不可”的精神,心红志大,我们就一定能够闯关破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把一切神仙果都摘到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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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姜梦兰
王兰芳
我认识姜梦兰还是在1945年冬天,流庄解放后的第一个冬天。流庄是个靠河临淀的村子,解放前常闹水患,种不上地,这里的群众就靠打鱼、织席维持生活。刚一解放,领导上就派我到这村来救灾。经过村干部的介绍,我访问的头一户就是姜梦兰她家。
天上下着小雪,刮着小刀子似的东北风。靠村边的一个没有大门的破院子里,有两间快要倒塌的西房。门窗上糊着的各色各样的纸,都被风吹破了,呼呼地往里灌风。外屋的地上,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正在织席。我招呼了一声走进去,她只简单地答了两句问话,便又低下头,专心地织她的席。“这是刘常顺家吗?”我暗自怀疑着。当我问到她丈夫的名字,她红着脸答话的时候,我这才看清了她是个二十来岁的年青媳妇。脸庞长得很端正,只是很瘦,没有梳过的头发,乱蓬蓬的像烂草堆,两只冻裂的手,肿的像蘑菇。上身穿着一件破飞了花的棉袄,一个不满一岁的小孩趴在她的腿上,一个劲地哭。我就劝她:“大嫂子,哄哄他再织吧!”
“咳!不织怎么着?五口人等着吃呢!”接着她就说起她的这个家来:一家五口,只有刘常顺是个顶事的,打冬网去了;两个老人都六十多了,公公是个瞎子,干不了事,婆婆是半身不遂,整年在炕上躺着。她就是常顺的一个主要帮手,还弄着个不满一岁的孩子。旧社会里他们一无所有。从她过门来就没吃过一顿饱饭,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当天就下炕织了一片席。我了解清了她家的情况,忙回去和村干部研究,赈了她家二百斤小米。我在这村住了半月,帮助村里安排了生产,就离开了。
第二次访问姜梦兰是在1955年的夏天,因为她创造了一天织三片席的纪录,被选为出席县的生产模范,我是去总结她的经验的。
杨柳轻扬,和风拂面。乳白色的大清河水缓缓地向东流着,堤北是大片的苇田,一眼望不到边;堤南是一片葱绿的稻海,分外喜人。我放慢了脚步边走边欣赏这美好的景色,忽然一阵悦耳的歌声从村边的树丛中飘过来:“洼地大丰收哇,一年月月秋,……”间或掺杂着妇女的笑声。我好奇地顺歌声走去。
嗬!原来是一个织席场。透过高大的树身仔细看去,里边尽是织席的。高高的大树像是一把把巨大的天然伞,搭成了一个很好的大凉棚。织席的人们,仨一群,俩一伙的凑在树下忙着。
当一个小姑娘领我见到姜梦兰时,我不由一楞,怎么也不敢认她了。她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脸儿圆圆的、胖胖的,透着红润,剪着齐脖颈的短头发,穿着一件浅粉色短袖小褂,年纪虽然长了十岁,神情倒比以前活泼了,见了我就亲热的拉着手问长问短,说起话来没有完。她告诉我她家这十年间的变化:现在她们村已成立了全村的大合作社,她的丈夫常顺当了生产队长,她自己是织席组的组长。还有,她又添了两个孩子,那个大小子十一岁了,上了学;一个小闺女五岁,自己跑着玩去了;最小的才过第一个生日,在他们社的临时托儿组里。他们社去年收成很好,副业收入也很多,虽然还是她们两口子干活,得的工分一家子是吃用不完的。末后她收住笑脸沉重地说:“可惜就是公公婆婆都不在了,他们要活到现在,不定把俩老人乐成个什么样呢!”紧接着她又高兴地说:
“这时候什么都称心如意,发愁的事没有了。只有一样,就是两个孩子累手,除了照顾他们,每天还得自己做三顿饭。要是有个食堂就好了。我还能多织些席哩!”
“你真是,还想吃食堂!”旁边一个中年媳妇插嘴说。
“越好越想好呗!”她问我说:“你说能有那时候吗?”问的大家都哈哈地笑起来了。
这是第三次去访姜梦兰了。“这个妇女干劲真大呀!一天织五片席!她这个人,不知道又变得什么样了呢?”一跨上自行车,我就这样想着。
来到卫星公社织席加工厂第七车间,我找到了姜梦兰。一扯五间通的新房,宽敞明亮,中间生着五个煤火炉子,炉火烧的正旺。靠墙的桌子上放着一架五灯收音机,正放着一段轻快的音乐。地上两排十个人面对面的坐在洁白的苇席上,低着头,紧张地织着。柔软的苇篾子在她们怀里穿梭般跳动着,谁也不抬头,好紧张的场面啊!我问了问旁边那个看着表的小姑娘,才知道她们正在比赛。我不好打搅她们,就站在一旁看着。靠北墙那个织的最快的不就是姜梦兰吗。看她那两只手是多么熟练,简直就像飞一样,一忽儿就织出一大片!“姜梦兰,一点零二十五分!”听到小姑娘的喊声,才看到她微笑着抬起头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站起来。
“好快!”我不禁喊出声来。她猛地发现了我:“唉呀!是你呀!”
