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全新的时代 全新的人
——学习和发扬平陆事件中许多英雄人物的共产主义精神
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陶鲁笳
现在，我国人民正处在一个飞跃前进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全中国的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在涌现出史诗般的新人新事。而在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里，首都和山西平陆县的几十个单位和成千的人们，见义勇为地成功地抢救平陆县六十一位食物中毒的筑路民工这件事，却是无数新人新事中一件突出的动人事迹。
这是一个多么紧张多么感人的场面呵！2月3日的深夜，在多山的平陆县境内一块狭窄的丘陵地带，聚集着成千的人群，每个人都焦急地仰望着东方，等候着来自首都的送药的飞机。为了抢救六十一位阶级弟兄，他们曾想尽千方百计，在当地再无别的办法了，现在只剩下这个唯一的希望。但是，飞机是否能按时到达呢？药箱是否能安全降落呢？这是他们共同的担忧。而在二千里路以外参加抢救工作的首都人民，尤其是飞机上的人们，又何尝没有这种担忧呢？要知道，从2月3日下午四时首都卫生部门接到平陆告急的电话，到夜晚九时零三分空军某部的飞机起飞，只有五个钟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有限时间内，必须做好送药的一切准备工作。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药品是水剂的，如何加上安全装置呢？空投是在深夜，如何使药箱着地后有发光信号呢？解决这些问题，既无现成的东西，又无现成的办法。但是，在不怕困难的人们的面前，困难终于一个接一个地被战胜了。深夜十一时二十三分，飞机到达预定的空投地点了。这是检验全部努力是否成功的时刻，也是决定六十一位阶级弟兄的生命能否得救的时刻。地上燃起了作为信号的四堆熊熊大火，药箱从火光中安全地降落下来了，人们的一切担忧，顿时间在震动山谷的狂欢声中消失了。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果然，药品一到，六十一位阶级弟兄，立即化险为夷了。
试问，这样的事，在吃人的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可能的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在那里，无数的普通的劳动者每日每时在死亡线上挣扎，有谁去关心他们呢？对于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来说，平陆事件一定会被看作是不可思议的神话。因为按照他们所固有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阶级本性看来，那些在平陆事件中奋不顾身，见义勇为的人们，只不过是一群“傻子”而已。然而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一群“傻子”才是标志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英雄人物。正是这一群“傻子”才干出了神话般的奇迹。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促使这一群英雄具有那样高度的阶级友爱、高度的责任感、高度的勇敢和智慧呢？自然，帝国主义者及其应声虫们对于这个问题是找不出正确的答案来的。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仇恨和污蔑共产主义。然而正是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才是产生这股力量的真正来源。很显然，在平陆事件的全部过程中，如果任何一个单位或者任何一个人稍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打算，那么可以肯定，这件事就根本办不成，至少也不能取得如此圆满的结果。
在这里，人们鄙弃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因为他们认识到，任何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他们认识到，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团结友爱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为着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人们的生活准则应当是：一人有事，万人相助；一处困难，八方支援。而这种舍己为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品质，这种把整体利益放在本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上的集体主义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精神。
正是由于他们有了这种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阶级兄弟才会有那样高度的阶级友爱和高度的责任感，并且由此而产生出高度的勇敢和智慧。
