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思想感情起了变化
胡小孩
我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兵，一个小学生。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工农兵群众、一定要深入实际斗争的话，完全是真理。现在我把自己的点滴体会写出来，求得批评和指正。
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家乡，我算是第一个不戴方巾的“秀才”。过去，我把劳动人民对我的隔膜看作是对我的“尊敬”，我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参加革命后，党给我上了劳动的第一课。当我脱下袜子，一瞧自己的脚是白的，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下田时，只要人家看一眼我的脚，我就心跳，一想起土改时农民都喊地主是“白脚梗”（喊他们自己是“红脚梗”），心里更加不好受，于是干活时拼命想办法往脚上涂泥巴，回来也不敢到河塘边去洗脚，怕一洗露了原形，被妇女们看了耻笑。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不劳动的羞耻；感觉到自己轻视劳动的思想，只有在劳动中才能真正地得到改造。
同时，只有参加了劳动斗争，才能真正地看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之间，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如果不下决心缩短和消灭这段距离，就不可能真正地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我刚下放到生产队的时候，对劳动还是不习惯的、害怕的。特别是跪在田里耘田拔草，头顶太阳晒，水里蚂蝗咬，开头实在有点吃不消。那时队里又正在和人家搞竞赛，干到下半天，大家心里都着急。（我也着急，不过跟人家急的不一样！）那时队长开玩笑地说：为了提前完成任务，他提议立刻派一个妇女回去搓一根稻草绳来，把太阳吊牢，问大家同意不同意？那时我嘴上也跟着嘻嘻哈哈叫同意，心里却不住嘀咕，巴不得太阳早点掉下去。……
在这以前，如果有人说我缺乏劳动观念，我一定会跳起来跟他争辩。可是事实说明了，劳动人民把今天的劳动看作光荣的权利，而我却把它看作是不得已的负担，甚至产生过动摇。光这一点，就不是劳动人民的感情。只有在下放以后，我才慢慢地感觉到有了些变化，比如对粮食不知不觉地爱惜起来了；即使走在路上，也对田地产生了感情了；跟一个陌生的农民在一起，也觉得有话可说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感觉到毛主席说的“思想感情起变化”是个什么意思；感觉到如果要从一个劳动人民的同情者的立场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劳动人民的立场，唯一的道路就是听毛主席的话：“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而要真正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就要有真正脱胎换骨的决心。不然，那“思想改造”就只能永远是一句空话。
一个人的思想立场，只有到实际斗争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考验。
没有正确的立场，就不能正确地反映生活。所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先就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
关于这一条，我过去是十分缺乏认识的。从前我下乡去，虽然也参加工作，也去劳动，去接近群众，但目的是为了搜集创作材料，而没有想到首先是为了改造自己的立场。知识分子是最容易忘记对自己的改造的，总是看不见自己灵魂深处丑恶、肮脏的东西，甚至处处想美化、粉饰它们。1953年初夏，我去农村工作时住在一个老农家里。一天，夜里下了大雨，我只觉得浑身一阵凉快，就呼呼地睡着了。那个老农却半夜里悄悄爬起身来，把社里所有的秧田一丘丘都灌满了水。（如果不把田水灌满，大雨一淋，秧根就会浮起，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天，我知道了这件事，心里非常激动，觉得应该把他的模范事迹用作品反映出来。但是，当时我竟丝毫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恰恰就是个“对立面”；在他面前，我首先应该感到羞耻！那时节，我最关心的是一些语言细节，而不是群众的思想和愿望；我最担心的不是怕工作搞不好，而是怕找不到好题材。对当前的斗争，我是半心半意而不是全心全意的；和群众的关系是若即若离而不是血肉相连的。那时候，“材料”对我来说也是个“过路客人”，而不是“知心朋友”；你向它打招呼，它也不来理睬你。
下放以后，当了社员，做了社的基层干部，我觉得情况开始有了些改变，过去在乡下多呆了一会，就想着回城里来“调剂调剂”生活；如今在城里多开了几天会，就惦记着社里的生产了。又比如大跃进初期，社里有个副主任一度产生了右倾保守情绪，我心里就着急。因为这个副主任是个生产能手、土专家，在社员中很有威信，社里讨论推广水稻密植规格时，他不必公开出来反对，只要坐在台上不说话，在群众中就贯彻不下去（因为社里当初搞密植，就是他首先提倡的）。过去，我首先想到的是某人是不是个“典型”人物，从他身上能不能搞到什么“创作材料”。这样，一天到晚找“材料”，还是觉得没材料。今天当自己忘记了找材料的时候，材料却自己送上门来，生活越深入就越觉得丰富。特别是1958年以来翻天复地的大跃进运动，给我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带来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感觉到在今天这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代里，好人物、好题材实在太多了，真是说不完写不尽！心情每时每刻都很激动。如果说这就是什么“激情”的话，那它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心灵的天使”赏赐给我的，而是党的总路线和人民的冲天干劲所带来的。
