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欢迎和期望
——四送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同志
戈松
最近，在许多城市里，经常可以见到欢送下放同志的队伍，经常可以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人们给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同志们戴上大红花，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想起当年送亲人参军入伍的场面。
这些被欢送的同志，一到了农村，马上又受到党和人民更热烈的欢迎和关怀备至的接待。那种动人的场面，比起城市，真是有过之无不及，使得被欢迎的同志感动不已。
请看，这是江西省金溪县宋家村，人们在欢迎高中毕业回乡来生产的青年宋喜明。六十多岁鬓发花白的宋树生老大爷，拉着宋喜明的手说：“孩子，你做得对，有出息，读书不忘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另一个青年学生乔继光，在今年暑假初中毕业后，就背上行李，回农村安家落户。生产队长张丑卯热乎乎地说：“继光，你可打了个好主意。咱这队，什么都好，就是有文化的人少，你回来，生产就能搞得更好啦；”有些上了年岁的人，也议论说：“这会子的年轻人就不一样，念了那么多年书还乐乐和和回来劳动！”
全国许多公社，许多大队，都像宋家村这样热烈地欢迎知识青年回乡劳动。这说明了党的号召也正是人民的需要。人们欢迎的言词是对一个个回乡的具体青年讲的，但这又何尝不是广大人民对全国每一个下放干部、每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说的呢？哪一个到农村去的青年到了哪个农村，又会听不到
“你做得对”，“你可打了个好主意”，“你回来可真好”这样的或类似的话语呢？全国的舆论都是对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来的同志表示欢迎，热烈地赞成他们的实际行动，称颂他们是党的好儿女。
农民这样欢迎到农村去的同志，这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这正表明了我们的农村是多末需要人，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农民千辛万苦抚养子弟在本乡上小学，又送他们到县里念中学，甚至到省里读大学，当然很希望他们读书不忘本，将来学成归来为农村、为农业、为粮食贡献出更多、更大的力量。
到农村去的同志们怎样想呢？他们在下乡以前，已经发誓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打冲锋、立大功，努力建设农村人民公社。大家深深认识到，要是人人都是只读书不耕田，或读了书就不耕田，哪里有吃的呢？哪里有穿的呢？工业原料又从哪里来？大家同时也知道，要是种田人不读书、不学技术，又怎能发展农业生产？不错，农业劳动在目前还是比较艰苦的，然而，先进的青年完全认识到：战胜落后，改造世界是最有出息的；逃避劳动，专想吃现成饭是最没出息的。四川的青年农民陈志伦说得对：“现在农村虽然苦些，但正因为这样，就需要我们革命者勇敢地冲上去，动手去改变它！”
农业生产不仅是和土坷垃打交道，这里面大有学问，大有创造。农业劳动不是简单的事，因为人们所侍候的都是有生命的植物，一点也马虎不得，真是可以做到老学到老。只要我们爱上农业劳动，对劳动有了感情，就会从土地里发现许多奥秘，学到许多生产知识，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农村的亲人们正是在期望着你们这批生力军去大显身手，使你们从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同生产结合，大大地发扬光大，大大地丰富和提高，使我们广大辽阔的乡土，在短期内改变面貌，永远地、最后地跟贫困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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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北大荒”劳动和创作
张作良
我们——战斗在“北大荒”农业战线上的美术工作者，今天能将两年来在艰苦的垦荒劳动中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拿到北京展出，实在是垦区全体美术工作者的光荣。
我们在参加劳动和创作中所得到的一点成绩的体会，最重要的还在于：第一，听党的话。在垦区的建设里，党要我们到哪里去战斗，就到哪里去战斗；党要我们画什么，就画什么。1958年初，当我们部队美术工作者转业到北大荒后，大家都被分配在各初建的农场、牧场、林场里。当时正是“春播一刻值千金”的播种期。我们搭了马架
（即草棚）安下家，立即投入抢播大豆的战斗。我们几个美术工作者在场党委组织下，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背了画具到战斗最艰苦的生产点作政治宣传工作。我们因陋就简地利用一切美术宣传形式，如画地头宣传牌，锄头诗画，连环画，组织画廊，编幻灯，拉洋片……，宣传好人好事，宣传南泥湾屯垦的苦战精神。那时只要地头“露天俱乐部”里有画廊，一到休息就门庭若市挤满了人，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我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宣传任务，同时也在紧张的劳动和美术活动中为今后创作打下了基础，感到心里很踏实。原因是我们已明确了党对我们的要求，熟悉了新的环境，熟悉了群众和我们所从事的共同事业。这时在创作中就出现了一些属于安营扎寨，开荒生产，学习农业知识等题材的木刻，例如《到北大荒去》（晁楣、作良），《在北大荒安家》（徐楞），《抢播》、《第一道脚印》（晁楣）。这些作品一经出版张贴，对转业军人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巩固了他们对垦区建设事业的信心。就拿我所在的生产队说，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使得人工点播大豆由日点二亩上升到三亩、五亩一直到十四、五亩，全场提前十五天超额完成第一次春播任务。
