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做好党委领导工作的重要保证
——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体会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桂林栖
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首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①，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列宁的建党学说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从而全面发展和丰富了列宁的建党学说。毛泽东同志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毛泽东同志对我党建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之一。
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党在各个地区或各个部门的领导核心，是各个地区或各个部门各项工作的统一的、全面的总领导机关。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首先通过党的各级委员会。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各项工作中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决定于这个地区、这个部门党的委员会。所以，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工作状况、工作水平，对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中一贯重视党委会的工作，他说：“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②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解放军胜利进军，许多解放区已经联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全党面临新的形势。1948年，毛泽东同志先后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关于健全党委制》等文件，对在新的条件下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会的集体领导，改进领导方法，做了许多具体指示和规定。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革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基本政策，作出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规划；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又制定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武装了党的各级委员会，这对党委会做好领导工作，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工作方法问题。他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不仅为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制定了正确的工作方法。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毛泽东同志概括了我们党长期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用形象的、生动的语言，将它具体化为党委会工作方法十二条，并且再次告诫全党说，“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③这十二条工作方法是有机联系的，每一条都包含着深刻的内容，需要我们深入学习，细心钻研。根据个人学习的初步体会，我认为，这十二条全面地系统地解决了党委会领导工作中的五个重要问题。这就是：
第一，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正确结合的问题
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生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党的领导所以能够保持正确，发挥伟大的力量，根本条件之一，就是在于它是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但是，我们党在强调和加强集体领导的时候，并不否定和降低个人的作用，而是承认和重视个人的作用。集体领导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在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同时，必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④《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集中了我们党在这方面的经验。在第一条《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中，一方面指出“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⑤，肯定了集体领导的决定性意义，要求党委会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另一方面，指出书记在党委会这个集体中负有重大的责任，要求书记必须善于当“班长”，充分发挥核心作用。这对贯彻集体领导，做好党委会的领导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党的委员会中，拥有各方面的有经验的同志，这些同志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只有依靠这“一班人”，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才能保证作出正确的决定，实现正确的领导。但是任何一种有组织的集体都要有个头，有个核心，否则就会群龙无首，就不能发挥集体力量。书记（建立书记处的地方是第一书记）就是党委会的头和核心，党委会的集体领导就是以书记为核心的集体领导。所以，党委会的成员应该维护这个核心，给予书记以很好的支持，在行动上与书记合拍，帮助书记当好“班长”。书记当好了“班长”，发挥了核心作用，也就能够更好地集中全体的智慧，发挥集体的力量，正确而有效地解决问题，并动作整齐地“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党委会如何开会，是贯彻集体领导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著作中，对开好会曾经做了详细的指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安民告示”》、《“精兵简政”》两条，就是这些指示的结晶。
第二，加强团结，保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的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党的委员会有了高度的团结，就能在它所领导的范围内，很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体人民，胜利地实现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等条，就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党委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和统一的。《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对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是极关重要的。一切进行反党活动的分子以及隐藏在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行动上都必然违反这一条，因为他们的意见、主张和目的都是见不得太阳的，摆到桌面上来就暴露了真面目，所以只能在背后暗地里刮阴风，吹阴火，搞阴谋活动。当我们把他们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一辩论，大家的眼睛就亮了，他们就现原形了。解决党内一般的意见分歧，也必须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党委会成员间对某项具体的政策或者工作方法、工作措施等抱有不同意见，或者相互关系上有某些意见，这应该说是正常现象。解决这种矛盾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开诚布公地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和相互批评。