比赛全部结束了,食堂里响起了钟声。她把我拉到她家去,非要叫我在她家吃饭。我说:“你们不是在食堂里吃吗?你不是早就想要有个食堂吗?”
“是呀。今天来了客,咱打回来吃吧,给你要几个好菜,你等着吧!我叫他也回来吃。你轻易不来……”说着把我往炕上一推,蹬蹬地跑出去了。这时我坐在炕沿上,才注意看她屋里的摆设:这是三间新盖的正房,雪白的墙壁,大花顶棚;靠北墙是一个红漆大柜,柜上摆着一个双铃马蹄表,一部矿石收音机,当中有一个大镜框,里边是她们一家人的照片和一张奖状,再往上看是一幅毛主席像。屋子里拾掇得非常整洁、漂亮!真不像是个有四个孩子的人家。
一忽儿,她们两口子都回来了,每人提着一个饭盒,刘常顺一进院就喊:“是王同志来了吗?”我赶紧迎出去,他拉住我的手说:“快呀!你怎么这几年也不来了呢?屋里坐吧!”
“孩子们呢?”开始动筷了,我才发现就我们三个人,忙问。
“他们都不在家里吃,上学的在学校里吃,上幼儿园的在幼儿园吃,天黑了才回来呢。”姜梦兰笑着回答。“要不是公社化,成立了食堂、托儿所,凭什么我一天能织五片席?这四个孩子我就玩不转了,还干得了活吗?”她笑得那么快乐,比我第一次见她时还显得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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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巧手  林婉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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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青年演出的“杨门女将”
陶君起
中国京剧院四团根据范钧宏的改编本最近演出的“杨门女将”,是一个成功的演出。这首先是由于它吸取了扬剧“百岁挂帅”的精华,又适当地予以发展和弥补了原剧的某些不足,使主题思想有所提高。同时,它在京剧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包括结构、语言、音乐和舞台美术)都有所突破和创造。更可喜的是,它进一步显示了青年演员在党的培育下新的跃进。
扬剧“百岁挂帅”应该说是一出相当好的戏。它的前三场矛盾集中,人物生动;但它的主要矛盾却是写杨宗保殉国后,杨家在出征与不出征这一问题上的纠葛;虽然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自私,而对杨家对待外敌的勇敢决断与爱国主义精神写得还不够。因此,出征与否的问题解决后,到了“比武”一场,已经有些后难为继之感。而“比武”的内容也和前面缺少贯串。京剧“杨门女将”却把全剧的主线放在杨家将与西夏王文的敌我矛盾上,正面写出杨家在大敌当前所持的勇敢决断态度;把宋王的犹疑、朝臣的和战之争放在次要地位(当然,主和派的王大人一直也随着剧情发展未被放松)。另外,把“比武”一场的内容也适当地改换了一些,着重写穆桂英、杨文广母子的争着出征。至于出征以后,更增添了王文兵败,想出诱敌毒计和杨家将计就计,入谷寻求栈道,夹攻歼敌的情节,出色地刻划了佘太君的老谋深算,突出了穆桂英的机智和坚强,这样使主题思想和整个艺术风格更鲜明而统一。
与此同时,京剧“杨门女将”也在扬剧的许多生动的艺术形象基础上,同样塑造了几个鲜明的英雄人物。写出了机敏镇静的佘太君,对杨文广的天真、英武,杨七娘的风趣、爽朗都有所丰富;尤其是用了较多的笔触刻划了穆桂英,使人觉得京剧舞台上“大破天门”、“酣战洪州”历次挂帅等为人们所熟悉的女英雄,又重跃于观众的眼前。正因为突出了穆桂英,从而也就烘托了佘太君;使这两位杨门女将中的翘楚相得益彰。至于删掉了范宗华,而代之以老生寇准,也是比较适于京剧风格的;更主要的是服从了剧情的矛盾中心,从而使主题更明确一些。我这样说,并没有贬低扬剧剧本的意思,而是说作为移植或改编兄弟剧种的工作,既需要忠实于原本,也更需要适合本剧种的特色,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百花齐放。
