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遵化县发展生猪的调查报告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
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调查组
提前完成了农业发展纲要的养猪指标
河北省遵化县，75％的土地面积是山地和丘陵，山林果树和天然牧场很多，适于畜牧业的发展。农民历来有养猪的习惯。解放后，遵化县各级中共党组织，在大抓农业生产的同时，对发展养猪事业极其重视。他们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紧紧地依靠群众，战胜了各种困难，在养猪事业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县养猪头数，1955年为二十二万八千八百六十三头，1956年增加到二十六万五千五百零五头，1957年增加到四十万八千三百八十头。1957年合作化以后，比合作化前的1955年增长78％，比历史上养猪最多的1952年增长101％，达到平均每户四点七头，基本上实现了一人一口猪的计划。在全县五十个乡中，出现了十九个万猪乡，两个双万猪乡。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中共遵化县委会鉴于全县群众性的养猪事业已经发展起来，和工农业大跃进的要求，又提出社社队队建立养猪场，大力发展集体养猪。到1958年年底，集体养猪达到八万七千零六十一头。同时，县委也注意发展社员个人养猪，提出集体养猪和社员养猪并重的方针。由于正确处理了公私关系，及时解决了在公社化初期社员养猪的思想顾虑，使公社养猪和社员养猪都得到发展。到1958年年底，全县生猪发展到六十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二头，比1957年增长50％，全县养猪农户占总农户的97.5％，提前九年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养猪指标，胜利地实现了省委提出的二亩地一口猪的要求。
保证了粮食增产，增加了社员收入，逐步解决肉食供应问题
遵化县几年来发展了养猪事业，全县的施肥量每年都有很大增长，有力地保证了粮食增产。养猪施肥与粮食产量增长情况如下表：（附图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施肥量的增长同生猪头数的增长是成正比例的，而粮食产量也同施肥量的增长是有密切联系的，因而证明了“猪是农家宝，粪是地里金，养猪不赚钱，回头望望田”的农谚是有道理的。
遵化县发展养猪，粮食显著增产的事实，也驳倒了那些认为“猪养多了粮食不够吃”的看法。发展养猪，遵化县不仅粮食够吃，并且提供了猪饲料，余粮也是逐年增加的。该县1957年生猪头数比1953年增加近一倍，余粮数也增加一倍左右。1958年生猪头数比1953年增加近二倍，余粮数也增加近二倍。余粮增长速度如下表：（附图表）
注：按粮食年度计算
养猪不仅在粮食增产措施中占着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增加社员收入的一个来源。据在遵化县平安城公社调查，在半山区，养猪收入占社员总收入的10％，占社员副业收入的40％—50％；在平原区，养猪收入占社员总收入的15％，占社员副业收入的60％—70％。据1957年在平安城西东门庄两个生产队调查；第一队十四户总收入六千一百九十四元，家庭副业收入一千一百零四元，养猪积肥收入七百八十一元（平均每户五十五点八元，约占总收入12.6％，占副业收入70.7％），第二队二十一户，总收入八千七百七十七元，家庭副业收入二千零二十一元，养猪积肥收入一千三百零四元（平均每户六十二元，约占总收入14.9％，占副业收入64％），特别是积肥收入占社员整个养猪收入的40％。这就大大解决了社员零用钱问题。如鸡鸣村西庄社员延增瑞，1958年粪肥折价收入一百二十元，他的儿媳说：“今年仅猪粪钱就够我们用了”。北沟饲养员刘景太1958年积肥折价收入二百元，全家八口人，只有他一个年老体弱的劳力，零花钱依靠多养猪积肥来解决，他说：“我家人口多，只有我这个老头子干活，挣分多少问题不大，多养猪光粪肥钱就够用的”。
遵化县组织广大社员养猪，不仅在合作化时期保证了全县粮食产量逐年增长，社员收入不断增加，并在保证城乡肉食供应方面获得了很大成绩。
集体喂养和社员喂养并重，是多快好省的养猪办法
据调查，遵化县1956年生猪收购五万三千零三十三头，上调四万七千五百五十头，自销五千四百八十三头，1957年收购四万八千九百三十七头，上调三万八千零二十二头，自销一万零九百十五头，1958年收购六万一千三百八十八头，上调四万八千四百六十一头，自销一万二千九百二十七头。以上生猪收购和上调数字就说明了养猪对解决城乡人民肉食需要及对改善社员生活的重要性。
去年秋天，农民因忙于秋收秋种，大办钢铁，搞多种经营，劳动力一时紧张，养猪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中共遵化县委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保证了养猪业的发展。
首先是普遍深入地进行宣传，发动群众辩论，如建明公社对要不要养猪、怎样养猪、应不应该允许社员养猪等问题展开辩论。通过辩论明确了养猪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集体喂养和社员喂养并重，讲明党的方针政策，并明确规定社员养猪收入是社员个人财产，解除了社员的顾虑。为了鼓励社员养猪的积极性，对粪肥进行了合理作价，并对1958年的粪价立即归还30％；对1959年的猪粪，按质分等，给以现金。社员还成立了评价委员会，对社员无力喂养愿意归社的猪，合理作价，付给现款，最少的当时也付给现款80％。