共产党员是以革命利益为重的，是服从真理的，在这个基础上，矛盾总是可以解决的。把问题闷在肚子里，不摆到桌面上来，矛盾就不能很快地得到解决，就不利于团结；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背后乱议论，危害更大。毛泽东同志1937年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就严厉批评了“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等恶劣倾向，指出这是破坏团结的一种腐蚀剂（自从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党内的自由主义就逐步基本上消失了）。关于《互通情报》问题，这不仅对加强团结是必要的，而且可以帮助每一个委员了解全面情况，更好地参与集体领导。这是因为：党委会的成员日常都分工主持各方面的工作，只有经常互通情报，才能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取得共同的语言。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谈到工作方法时，说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也是这个意思。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以及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在党的生活中也有重大意义，我们党在这方面是有很多经验的。在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实行了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们竭力排斥和“无情打击”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以及所谓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党纠正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时候，也批判克服了机会主义者错误的干部政策。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内斗争经验，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保证了全党高度的团结和统一，使我们能够团结全体人民，夺取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第三，掌握正确的领导方法问题
我们党最根本的领导方法是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党经常不断地反对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对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作了理论的概括和具体的规定。《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第四条，就是要求各级党委在领导工作中认真贯彻这个方法。在这一条里，着重指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党委会处理问题的时候，不懂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先征求下级意见，然后再做决定；一个问题是要善于倾听和分析下面干部的意见，接受正确的，批评不正确的。做到这两点，才能保证正确的领导。因为领导机关好似一个加工厂，自己并不生产原料，它的意见、计划、办法，都是根据来自下面的材料加工而成的。领导的预见性，也来源于群众的实践经验，从群众的实践中看出运动的发展趋向，发现新生事物的萌芽。所以领导机关必须经常调查研究，了解下面的材料，包括正面和反面的材料；倾听下面的意见，包括正确的与错误的意见。但是来自下面的还都是一些原料，必须经过加工，即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工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正确的，批判错误的，才能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党委在领导工作中，除了贯彻群众路线以外，分清主次、全面安排好工作，并首先抓好主要工作，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学会“弹钢琴”》和《要“抓紧”》，就是解决这种领导艺术问题的。一个党委会全面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工作，管的方面很多，必须要有正确的安排，既要抓住重点，又要照顾全面，才能把工作做好。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同志对此已经做了指示，他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⑥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由于当时党面临新的更为复杂的任务，这个问题更重要，毛泽东同志又用“弹钢琴”这个生动的比喻，形象地说明这种领导艺术，加深全党的认识，帮助各地党委学会这种领导艺术。
第四，如何正确掌握政策的问题
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我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制定政策、执行政策，都必须对客观事物进行研究和分析。怎样防止错误，保证正确呢？《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为我们规定了最基本的两条：一条是《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要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条是《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其次，在革命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这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我们党的实际工作经验提出的，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的著作的重要发展。这两条规定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我们在工作中，无论是对待阶级斗争问题或是生产建设问题，如果胸中无“数”，就必然会“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所以做领导工作，解决任何问题，必须做深入的调查统计工作，掌握客观事物在数量方面的基本情况；必须做细致的分析研究工作，弄清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必须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主流和支流。只有认真地遵守这样的方法，才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地正确处理问题，避免发生原则性错误。毛泽东同志以后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以及在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又多次阐述并发展了这些思想，反复教导我们要划清两类矛盾，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反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些指示从思想方法上进一步武装了我们全党。
第五，谦虚谨慎，保持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作风问题
在革命即将获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把“力戒骄傲”列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⑦骄傲情绪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发展的结果。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情绪，对革命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因为滋长了骄傲情绪，就会满足现状，不思前进；就会对阶级敌人放松警惕，解除精神武装；就会不愿站在群众之中，而想站在群众之上，不愿接近群众，听取群众意见，而宁愿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就会斤斤计较地位、待遇，计较生活享受，而不能艰苦朴素、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就会只愿听人奉承赞扬，不愿受人批评监督，甚至会发展成为与党对抗、破坏党的团结的个人主义野心家。毛泽东同志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向全党敲警钟。
