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党的总路线和教育方针的胜利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参加首都十大建筑工程的一些体会
张仃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和劳动锻炼,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政治思想方面有了进步,共产主义觉悟提高了。特别是1958年实行教育革命以来,经过了对教育方针的大辩论,政治思想教育加强了,党的领导确立了,教学工作有了改革。
正当这个时候,为了庆祝伟大的祖国建国十周年,首都准备兴建十大建筑。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听到能有机会参加这一工作的时候,个个兴高采烈,全院情绪沸腾。现在,这些规模宏伟的建筑,大部分已经完成。这是党的总路线、大跃进的产物。
但迎接这一伟大艰巨工作,不是没有困难的。首先是任务重大,要求完成任务的期限短暂,工作项目繁多;其次是在主观条件方面,学校成立不到三年,教师实际工作经验不足,多数还没有专业知识。经过党委研究,认识到这是一项伟大的光荣的政治任务,是教育和实际相结合的最好方法,通过这一工作能全面的体现党的教育方针,因此,决心接受这一光荣任务作为建国十周年最好的献礼。
在1958年底,组织了本科和训练班的七十五名师生,作为基本队伍,开赴工地工作。留校上课的师生,作为后援。根据工作需要,由室内装饰、壁画、陶瓷、染织等不同专业师生,分组参加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宫、军事博物馆、迎宾馆等建筑单位的美术设计工作。
经过了三个月的紧张设计工作以后,师生又下到景德镇陶瓷厂、北京东北石膏厂、铁工厂,参加国庆工程体力劳动。在国庆前后,部分师生又转入内部陈设设计工作。在建筑装饰方面得到国内国际的好评。在陶瓷设计方面,据使用单位和美术家们反映,超过了1954年建国瓷水平。织物设计和生产单位技术革新相结合,也超过了当前的产品水平,并创造了不少新品种。总的说来,许多被采用的设计,大大超过了从前工艺美术系的毕业水平。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给了我们很多鼓励。
但是,在这整个工作的过程中,并不是都一帆风顺的。从开始到结束,都贯穿着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本院党委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政治挂帅,才胜利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并达到了工作、思想、教学三丰收,充分地证明了艺术教育必须贯彻党的总路线精神和教育方针的伟大和正确。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是取得工作胜利的保证。
在工作一开始,就展开了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本院个别领导干部,强调参加十大建筑的工作,会影响教学,打乱正常秩序,教学质量难于保证。这种右倾保守思想是错误的,在当时就遭到了批判。另一种意见,强调应该完全服从工作需要,认为像这样艰巨紧张的工作不能结合教学,工作本身就是学习;应该采取大撒手的态度,实际上是对教育结合实际,缺乏正确认识,对于党的教育方针的实现,缺乏信心,企图以艺术实践代替系统的理论教育,忽视党的领导作用,反映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
在党的会议上,进行了辩论,明确了参加这一工作,就是最直接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且也是一次提高政治思想和艺术思想的最生动最具体的教育。党一定要领导,思想先行,政治挂帅,以红带专,工作结合教学,以教学帮助工作,尽量结合各系科所学的专业,根据具体情况,把工作纳入计划,修订教学计划,根据工作忙闲不平衡的情况,插入必要的专业知识教育和艺术理论教育。这样,因为工作需要,学生吸收理论知识很快,并立即在实践中受到考验。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工作本身又反转来刺激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也克服了教师们过去脱离实际、纸上谈兵的缺点,大大提高了业务水平。
在各种专业的设计工作中,在工作的各个阶段中,都有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两条腿走路或一条腿走路,都要经过争论才能得到解决。工作和教学的矛盾,一开始就是争论的中心,此后又发生了艺术质量的快和好的矛盾,工作中劳逸的矛盾,在创作方法上,专家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矛盾,对这些问题党都及时组织讨论,提高思想认识,使工作继续跃进。

