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锋
吕骥
聂耳、冼星海这两个光辉的名字，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中的两面大旗，他们都是以自己的革命音乐和革命音乐活动对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并且打下了巩固的基础。他们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音乐活动的时间都不很长（聂耳同志大约五年左右，星海同志也只有十年），可是，由于他们的无条件地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遵循着党的教导，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努力接近工农群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不屈不挠地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努力使自己的音乐活动，特别是音乐创作活动服从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并且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所以能够在不很长的时期中，一边参加着尖锐的政治斗争，一边刻苦地学习，创造了许多不朽的音乐作品。他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热情，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崇高的革命品质，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当我国文艺界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大家信心百倍地沿着党所指示的道路：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政策、发愤图强、向前迈进的时候，我们纪念聂耳和冼星海同志，学习他们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服务而贡献自己的一切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为创造无产阶级的革命音乐、坚持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革命传统，对于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音乐艺术，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
1930年到1935年这个时期，是我国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相交织，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革命斗争遭遇到极大困难的时期。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进攻上海，紧接着又占领热河、察哈尔和冀东，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
“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使得民族工商业受到摧残，农村经济破产；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和一切爱国人士要求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地进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完成了北上抗日的准备工作。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他们的“军事围剿”对上海进步文化运动进行的“文化围剿”，由于进步文化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所谓“文化围剿”也只能得到可耻的失败。
以上这些就是聂耳同志的创作活动的时代背景。
聂耳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个时期的许多群众革命斗争，深切地体验到工农劳动人民渴望祖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他把工农群众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所造成的饥寒交迫的生活的愤怒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激昂的革命情绪，真实地反映到他的创作中去，所以他的歌曲创作在内容上、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各种流派的资产阶级音乐家的作品，也不同于以黄自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的、具有民主倾向的作曲家的作品。他的三十多首歌曲，除了个别的而外，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写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歌词常常是用阶级对比的手法来表现的；另一种就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这类歌曲的最大的特点是和写工农群众的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相结合的，是从劳动人民角度，或者由电影中工农劳动人民口中唱出来的，鲜明的阶级内容把它们和当时一般的爱国救亡歌曲区别出来。聂耳同志选择这些歌词进行创作完全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革命世界观决定了他的创作态度，渗透到他的创作思想中，指导着他的创作方法而产生的结果。由于党的教导，以及他自己参加过的多方面的斗争生活体验，使他认识到艺术必须为政治为革命斗争服务，这也就是他选择这样的歌词进行创作的根本原因。这里使我们看到他在音乐创作活动中，既没有避开现实，更没有粉饰现实，而是深刻地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这样就使他在音乐创作活动中找到一条新的、不同于资产阶级音乐的道路，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道路。