1944年4月，当党在抗日战争中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中，以历史教训谆谆教育全党，他说，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⑧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又号召全党
“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着重提出了防止胜利后滋长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问题，同时把“力戒骄傲”作为党委会工作中的一个律条，明确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对帮助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在胜利的条件下防止骄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保持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革命作风，具有深刻的意义，在思想上、组织上起了保证作用。
如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样，《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导方法的一篇杰出文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毛泽东同志在解决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时候，同时也就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两篇著作根据对立统一的法则，创造性地处理了个别指导与一般号召，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民主与集中，集体与个人，团结与斗争，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数量与质量等等矛盾关系，阐述了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包含有丰富的哲学内容，是运用辩证方法解决问题的典范。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反映了党委领导工作的客观规律，遵守和运用这些客观规律，就可以保证党委会很好地团结一致，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正确地进行领导，并且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领导群众，不断革命，永远向前。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迅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是和贯彻了这十二条工作方法分不开的。目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跃进，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使我们的领导任务更为繁重了，对我们领导的要求更加提高了。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进一步学习和贯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以及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方法的一切指示，不断改进领导方法、领导作风，提高领导水平。安徽省各级党的委员会，过去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胜利地完成了各个时期艰巨的领导任务，在工作上取得巨大成绩。但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方法的指示，特别是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领会还是不深的，掌握运用还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掌握好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做好当前的工作。
安徽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已普遍实行省委提出的“二、一、一制”，即四分之二的干部下去蹲点，四分之一的干部巡回检查，四分之一的干部留在机关，一季一换，互相轮流的制度。县以上机关已有50％以上的干部下放到生产第一线，这是进一步贯彻毛泽东同志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制度。但是，要真正贯彻好这个制度，关键在于各地党委做好领导工作。首先，要求第一书记更好地当“班长”，善于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现在党委会的成员绝大部分都分工活动在生产第一线，党委会的工作应该适应这一新的情况，第一书记更要向自己的“一班人”做好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把“一班人”指挥好，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党委会要相应地改进会议制度，每次会议更要准备好组织好，做到既解决问题，又节约时间。其次，要求每一个委员更要注意加强团结，互相支持，更要“互通情报”，把抓点和参加全面领导结合起来。作为党委会的一个领导成员，在下去蹲点的时候，一方面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做到“四同”，另一方面又不能忘记自己的领导责任。应该善于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善于听取和分析群众意见，起到一个领导成员的作用。应该既抓好点的工作，又关心和考虑全面工作，既抓好中心工作，又照顾部门工作。应该积极地向党委和其他委员提供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实行“二、一、一制”以后，有的同志存在着一种轮班思想，认为留机关时才负责全面工作，蹲点时就只管一个点的工作，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必须明确，作为党委会的一员，蹲点也是为了面，而且只有了解面的情况，有全面观点，才能更好地搞好点的工作。
学会掌握领导艺术，现在更加重要了。一个地方的党委，今天的工作内容，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复杂得多了，要抓思想、生产、生活；要抓农业、工业、交通、财贸、政法、文教等各方面工作。农业里面又有农、林、牧、副、渔，农作物里又有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大项，等等；工、交、财、政、文等方面也都是如此，真是千头万绪。而国民经济是有计划发展的，各项工作都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必须学会“弹钢琴”的领导艺术。整个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这是重点的重点，纲举才能目张，我们必须集中力量首先抓紧抓好。但是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必须根据每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做全面的合理安排，当点的时候就要点一下，当大抓的时候就要大抓一下，不能抓了农业丢掉了工业，抓了粮食丢掉了多种经营。现在机关干部大部分下去蹲点或转面了，许多原来分工做部门工作的，也搞中心工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门工作如何为中心工作服务，如何围绕中心工作做好各部门的工作，也必须很好地解决。只有“钢琴”弹得好，重点突出，照顾全面，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高速度又按比例地向前发展。
我们领导一切工作，都要做到胸中有“数”。这一方面，许多同志注意得还是不够的，对情况和问题常常摸不准数量，缺少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不懂得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例如前一个时期，有些地方对劳动力使用情况就是胸中无“数”，以致在安排上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需要。我们今后必须时刻注意这个问题，不论是做政治工作，或是做经济工作；不论是搞生产，或是搞分配，都要有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胸中无