参加劳动和实际斗争，不仅逐渐地改造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逐渐地改造了自己空洞的知识分子语言。过去和劳动群众接触，不但在生活习惯和思想感情上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说起话来也是“苏州胡琴广东戏”，凑合不到一起。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非得认真地学习他们的语言不可。我觉得，群众的语言的确是最明朗、最生动、最朴素又是最富于想像力的。比如我们歌颂毛主席是人民的救星，他们却更生动地说：“一只金碗一个底，翻身人心里人人都有个毛主席！”我给社里写墙头标语，写的是：“今天到处出英雄，人人赛似活武松。”自己觉得蛮不错了。可是人家却说：“人人都说赛武松，我比武松更英雄，武松只打一只虎，我擒东海九条龙。”气魄比你大的多！从这里，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指示我们要认真地向群众语言学习的重要性。这应该成为我们向人民生活学习的一个具体内容，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文艺工作者是革命战线上的哨兵，如果不坚决地服从党的领导，不坚决地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作斗争，就不可能完成任务。
1954年，我习作的剧本《两兄弟》就是领导上先给我点了题，使我在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启发，然后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创作完成的。从这个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我深刻地感觉到，当时如果没有党委领导的点题和启发，我是不可能把自己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些生活感受予以很快的提炼和概括，并且在比较仓促的时间内反映出来的。
后来，浙江文艺界右派小集团，反对党的领导，到处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大肆宣扬“一本书主义”。在这股歪风的影响之下，一本《两兄弟》变成了进步的包袱，把我自己压的喘不过气来。当有人问起我：“写了《两兄弟》，下面再写个什么呀？”我就感到紧张，下定决心，想写出个更好的来。那时我把创作看成了个人的事业、个人的成败，于是就不能不陷入了个人苦闷。同时，右派分子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污蔑反映当前斗争的作品都是“宣传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谬论也影响了我，使我更加模糊了起来，对自己过去所描写的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题材的“永久性”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认为唯一的“永久性”的题材，就是描写爱情生活，觉得只有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戏，才是妇孺老幼人人欢迎。
反右派斗争使我擦亮了眼睛，划清了界线，使我认识到改造立场对于文艺工作者的严重性。这才下定决心，搬家落户。
下放两年来，翻天复地的大跃进运动给我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真正可以说是：两年胜过八年。一年多来，在党的总路线和大跃进的鼓舞下，我和同志们一起创作了六个反映大跃进的剧本。这些剧本，差不多都是在党委的直接领导和群众的协助下写成的。特别是最近创作的一个以慈溪植棉模范何巧娥四姊妹做底子的戏曲剧本《斗诗亭》，一开始就得到了当地群众和基层党委的热情支持，以后又从基层党委到县委、地委一直到省委，都得到了直接的指示和帮助。这个剧本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得到不断的提高，获得了群众的欢迎，就是党委直接领导的结果。
有人说，党的直接领导“干涉”了作家的自由。我不知道这干涉指的是什么。以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说，所谓党的“干涉”无非是：要我们参加劳动、参加实际斗争；要我们服从基层党委的领导；要我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要我们反映当前的现实斗争；要我们在创作上走群众路线。事情很清楚，如果没有这些干涉的话，那就会使我走上一条一事无成的道路。
党和实际斗争给我的教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参加劳动和实际斗争，和群众相结合，是一切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的唯一道路；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并且更清楚地认识到：毛主席要我们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生活的热情号召，不仅是方式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原则问题；是文艺界两条道路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做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家，还是做资产阶级文艺家的问题；是跟党一条心，还是跟党两条心的问题。愿不愿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是考验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是否真正愿意改造自己的立场、是否真正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先决条件。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我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自觉自愿地到群众中去，到劳动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彻底地改造自己，使自己在将来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文艺战斗队伍里的一个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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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生产第一线去