其次，社员养猪在饲料上公社给以照顾和帮助，规定每户发两口猪的料（母猪按三百斤，公猪按三百五十斤；成猪按一百二十斤发给）。并允许社员把食堂节约的粮食拿回家去喂猪。
第三，对社员养猪的劳动时间，给以一定的安排。在规划补助劳动力上，适当照顾养猪户；生产队并统一规划安排好适宜的放牧人员，代社员统一放猪，每头猪每年收放猪费一元五到二元（母猪、成猪稍有差别）。
此外，并发给社员以养猪贷款或赊给仔猪，待猪养成卖掉后再归还。据最近几个月的统计，全县贷款已达十八万九千元。在社员之间还组织互相借款。范家岭村成立了九个养猪互助小组（全村共九十八户），各户间相互调剂小猪和相互借贷现款。
第四，加强了领导，由书记挂帅，层层划分战线，建立机构（养猪指导委员会）。各社由一名副主任专管，一、二人做具体工作。村村建立养猪小组，下设饲养、饲料加工、防疫等股。做到层层有人专管，层层有计划。各级书记并搞养猪试验田。
县委对发展社员养猪采取了上述措施后，大大鼓励了社员养猪的积极性。
同时，对集体养猪采取了分级管理的办法，确定大型繁殖场及良种繁育场由公社管理，以改良品种繁育为主，保证外调和供应生产队、食堂的仔猪，资金、劳力、饲料由公社统一安排，并加强组织管理和技术指导。各生产队和小队的猪场归自己管理，自繁自养，以育肥为主。育肥后全部出售，首先保证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多余的自行处理，收入归队所有。食堂养猪，主要是改善生活，自养自食，社不分配任务，但应争取自给有余。资金来源主要是靠社员投资，育肥屠宰后偿还。
许多公社对于集体养猪还制定了生产责任制和奖励办法。如付家城猪场，把全场分为饲料加工、采猪食、饲养管理等组，专人专责。堡子店民升公社张庄子管理区实行了“七定”（定工、定料、定繁殖、定育肥、定开支、定烧柴、定防疫）责任制，并按管理母猪和成猪的头数确定工资级别，还规定了每增加一个仔猪奖给三个劳动日，肥猪每增加一斤，奖励五分钱，没有完成任务的给予一定处罚等奖惩制度。
遵化县目前虽然已建立了不少集体养猪场。但是，由于农业用肥量大、面广，生猪喂养不宜过多集中，单靠集体养猪，是不能满足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和城乡人民肉食供应任务的，也不能满足广大社员零用钱的要求。因此，目前集体养猪还不能完全代替社员养猪。据统计，公社化以前，遵化县集体养猪二万八千二百四十一头，占全县生猪总头数的19％。公社化后集体养猪虽然增加到八万七千零六十一头，但是也只占生猪总头数的14％。而且实践证明，发展社员养猪，把80％到90％的猪交给承包单位和社员饲养，这样就使“千斤担子众人挑”，对发展养猪事业是多快好省的最经济的办法。如建明公社计划1959年在现有二万零三头（2月底）的基础上发展到三万头（争取六万头）。但是，目前集体养猪场只有七百八十九个猪圈，养了三千六百五十头，平均每圈四点七只，已是很拥挤了，如果把三万头猪全包下来，至少需八千六百个圈，平均每个圈成本二十元（包括工和料），共需资金十七万二千元。饲养这些猪共需饲养员一千人左右，而现在集体养猪场只有二百八十人。如果由社员饲养，猪圈等设备是现成的，也有许多辅助劳动力（平均每户大约有零点六个辅助劳动力，全社共合二千零三十六个）可以使用。他们中除有一部分可以参加一些辅助劳动以外，其余不能参加农活，但是可以喂猪，也有养猪的经验和习惯。因此，发展社员养猪，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发展农业生产与提高社员生活水平是有积极作用的。
为充分利用社员现有养猪条件，遵化县在发展社员私有私养的同时，也采取了公有私养的养猪办法。公有私养，可以解决集体养猪中遇到的猪多圈少，占用劳力太多等问题，并可腾出公社或生产队的部分资金去发展其他生产。
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后，河北省遵化县党组织发扬了过去组织群众养猪经验，正确处理了公私关系，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贯彻了公养和私养并重，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全县生猪头数得到迅速增长。遵化县发动群众养猪经验是很丰富的，我们只是从许多调查材料中整理出一部分，供大家参考，这对当前农村养猪事业是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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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征服宇宙道路上的又一光辉成就
北京航空学院副教授 何庆芝 赵震炎
继三个人造卫星、一支宇宙火箭上天之后，苏联在今年7月2日和10日又连续发射了两个巨大的、带有动物的地球物理弹道火箭，全部科学仪器和试验动物安全着陆。这一伟大成就，标志着人类在探索自然奥秘，在通向宇宙航行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苏联这次所发射的火箭有三个特点：第一，有效载荷（科学仪器和试验动物）重达两吨以上，简直是一座复杂的空中综合试验室；第二，用救护系统把全部科学仪器和动物安全地降回地面；第三，这次发射的不是一般的高空探测火箭，而是地球物理弹道火箭。