当然，题材的选择，这只是音乐创作的第一步，重要的还在于以什么观点去处理题材，创造什么音乐（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形式）去表现这些题材。他在这些方面也都作出了卓越的范例，他的歌曲作品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不是站在工农群众之外去对待这类现实生活题材，而是紧紧地和工农群众站在一起，正确地说，是作为其中的一员，并且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去处理这种现实生活题材的。在革命斗争中，他不只看到今天的艰巨，同时也看到明天的胜利。所以他的作品具有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他对革命最后一定要胜利的信念，通过歌声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听众。这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聂耳的作品所具有的最大特点。这个特点并不是从他的第一个作品就非常鲜明地被表现出来了，而是逐渐形成的，不过发展得非常迅速，所以他的许多歌曲，越是后来的作品，这个特点就越鲜明。
在音乐创造上，在他的一些成熟的作品中（如《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新女性》、《自卫歌》、《塞外村女》，以及《回春之曲》、《扬子江暴风雨》中的歌曲），我们都可以看出，他努力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不论在音乐语言上、曲调发展原则上、音乐结构和形式的运用上，他都敢于破坏旧的规律，按照他所认识到的新的原则——根据新的内容的需要，根据革命群众的美学要求，根据民族的特点去进行创造。这样，就使他能够在音乐创造上作出很大的贡献，使他成为我国现代作曲家中第一个创造了一种完全新的、充分表达了工农群众的奔放的革命热情，具有无产阶级英雄气魄、影响深远的革命音调，第一个在音乐上真实地塑造了工农群众的战斗形象，也是第一个在音乐创作中奠定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创作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说，他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他在音乐上开辟了我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音乐道路，是有长期的实践基础和思想准备的。1928年他在昆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所参加的革命斗争，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更加深入到革命斗争的激流中，更加直接接受了党的教育，这些都是使他的艺术实践按照无产阶级的道路前进的基础。他在1932年和黄色的歌舞进行斗争而写的《歌舞短论》表明他那时候在艺术思想上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并且预见到音乐艺术只有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才能获得发展的前途。所以，他说
“今后的歌舞，如果仍是为歌舞而歌舞，那么，根本莫想踏上艺术之途！”后面更明确地提出，“你不听见在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这样清醒的认识就是他后来的创作实践的思想准备。可惜他刚刚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奠定了基础，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和抱负，就被无情的海浪夺去了他的生命。
聂耳同志逝世之后，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继续向前发展了。冼星海同志在1935—1945年所写的许多富于战斗意义的、光芒四射的音乐作品，表明了他已经继聂耳同志之后高举起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大旗。
冼星海同志在开始他的音乐创作活动的时候，本来走着和聂耳同志完全不同的道路，但当他一回到祖国，接触到祖国人民的生活，参加到祖国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就使他联想起过去困苦的生活经历，使他马上看清了，他不能沿着在法国走着的老路走下去，必须改变原来的方向，他就迅速地抛弃了原来的不实际的幻想，走上了聂耳同志走过的道路。正如他在创作札记中为他自己所规定的任务，
“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播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这些工作不会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确是这样做的。在他十年的创作活动中，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为民族解放斗争而歌唱，在他的全部创作中，这类主题的作品约占70％左右。这个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如何使自己的创作活动服从于政治、服从于革命斗争、服从于群众的需要。这种思想使他坚决地批判了他曾经接受了的资产阶级音乐思想影响、坚决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音乐道路，走上了聂耳所走过的无产阶级的音乐道路，努力追求党的领导，终于成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封建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歌手。有了这个思想，他才能够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中汲取到取之不尽的音乐创作源泉，才能够在到延安之后不到半年，就写出了真实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坚强抗战意志和英雄气概的庄严雄伟的《黄河大合唱》和其他许多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