取得成绩的第二个原因是深入生活。光在群众中落户还不够，还要在劳动斗争中时刻改造自己的思想，使它和群众的思想感情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把火热的斗争生活、群众的愿望、志趣，反映出来。1958年冬天，为了国家高速度的建设需要和1959年垦区农业持续跃进，垦区全体转业军人兵分二路上山伐木，下地排水。在冰封三尺的严冬里，我们美术工作者背着锯斧镐锹，刀笔画具，辗转在原始森林和草原上劳动，冒着零下三十度严寒写生，手冻得失去知觉握不住笔还是咬着牙画，晚上就在微弱的烛光下刻木刻画宣传画。北大荒的美术工作者就是这样学习着英雄们的顽强精神进行美术宣传活动。那时，在连绵数百里的完达山，或者在茫茫无际的草原，只要有战斗，就有我们刻的木刻或画的巨幅油画、宣传画，顶着凛冽寒风屹立在工地上，为白皑皑的草原增添色彩。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干劲？说真的，生活里英雄人物、动人的事迹时刻涌现，充塞眼帘。使我们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觉得我们非去表现他们不可。有时给白天劳动欢跃的场面激动得睡不着觉，例如《完达山的早晨》（晁楣），《运木出山》（刘洛生），《林海轻骑》（徐楞）等套色木刻，就是表现零下三十度的战斗生活的。北大荒的美术工作者不仅以自己的作品，而且以自己的顽强的劳动获得了战友们的赞扬。他们很愿意把自己所见到的事情找我们编出来、画出来，《英雄甸》《雁窝岛》（作良）等连环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画出来的。还有很多作品都是在野外篝火下，初稿经过了战友们的批评而创造的，它生动地体现了集体主义的精神。有时生产任务重，我们没有时间画画，职工们就主动把我们的生产任务顶下来，让我们安心创作。
在这两年多来的劳动和创作中，我们深深地感到：一个美术工作者如果能在火热的斗争中和群众同呼吸共劳动，那我们的画笔将永远挥毫不尽，这充分证实了毛主席要艺术工作者们全心全意深入工农兵群众，改造思想这一指示的英明；同时，更有力地打击了“要艺术工作者下放劳动锻炼，是糟塌人材”的谰言。我们全体美术工作者如果没有党和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指导，没有在部队长时期来的阶级教育、艺术教育，是不能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的，今后一定踏踏实实地生活在农业战斗的最前线，听党的话，走党和毛主席指出的艺术道路，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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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告别
北京人民印刷厂工人 王杰雄我背着行李，告别党委书记，准备的话全被心儿跳跑了，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啊，这双宽大的手，我是多么熟悉，在我肩膀上拍过多少回，和我紧握过多少次。每一次啊，每一回，就像哥哥对弟弟，寄上一个个希望，祝贺一个个胜利。在太行山上，是这双手教我瞄准射击；在山洞的油灯下，是这双手教会我写“毛主席”。雪夜站岗在村头，是这双手给我披上棉衣；在火线庆功会上，是这双手把红花给我带在怀
里。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是这双手教我开机器；每当生产冒出尖儿，又是这双手给我挂红旗……啊，这双宽大的手，我是多么熟悉，它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它给了我无限的热力。今天，这双更有力的手，又拍抚在我的双肩：
“老战友啊，好同志，再一次去上前线！”像冲锋号响在耳边，像烈火在心中燃起，我像当年一个样——说声“是！”打个敬礼。
“再见，亲爱的党委书记，我的老营长，我的老上级。农业战线不立功，我决不回来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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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我这岗位上
与天斗争，其乐无穷
浙江省桐庐县太平人民公社八一生产队队长浙江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董鼎荣
在那土质贫瘠、易涝易旱、年年缺粮的地区，究竟能不能很快转变达到土质肥沃、不涝不旱、变缺粮为余粮的地步？
解放头几年，这个问题就一直在我脑子里转着。那时候，我们贫雇农在政治上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也分得了土地，但是还要靠天吃饭。我就想：我们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力大无穷，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征服自然，多打粮食吗？能，一定能！
我们生产队紧靠富春江南岸，风景很好，就是土地不好。沿江五百多亩沙地，是一个“漏缸滩”，土质松散，不易保持水分，而且江上每次涨大水，都要带些沙土来，这一片沙地就越来越高，极易受旱。另外三百多亩水田虽然离江岸稍远，可是地势低，易受涝。这两块田地，年年“三点半雨就成涝，笠帽未干忙抗旱”，忙煞累煞，结果还是缺粮。
1956年成立了高级社，人多势众，我们就开始向自然宣战：造防洪堤防涝，买抽水机抗旱。在和沿江各社协同努力下，不仅很快做到这步，而且修了水库。从此以后，我们从缺粮区变成了余粮区。
并不是单靠防洪堤、抽水机、水库，就能年年丰收年年增产的。那不过是与天斗争的第一步，是我们发愤图强的开始，我们要让土地交出更多粮食。于是我们接着改一年一熟为一年二熟。主要措施是旱地改水田，单季稻改双季稻。