孙来奎
我是一个唱了二十多年西河大鼓的曲艺艺人。解放前我没搞过创作，那时也不懂什么叫创作，只是跟老师学什么就唱什么。解放后，曲艺艺人的地位提高了，党给了宣传员的光荣称号，我心里美的了不得。老在想，宣传员这个称号不简单，自己应该起到宣传员作用，才能对的起这个光荣称号！心里打算这么办，可是自己没有宣传材料。外地的材料，有的不适合本地区演唱，有时材料来的不及时。这时，领导鼓励我，叫我自己学编段子。我心里想，自己文化水平很低，说书的艺人，都是跟老师学啥就唱啥，哪能自己编书呢。后来经领导再三的鼓励，我才开始试验学编。每逢一个中心工作或一个政治运动，我先学习了文件，把精神了解一下，按时的编唱出去。那时候是光唱没稿，心编嘴唱，内行话就是“趟水”，唱过去就丢掉。虽然这样，可是有时候，也能唱出受群众欢迎的节目来，到处要求重唱。“新旧接生法”这个节目就是这么趟出来的。因为群众爱听它，所以到处都唱它，后来越唱越熟，成了实词。领导叫我把它写下来，帮助我修改了几次，比从前更精炼了，群众也更爱听，我才把它保留下来。领导告诉我说：你不是不懂什么叫创作吗？这就叫创作。
通过这一次，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创作。从此以后我才开始用文字记录，又写出了配合打井运动的“王大娘献砖”，关于技术改革的“改造滑车”。1958年农业生产上的大跃进，使我非常兴奋。有一次，正赶上河北省安国县有一个农业社培植了一块小麦高额丰产田，派人到省里报喜，领导给了我一个任务，把这编成一个段子。我关起门在屋里想了三天也没憋出一句词来。当时我想怎么这一次写不出来了。领导给我指出说，这样写是写不出来的，得亲自到那里去才行。马上领导干部带着我们几位演员，去到安国县那个农业社。我们参加了田间劳动，参观了那块丰产田的麦茬地，访问了管理麦田的同志，也了解了观潮派一些人物的言论，又向支部书记详细的了解了种麦的过程，越听越受感动，现写来不及，不唱出去又憋的难受，所以当天晚上又趟着水唱出去了。虽然趟水唱的艺术性不高，可是社员们都很爱听，因为唱的是他们的事。唱完之后，社员、干部当时给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修改这个作品给了很大的帮助。这样，才在第一次演出的基础上写出了初稿，后来，又有许多同志帮助我反复的修改，才把稿定下来，题名为“五千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
人民公社化以后，领导又鼓励我写公社的事，可是开头的时候怎么也写不出来，因为我对人民公社还没有了解，还没有生活。我家在农村，我回了趟家，我爱人在人民公社食堂里当炊事员，我和她到食堂里做了十几天饭，深入了生活，很快就写出了“模范炊事员”。通过编写“新旧接生法”、“模范炊事员”等段子，我深深体会到，如果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生活，光凭坐到屋里空想，是很难写出东西来的。
1959年春天，领导上给了我一篇介绍安国县“天下第一田”的文章，我瞧着很感动，很想把这件事编写成鼓词，来歌颂人民公社。经领导同意，马上就去到安国县伍仁桥公社。一见到千亩田的面貌，就给了我个很强烈的感觉。我自幼就生长在农村，干过庄稼活，对农活也不外行，可是从来也没见过这样大面积的高产园田，真是埂直如线，地平如镜，千亩无边，真像是一张工巧的绝妙图画。心想没有大跃进，没有人民公社，那能有这样的田呢？我激动的恨不能马上唱出去，叫人人都知道这块千亩田的情况，叫人人都知道大跃进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所以下决心非写它不可。在那里住了十几天，边演出、边访问，我觉着搜集的材料差不多了，回来写吧，可是回来之后怎么着也写不出来。领导给我指出千亩田事大人多，不能光凭到公社走马观花跑一趟，访问几天就可以写出来的，要继续深入生活才行。我这才第二次又回到了千亩田，和管理麦田的专业队住在一起，休息时间给他们说唱，白天和他们一块干活。这样一来，很快就和他们熟悉了。谁也不拿我当外人，都喊我老孙伙计，成天高兴地给我介绍着他们创造千亩田的过程，岗是怎么平的，沟是怎么垫的，施肥呀，翻土呀；谁积极呀，谁落后呀，就好像说故事一样，讲起来没个完，就连他们里边有个搞对象的都对我讲讲。这样便比从前了解的细致多了，才写出了“夜逛千亩田”的初稿。给社员同志们一唱，效果很好。我看这回行了，就回来了。向领导一汇报，给同志们一念，大家提意见说，故事不连贯，头绪太多，哪一样也说不详细。我只好又从新考虑故事的结构。经过黑白好几天的揣摩，才想出把种千亩田的矛盾安排成一家人的思想矛盾——进步的青年未婚夫妇和不愿迁坟的老父亲的矛盾，通过老人夜逛千亩田来反映千亩田的整个面貌，同时也表现老人受新事物感动后的转变。这样，故事既连贯紧凑，也特别显得有风趣了。
听党的话，有了明确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又深入了生活，我才能够写出“夜逛千亩田”。可是能写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却是在领导和很多同志们的帮助下才完成的。写了“夜逛千亩田”以后，领导上又给了我一个新的任务，到岳城水库为修库的大军演唱。我接到这一个任务之后，高兴极啦，因为我从来没到过水库，也没写过修水库的段子，这次正是我对水利工程建设方面的一个学习好机会。去到那里，便和民工一同住到了工棚里，一起干活，一起吃饭，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样就自然地摸清了他们的内心感情，特别是和他们一起干活时，时刻都会被他们的干劲所感动。装土的地方离大坝远距一二里，不用说还推着土，光按里程计算，一天也要来回跑一百五六十里路，可是收工以后没见过一个人喊累。吃完饭大伙就跑到工地俱乐部里又说又唱，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民工同志们之间的阶级友爱，也给我很大的感动。永年兵团有一位民工同志平日俭省节约，一分钱也不乱花；可是他看到有位同志因天冷家中棉衣没寄到，不能下工地，就把自己的六块钱拿出来，给那位同志买了件绒衣穿上。在水库上，像这样动人的事情多得很。英雄事迹上千上万，成天价在眼前过来过去，我感到如果不赶快把这些英雄事迹唱出去，太对不起他们了。我一定要努力的写，使劲的唱。