必须在艺术实践中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把红旗插到业务上去。
在反右派斗争时,在教育革命中,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虽然进行了一般的批判,但还不够深入。还有一些人认为,党领导艺术工作,只能从政治要求上来体现,在艺术问题上,党可以不必过问。他们把政治性和艺术性割裂开来。在这次工作中,我们用实际工作反驳了这种观点,一直坚持了党的文艺方针,把红旗插到业务上去,在工作的每个阶段,都坚决贯彻了党的指示,而不是走资产阶级的专家路线。
在艺术教育和实践中,如何贯彻党的文艺方针,通过这次参加国庆十大建筑工作,不断地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艺术上的政治标准,在师生思想里是比较明确了,但一涉及艺术标准,就又有了很大的分歧。毛主席所提出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就是我们的艺术标准,但在某些人的思想上这还是抽象的。不经过斗争,红旗就树不起来。
在十大建筑的美术设计工作上,首先是对资产阶级民族虚无主义作斗争。对资产阶级在建筑和工艺上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反对艺术上的民族风格,进行了批判。同时对资产阶级的复古主义,厚古薄今,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只向后看,不向前看,反对革新等等错误思想,也进行了批判。
党在工艺美术设计方面所指出的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过去在某些长期脱离实际的工艺美术教育干部的思想上,是并不明确的。他们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往往从个人兴趣出发,或拘泥于传统(中国的传统或西洋的传统),忘记了首先应该考虑政治效果,个人风格必须统一于整体风格之中,必须统一于时代风格与共产主义风格之中。
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方面,许多领导同志在工作的各个阶段,都给了很多原则性的指示,使我们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有了武器,把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和当前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
例如:对人民大会堂的整体风格,要求最新最美,要有国家旭日东升的朝气,要表现六亿人民的气魄,要朴素、大方,要给人以乐观愉快的感染,要破除设计上的见物不见人的思想,不能像古代的建筑物那样给以压在人民头上的感觉,因为社会主义的建筑艺术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形式上,不要洋也不要古,要古今中外皆为我用。又如对万人礼堂的要求,也要打破剧院舞台的框子,使台上台下融合起来,要造成海阔天空的感觉,屋顶中央设计一个巨大的红星,周围是满天星斗,表现党的领导光芒万丈,普照四方。
又如灯具设计,最初式样是改良的宫灯形式,后来又企图采用吊灯形式。前者是中国的传统,后者是西洋的传统,都是从传统出发,而不能推陈出新给人以鲜明的时代感。经过反复讨论,莫知所从,最后党提出从使用出发才豁然开朗,解决了问题。
建筑装饰的最初设计,也极为复杂繁琐。经过领导同志指出,要简洁明快,不要搞成旧时代的宫殿式的。这样就既克服了传统装饰花纹繁琐的缺点和庙堂沉重低压的气氛,但又吸取了它的结构严整的长处。根据人民大会堂所要求的健康明朗的色调,作了妥善的安排和处理。
其他的如陶瓷器设计、染织品设计等,也都根据各单位的实际需要,研究了民族传统艺术的规律,参考了西洋的科学技术进行设计,也都做到了推陈出新。
尤其是青年教师和同学们,在党的领导下,以红带专,艺术思想也开阔起来,研究古代优秀图案的法则规律,加以发挥发展,努力创造新的形式,把现代生活中的新内容新题材,组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图案。例如把钢、粮、棉、煤等组成新八宝,代替轮、螺、伞、盖等宗教图案上的旧八宝。把象征革命、象征和平、象征工农业生产的许多在过去封建时代的建筑工艺里决找不到的图案,都创作出来了,广泛地运用到建筑装饰上和室内工艺品上,形成了工艺美术设计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新局面。

贯彻总路线精神,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达到教学、工作、思想三丰收。