可是因为没经验，开头没弄好，一季早稻，高的收到五百多斤，低的只收二百多斤，遭到了富裕中农的讥笑：“有了一季想两季，做了皇帝想登仙。”我是个喜欢寻根究底的人。这时候，我脑子里就不断转着一个念头：为什么产量高低不一？它和品种、季节、肥料等等有什么关系？农业生产上的谜是多得很的，半辈子过去了，我没解开多少谜，何不依靠集体？支部就决定组织一个农业科学研究小组，推支部书记汪文海为组长，我当副组长。开头没几人，不要紧，慢慢扩大。
我们采取一学（到外地学习种双季稻的经验）、二找（找高产经验，找低产原因）、三查（查田畈、查产量、查思想）的办法，逐畈逐丘进行了总结，终于找到种好双季稻的五大关键：抓住季节，培育壮秧，大积肥料，密植和防治病虫害。
我们的粮食亩产量，已从1956年以前“老三百斤”提高到1956年的五百多斤，又提高到1958年的一千斤，到1959年的一千二百三十斤。有的社员自满了，说：“天无边际，地有界线，差不多了。”我却很怀疑：“生产到顶了吗？”翻着我那本社员叫它“万宝全”的生产笔记本，根据上面记载的密植规格、土壤性质、历年来的产量记要，我从江田畈走到白塔畈，又渡江到皇天畈，对畈与畈、丘与丘加以对比研究，为什么同样耕作，江田畈的产量最高？为什么在同一畈田里下的种“太湖青”谷种要比“羊尖籼”稻种产量高？可见得，增产大有潜力。
同支部书记汪文海同志一商量，我们决定从改造落后畈、推行良种方面入手，达到全面增产要求。结果今年早稻平均亩产比去年的又增产五成八。
平时我特别注意育秧的试验工作，防止烂秧、培育壮秧。俗语说“秧好一半稻”，一点不假。这就要靠掌握气候，为此，我们建立了气象哨，一面听广播，一面自己总结老农经验，看天行事。播种以后，我们吃在田头，睡在田头。春分时节，天气多变，“一日赤膊，三日棉袄”。每遇寒潮，我们就赶紧起床，去给秧苗盖草木灰。有一次，我路过清沙滩，发现这片沙地非常干燥，伸手摸摸，确实比别的泥地热。我就想：能不能用清沙来代替草木灰呢？草木灰每遇寒潮来一次就盖一次，而且被雨水一淋就冲走，费力不讨好。当晚我挑了一担清沙，在自己的七分样板指挥田里做样子，经过试验，果然证明：用沙壅过的秧田比没用沙壅过的，温度高二度，既省力，又吸水。我跟党支部汇报，党支部马上召开现场会，肯定了这个经验，推广开去。
如今我们这个农业科学研究小组已经发展到四十二人，分农业、畜牧业、经济特产、工具改革等四个组和一个气象哨。学科学的人越来越多，男女老少，都兴头很大。六十多岁的董亦荣老伯，过去一直迷信老皇历，别人除虫，他说虫是天上放下来的，除不了；现在他完全变了样。科学研究小组开会，他没一次不到，还试种三熟稻。他常跟我说：你用拿锄头的手，敲开了迷信的锁。董老伯不是个别例子，多少老人积极学科学，成了农业技术员。社员们都说：学科学像六月里吃西瓜一样，越吃越有味，真解渴！
至于我，虽然被社员们过誉地称为“田郎中”
（水稻的医生），并被浙江农业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其实是和大家差不多。若没有党领导，没有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我个人将一事无成，像在旧社会里白白活过三十多年一样。
我们生产队大伙用事实响亮地回答了我在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那就是：完全可以！只要我们听党的话，有充分与天斗争、与地争粮的决心和劲头，那末，我们就所向无敌。“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确实是这样。我们在钻研科学、与天斗争、多打粮食的过程中，确实一天天感到“其乐无穷”，感到三面红旗的无限威力。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征服自然，叫土地献出更多的粮食，叫山川献出更多的财富，其乐当更无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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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同心
河南正阳县农场 刘庆澜
最近，中共信阳地委要求全体下放干部，除和群众做好“四同”以外，还要着重同心。这一点很重要。
事实上，我们的广大干部、青年，正是这样做的。目前，大批干部、工人、青年下乡，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就是这种同心精神的表现。他们真正做到了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在改变穷困面貌，由低产变高产，由落后变先进方面，做出了不少的成绩。为什么能做到这样？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和群众同心，把群众的欢乐当作自己的欢乐，把群众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和群众一起，同心协力，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发愤图强。
中共信阳地委提出了要和群众同心，提得很对，打中了要害。要想办好农业，办好粮食，真正和群众做到“四同”，同心是个基本的出发点，是个关键。
我们下放干部，要想真正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献出一份力量，就必须首先和社员同心，把心交给社员，和社员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才能和社员做到“四同”，从而取得社员的信任，从社员中汲取力量，带领广大社员，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干出一番辉煌的事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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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道脚印
晁楣 〔“北大荒”美术作品展览会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