京剧“杨门女将”的剧本结构是紧凑的。构思也比较谨严。作者掌握了京剧的特点,充分运用了京剧的艺术形式,从焦孟报信、杨府庆寿起,紧接着写出闻杨宗保死耗后杨府中几个主要人物态度的异同。接着又写了朝廷和战两派的争论,简洁地由寇准劝宋王到杨门祭奠,引出佘太君的请缨、挂帅,再通过比武一场,交代了杨府各女将的振奋,文广的初试新铏,以及穆桂英愿子出征与柴郡主顾虑劝阻的不同心理。然后描写了浩浩荡荡的出征,英勇的会战,表现了西夏王文的桀骜与诡诈,使剧情更深化,表现出杨家战斗的艰苦与无畏。紧接着转入探路,把这一情节和前面第二场预伏下杨宗保的遗诗有机地结合起来(尽管这一场的处理上略嫌拖沓),直接过渡到两路夹攻,一举歼敌的胜利结尾。结构是衔接的,气韵是不断的。剧本的语言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又有强烈的节奏感,对于刻划人物,渲染主题有所帮助。运用传统的唱、做、念、打也很娴熟,但又有所突破。如“比武”用了二重唱,杨宗保的诗句以断句作收束等。至于武打方面,更结合剧情和人物感情有很多的创造。
从“杨门女将”演出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京剧院四团的青年演员在党的培养下,因为政治挂帅,在舞台艺术上也就有了更大的提高。这个戏里,有好多青年的演技是使人兴奋的。
首先是杨秋玲的穆桂英,她塑造的人物是成功的。这不仅在于她的唱念上很有功夫,更主要的是她能较深刻地体会了具体情境下穆桂英的思想感情。比如乍出场的欢悦,闻耗后的悲痛,矢志报仇的坚决,以及听了婆母话后的抑止,强为欢笑地敬酒,直到不胜酒力,都很有层次地显示了人物的复杂情感。尤其是当杨文广当着全家天真地向焦、孟二将问到给父帅带来什么礼物时,穆桂英受到很大震动的表演,更是相当准确而深挚的。他如“比武”一场,母子从对枪中逐步表现思路一致的过程;“灵堂”一场,指斥王大人的大义凛然,以及“入谷探路”一场唱拨子和舞蹈动作,都掌握了人物的特定感情。
王晶华的佘太君,从发现穆桂英、柴郡主表里不一的情状,观察焦、孟拒饮,桂英醉倒等等破绽的神情,能在十多人的场面中表现得又细致、又突出,的确具有相当的功力;挂帅、誓师、决策等场,也很精彩!
饰演小英雄杨文广的刘琪,稚气之中有英挺,勇武之中有任性,都突破了她本身武旦的行当的局限,令人能从杨文广身上看到不愧为杨家后起一代的气质;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艺术形象的创造。
他如:演杨七娘的郭锦华,运用了京剧传统戏“金沙滩”中杨七郎(花脸)的许多功架,却又不是硬搬,而有融化。作为杨七郎之妻来讲,是又恰当,又新鲜的。还有:饰演寇准的冯志孝,饰演王文的李嘉林,和饰演指路老人的毕英琦,都有独到的唱做(虽然我对老人那段唱用言派唱腔感到和剧情稍欠协调)。更值得提出的是:从这出戏中也看出全团青年演员们认真严肃的集体主义精神。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探路”一场,四个步兵、一个马夫,除了很好地烘托出杨七娘、穆桂英、杨文广这三个主要人物的戏以外,他们每一个人又都是那么精神饱满。更好的是他们把京剧一般用在双方士兵开打时的“虎跳”、“旋子”、“摇旗风车”、“抄包”等武功,运用在表现单方面披荆斩棘的场景中,给传统程式赋予了新的内容,是很有创造的。其他一些武打之中,也都结合人物感情,有着不同程度的革新。称得起花团锦簇,使人耳目一新。
看完了京剧“杨门女将”,使我深深地感觉到,从这些青年演员有生气的优秀表演中,可以看出我国戏曲事业的灿烂前途!