说到这里，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毛主席在“送瘟神”的诗篇中所写的：“春风扬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确，现在人们的精神道德面貌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平陆事件可算得是一个明证。
人们的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会不会自发地产生呢？否。破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经过无数次反复的斗争过程。我们的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从一九四二年开始，找到了思想革命的良方，即整风运动，解放以来，一次接一次的从党内到党外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实际上都是“兴无灭资”的思想改造运动。1957年开展的全民性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一次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1959年下半年掀起的反右倾、鼓干劲、厉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实质上是又一次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比以往任何一次整风运动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次整风运动根据1958年和1959年这两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社会实践，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了改造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很明显，历次整风运动的胜利，使共产主义的思想阵地日益扩大起来，而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当然，具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们，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的。因而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并未结束。这种思想斗争和整风运动还必将波浪式地进行下去。然而共产主义思想一定会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一定会越来越小。这个趋势决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改变的。
应当指出，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还必须具备有一定的客观条件，这就是社会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发展。解放以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领导全党和人民群众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从而使社会经济基础一步一步地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从1958年展开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新局面以来，在我们的经济基础的若干方面，尤其是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出现了某些共产主义因素。虽然这些因素还只是一种幼芽状态，但它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和发展，就势必要求建立在它上面的上层建筑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我们知道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现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之所以有可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不正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伟大的变革吗？
谁不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谁就不是唯物论者。如果仅仅承认这一点，而不承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和在特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那就不是辩证唯物论者，而是机械唯物论者。认为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人们的精神道德面貌就会自然而然地改变的自发论者，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机械唯物论者。