去年这一年，我觉得自己做的工作还不够，写的东西按质量和数量要求，也还差的很远，可是有了不少体会。我觉得要想很好的为工农兵服务，必须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文艺工作者必须遵从毛主席的指示，深入群众，和群众结合，要经常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去，和工农兵一块投入到火热的实际斗争中；在斗争中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同甘共苦，交成知心的朋友，才能体会出劳动人民的真正思想感情，写出东西才会有血有肉，能够真正的适合劳动人民的口味。我还体会到在观察事物时，必须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这样才会看出新社会新人物的可爱，才会受到感动。要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必须学习毛主席思想、学习政治，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有人说：上山下乡深入生活，为中心任务服务，会损坏了艺术，会降低艺术质量，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经常地配合政治任务，深深地体会到上山下乡，深入生活，及时的为中心任务服务，不但损坏不了原有的艺术，相反的会提高自己，锻炼出一套适合于今天新社会劳动人民口味的新的艺术，更能不断的创造出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新人新事的作品和表演手法。深入生活，为中心任务服务，不但能写的多、写的快，也能写的好。大跃进以来，曲艺界出现了许多好作品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这次曲艺汇演有这么多优秀节目，也说明这个问题。今后，我一定要坚持上山下乡，到生产第一线为工农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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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入生活好处多
纳·赛音朝克图
我是一个十多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改造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十多年来，我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作中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错误，这不是说，今后不会犯错误，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说明这样一点体会：这是由于我紧紧地跟着党走，而没有离开党。根据十多年的经验，我得到了一个真理：就是一个人如果要真诚地献身于人民的、革命的和党的事业，那么必须永远老老实实地听党的话，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武装自己。
我从事写作已经二十几年了。解放前，我虽然写过一点东西，但是大部分作品，是在解放后写成的。拿我个人的作品来说，解放前和解放后是无法相比的。首先是在思想内容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在艺术技巧上，解放后的作品也是提高了的，更重要的，是我的作品更加群众化了。
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内蒙古新的文学艺术，从揭开它的第一页开始，就是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原则的。毛主席这一伟大的著作，在1948年就用蒙文翻译、出版了。当我们踏进新文学队伍中来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以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作为指导来进行创作了。
前面的话，只是拿解放前后我个人的作品来作比较。如果把我的作品与前辈作家和其他同志的作品相比的话，那还是差得很远。
因此，长期以来，我感到自己的作品急需提高。这提高不是沿着资产阶级方向提高，而是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在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换句话来说，就是如何创造出掌握了自己命运、正在忘我地建设新生活的人民的光辉形象，如何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如何做到通俗易懂，从而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就是我所需要的那种提高。因此，在我面前出现了如何提高作品的质量的问题。这不仅仅是艺术创作上的问题，而是与作家根本地改变自己世界观的问题紧紧相联的。我从文艺界历次运动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我是资产阶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而且还受过帝国主义的教育，因此深深感到，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从根本上改造那旧的一套是不行的。
1957年内蒙古文艺界的右派分子们曾经拼命反对内蒙古党委所提出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下乡下厂深入牧区”的号召。他们散布各种荒谬的言论。在同右派分子斗争的过程中，在批驳右派分子们的各种谬论的过程中，我进一步具体地、深刻地体会到作家必须从根本上改造自己世界观的重要性。