星海同志对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贡献，就在于他沿着聂耳同志所开辟的道路，向前发展了这条道路，坚决地贯彻了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艺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政策，而且创作了像《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二交响乐》、《满江红》组曲等许多光辉灿烂的作品，生动地说明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时也指明了艺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是一条多么宽广自由的道路。在这许多形式新颖的作品中，他把我国革命音乐提到更高的水平，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革命音乐形象，深刻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代的英雄人民的精神世界，燃烧起人民心中的热情，鼓舞着人民为着争取抗战胜利建设新社会而奋斗。他的创造精神鼓舞了许多年青的音乐学徒，他的富于战斗精神的大合唱为后来的许多优秀的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大合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标题交响乐的创造为我国交响乐创作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从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热情而富于表情的音乐语言吸引了无数人的心灵，因之也鼓舞了大家深入地学习民间音乐。他的许多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的优秀的群众歌曲不只密切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大大鼓舞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热情，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样式和情趣，也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音乐宝库，成为鼓舞人们大胆创造的榜样。他在运用现代作曲技巧处理我国民间音乐上作了许多成功的探索，这是因为他不是不顾我国民间音乐特点把我国民间音乐按照西欧作曲规律去进行加工，也不是不管音乐内容，仅仅从形式上加以处理和发展；而是根据民间音乐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创造性地加以处理，因此既保留了民间音乐原来的风格特点，却又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聂耳和冼星海虽然是从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个方向的，虽然在艺术风格上和个性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上却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且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是极其群众化的艺术家，他们不仅没有资产阶级艺术家的习气，而且是经常关心群众的。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不放松教群众唱歌的工作，而且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学习，研究他们喜欢唱什么歌，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且记录他们所能够唱的民歌。他们两人虚心学习，刻苦工作的作风是十分相似的。他们一有新的创作，总要拿出来和来访的同志们研究，听取别人的意见。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俭朴的。这些都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革命精神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体现。
今天纪念我们这两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锋，首先要学习他们艰苦奋斗、虚心学习、刻苦工作、为革命事业而贡献自己的一切的革命精神，深入到人民公社、工厂、矿山的火热斗争中去，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继承他们音乐为政治服务的革命传统，发挥音乐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要为创造水平更高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而努力，通过音乐艺术加强我们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加强我们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用音乐武器去揭露和粉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聂耳、冼星海同志遵循着党的指示所走的音乐为革命、为政治、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道路永远是胜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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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云雷电谱雄歌
——评彩色故事片《聂耳》
陈默
一
聂耳只活到二十四岁，大海就夺去了他的生命。聂耳的一生实在太短促了！但是，这位伟大的人民歌手、我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奠基人、中国共产党的好儿子，他对人民革命事业和革命音乐艺术所作出的贡献，却将万古长青，永垂不朽。
为了纪念聂耳，学习聂耳，继承和发扬聂耳献身人民事业的革命精神，把聂耳的光辉形象在银幕上树立起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感谢我们的电影艺术家们，在聂耳逝世二十五周年的前夕，出色地完成了《聂耳》这部优秀影片的制作。