第8版()
专栏:

公社气象员
元辉几十年察云观天,练出一双慧眼;几十年的汗,凝成几百条农谚。人民公社的车轮,给你载来了生命的春天;你交给公社一颗赤心,也交出了宝贵的经验。为了浇灌公社的幼苗,人们献出双手和双肩;你献出的是一次次准确的“情报”,就像一个出色的侦察员。授奖大会那天,有人问:你的“情报”为啥这样灵验?你说:咱老汉这双老眼,聚拢了公社社员几万道视线。授奖大会那天,有人问:什么是你最大的心愿?你说:让天上的阳光和白云,都化成地上的金山和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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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小品

“看话”
洪雪立
话,用眼睛来看,的确不是寻常的事情。“看话”就被作为一种特殊技能来看待。这种通过眼睛观察说话人的嘴唇的动作,来了解他所说的话的技能,俄语叫“读唇”,英语叫“读话”。
“看话”这一技能早在三百多年前就被发现了,但用它来做聋人的教学工具,却是后来的事。“看话”是把人们在说话时的发音动作,即唇的形状,颚的开闭,舌的升降,声带的颤动,鼻腔的呼气,肌肉的松紧和面部的表情等这些语言外部形象加以综合,形成视觉表象。耳聋的人掌握它就可以跟周围人们建立较为方便的语言交际,从而克服由于生理缺陷所造成的困难。有人就用“以目代耳”来形容它。
“以目代耳”是根据生理学“补偿”原理的。人体所进行的一切生理过程,是由大脑起着调节作用。大脑皮质是一个复杂而灵活的动力系统,它的机能存在着高度可塑性。个别感官受到破坏(盲目或耳聋),就能够从别的感官取得补偿。俄罗斯生理学之父谢切诺夫对各种感官作了比较时指出:眼睛有七种不同的反射,包括色彩、平面形式、体积、远近、方向、形态和运动。而耳朵的基本反射则不多于三种:即音量、音色和音的高低。
但是,用眼睛感受有声语言,却比耳朵感受困难得多。因为被理会的对象是说话人活动着的口形,“看话”时不能随意停下,更不能反复着看。眼睛只能注视着一个地方,而看到的语言动作是相互重叠的。这种不稳定、被动的情况,有如阅读影片上的字幕一样,是流动着的、稍纵即逝的、不由自主的。
有许多声音看不见,无声子音只是一股气息,眼睛不容易个别地辨别它们。
每个人的发音不同,口形不同,速度也不同。可以说每个人说话都有各自的独特风格,要区别各个互不相同的语言形象极不容易。
说话动作很快,根据实验:西方语言在一秒钟内可发出十二、三个单音。东方语言也能发出十至十一个单音。但是视觉所能明确识别的,在一秒钟内只能看到八至九个。这就有二、三个单音被看漏或看不到。
有人把“看话”说成好像读一些笔迹潦草的字,难以辨认。这个比喻是恰当的。
尽管“看话”有这么大的局限性,但它仍然能被人所掌握。因为眼睛的活动不是孤立的,有机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不只是个别感觉器官的活动,而且是神经系统活动的过程。恩格斯说:“人的眼睛的特殊构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我们的思维活动”(“自然辩证法”200页)。
“看话”的过程就是条件反射的过程。举个例子来说:要教耳聋又不会说话的聋哑儿童掌握“妈妈”一词,通常是用客体形象(具体人或相片)和书写“妈妈”的卡片,结合语言发音形象(口形)来进行的。在这里客体的形象就是无条件刺激,语言发音的口形是条件刺激,书面卡片是强化刺激,这些刺激同时刺激着儿童的感官,于是使大脑上已引起的两种兴奋点发生了联系。以后儿童看到“妈妈”这个词的发音口形,就能联想起“妈妈”的形象来。条件反射就这样形成了。
“看话”对于保有语言能力的聋人来说也是条件反射。不过比对不会说话的聋哑儿童的教学来得简单些。因为语言活动已经在会说话的聋人大脑皮质中成为固定的联系,只要他用眼睛来领会别人的说话。它的过程是:说话人的语言动觉刺激,传入聋人的大脑皮质中的动觉点,引起他过去语言痕迹的兴奋。但这个兴奋是基于视觉而来的,即说话人的语言发音形象(口形),面部表情,手势和说话时的情境,这些成为复合的刺激物。此外,语言节律,上下文的会意等等都对视觉刺激起了强化作用。
但是,神经通路接通以后,还必须充分反复,才能巩固起来。因而可以说:掌握看话技能是从训练视觉感受性而获得的。人的视觉感受性通过训练是可以获得高度发展的。某些从事染织的技术人员,能分辨四十几种黑色色度,而一般人只能分辨两三种。实验证明没有受过训练的眼睛不但不可能把运动着的口形联系起来组成词汇和句子,就是连最容易看出的唇音组成的单词也看不懂。这说明关键在于锻炼。
聋哑儿童入学第一天就要以目代耳来进行学习,他们在短时间内就能看懂老师说的话。随着年级的上升,他们不但能熟练地掌握“看话”技能,还能通过“看话”说出使人听懂的话。
受过“看话”训练的聋人,能够善于在不同条件下看懂别人的说话,随着“看话”的熟练,还能在适当距离内,不大遗漏地看懂报告或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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