大家都知道，发射一支火箭到一定的高度（或达到一定的射程），所带的有效载荷愈大，在技术上愈困难，它要求更完善的机构，更强大的火箭发动机；而强大的火箭发动机的制成，则又意味需要解决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根据简单推算，把这样重的载荷送上天，所需要的能量（尚不包括加速火箭壳体本身所需要的能量）约为一辆飞奔着的小汽车动能的五、六万倍。当火箭技术水平比较低时，高空火箭只能带少量的科学仪器，作单项的科学研究，获得少量的数据和资料。只有火箭技术发展到很高水平时，才可能发射像苏联这样庞大的地球物理火箭，进行那样多的研究试验，一次获得那样多的科学资料。
自从人造卫星、宇宙火箭相继上天之后，宇宙航行已经不仅是人们的幻想，而即将成为现实。但是，要人们到宇宙空间去航行，还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安全地降回地球上来。宇宙火箭虽已从技术上解决了把人们“送上去”的问题，但在“送回来”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人类的宇宙航行终归还只是一个诱人的理想。
我们知道，火箭发射上去时，它是从静止状态逐渐加速的，而且这种加速度并不很大。因此，它在稠密大气中飞行的速度比较低，不会因空气的摩擦而使火箭体产生高温，当火箭回到地面来时，它是以很大的速度“冲入”稠密大气层。火箭外壳附近的空气分子由于和壳体表面的摩擦，这部分空气可以达到很高的温度。理论计算表明，当洲际弹道火箭以每秒六至七公里的速度冲入大气层，如果不采用特殊措施时，火箭壳体表面空气的温度可高到上万度。
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当火箭以高速“冲入”大气层时，由于稠密空气的存在，它会遇到很大的空气阻力（空气阻力大体上和空气密度成正比，和飞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因而产生很大的减速（就像汽车急刹车一样），火箭上所有部分都要受很大的惯性力，这就是平常所谓的“超重”，或“过载”，也就是说各部分都要承受比本身重量大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力量。生物承受“过载”是有一定限度的，例如，实验证明，经过训练的有经验的飞机驾驶员短时间所能忍受的“过载”一般不能超过十，也就是不能忍受超过本身重量十倍的力量，否则会失去知觉，即使“过载”超过四，驾驶员的视觉也会失常，长时间忍受“过载”的限度那就更低了。要使人们宇宙航行后能安全归来，必须解决上述问题。
近些年来，由于科学上和军事上的要求，火箭重回大气层并降落地面的问题已成为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以前一般是用降落伞把试验动物从高空降回地面。用降落伞有一定的限度，当有效载荷很大，飞行的高度很高，速度很大，用伞就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如果有效载荷达到两吨，要使它以安全的速度着陆，所需要的伞将要庞大到难以想象。
也可以用反推力火箭把载有动物（或人）的密封舱送回地面。当宇宙飞船或在轨道上运行的人造卫星需要“回家”的时候，控制系统使它向地球返航。在离地球某一距离时，就可以开动反推力发动机使它减速，在通过大气层时的速度已经变得很低，因此就不会过热和遇到很大的过载，最后安全降回地面。要在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复杂得多，像“返航”火箭的弹道控制，长时间工作的火箭发动机的设计制造，高能燃料（包括核子燃料）的掌握等，都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即使解决了这些问题，还要有正确的火箭头部外形的设计，采用新型的结构形式并有耐高温高强度的材料以后，火箭重新回到大气层的问题才算真正解决了。
这次苏联发射的地球物理火箭，能把重达两吨多的有效载荷（其中包括高等生物）安全降回地面，表明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辉煌的成果。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苏联这次发射的是地球物理弹道火箭，它不像一般高空火箭那样只能测得有限范围内的地球物理资料，而且能够在相当大的空间内进行测量。这就要求更精确的进行弹道计算和控制。目前，世界各国的弹道火箭都是军用的，把弹道火箭应用到和平用途，这还是一个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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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学术文化动态