是的，应当像影片这样表现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奠基人的光辉道路：正因为他把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无产阶级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生命才获得了如此崇高的意义；正因为他的创作活动根植于人民的斗争生活，抒发了人民的革命情感，他的作品才永远成为我们民族的瓌宝；正因为他的艺术是民族解放的号角和革命斗争的武器，它们才永远焕发出不朽的光芒。生活和战斗在二十五年前的聂耳，他的形象之所以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就是因为他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具有这些极为宝贵的特点。
是的，应当像影片这样塑造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形象：三十年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画图与聂耳个人性格的成长有机地构成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时代的洪流和革命音乐家的内心世界交织成激奋人心的乐章；一代革命文艺家的共同特征和主人公独特鲜明的个性统一成丰富完整的艺术形象。革命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部影片里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结合。
可以肯定：《聂耳》是我们电影艺术可贵的收获之一。《聂耳》和近年来一批优秀影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电影艺术的逐渐成熟。《聂耳》的成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的胜利。
二
通过聂耳的个人命运，反映和概括了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命运，反映和概括了三十年代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是影片《聂耳》最突出的成就。
不少文艺作品都企图通过主人公的个人命运来反映时代的命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够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的。革命文艺的经验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只有通过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人物的命运，才有可能充分地反映出我们的高昂的时代精神。影片《聂耳》的成功，首先就是因为它选择了像聂耳这样一位最能体现我们时代的主流的革命者作为主人公，同时又令人信服地通过主人公的道路，表现了千千万万革命知识分子曾经走过的道路。
影片通过聂耳从一个不满黑暗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为英勇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过程，极为生动而深刻地概括了我国一代革命文艺家的道路。我们从影片里可以看到：一方面，聂耳的个性是鲜明的，独特的。他乐观、幽默、热情奔放、斗志昂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和伙伴们在街头写完革命标语，还若无其事地跟反动警察打招呼；为了打击资产阶级的腐朽艺术，他不顾别人的咒骂，写文章抨击到处散播靡靡之音的歌舞团；为了抗议反动军警禁演抗日戏剧的罪行，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敌人的刺刀面前高奏起《国际歌》……总之，聂耳就是聂耳，我们永远不会把他跟别的英雄形象相混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影片的主人公并不是历史上的聂耳的简单再现，在这个艺术形象上，集中和概括了聂耳同时代许多革命艺术家所共有的特征：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奋不顾身，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切齿痛恨，对资产阶级文艺的鄙视厌恶。他们把自己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敌人的仇恨，熔铸成犀利的艺术武器，打击敌人的凶焰，鼓舞人民的斗志。
影片对时代命运的反映和概括，是同对聂耳性格的塑造，对聂耳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发展道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聂耳的不朽，就在于他是中国音乐史上最先用自己的艺术谱出了工农大众的心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革命意志的天才歌手。影片以十分精选的细节，表现了产生聂耳和他的音乐的时代。银幕上那些一闪而过的镜头，以及着重描写的场面，都奔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展示当年在民族危机和阶级压迫的双重苦难面前，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的光辉图景。不论是码头工人的悲惨生活，还是歌舞团的四处飘流；不论是“一·二八”淞沪战争中十九路军抗日的烽火，还是红军勇士飞夺泸定桥的英姿；不论是南京路上的飞行集会，还是国民党市党部前示威游行的洪流……影片中所有这一切富有时代特征的镜头和场面，既显示了聂耳所处的时代，又推动了聂耳性格的发展，而最后，它们又反过来成为聂耳创作的泉源。影片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个真理：聂耳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战士，人民的歌手，就是因为他把自己整个的生命，交给了革命，交给了人民，以人民之喜为喜，以人民之忧为忧。人民以自己的奶汁哺育了聂耳，聂耳以自己的音乐谱出了人民的怒吼。在这部影片里，时代的命运和主人公的命运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细致的性格刻划达到了水乳交融。而透过银幕一直钻进观众心灵深处的，则是响彻云霄的聂耳的歌声，我们时代的最强音！
三