“数”，是一定要出错误的。例如，不懂群众中积极的、中间的、落后的基本数量情况，怎么能做好政治工作呢？摸不准粮食产量，不懂得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数量界限，怎么能搞好分配呢？工作的先进与落后，一般也表现于若干数量界限。我们要力争上游，就必须对自己的现有水平和省内外、国内外的先进水平胸中有“数”，才能提出适当的奋斗指标和措施，鼓足劲头去干。今天我们还处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国际上有帝国主义，国内阶级也还没有消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还存在。所以处理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划清敌我、是非两种界限。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要分清是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还是先进与落后矛盾的问题。然后根据党的政策做正确的处理。我们省还有少数落后地区，这些地区所以落后，情况是很复杂的，除了自然条件差，困难比较多的客观因素外，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干部能力差或者作风不好；一种是少数坏分子篡夺了领导，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活动。在干部作风问题上，也有不同性质，有的是本质上基本是好的，但作风上有严重的毛病，不能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因而妨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有的是资本主义思想很严重，对社会主义有抵触情绪，拒不执行或者歪曲党的政策，营私舞弊，压制群众；有的是已经蜕化变质，成为违法乱纪与人民为敌的坏分子。在改造落后单位的时候，一定要深入调查，仔细分析，划清界限，区别对待。必须防止两种偏向：不能将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也不能将思想作风有错误的干部当做敌我矛盾处理。对于干部作风上的一般错误与严重错误，本质上基本好的与本质不好的，也要加以区别。只有这样正确处理，才可以有效地帮助落后单位转变过来。如果混淆了问题的性质，那么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犯右或“左”的错误。我们对工作的成绩和缺点，也一定要有全面的认识，既抓住主流，又不忽视支流。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就全面说，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总是主要的，缺点和落后面也不会没有，但这种缺点和落后面同总的成绩比较起来，仍是一个指头或者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因此，那些在落后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要以那里的落后情况，当做全面情况，因为这样就会看不清工作中的主流，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险；那些在先进地方工作的同志，也不要把他们的先进情况当做全面情况，忽视了支流，因为这样就容易产生盲目自满的情绪。另外有的同志在解决了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以后，往往就松懈起来，不去发现解决新的问题，似乎已经万事大吉了，这也是一种光看到一点不看全面的片面性。我们应该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克服和防止片面性。
我们工作成绩是伟大的，党在人民中有无限的威信，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骄傲。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革命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我们国家和我省近两三年来，经过连续大跃进，经济建设的速度快得惊人，成绩很大，但是我们的“一穷二白”的境况都还没有根本改过来，我们面前还有很多困难，美帝国主义还在侵略我们，有些国家的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想孤立我们。敌人的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要做好工作。我们每一个干部，特别是党委会的领导成员，一定要牢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力戒骄傲，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克勤克俭，埋头苦干，发愤图强，为完成当前的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计划而努力，为建设强大的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为实现我们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而努力。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六九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四五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四一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三四四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四一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九二三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四四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九七二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一二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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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
杜文凯 马汝珩
近几年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在我国史学界中引起了研究和讨论。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因此，对它的研究和讨论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对我国封建生产关系的理解。
截至目前，发表的文章还不很多，但是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意见的分歧也是明显的。根据已发表的文章，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土地国有制，还是私人大土地所有制，即地主土地所有制？
一部分同志认为秦汉以来土地国有制贯串着全部封建史。在全国范围之内“皇族地主”是最高的主要的土地所有者，所谓土地为国家所有乃是皇族垄断。皇族地主有赐给人土地的权力，农民对于土地——“份地”只有使用权。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是比较缺乏的。这种“皇族土地所有制”的产生，是和水利工程、灌溉事业分不开的。由于这种“经济的公共职务”，必然产生对土地的“政治支配权”。此外，农村公社的组织是封建社会的土地国有制的物质条件，最高所有者君主正是全国宗主的大宗主，大家长。这种“皇族土地所有制”在历代有屯田、占田、均田、官田、皇田、官庄和皇庄等不同的具体形式。并且，他们认为土地国有制是秦汉以来的中央专制的经济基础，同时历代党争的真实根源、中国历代君主之直接利用宗教而无皇权教权的分立的根源，也可以从这种经济基础上说明。
除了“皇族土地所有权”以外，还有其他占有权的存在，首先是所谓豪强地主的“占有权”，其次是农民当作自己土地的“使用权”，甚至有一定的土地买卖权。他们认为豪强地主不仅没有土地私有权，而且从最初就是不合法的占有者，因为他们是和皇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相矛盾的，当他们威胁到皇族政权的时候，他们的财产就可能被没官。另一方面，皇帝对他们又采取一定的优遇办法，作为皇权与豪权的联系。
主张“土地国有制”的同志在个别问题上也还存在着分歧。例如，有的同志不同意把
“土地国有制”称之为“皇族土地所有制”。其理由是，“皇族”这个集团可以包括“君王”在内，但不能等于“国家”，因为君王也具有私有主的性质，而国有土地还不是皇帝个人的私产。