捷经济学家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已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们感到兴趣的一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计划经济”杂志不久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五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在讨论中，大家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价值法则仍然起着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在对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商品交换的范围的看法上却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国营企业间交换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派认为国营企业间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主要是“不同的所有制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因此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仍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不过由于集体所有制的成员同时也是全民所有制的财富的所有者，因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商品生产的特点。
但是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是所有的商品都进入商品流通的领域的，因此有一部分产品的生产虽然是商品生产，但这些产品都不是商品。为此，国营企业间的产品交换就不是商品交换，因为国营企业间相互交换的产品，并没有改变产品所有制的性质，它仍然是属于全民所有，这是同一所有制各企业间产品的调拨，它不进入商品流通的领域，也不受供求律的影响。
他们也认为，这些产品虽然不是商品，但仍然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因为，国营企业互相交换的产品将要用来作为生产商品的生产手段，要计算成本的价值。
他们并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变为一个全民所有制后，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也就消失了。
持第二种意见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不仅由于存在两种所有制形式，而是由于全民所有制本身就包含有商品生产存在的因素。这是因为社会的生产水平还不够高，社会生产不能完全集中，必须赋予各个国营企业一定的“经济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意味着各国营企业虽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实际上是本企业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可以支配这些生产资料，由于这样国营企业之间也发生商品关系，并构成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因此他们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也是商品交换，因为企业间的产品交换是等价交换，产品虽然不易所有权，但
“占有权”转移了，所以这些产品也是商品。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全部转变成全民所有制后，商品生产仍会存在，要到生产力高度发达，使企业的“经济独立性”没有必要再存在时，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才会消失。
持这种意见的人并认为，说社会主义国营企业间交换的产品不是商品，这种论断会对经济工作产生不良影响，使经济工作人员忽视经济核算，不注意成本、价格的问题。 （杨翊）
波兰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
波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工作目前着重下列三个方面：一、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波兰国民经济的重要问题；二、有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一些问题；三、波兰经济思想史，批判地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
波兰经济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注意力集中在波兰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和最迫切的理论问题上。他们力求总结各种专著中已经得出的科学结论，利用这些结论进一步研究。