与机械唯物论者相反，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者是重视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的反作用的，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我们党之所以十分强调政治挂帅，强调整风，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其目的，就是要使广大群众的意识形态不仅要适应而且还要促进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同时不仅要适应而且还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思想工作永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统帅，也是一切工作的开路先锋。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地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
平陆事件中英雄人物所表现出的共产主义精神，正是党坚持实行政治挂帅，不断进行整风，不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宝贵成果，正是党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群众所培植起来的一枝鲜红花朵。它又反转来成为我们向广大群众继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平陆县中毒的民工们说得好：“是党的阳光和雨露使我们死而复生，是党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生命给了他们新的干劲和新的力量。他们在恢复健康以后，就立即投入修筑公路的新战斗，每人每日平均挖土由五立方米猛增到十四立方米。仅仅是这六十一位民工才这样吗？不，这件动人的事迹，传到哪里，那里的人民群众就增添了新的干劲和新的力量，就出现了更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因此，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强有力的精神武器，不断地扫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并且一定要用这个精神武器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教育青年一代，使他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而成为大公无私的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全新的人。让我们高呼：共产主义精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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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公社调查
一颗茁壮旺盛的幼芽
——从广西柳城凤山公社看公社所有制的强大生命力
沈青
和其他的人民公社一样，广西柳城县凤山人民公社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出现了一件有着旺盛青春活力的新事物——公社所有制。
凤山公社的公社所有制成分还只是一颗蓓蕾，它和生产大队所有制、生产小队所有制同时存在着，而且在最近期间内，生产大队所有制还是基本的。目前，属于公社所有的只有这样三个部分：社办企业、社办事业和由公社掌握使用的一部分公积金、公益金。社员们通常把这些叫做“公社的家底”。
社员们的这句话不是没有来由的。
公社制度开辟的新道路
原来，凤山公社的公社所有制，从一露头儿，就给人们带来了好处。
这件事要从公社兴办园艺场的经过说起。
在凤山一带，旧县村以盛产沙梨闻名，因此生活比较富裕。公社化以前，附近的许多高级社都想照样多发展一些果树。但是，正如社员们当时说的：“果园是座万宝山，宝山好上，难闯‘三关’。”哪“三关”？第一是高级社积累的资金有限，没有钱买果苗；第二是不会育苗，缺乏种果园的技术人材；第三，果园是需要专人管理的，但高级社的范围小，劳动力有限，抽不出这样一批劳动力。有一回，几个高级社商量办个“联营果园队”，可是谁也调不出许多劳动力来，更不愿把技术高的“老内行”派出来，也抽不出一整块足够作苗圃的地，“三关”仍然闯不过。
1958年秋天，公社成立了。社员们说：“这回有了新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报告，要求公社成立一个苗圃。公社的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园艺场的架子很快搭起来了。从南丹大队附近划出了十四里方圆的荒岭，从十个大队调来了八十四名男女青年，从旧县村调来了老果农谢福田，还派党支部书记文锦林担任场长。然而，困难仍然很多。荒岭上的草长得比人高，老虎出没无常；没有果苗，也没有钱去买，当时公社只能拨给六百元的开办费。但是公社党委和社员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仔细地作了筹划，研究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各个生产大队的社员们也十分热情，场里缺工具，每个大队便送来一头耕牛和一套犁耙。