对主人公丰富的内心生活的揭示，是影片《聂耳》另一个突出的成就。这个特色对影片塑造聂耳形象的成功，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本来是一切文艺作品塑造人物重要的手段，影片《聂耳》的作者出色地运用了这种手段，因此，主人公的形象显得非常丰满。我们看到，影片对聂耳内心世界的展示是采取了多种方式的。在聂耳看苏平给他的纪念“八一”三周年的传单时，影片用关于昆明学生运动的回忆，表现了聂耳对革命斗争的向往；在他二十岁生日的夜晚，影片通过聂耳的日记表现他寻求出路的苦闷和自励；在龙华塔上目送郑雷电远去的红色背影时，我们听到了聂耳深情的祝福：“去吧！你这报春的燕子！”在黄浦江中的远洋轮船上，我们听到了聂耳对祖国和人民无限依恋的独白：“再会吧，同志们，朋友们！”从这一些细节里，我们可以窥见主人公灵魂深处对同志，对祖国，对革命事业的无比热爱。聂耳的内心世界和他的言行都是那么可爱，那么美丽，这种内心世界的展示，不仅对丰富人物的形象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增强整个影片的诗意起着很大的作用。
聂耳首先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才是一个音乐家。而聂耳进行革命活动的最主要的武器就是他的音乐创作。因此，塑造聂耳的形象，除了需要展示他其他方面的生活和斗争经历，展示他各种行动的内在动机之外，必然要着重地表现他的音乐创作活动，特别是创作过程中的内心活动。
影片没有孤立地表现聂耳一些名曲的创作过程。而是把这些歌曲的酝酿和成熟，同聂耳整个的革命活动，以及聂耳在革命活动中的内心感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十分正确的。本来，聂耳的创作绝不是什么神秘的“灵感”的爆发，而是人民生活在这位革命音乐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我们可以说，聂耳短短的一生，就是一首瑰丽的交响曲。这首交响曲在影片开始之前就已经在鸣响了，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只是在革命的音符出现在他生命的乐章里以后，这首交响曲才开始发出炫目的光彩。只是在找到了党，参加了革命活动之后，革命的风云雷电才开始成为他生命的旋律。于是，在淞沪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在英勇地抢救伤员的时候，聂耳的心里萌发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最初的乐思。而“五花歌舞班”流浪生活的切身感受，使他在《铁蹄下的歌女》里抒发了感时忧国的激愤之情。在《扬子江暴风雨》里，他开始谱出了劳动人民的情感。这是聂耳与工人阶级的命运越来越不可分割的标志。在《国际歌》事件中，聂耳的拳头在墙上击出了血痕，他在敌人的刺刀林里演奏出《国际歌》，他的感情像洪水一样不可阻挡。聂耳的申请入党和他在长城上的感受，进一步形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未来的胚胎，而当苏平通知他入党申请已被批准的时候，聂耳用在钢琴上的弹奏来宣泄他的喜悦，虽然没有一句表白，我们却完全可以和他的内心发生共鸣。正是在火热的斗争中酝酿了整整的三年，我们的聂耳才终于在一个晚上谱成了我们最心爱的、振奋斗志的、现在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代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在聂耳谱这支歌曲时，银幕上所展现的那些场景：闸北的炮火，示威的队伍，烈士的就义，长征的红旗，一个个化成了激越的音符。这是现实主义吗？是的，这才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这是对中华民族血与火的斗争现实的最真实的概括！这是浪漫主义吗？是的，这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燃烧在聂耳内心里的是革命理想的烈火，是中国人民必获解放的预告，革命的风云雷电在音乐家的笔下谱成了中国人民革命的雄歌。在这位人民音乐家的内心世界里激荡着亿万人民的革命风暴，人们又怎能分得清那一部分是客观的现实，那一部分是主观的灵感！
《聂耳》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这篇观后感里，只涉及了影片的文学部分，很希望有别的同志从其他方面来评论影片的优异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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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唱出时代的最强音
——几篇反映共产主义风格的通讯特写读后
宋爽
近百年来，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无论在火热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还是在兴建社会主义大厦的国度里，无论是在监狱，在走向刑场途中，还是在保卫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里，《国际歌》，始终保持着它强大的摄取人心的力量。我们每唱一遍，就好像虎添双翼，浑身骤增无穷的力量，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因为无论过去和现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套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脖子上的锁链，还没有被全部彻底粉碎。只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存在一天，《国际歌》的歌声就会永远不断。《国际歌》——它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最强音。
从1949年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十一年来在飞快地兴建社会主义大厦的我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我们一砖一瓦的建设，都是为埋葬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积蓄力量，都是为了从地球上扫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恶势力，为争取消灭一切阶级、一切剥削、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而不分日夜地加快自己的建设速度，以便与日俱增地壮大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作为帮助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我国革命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为了这个伟大的目的服务的。