研究所工作人员的著作发表在经济刊物（“经济学者”等）和“经济研究所著作”通报上。1958年经济研究所还召开了两个科学会议，一个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价格和成本问题，另一个会议讨论了1961至1975年波兰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方面和指标。
波兰经济研究所把科学研究工作同当前经济任务以及最迫切的经济政策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他们研究的问题很多，主要有：一、投资和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问题。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价格和成本问题。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明确的，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形成应该依据产品平均成本，而不是依据产品最高成本。三、劳动生产率问题。波兰经济研究所在几年内研究了劳动生产率问题，力求通过分析和比较波兰与其他国家的材料来说明工业生产的增长有多么大的潜力。四、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问题。在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方面，也包括国民经济平衡表问题。五、供求关系问题。除了需求有效性指标外，在经济实践中还采用研究所计算的需求系数。研究所根据对工人、农民、职员家庭预算的研究，科学地分析了工业品和食品的需求和消费。这个工作对于决定城乡经济政策有很大意义。六、研究1961—1975年波兰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以及1961—1965年五年计划草案问题。七、同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等有关的一些问题。
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还有系统地研究工资问题，研究十九世纪波兰进步经济思想发展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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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遵化县发展生猪的调查报告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
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调查组
提前完成了农业发展纲要的养猪指标
河北省遵化县，75％的土地面积是山地和丘陵，山林果树和天然牧场很多，适于畜牧业的发展。农民历来有养猪的习惯。解放后，遵化县各级中共党组织，在大抓农业生产的同时，对发展养猪事业极其重视。他们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紧紧地依靠群众，战胜了各种困难，在养猪事业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县养猪头数，1955年为二十二万八千八百六十三头，1956年增加到二十六万五千五百零五头，1957年增加到四十万八千三百八十头。1957年合作化以后，比合作化前的1955年增长78％，比历史上养猪最多的1952年增长101％，达到平均每户四点七头，基本上实现了一人一口猪的计划。在全县五十个乡中，出现了十九个万猪乡，两个双万猪乡。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中共遵化县委会鉴于全县群众性的养猪事业已经发展起来，和工农业大跃进的要求，又提出社社队队建立养猪场，大力发展集体养猪。到1958年年底，集体养猪达到八万七千零六十一头。同时，县委也注意发展社员个人养猪，提出集体养猪和社员养猪并重的方针。由于正确处理了公私关系，及时解决了在公社化初期社员养猪的思想顾虑，使公社养猪和社员养猪都得到发展。到1958年年底，全县生猪发展到六十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二头，比1957年增长50％，全县养猪农户占总农户的97.5％，提前九年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养猪指标，胜利地实现了省委提出的二亩地一口猪的要求。
保证了粮食增产，增加了社员收入，逐步解决肉食供应问题
遵化县几年来发展了养猪事业，全县的施肥量每年都有很大增长，有力地保证了粮食增产。养猪施肥与粮食产量增长情况如下表：（附图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施肥量的增长同生猪头数的增长是成正比例的，而粮食产量也同施肥量的增长是有密切联系的，因而证明了“猪是农家宝，粪是地里金，养猪不赚钱，回头望望田”的农谚是有道理的。
遵化县发展养猪，粮食显著增产的事实，也驳倒了那些认为“猪养多了粮食不够吃”的看法。发展养猪，遵化县不仅粮食够吃，并且提供了猪饲料，余粮也是逐年增加的。该县1957年生猪头数比1953年增加近一倍，余粮数也增加一倍左右。1958年生猪头数比1953年增加近二倍，余粮数也增加近二倍。余粮增长速度如下表：（附图表）