还说：“公社现在钱少，青年们的伙食费由我们垫支一个月。”调到园艺场工作的青年们更是干劲十足。岭上草多，他们割了几百担，卖了，有了办场的资金；一鼓作气，开出了几百亩荒地，烧得成千担草木灰，老虎也吓跑了。他们又种了几十亩蔬菜，卖得几千元，办场的资金绰绰有余了。有三十个青年，走遍了附近三个县的荒山野岭，采集了三百多万株野梨树苗，买了一些并向生产大队收集了一些果树枝条，截成小段，用“单芽嫁接法”，栽下了二百多万株果苗，加上用直播和接枝办法，共栽种了六百四十六万三千多株。旱了，青年社员们便一桶一桶地担水来淋；草高，不能锄，就用手拔，早起晚睡，辛勤经营。结果，到1959年春天，有一些果苗已经出圃，除去本场移植了六千六百株，供应公社各大队四万五千五百株以外，还卖给外地五万九千九百株。预计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又可以出圃一百八十七万株。不到一年工夫，这个只用了六百元现金办起来的园艺场，用卖果苗和卖菜的钱，向公社交了一万七千三百五十元的企业利润，自己还置办了价值六千六百二十一元的各种工具和简易机械，并且买了几百本技术参考书。
兴办园艺场这件事，既教育了社员，又教育了公社党委。公社党委在这期间逐步明确了这样三条道理：第一条，成立人民公社，建立公社所有制是群众的迫切要求。他们希望依靠公社所有制，来举办在高级社时代试了多次都办不成的事业。第二条，由于公社的“一大二公”的特点，生产关系比高级社有了新的发展，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兴办属于公社所有的企业、事业。第三条，建立和发展公社所有制，虽然也需要国家的支持，但是，不能单单依赖这些，主要的还是要依靠全体社员的志气和两只手。
一年来，公社党委按照这几条去办事，果然使公社迈开了“工农业并举”的第一步，把社办企业和社办事业办得越来越兴旺了。现在，全公社已经有了十二项社办企业和七项社办事业。社办企业包括有园艺场、鱼种场、农具厂、硝药厂、化肥厂、农药厂、竹器厂、被服厂、造纸厂、粮食加工厂、建筑材料厂和孵鸭房。这些企业是依靠群众勤俭经营办起来的，十二个企业的基建投资和生产投资，总共才用了三万六千五百三十九元；现在的资产总值却已经发展到了二十四万八千一百零七元，增加了将近六倍。
飞速发展着的社办企业，为公社提供了大量的积累。1959年1月到8月公社的积累在1958年的基础上，增长了十万零一千七百二十七元。其中，从社办企业利润里提取的部分占95．41％，从各个生产大队里提取的部分占4．59％。公社所有制的成分在全公社里日益增长着。现在，全公社的社办企业和社办事业的资金总值，加上由公社掌握使用的公积金、公益金，已经相当于建社一年里十个生产大队收入总数的21．21％。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
生产大队的生产有了靠山
公社所有制成分发展起来以后，建立的第一功，就是促进了各个生产大队集体经济“百业齐昌”。社员们的评论是：公社有了家底，大队的生产就有了靠山。
这一切，主要表现在三件大事上。
第一件，用公社的积累、投资解决了修建小山水库的资金不足的困难。凤山一带，一向酷旱。旧县志记载：从清末到1934年，大约每隔三几年就有一次“大旱”，“旱魃为灾”，“汶源干涸”，或“由端阳至重阳不雨”，每次灾后，都是“大饥”、“大疫”。这种情况直到解放前，毫无改善。有些村，实在旱得不行，就放弃水稻，改种甘蔗。解放后，实现了合作化，群众在一社之内，经营了一些小型的水利工程，松了一口气；但是遇上大旱，还是不行。有个山坳叫“小山”，筑坝成库，可以使全社半数的稻田成为饱水田。因为需工量大，高级社办不起。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组织了大协作，动员一半多的劳动力去修水库，并且发动社员投资，筹集资金。公社党委又从公社积累里拿出九千元做经费，这样大坝终于修成了，旱灾威胁基本消除。
有了水，粮食就获得了大丰收。1959年的夏粮，在1958年增产31．68％的基础上，又增产了57．39％。
第二件，在几次生产上的关键时刻，用物质、技术和资金，帮助生产大队闯过了难关。
1959年春天，早稻追肥需要的石灰缺得很多。烧石灰要炸石头，炸石头要硝药。当时十个生产大队都没有硝药，公社的硝药厂赶忙生产了三、四千斤。石头炸开了，全公社烧成了六百一十多万斤石灰，每亩田平均放了二百零六斤。社员们说：“夏粮丰收多亏了硝药。”
春末，公社种的九千三百多亩甘蔗生了“棉蚜虫”，眼看着就要减收，情况十分紧急。生产大队的干部给公社打电话请求帮助。公社便把自己农药厂制造的五十一万斤土农药和化肥厂生产的七十万斤土化肥拨出来，先喷药，后追肥，甘蔗才得救。
夏初，正要大搞副业，公社办的孵鸭房孵出了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三只仔鸭，供应给各个生产大队，每人平均得了六只，一下子就促成了一次养鸭的高潮，以后，公社鱼苗场又供应了一百二十四万尾鱼苗，又促成了养鱼的高潮。
在1959年的前八个月里，农具厂和竹器厂制成了三万二千八百八十六件简易农械、新式步犁、各种车子和铁制、竹制的农具，及时供应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另外，所有的专业场，都对生产大队进行了专业性的技术辅导，并且为生产大队训练了一百二、三十名专业的技术工人。还支援给生产大队两万元的周转资金。
以上种种，都使生产大队的集体生产得到了有力的推动。公社所有制和生产大队所有制相辅相成，促进了整个公社各项生产的高涨：1959年1月到8月，工业产值比1958年同期增长了53．09％，农业产值增长了62．45％，林业产值增长了23．87％，畜禽产值增长了10％，副业产值增长了30％，渔业产值增长了23．89％。