歌唱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抒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意志，描绘和塑造全新的英雄人物，是我国人民，也是全世界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殖民主义的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一致愿望。因为人们会从真正的革命文学作品中，找到像《国际歌》那样永远激励自己奋勇前进的力量。
从我们的一部分作家和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最近在报刊上发表的一批通讯、特写来看，他们——在我看来——正在勤奋地发扬《国际歌》作者那样的战斗精神，企图以全新的题材、全新的人物、全新的音调来丰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来点燃千百万人民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熊熊烈火。这种写作的趋向，令人振奋。应该说，也出现了一批长工人阶级志气、灭帝国主义威风的通讯、特写。
我觉得，《中国青年报》记者写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见《中国青年报》1960年2月28日）以及《南方日报》记者和通讯员集体采写的《向具有崇高共产主义风格的人致敬》（见《人民日报》1960年3月15日），就是这样两篇富有思想性、战斗性的佳作。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写的是山西省平陆县六十一名普通劳动者食物中毒，生命危在旦夕，终于在党的抢救下解危。劳动者中毒，这在西方“自由世界”也许会构成一条放在报屁股上的悲惨性的新闻消息，但不会有什么标榜“人道主义”“狗道主义”的老爷和太太们的理睬，偶然有之，也不过是“老虎挂素珠”——假充善人而已。难道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挣扎在失业、疾病和死亡战线上的人数不是一天天在增加吗？“你们是被奴役的国家”“我们是自由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应声虫天天这样叫喊，喊之不足，前不久艾森豪威尔还发动一个什么“被奴役的国家周”，死心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为敌。然而一手遮不住太阳，且看我们怎样对待六十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吧。
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桎梏中解放了的我国人民，对这样一个道理深信不疑：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太阳。在这个太阳的光辉照耀下，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可以这样自豪地说：“我是新社会的主人！”是的，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正是以新社会的主人的姿态在搬砖运料，兴建人间的天堂。不幸六十一名普通劳动者食物中毒了。抢救！于是就出现了连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作梦也梦不到的奇迹：为了六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生命，许多素不相关、素不相识的机关单位和个人，奔忙起来了，司药员星夜跋涉，老船工破例夜渡黄河，空军克服了山峦险恶、地形生疏、没有空投场和对空联络等重重困难，特种药品商店职工放弃了一年只有一度的春节联欢……这种奇迹意味着什么呢？应该感谢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记者不但准确迅速、生动活泼地写出了平陆事件的这一全部的动人事迹，也唱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人心向北京，北京的心立刻和平陆的心一起跳动……”“阶级友爱，情深似海。在我们中间，一个人发生困难，就有上百、上千、上万个素不相识的人，亲切地向你伸出手，不遗余力地帮助你”，“不仅仅是这六十一个死而复生的人，不，我们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党用它思想的阳光，帮助我们消除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思想毒菌，抚育我们成为全新的人！”
《向具有崇高共产主义风格的人致敬》和《苏满基》这两篇通讯、特写的作者，反映了同样的动人事迹，唱出了同样的最强音——四十九名公安干部和人民警察在抢救广东省英德县马口造纸厂火灾事件中的英雄行为和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何尝不知烈焰的厉害，何尝不晓死而不能复生，但是，国家财产重于个人生命，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跳进去，一个个像火凤凰一样飞进了火海……。“五好警士”苏满基被烈火烧伤，躺在医院，他何尝不知灼痛，但这征服不了英雄的心，就在他与世长辞前的片刻，还念念不忘工作，这样叮嘱他最亲密的战友严金兴：“我们恐怕要永别了，文化教育工作由你来完成。你得听党的话呵！”这是何等勇敢的战士，何等伟大的人！
敢问艾森豪威尔，你曾梦见过“被奴役国家”里竟有如此浩然正气的“奴隶”么？看来没有摆脱奴隶地位的恰恰是阁下，因为阁下从来不敢违背你华尔街老板的意志说一句真话。
东风压倒西风。郭超人写的一组《珠穆朗玛山中的日日夜夜》、《英雄登上地球之巅》、《舍己为人的登山英雄刘连满》和其他记者写的不少有关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通讯、特写，再一次加深了人们这样的印象。
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从前是赫赫有名的伟大的登山“探险家”吗？不是。只不过是普通的地质工作者，只不过是深山老林伐木工人的儿子，只不过是被奴隶主任意鞭打、挖眼睛的奴隶。然而，谁能料到，正是这些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在最底层的所谓“东亚病夫”，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像冲破黑暗而升腾起来的太阳，一下子照亮了整个世界，誉满全球。