注：按粮食年度计算
养猪不仅在粮食增产措施中占着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增加社员收入的一个来源。据在遵化县平安城公社调查，在半山区，养猪收入占社员总收入的10％，占社员副业收入的40％—50％；在平原区，养猪收入占社员总收入的15％，占社员副业收入的60％—70％。据1957年在平安城西东门庄两个生产队调查；第一队十四户总收入六千一百九十四元，家庭副业收入一千一百零四元，养猪积肥收入七百八十一元（平均每户五十五点八元，约占总收入12.6％，占副业收入70.7％），第二队二十一户，总收入八千七百七十七元，家庭副业收入二千零二十一元，养猪积肥收入一千三百零四元（平均每户六十二元，约占总收入14.9％，占副业收入64％），特别是积肥收入占社员整个养猪收入的40％。这就大大解决了社员零用钱问题。如鸡鸣村西庄社员延增瑞，1958年粪肥折价收入一百二十元，他的儿媳说：“今年仅猪粪钱就够我们用了”。北沟饲养员刘景太1958年积肥折价收入二百元，全家八口人，只有他一个年老体弱的劳力，零花钱依靠多养猪积肥来解决，他说：“我家人口多，只有我这个老头子干活，挣分多少问题不大，多养猪光粪肥钱就够用的”。
遵化县组织广大社员养猪，不仅在合作化时期保证了全县粮食产量逐年增长，社员收入不断增加，并在保证城乡肉食供应方面获得了很大成绩。
集体喂养和社员喂养并重，是多快好省的养猪办法
据调查，遵化县1956年生猪收购五万三千零三十三头，上调四万七千五百五十头，自销五千四百八十三头，1957年收购四万八千九百三十七头，上调三万八千零二十二头，自销一万零九百十五头，1958年收购六万一千三百八十八头，上调四万八千四百六十一头，自销一万二千九百二十七头。以上生猪收购和上调数字就说明了养猪对解决城乡人民肉食需要及对改善社员生活的重要性。
去年秋天，农民因忙于秋收秋种，大办钢铁，搞多种经营，劳动力一时紧张，养猪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中共遵化县委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保证了养猪业的发展。
首先是普遍深入地进行宣传，发动群众辩论，如建明公社对要不要养猪、怎样养猪、应不应该允许社员养猪等问题展开辩论。通过辩论明确了养猪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集体喂养和社员喂养并重，讲明党的方针政策，并明确规定社员养猪收入是社员个人财产，解除了社员的顾虑。为了鼓励社员养猪的积极性，对粪肥进行了合理作价，并对1958年的粪价立即归还30％；对1959年的猪粪，按质分等，给以现金。社员还成立了评价委员会，对社员无力喂养愿意归社的猪，合理作价，付给现款，最少的当时也付给现款80％。
其次，社员养猪在饲料上公社给以照顾和帮助，规定每户发两口猪的料（母猪按三百斤，公猪按三百五十斤；成猪按一百二十斤发给）。并允许社员把食堂节约的粮食拿回家去喂猪。
第三，对社员养猪的劳动时间，给以一定的安排。在规划补助劳动力上，适当照顾养猪户；生产队并统一规划安排好适宜的放牧人员，代社员统一放猪，每头猪每年收放猪费一元五到二元（母猪、成猪稍有差别）。
此外，并发给社员以养猪贷款或赊给仔猪，待猪养成卖掉后再归还。据最近几个月的统计，全县贷款已达十八万九千元。在社员之间还组织互相借款。范家岭村成立了九个养猪互助小组（全村共九十八户），各户间相互调剂小猪和相互借贷现款。
第四，加强了领导，由书记挂帅，层层划分战线，建立机构（养猪指导委员会）。各社由一名副主任专管，一、二人做具体工作。村村建立养猪小组，下设饲养、饲料加工、防疫等股。做到层层有人专管，层层有计划。各级书记并搞养猪试验田。
县委对发展社员养猪采取了上述措施后，大大鼓励了社员养猪的积极性。
同时，对集体养猪采取了分级管理的办法，确定大型繁殖场及良种繁育场由公社管理，以改良品种繁育为主，保证外调和供应生产队、食堂的仔猪，资金、劳力、饲料由公社统一安排，并加强组织管理和技术指导。各生产队和小队的猪场归自己管理，自繁自养，以育肥为主。育肥后全部出售，首先保证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多余的自行处理，收入归队所有。食堂养猪，主要是改善生活，自养自食，社不分配任务，但应争取自给有余。资金来源主要是靠社员投资，育肥屠宰后偿还。
许多公社对于集体养猪还制定了生产责任制和奖励办法。如付家城猪场，把全场分为饲料加工、采猪食、饲养管理等组，专人专责。堡子店民升公社张庄子管理区实行了“七定”（定工、定料、定繁殖、定育肥、定开支、定烧柴、定防疫）责任制，并按管理母猪和成猪的头数确定工资级别，还规定了每增加一个仔猪奖给三个劳动日，肥猪每增加一斤，奖励五分钱，没有完成任务的给予一定处罚等奖惩制度。
遵化县目前虽然已建立了不少集体养猪场。但是，由于农业用肥量大、面广，生猪喂养不宜过多集中，单靠集体养猪，是不能满足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和城乡人民肉食供应任务的，也不能满足广大社员零用钱的要求。因此，目前集体养猪还不能完全代替社员养猪。据统计，公社化以前，遵化县集体养猪二万八千二百四十一头，占全县生猪总头数的19％。公社化后集体养猪虽然增加到八万七千零六十一头，但是也只占生猪总头数的14％。而且实践证明，发展社员养猪，把80％到90％的猪交给承包单位和社员饲养，这样就使“千斤担子众人挑”，对发展养猪事业是多快好省的最经济的办法。如建明公社计划1959年在现有二万零三头（2月底）的基础上发展到三万头（争取六万头）。但是，目前集体养猪场只有七百八十九个猪圈，养了三千六百五十头，平均每圈四点七只，已是很拥挤了，如果把三万头猪全包下来，至少需八千六百个圈，平均每个圈成本二十元（包括工和料），共需资金十七万二千元。饲养这些猪共需饲养员一千人左右，而现在集体养猪场只有二百八十人。如果由社员饲养，猪圈等设备是现成的，也有许多辅助劳动力（平均每户大约有零点六个辅助劳动力，全社共合二千零三十六个）可以使用。他们中除有一部分可以参加一些辅助劳动以外，其余不能参加农活，但是可以喂猪，也有养猪的经验和习惯。因此，发展社员养猪，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发展农业生产与提高社员生活水平是有积极作用的。