和土地国有制的主张相反，更多的同志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是地主所有制。他们指出，我国封建社会从战国以来就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商鞅变法时废井田开阡陌，明确规定土地“民得买卖”。土地自由买卖的规定，是土地私有制确立的标志。土地自由买卖在法律上得到了肯定，这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的结果。“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对农民征取地租的事实，正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存在的有力证明。并且，农民的剩余生产物是绝大部分当私租被地主阶级占有的，而封建国家所占有的赋税在农民全部剩余生产物中只占较少的部分。因此，不仅应当肯定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存在，而且尤其应当肯定这种所有权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支配地位，因为地主阶级是农民剩余生产物的最主要剥削者。
主张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同志也不否认我国封建社会中国有土地的存在，但是他们认为不论那种形式的国有土地只是从属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补充形式。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国有土地的增长只有当农民起义对地主阶级及地主土地所有制有所打击的时候才有可能，同时，任何形式的国有土地最终也不免被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所蚕食。历代有关“富家豪室，多占取公田”的记载，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在讨论中，除以上两种主要的不同意见以外，也还有部分同志认为在我国封建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先后存在着土地国有制和土地私有制。他们把封建土地国有制看作是一个历史形态，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而不是贯串着全部封建史。他们认为，在封建土地国有制解体之后，地主土地所有制日益发展，处于主导地位。由于对古代史分期的见解不同，他们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时期的划分，也就存在着分歧。
主张土地私有制的同志集中地在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上反对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主张。
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性质问题。土地的自由买卖是土地私有权存在的重要标志。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来看，存在着大量的土地买卖，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对此，主张土地国有制的同志认为，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是“被法律所限制的土地买卖”，这是不足以证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的。但是，主张土地私有制的同志认为，事实上从商鞅变法开始就正式确立了土地可以买卖的法律保障。以后历代土地买卖都有“文券”、“文牒”等等，这些都是法律承认土地私有制的表现。正因为“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张土地国有制的同志又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权不能进入如近代的商品流通过程，因而不能形成“自由的土地私有权”。但是，主张土地私有制的同志认为，这显然是以资本主义的“自由的土地私有权”的概念来要求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便是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权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即使封建国家对土地买卖有某些限制，也只能说明比之资本主义“自由”的程度还不够，但不能否认土地私有制的存在。
关于地租和课税的关系问题。主张土地国有制的同志认为，地租与课税的合一是亚洲各国封建社会的特点，而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同时又是主权者的国家，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制。但是，主张土地私有制的同志认为，在亚洲某些存在土地国有制的国家，地租与课税确是合一的；而在我国封建社会，地租与课税的分离却是主导的现象。在汉代便有“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的记载，下至唐宋“官田有租，民田有税”，“官税”与“私租”的区别是很明确的。在这里，地主阶级向国家缴纳的是课税，而不是地租，虽然其本质上是地租的再分配；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向地主缴纳的是地租，是对于农民剩余劳动的榨取。主张土地私有制的同志还说：为了要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说成国有制，主张土地国有的同志便把地主交纳给封建国家的课税说成是“地租”而不是“课税”，这就抹煞了“官税”与“私租”的区别，从而就会得出除了封建国家以外，在广大的社会人群当中，再没有什么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立的错误结论。
关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关系问题。主张土地国有制的同志认为，如果在私人占有、使用、支配、包括买卖等权力之上，还有一个最高权力支配的话，这种财产就不算私有财产，与其说近于私有，不如说近于国有。这种最高支配权力就是所有权本身，是最高阶段的私有财产，即国家最高所有权。但是，主张土地私有制的同志认为，这种见解是缺乏论据的。因为所谓国家最高政治权力，最终决定于经济基础。从表面上看，好像私有制受国家权力的支配，其实国家权力却受私有制的支配。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国家之所以给私有制以某种支配，也正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维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把政治权力和所有制关系对立起来，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当然，在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地方，全部土地都集中为国家所有，王权是体现为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至于在相反的情况下，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地方，国家虽然可以体现为最高政治权力，但是不能体现为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
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主张土地私有制的同志认为，我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在地主阶级掌握大量土地，对贫无立锥之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脱离开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无法正确地理解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只有“地主土地所有制”，才能揭露地主剥削农民的物质基础，才能作为划分我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重要依据。主张土地国有制不仅无法说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抗，并将导致阶级对立实质的被掩盖和阶级界限的被模糊。主张土地私有制的同志还从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论证了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并且是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因此反封建是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