人们歌颂他们，把最美丽的荣誉花冠授予他们，难道仅在于他们登上了地球之巅，为整个进步人类的文化科学活动开辟了英雄道路、带来了最大的自豪和骄傲？不是。更值得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欢呼的是：他们以激越高昂的音调，唱出了我们时代的最强音。
我们没有忘记，那些一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被压迫民族视为贫穷、落后、野蛮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分子，一再趾高气扬地宣称他们的“文明”。他们的“文明”表现在甚么地方呢？且以登山活动为例。曾经两次攀登珠穆朗玛两次失败而归的英国“探险家”埃里克·希普敦说过一句话：“只有圣人才不怀有这样的愿望：盼望他的同伴病倒而让自己取而代之，独享登上顶峰的荣誉”。另一位在1904年率领英军占据拉萨、1919年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之选的佛兰西斯·荣赫鹏，也曾热中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并在1936年在他所著的《埃非尔峰探险记》一书中透露了这一活动目的：“把世人的注意吸引到喜玛拉雅山”，“因为在那些山里，无限的宝藏可能被发现。”一个远离中国大陆的大不列颠帝国的殖民主义分子，带着军队前来发现西藏群山的无限宝藏，其司马昭之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披着“探险家”的华丽外衣，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企图“独享登上顶峰的荣誉”，攫取“无限宝藏”的专利，这就是他们的所谓“文明”。然而想站在8，882米的高度耀武扬威，到底要比借机枪大炮传布他们的“文明”难得多，所以直到现在，他们只能望山垂涎，束手无策。
与一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明”针锋相对，我们的一切文化科学活动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都为变大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而战，为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定要在文化科学领域内扬眉吐气而战。伟大的理想诞生伟大的毅力，伟大的毅力迸发出了“奇迹”式的精神力量。我国登山队员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把最后一口水让给集体，右手坏了用左手帮助同志。”一位登山队员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誓言：“我要把生命鲜血无条件地全部贡献给集体，让微不足道的个人在伟大的集体中发出光和热。”正是这种“一切为了集体，一切为了同志”的雄心壮志和自我牺牲、舍己为人相结合的共产主义精神，在攀登世界顶峰的全部过程中，谱出了一曲激荡人心的集体主义凯歌。
且不说那些默默无闻的为登山健将预测天气、运输物资、侦察道路方面立下光辉业绩的人们。他们那种毫无名利之心、毫无个人打算的真正圣人般的胸襟气魄（他们这种胸襟气魄将被载入世界登山史而永放光辉），是怎样动人。我们单看一看突击顶峰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刘连满的英勇事迹吧：他们越过重重困难，摆脱种种艰险，来到了珠穆朗玛峰北坡上驰名的“第二台阶”下。“第二台阶”就像城墙一样，拦阻着他们的去路。这是一道陡峭的悬岩绝壁，坐落在拔海8，570米到8，600 米之间，几乎找不到任何便于攀援的支撑点。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1924年英国登山界赫赫有名的登山家马洛里和欧文，就曾在这一带丧失生命。英国“探险队”后来对“第二台阶”作出结论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面对“第二台阶”，面对这种“结论”，英雄们没有止步，他们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冒着十二级左右的高山风，冒着每走一步就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咬着牙，在陡滑的岩壁上坚持前进。在接近
“第二台阶”顶部最后约三米的地方时，岩壁又变得垂直而光滑。刘连满采用搭“人梯”的办法，蹲在岩缝底下，让战友们踏着自己的双肩，一个个爬了上去……当他们来到拔海8，700米的高度时，氧气更少了，行动更加艰难。这时，他们在这被西方登山界称作“死亡地带”的山坡上，举行了党的小组会。王富洲激动地说：“登上顶峰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没有氧也要前进！”屈银华说：“如果现在就后退，我这个共产党员有什么脸回去见党呢？”刘连满也坚决表示：“不能走，爬也要爬上去！”党小组考虑到刘连满的身体，同时为了争取时间，决定让他留下来，其余三人以尽快的速度向顶峰前进。刘连满服从了党的决定，其余三人以共产主义者的大勇，冲破严寒风雪，藐视陡壁悬崖，忍住由于高山严重缺氧而带来的头痛、眼花、气喘、无力，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他们终于在1960年5月25日4时20分到达了拔海8，882米的顶峰。人们欢呼这个史无前例的奇迹，更欢呼由英雄们的大勇大德谱成的这首集体主义的凯歌。刘连满没有登上顶峰，但他在这首凯歌中同样唱出了极为动人的事迹：他在拔海8，700米的高度服从党小组的决定留下来，作为一个登山运动员，失去了只差100多米就能登上顶峰的机会，自然心里是难过的。但他考虑的不是什么“独享登上顶峰的荣誉”，而是“一切要从集体的胜利出发”。于是，在8，700米的高度上，刘连满英勇地摘下了氧气瓶。他知道一夜不吸一口氧气可能死去，又怕后来的同志们不知道氧气瓶里还有几十公升氧，自己便拿出笔记本，给王富洲写下了这样几行：“王富洲同志：我没有完成党和祖国人民交给我的艰巨任务，我对不起党和祖国人民，任务交给你们三人完成吧！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留给你们三人回来用，也许管用。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什么样的英雄人物，什么样的英雄气概！孔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当我们听了英雄们唱出的这一曲完整而激荡人心的集体主义凯歌之后，俯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所鼓吹的“文明”，显得何等可卑，何等龌龊，何等渺小！这一曲集体主义的凯歌——在毛泽东思想抚育下英雄们唱出来的凯歌，是东方文明的曙光，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它将以万道彩霞的光芒照射整个大地，温暖着、鼓舞着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自豪心和自信心：像扫垃圾一样从地球上扫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就能够创造出一切前人所不能创造的奇迹。