第三件，公社的积累，促进了集体福利事业的飞跃发展。公社建立以后，共从公社积累里抽出了一万三千九百二十五元作基金，举办了一所敬老院、一所妇产院、一所卫生院、一所制药厂和五所民办学校。并且帮助各生产大队开办了七十四个食堂、八十六处托儿所和幼儿园、十处诊疗所。由于有了托儿所、幼儿园和公共食堂，一千五百一十四个妇女摆脱了家务和孩子的拖累，全部能够经常参加集体生产了。
由于有了卫生院、妇产院、制药厂和药圃，就在全公社范围内实行了“治疗不收费，草药不要钱，西药收成本，困难有照顾”的半公费医疗制度。由于及时进行了全民性的防治工作，1959年在历年卫生条件逐步改善的基础上，完全消灭了疟疾和天花。
“腰粗三围”和“共同跃进”
公社所有制在凤山公社建立的第二功，是帮助穷队赶富队，促使各生产大队的经济发展迅速地趋向平衡，“共同跃进”。
二塘和龙田，是两个被公认的穷队（过去是高级社）。公社建立以前，附近的高级社每人平均收入是六十八元五角七分，而龙田只有四十七元四角四分，二塘更少，才三十七元。
二塘最穷。全大队二百三十七户，解放前的生活是：“一日忧来一日愁，米筒挂在扁担头，早晨找米晚餐煮，餐餐锅里不见油”。解放后，生活步步提高，特别是成立了高级社后，生活大有改善。但是，由于土瘦水缺，粮食亩产才一百四、五十斤，和其他大队比较起来，仍然是比较贫困的。
二塘之所以穷，是穷在三个问题上：一个是旱，粮食产量低；一个是没有种经济作物，收入高的糖蔗，一亩也种不上；再一个是副业经营的少，果园没有一处，鸭子没有一帮。在高级社时代，二塘的群众也想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修个小山水库要几万个工，而二塘劳动力又少，哪里办得了？水库修不成，需要大量劳动力来抗旱，哪里还抽得出人来搞副业、种甘蔗？因此，问题无法解决。
公社化以后，人多力量大，小山水库修成了，二塘大队的社员们心里有底了，就开始盘算起赶富队的问题来。他们立志要“山穷水尽志不穷，快马加鞭赶富队”。1959年春深耕时，全队百分之百的劳动力都出工苦战，把稻田深耕七寸。天寒地冻，社员们扶犁的手冻麻了，也不停工，烘一会火扶一会犁。六十五岁的韦振更要求下到齐胸的水里去开水闸，还成天忙着修农具，给社员们送柴火，他说：“为了赶富队，我老人也要出些力量。”
穷队毕竟底子薄。要赶上富队，还得全面发展多种经营。其中的一个大头是甘蔗。如果再种上几百亩甘蔗，就可以增加三分之一左右的收入。可是，二塘大队的社员们过去从来没有种过甘蔗，蔗种、“糖榨”也没有。买吧，蔗种要花二千四百元，“糖榨”要花三千三百元，钱不够。社员们就派一百多人上山砍柴烧炭，卖得近一千元。公社也从公共积累里提出了五千二百五十四元支援他们。钱有了，社员们就日夜筹划，精打细算，买了蔗种和“糖榨”，把甘蔗种上了。有了“糖榨”又不会安装，也不懂榨法，正想派人去学，别的生产大队却主动地来支援了。新维大队派人来协助砌熬糖灶，头塘大队送了竹子来盖厂房，旧县村大队派来了技术工。人们说：“高级社跟高级社是叔伯兄弟，生产大队跟生产大队就成为亲兄弟了，为什么不援助？”随后，公社的园艺场又送来了二千株果苗，鸭房送来了一千只鸭仔，鱼场送来了一万尾鱼苗，农药厂送来了一批农药，不仅种上了甘蔗，副业生产也搞得蓬蓬勃勃。结果是：公社建立才一年，二塘大队就超过了一般队的水平。大大缩短了和富队的距离。
全公社的十个生产大队里，三个富队每人平均年收入是一百零六元一角，五个一般队每人平均年收入是九十元二角，二塘大队却达到了九十一元一角。龙田大队的增长速度稍慢，每人平均年收入六十二元，还没有赶上一般队，但是比公社化前却增加了十四元五角六分，社员们说：自从公社有了家庭，我们的腰好像粗了三围。
不仅二塘大队如此，其他大队也是如此，由于公社所有制的帮助，各个大队的生产都有发展，收入普遍增加。在“富队越富，穷队赶富队”的情况下，各大队的收入迅速趋向平衡。公社化前一年，富队每人平均收入九十九元七角，一般队六十元，穷队四十三元；公社化后成为：富队每人平均收入一百零六元一角，一般队九十元二角，穷队八十一元。这就是说，富队社员的收入有所增加，每人平均增加六元四角，一般队的增长速度比较快，每人平均增加三十元二角，穷队的增长速度更快，每人平均增加三十八元。
各个生产大队之间的这种你追我赶的发展，就使社员们的生活获得了普遍的改善。1959年夏收，全公社参加分配的二千六百六十八户社员，有二千四百八十二户的收入比1958年同期增加了，其余的户收入也没有减少。增收户里，增收了六十元以内的有二千三百三十八户，增收六十元到一百元的有九十三户，增收了一百元以上的有五十一户。公社化前的超支户，如今已经全部变成了有余户。凤山商店的日用品销售总额比1958年同期增长了41．03％。凤山银行社员存款额也比1958年同期增加了60．53％。
各个生产大队的经济发展迅速趋向平衡，穷队迅速赶上富队，社员生活得到普遍改善，这些，就为将来在人民公社里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逐步地创造着条件。
光辉灿烂的发展前途
公社所有制在凤山人民公社立下的这些汗马功劳，是高级社所办不到的。社员们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就越发热爱公社，越发把自己的命运跟公社连结在一起。社员们“上船望船高”，热情地盼望着社办企业和社办事业快快发展，公社积累快快增长。几乎天天有人到公社提意见：
“园艺场再扩大一些多好”，“把孵鸭场改成家畜家禽良种繁殖场就好了”，“粮食加工厂应该多安装一套动力碾米机”，“农具厂应该增加一些工人”，“铸工车间要加鼓风机，锻工车间要加机床”，等等。公社党委按照社员们的意见，已经制订了一个发展公社所有制成分的计划。按照这个规划，人民公社所有制成分的发展将是很快的。
和其他的人民公社一样，凤山公社所有制这颗蓓蕾正在茁壮地生长。广大社员群众从一年的体验里已经认识到：这颗蓓蕾必将很快成芽、成枝、开花、结果，使农村里春意喧闹，使这朵鲜花更红更香。因为，正是它，“代表着我国农村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发展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