为充分利用社员现有养猪条件，遵化县在发展社员私有私养的同时，也采取了公有私养的养猪办法。公有私养，可以解决集体养猪中遇到的猪多圈少，占用劳力太多等问题，并可腾出公社或生产队的部分资金去发展其他生产。
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后，河北省遵化县党组织发扬了过去组织群众养猪经验，正确处理了公私关系，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贯彻了公养和私养并重，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全县生猪头数得到迅速增长。遵化县发动群众养猪经验是很丰富的，我们只是从许多调查材料中整理出一部分，供大家参考，这对当前农村养猪事业是有现实意义的。
第7版()
专栏：
征服宇宙道路上的又一光辉成就
北京航空学院副教授 何庆芝 赵震炎
继三个人造卫星、一支宇宙火箭上天之后，苏联在今年7月2日和10日又连续发射了两个巨大的、带有动物的地球物理弹道火箭，全部科学仪器和试验动物安全着陆。这一伟大成就，标志着人类在探索自然奥秘，在通向宇宙航行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苏联这次所发射的火箭有三个特点：第一，有效载荷（科学仪器和试验动物）重达两吨以上，简直是一座复杂的空中综合试验室；第二，用救护系统把全部科学仪器和动物安全地降回地面；第三，这次发射的不是一般的高空探测火箭，而是地球物理弹道火箭。
大家都知道，发射一支火箭到一定的高度（或达到一定的射程），所带的有效载荷愈大，在技术上愈困难，它要求更完善的机构，更强大的火箭发动机；而强大的火箭发动机的制成，则又意味需要解决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根据简单推算，把这样重的载荷送上天，所需要的能量（尚不包括加速火箭壳体本身所需要的能量）约为一辆飞奔着的小汽车动能的五、六万倍。当火箭技术水平比较低时，高空火箭只能带少量的科学仪器，作单项的科学研究，获得少量的数据和资料。只有火箭技术发展到很高水平时，才可能发射像苏联这样庞大的地球物理火箭，进行那样多的研究试验，一次获得那样多的科学资料。
自从人造卫星、宇宙火箭相继上天之后，宇宙航行已经不仅是人们的幻想，而即将成为现实。但是，要人们到宇宙空间去航行，还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安全地降回地球上来。宇宙火箭虽已从技术上解决了把人们“送上去”的问题，但在“送回来”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人类的宇宙航行终归还只是一个诱人的理想。
我们知道，火箭发射上去时，它是从静止状态逐渐加速的，而且这种加速度并不很大。因此，它在稠密大气中飞行的速度比较低，不会因空气的摩擦而使火箭体产生高温，当火箭回到地面来时，它是以很大的速度“冲入”稠密大气层。火箭外壳附近的空气分子由于和壳体表面的摩擦，这部分空气可以达到很高的温度。理论计算表明，当洲际弹道火箭以每秒六至七公里的速度冲入大气层，如果不采用特殊措施时，火箭壳体表面空气的温度可高到上万度。
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当火箭以高速“冲入”大气层时，由于稠密空气的存在，它会遇到很大的空气阻力（空气阻力大体上和空气密度成正比，和飞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因而产生很大的减速（就像汽车急刹车一样），火箭上所有部分都要受很大的惯性力，这就是平常所谓的“超重”，或“过载”，也就是说各部分都要承受比本身重量大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力量。生物承受“过载”是有一定限度的，例如，实验证明，经过训练的有经验的飞机驾驶员短时间所能忍受的“过载”一般不能超过十，也就是不能忍受超过本身重量十倍的力量，否则会失去知觉，即使“过载”超过四，驾驶员的视觉也会失常，长时间忍受“过载”的限度那就更低了。要使人们宇宙航行后能安全归来，必须解决上述问题。
近些年来，由于科学上和军事上的要求，火箭重回大气层并降落地面的问题已成为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以前一般是用降落伞把试验动物从高空降回地面。用降落伞有一定的限度，当有效载荷很大，飞行的高度很高，速度很大，用伞就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如果有效载荷达到两吨，要使它以安全的速度着陆，所需要的伞将要庞大到难以想象。