工作开始的时候,教师和同学都有一些迷信思想。教师迷信西洋,迷信传统,迷信课堂教学是唯一的方法,担心既完不成任务,又打乱了教学计划。而同学们也没有参加过实际设计工作,更不用说这么巨大的工程了。多数同学,最初连设计图纸都看不懂,尺寸比例也不明白。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地讨论了党的指示和要求,反复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伟大意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发动群众,并提出了在党领导下,教师、同学、使用单位三结合;以及教师、同学、使用单位、施工单位、技工师傅的五结合等方针;走群众路线,根据不同工作的性质,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有的建筑装饰设计,由建筑师提出设计意图,由同学执笔,或由教师设计,同学作助手;或由使用单位提出要求,由同学绘出大量草图,集体来进行讨论评定。有些重要设计,经过无数次修改,其中有领导人意见,也有使用单位、建筑师、教师、学生、工人以及一般群众的意见,最后不能确定是哪一个设计出来的,所以称之为:全民设计。
在工作过程中,进行了各种社会调查。参加建筑装饰设计的师生,参观北京重要建筑物,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参加陶瓷设计的同学,到北京饭店请餐厅科长作报告,征求服务员的意见,参观了宴会上使用餐具的情况,了解它的规格式样,研究如何使用、清洁等细节;设计地毯的同学,也向有丰富设计经验的艺人,学习了许多实际经验。
为了掌握传统的艺术规律,我们还到故宫研究历代陶瓷造型和装饰。为了向外国借鉴,又研究了大批的民主德国的近代织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近代灯具等。
在工作过程中,还请社会上的专家和本院教师作学术报告,并结合工作进行讨论。
在工作与教学互相结合,互相渗透,互相推动,大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不仅打破了设计工作的常规,也打破了教学上的常规。
在工作上,作到了多快好省,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完成图纸数量是:人大会堂五百张(不包括草图);革命历史博物馆八十张;陶瓷正稿四百张;染织四百张。
以染织品设计小组为例,每人平均设计,在数量上超过过去一个学期的成绩。采用率很大,决不是关门教学可比得了的。
在教学上的收获,总括起来是:
首先,在专业设计上,由于结合实际,有了整体观念,过去设计一块柱头石膏花,或一块地毯,一块窗帘布,都是孤立地考虑,不能求得艺术上的整体效果,实际上在设计图纸上的平面设计与立体效果,小样与大样,远距离与近距离,效果上是有很大不同的。设计花纹比例大小和材料性质(粗石、细石、金属和琉璃),也有密切关系。
一块石膏花设计,要考虑到和声学光学上的矛盾。一个灯具设计,要考虑光的分布等等。在建筑施工方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这些矛盾不统一起来,就不能作出完整的艺术设计。尤其是到工厂参加劳动,既达到思想锻炼的目的,又获得了专业生产知识;譬如下铁工厂的同学,看到自己设计的铁灯具,可有可无的一条线,自己用一分钟画出来的,但和一个技工一起加工却要花费一天的劳动,他回来后表示,今后设计必须要十分严肃认真才行。——这些都是在教室中所学不到的东西。
其次,基础课知识和专业知识都得到了巩固和提高。有些同学的基础图案,过去在低年级是学过的,但印象不深,经过结合实际,一个柱头花边,要反复画几十种连续图案;一个风篦子,也要反复画几十种不同式样的适合图案,这样工作,使基础图案的学习得到巩固。
学陶瓷的同学,为了青花餐具的设计,把明清的青花瓷,摹写了几十篇,对它的花纹组织规律,已经十分熟悉,甚至可以背出来了。学染织的同学,给民族宫设计地毯,因为每个馆要采用不同的民族图案,通过工作,掌握了各民族图案的不同规律,对于地毯的传统图案,每人都能背出很多套,可以拿起来就画。所以专业知识,得到很大的提高。
最后,最大的收获,是思想上的收获。
工作完成以后,师生们充分地认识了工艺美术的政治影响的巨大,并肯定艺术教育必须贯彻总路线的精神,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走群众路线。同学们的专业思想巩固了,体会到自己所学的专业,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密切相关的,理解到自己的工作,是直接为社会主义服务。过去有些同学看不起工艺美术,觉得没有绘画的政治影响大,又无名无利,一心向往美术学院,要当一个画家或雕刻家。通过工作,认识到工艺美术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仅给人民以物质上的需要和满足,也像其它艺术一样,能给人民以思想感情上的巨大影响,因而,明确了自己学习的意义和任务的重大,增强了政治责任感,对专业也更加热爱了。
全院师生一致感到,通过参加国庆工程工作,达到了教学、工作、思想三丰收。这是党的总路线和教育方针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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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动的历史图景