1958年初，党提出知识分子红透专深，号召文艺工作者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同时也提出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这时，我响应了内蒙古党委所提出的文艺工作者上山下乡深入牧区的号召，跟其他几位文艺工作者一起，下放到牧区，进行劳动锻炼。
我在前年6月间，到了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尔旗一个牧业社里。在前年11月20日全区范围成立了一个牧业人民公社。这在牧区是个飞跃的变化，它促进了牧区人民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提高，促进了生产建设和各个方面的大跃进。
我到了牧区，直接参加劳动，并领导一个生产小组。我们打完秋草后，立刻投入了建立居民点的工作。这个地方过去一直是游牧，解放后虽然进行比较有组织的游牧，但是还没有建立固定的居民点。
我们牧业社为了迎接人民公社的建立，与其它三个牧业社共同协作，开始准备一个固定的居民点。在这项工作中，首先搞宣传，作政治动员和组织劳动力，在选择出定居点地址以后，只在十天之内，建立了一个拥有二百多人口、四十二户人家的定居点，这项工作是以政治挂帅、发动群众和苦干精神进行的。十天前，还是荒芜的没有人烟的地方，十天后便出现了一个有生产队办公室、公共食堂、民校、医疗所、接生站、缝纫小组和图书室等等的大型固定居民点了。
这里的居住问题只要搭起蒙古包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在草原上这么多人家聚住一起，自然就发生了饮水和烧柴的问题。有一口井，是在七八里路以外，各户不得不一车一车地去拉水。这自然会影响生产。我们发动起群众来，在定居点的中央，一夜之间就打出一口清水井来。这样拉水的牛车就过时了，只要住在居民点，就不愁没有水吃了。
在这里，没有树木，从来只烧干牛粪。解决这四十二户人家和公共住所的烧柴，是需要很多干牛粪的。好车好牛都去搞运输和走游牧去了，家里剩下的大部分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生产工具是破车、乳牛和生格子牛。但是他们修理起破车，驯服了生格子牛，把烧柴问题全部解决了。
在这项工作中，使我深深地感到，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干劲结合起来，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牧民当中有这样一句谚语：“跟着太阳走，不会挨冻受冷；跟着党走，不会迷失方向。”这是牧民们从内心里发出的结论。这充分地说明，只要把党的意图贯彻到群众中去，是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从上面所说的这些事例中，看到了牧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上发生的新的变化。我的心溶化在群众之中。在我的思想上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为了集体，为了共同的新生活，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共产主义风格，正是这样形成的。
一年来，我们牧区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那样飞跃地发展着。这是党的总路线在牧区的伟大胜利。这种变化有时竟像梦一样，但它不是梦，而是现实。
在牧民这样英勇的劳动与斗争中，我与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我的思想感情变化了。看到牧民群众热火朝天的干劲，和他们所创造的奇迹，我的创作欲望也高了起来。
但是，我们最初下放进行劳动锻炼时，听到各种各样言论，现在看来，那些言论显然是错误的。
有人说：“下乡后，早晨听不到收音机，晚上看不到电影，学习上会落后的。”但是一年来，在学习上我不但没有落后，而且学到了从未学到的东西。首先学到的不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人民群众中的生活与斗争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看到了党的政策，成为人民群众生活、斗争的动力，人民群众用实际行动，实现着党为他们所指出的理想；我亲身参加、亲眼看到了旭日东升般充满生气的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这一新的社会组织的初生、巩固和发展的全部过程；我从文艺创作的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而又唯一的矿藏中，获得了宝贵的财富；同时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形象而又鲜明的语言的海洋中，吸取了滋养。
当然，我不是说，在劳动中就完全能够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艺术技巧。我的最大的收获是：我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在下放锻炼中，我入了党。在乡下，我的政治学习没有落后，我们那里可以听到收音机，看到报纸和书籍。
有的人又说：“在一个地方深入下去，容易使自己生活面狭窄，眼界狭小。”如果前年，我不是在一个地方深入下去，而骑着马东跑西颠的话，我就不能具体地深入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内心。这一年多以来，我的生活面不是狭窄了，而是宽阔了，眼界不是狭小了，而是开阔了，看到了过去在办公室看不到的那些事物，看到了牧区发展的广阔的前途和共产主义的远景。上面所说的事实，便成了我作品的内容和灵魂。
我所得到的微小的成绩，是老老实实地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结果。当然，这只是开头，我要长期地坚决地执行下去。
（原载“文艺报”1960年第一期，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