在我们的时代里，令人欢欣的生活图景，令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新人新事，有如遍地开花，俯拾即是。每一朵花，都吐露着时代的芬芳，散发着沁人肺腑的力量。我们从《邢燕子》（见《中国青年报》1960年9月17日）和《坚韧学习科学，一心建设农村》（见《人民日报》1960年9月5日）这两篇特写、通讯里，就可以看到我国农村知识青年的光荣业绩，又是怎样激励人心，引人深思不已。
和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英雄们一样，邢燕子、何文义式的农村知识青年，从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中，从革命先辈出生入死的伟大而崇高的品德中，汲取了惊人的力量和无比的智慧。他们在普通的劳动生活中，在与旧的思想决裂，在与大自然宣战、与各种艰险困难的搏斗中，同样唱出了我们时代的最强音——发愤图强，埋头苦干，舍己为人，为开创新生活而献身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邢燕子——一个蓟运河岸二十岁的共青团员、“燕子突击队”队长、普通的农村姑娘，为了改变穷队面貌，听党的话，不怕去年严重自然灾害带来的种种困难，不畏守旧人的冷言讥语，坚决留在农村，克勤克俭，埋头苦干，团结广大青年，和全村人民一起，战胜灾荒，为发展生产作出了巨大成绩。何文义——也是一个不过二十岁左右的共青团员，两年前连一个化学符号都认不得的小伙子，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鼓舞下，苦钻猛干，力攻科学堡垒，制造和发明了各种化肥、菌肥、农药及其他化学工艺品一百一十七种。……
你说这是让人欢天喜地的新人新事吗？诚然如此。然而让人钦佩，铭刻在心和把他们奉为学习典范的，是从他们的英雄业绩中升腾起来的最新最美的时代精神的火焰。
请看邢燕子，她在去年秋天司家庄遭受沥水灾害、全队一千多亩庄稼绝大部分被水淹没了的情况下，在有几个原来就不安心农业生产、想乘机溜进城市找工作的人的情况下，在一家人大部分都在城市里工作，家里人听说村里遭了灾来信叫她进城找工作的情况下，她，听了党的话，闪着明亮的眼睛望着支部书记说：“我坚决留在农村，为改变咱村贫穷面貌，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农村，献出我的青春。”冰上治鱼的季节到了。在她领导妇女队破例冰上治鱼期间，有些歧视妇女的人冷言冷语讽刺她们，打击她们，说什么“看吧，到冰上就得冻回来！”燕子说：“为了战胜灾荒，困难再大也不怕，别人认为咱们不行，咱们就非把生产搞好了不可！”于是白天治鱼，夜里点上马灯打苇帘；天寒地冻播种春麦，种完春麦又开荒……。在与严寒、疲劳搏斗中，在向荒洼要粮的战斗中，数不尽的艰苦困难的“敌人”接踵而来，但在她们面前又无可奈何地纷纷败退而去。得来的是战胜了灾荒的果实累累，传播四方的是邢燕子发愤图强、艰苦奋斗滚雷般的声音：“我们是突击队，有困难的时候，应该去打冲锋”，“请支部把最艰苦的任务交给突击队，我们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我的前途就在这里！”“那有破不开的芝麻秆！”这是何文义的声音。他领导共青团白手起家办化工厂，拣最苦、最肮脏的事情自己做，每天清早挨家挨户去倒尿盆、掏茅厕，像找金子似地四处搜寻死猫烂老鼠和各种骨头。妻子嫌他脏，不许他进房子，不跟他一桌吃饭，不给他洗衣服，说：“你看你，当团支书就弄这些事呀？”他答：“这是党给的光荣任务！”妻子说：“光荣？衣服没人给你洗！”何文义笑了：“没人洗我自己洗，那有破不开的芝麻秆！”此后，他“上天入地”找骨头，拜师求经要搞细菌肥料，科学上的“珠峰”林立，但他却像“伐木工人”，举起苦学、苦钻、苦试验的劈山斧，一个个地劈下去。在学校学了三天，从接种到固体培养、液体培养、灭菌、菌液拌合都学会了，细菌的神秘揭开了。回去马上试验。没有温箱，冰箱，白金接种环，接种管，灭菌器，……自力更生，以“土”代洋……终于，他们制成了第一批成品，使得最初曾经瞧不起并拒绝他参观制菌室的一位王老师也不得不暗自点头佩服：“真是海水不可斗量。”目前，这位“海水不可斗量”的何文义，不仅赤手空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办起了一个共青团化肥厂，他那种敢于进行一系列的创造和试验，不畏艰险、不怕困苦、埋头苦干、百折不挠的不断革命精神，像他试制成功的一百一十七种化肥、菌肥、农药及其他化学工艺品一样，在我们眼前同样放射出了绚丽的光彩。
然而不论是邢燕子，还是何文义，他们从来就把自己前进途中一点一滴的业绩归功于党和人民，从来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要永远保持着诚恳谦虚的态度，保持着一往直前、奋勇前进的力量。何文义说：“党和人民把我培养起来，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而科学是一片汪洋大海，我没念过几天书，不努力可不行啊！”这几句朴素、真挚的语言，像钢铁相击迸发出来的火花，但愿这种火花点燃成千上万农村知识青年的心，发扬雄心壮志、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美丽的青春献给祖国，在祖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建设史上，写出一页轰轰烈烈的灿烂的篇章。让世上还在被压迫的各兄弟民族见了扬眉吐气，得到鼓舞；让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其应声虫们见了目瞪口呆，不寒而栗！
唱出时代的最强音，像《国际歌》那样谱出足以摄取人心、百唱不衰的最强的音符，应该说，仍然是我们通讯、特写的奋斗目标。近来在报刊上出现的一批通讯、特写，除去上面谈到的和没有谈到的一批优秀作品之外，还有一部分为数不少的通讯、特写，虽然也引人注目，或激动人心地反映出了我们现实斗争生活中的新人新事，但还没有“弹出”时代的最强音。只要我们的作家、记者站得高，望得远，肯于一头扎进现实斗争生活中，肯于刻苦学习并运用毛泽东思想观察、研究、分析现实生活，敢于以革命者的胆识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就有可能写出更多更好的通讯、特写，就有可能弹出最新最美的时代的音符，从中必定能够产生一曲又一曲激动人心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凯歌。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