——读“捻军的传说故事”
王一奇 蔚钢
我们读了新近发掘出来的“捻军的传说故事”,心里充满了兴奋和喜悦。
这些故事是大跃进以来,在全民采风运动的基础上,各地开始广泛地搜集民间故事(尤其是近代革命传说故事)当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之一;是继“义和团故事”之后,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上一个新的收获。
捻军起义,是我国近代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革命战争。它前后共持续了十五六年,活动地区约八九省,人数曾达到几十万,它是当时太平天国的忠实盟军,是长江以北抗清运动的重要支柱。太平军给捻军起义以直接推动,捻军也给太平军以有力的支援。它一方面是促使农民起义向北发展的桥梁,同时又是抵挡清廷向南进攻的屏障,虽然最后终于因为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仍然是走向了失败的道路,但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捻军还继续坚持了斗争,对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近代农民运动中占重要地位的捻军起义,一向遭到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的诽谤和诬蔑,称它们为“捻匪”、“红胡子”、“白撞手”……等等。
现在,从劳动人民口头上搜集到的捻军传说故事,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充分显示了捻军起义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及其正义性,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到捻军的本来面目和它的革命精神,给捻军恢复了它应得的光荣名誉。
这些捻军故事,首先是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清朝的统治者,对外屈膝求和,丧权辱国;对内则残酷镇压。加上当时连年荒旱,人民饥寒交迫;而官僚、地主、豪绅、恶霸等,仍然进行剥削、榨取,逼得人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于是,“揭竿而起”,展开了反对清朝统治和官吏、土豪们的武装斗争。起义的号角一响,四方群起响应,星星之火,很快地变成了燎原的烈焰,燃遍了中国中部的广大平原。这些历史情况,在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中,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如“闹粮”这篇故事,就真实地揭示了作为捻军盟主的张乐行起义的动因。当时,张乐行所生活着的淮北地区,是“十年九灾,不淹就旱”,“财主撑得白胖,穷人饿得打晃”,“三岁孩子大街卖,换不来财主的半瓢面”。张乐行的家乡(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县)的人民,实在无法生活了,只好硬着头皮去向当地大财主家借粮,宁愿出“双驴打滚”的利息,并说尽了好话;但大财主不但不借,反而叫狗腿子打穷人们——“打死勿论!”这时乡亲们实在忍无可忍了,就在张乐行的领导下,举起了棍棒,大声宣布了“穷人打的粮食,应归穷人管!……”打开了财主家粮仓的大门,分了粮食。从这时起,“雉河集一带,可闹腾起来了——今个这个寨打日子主儿(财主),明个那村分财东的粮食,有钱的……都往德州(亳州)里挪,州官也着了急,派下差人,小队子,下乡办案”,但因遍地都是案子,办也无法办!有时“一不小心,连差人也回不去!”结果,弄得州官一筹莫展。——这时,穷人们“才知道联合一块力量大,三十人一班,五十人一伙,都组织起来了,到处打老财,分粮食,砸监店,拒官兵……。后来,都归顺张老洛了,没撑一年,聚有几十万人……。”
捻军其他一些著名领袖,如任柱、龚德……等人的“起手”、“入捻”情况,也都和这大致相似。
可以看出,捻军起义,是在当时的反动统治之下,“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而被“逼上梁山”的结果。
其次,这些故事,以雄劲豪迈的笔触出色地描写了捻军英勇壮烈的战斗,并塑造了不少捻军英雄的光辉形象。
故事对捻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是描写得非常出色的。充满着浓烈的乐观主义气氛,整个基调是雄壮的,浑厚的,使人读了,精神振奋,意志昂扬。同是描写战争,却又能显示出每个具体战斗的独特的风貌。在这些战斗故事中,有描写捻军的强大的军事威力的,如《鲁王大败李鸿章》;有描写捻军的足智多谋的,如《打高公》、《龚瞎子智取蒙城》;有描写捻军顽强壮烈的战斗的,如《胡椒大王》中的《火烧龙山》(利用山洞作战,抵住了敌人的烟熏火烧,终于胜利突围);有描写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如《大战长直沟》……等等。真是丰富多样,彩色缤纷!其中以《鲁王大败李鸿章》的战斗场面写得最精彩。在这篇精彩的故事中,劳动人民为我们绘制了一幅铁流似的画图。
这些故事通过战斗的描写,还塑造了不少栩栩如生的农民英雄人物。——这些农民英雄人物带着各自不同的风貌和独特的性格,神采飞扬、精神抖擞地站立在读者的面前。如张乐行的深谋远虑、老练沉着;鲁王任柱的气度恢宏、指挥若定;龚得的洒脱旷达、机智多谋;胡椒大王和陈公豹的骠悍骁勇……;此外,还有很多妇女英雄人物,如蔡小姐、陈八姑、李三娘……;也有少年俊杰,如张五孩,张便耕(这个十来岁的小“捻童”,竟能用一块石头把赫赫有名的僧格林沁砸死)……。使人读了这些故事,宛如置身于古代农民英雄人物的画廊中,琳琅满目,应接不暇。
这些英雄人物,大都是历史上实有其人;但在民间传说中,经过劳动人民的天才的艺术加工,使得他们的形象渗透着浓厚的浪漫精神;因此,他们的品质、性格与形象,显得更为动人。——这应当说是捻军故事在艺术创造上的重大成就。第三,这些故事,还真实地、动人地反映了捻军的严明的纪律和良好的军民关系。捻军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扰乱了清廷的统治,和清朝统治者相对抗,主要是因为它们所进行的战争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和正义性。它们的反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劳动人民的期望与要求。这在《撵绵羊》、《瞧病》和《赎物还主》……等故事中,都有鲜明的表现。在《双座山》中,张老洛为死难的精灵复仇,庄严地喊出过:“千年的冤仇我来报,枯山的草木我来栽!”捻军的纪律严明,也是它获得当时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重要原因。捻军深得民心的事实,连反动的统治阶级也无法抹煞。如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在奏折中,曾直言不讳地说:“官兵骚扰异常,几有贼过如篾、兵过如洗之惨;民圩仇视官兵,于贼匪反有恕词,即从贼亦无愧色。”左宗棠在给他儿子的信中,也提到:直隶、山东一带人民“专以兵勇为仇;见则必杀,杀则必毒……。”(均见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五八页)捻军和这些贼匪一样的“官兵”完全不同,他们确实是纪律严明,为人民谋福利的。如《赎物还主》这篇故事,描写了捻军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还帮助了一个被恶棍抢劫的妇女赎回原物;后来因为这个恶棍恃强逞凶,就把他杀了,为妇女出了气,为当地人民除了害。在《你看,是绿眼睛吗?》这篇故事中,更是十分感人地描写了捻军的严明的军纪,和他们对妇女们的尊重。捻军的旗主李成,有一次和僧格林沁部队作战,把被僧贼掠去的三百多名年轻妇女全部救回,暂时安置在一个大院里,锁上门,并派遣士兵把守,等候李成回来处理。这些妇女因为受了敌人的欺骗宣传,误认捻军都是些“红胡子”、“绿眼睛”、“无恶不作”的人,心中非常害怕,当她们看见捻军大兵眼上蒙着红布来进行安慰并给她们送菜饭的时候,疑虑才开始动摇,就大着胆子问道:“你们为什么用红布把眼睛蒙起来呢?”这时捻军士兵告诉她们说:“这是俺捻军的规矩,在妇女面前,不准说村话(不文雅的话),不准乱看妇女。”——于是,她们的疑虑、恐惧全部消除了,代之而来的是出自衷心的感激。
总之,捻军故事,无论从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哪一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近代民间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值得我们重视。不过,目前我们所读到的这些故事,还只是安徽涡阳、蒙城两县所挖掘出来的一部分材料,远不足以窥见捻军起义的全貌。这些地区,是当年捻军的发祥之地,关于捻军的传说故事的蕴藏,是极其丰富的,应当继续大力地、深入地搜集整理。捻军活动的其他地区(这个地区是非常广阔的),必然也同样地流传着大量的传说故事。因此,我们热切地希望一切有捻军活动的地区的有关部门,都能注意这项工作,组织力量,有计划的、系统的把这些埋藏在老人们记忆中的故事,早日挖掘出来,使它成为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捻军的传说故事》在《民间文学》1959年9月号、1960年1、2月号,以及上海《民间文学集刊》第九本,《安徽民间故事集》等书刊上已陆续发表了二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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