也可以用反推力火箭把载有动物（或人）的密封舱送回地面。当宇宙飞船或在轨道上运行的人造卫星需要“回家”的时候，控制系统使它向地球返航。在离地球某一距离时，就可以开动反推力发动机使它减速，在通过大气层时的速度已经变得很低，因此就不会过热和遇到很大的过载，最后安全降回地面。要在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复杂得多，像“返航”火箭的弹道控制，长时间工作的火箭发动机的设计制造，高能燃料（包括核子燃料）的掌握等，都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即使解决了这些问题，还要有正确的火箭头部外形的设计，采用新型的结构形式并有耐高温高强度的材料以后，火箭重新回到大气层的问题才算真正解决了。
这次苏联发射的地球物理火箭，能把重达两吨多的有效载荷（其中包括高等生物）安全降回地面，表明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辉煌的成果。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苏联这次发射的是地球物理弹道火箭，它不像一般高空火箭那样只能测得有限范围内的地球物理资料，而且能够在相当大的空间内进行测量。这就要求更精确的进行弹道计算和控制。目前，世界各国的弹道火箭都是军用的，把弹道火箭应用到和平用途，这还是一个创举。
第7版()
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学术文化动态
捷经济学家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已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们感到兴趣的一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计划经济”杂志不久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五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在讨论中，大家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价值法则仍然起着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在对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商品交换的范围的看法上却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国营企业间交换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派认为国营企业间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主要是“不同的所有制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因此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仍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不过由于集体所有制的成员同时也是全民所有制的财富的所有者，因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商品生产的特点。
但是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是所有的商品都进入商品流通的领域的，因此有一部分产品的生产虽然是商品生产，但这些产品都不是商品。为此，国营企业间的产品交换就不是商品交换，因为国营企业间相互交换的产品，并没有改变产品所有制的性质，它仍然是属于全民所有，这是同一所有制各企业间产品的调拨，它不进入商品流通的领域，也不受供求律的影响。
他们也认为，这些产品虽然不是商品，但仍然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因为，国营企业互相交换的产品将要用来作为生产商品的生产手段，要计算成本的价值。
他们并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变为一个全民所有制后，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也就消失了。
持第二种意见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不仅由于存在两种所有制形式，而是由于全民所有制本身就包含有商品生产存在的因素。这是因为社会的生产水平还不够高，社会生产不能完全集中，必须赋予各个国营企业一定的“经济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意味着各国营企业虽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实际上是本企业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可以支配这些生产资料，由于这样国营企业之间也发生商品关系，并构成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因此他们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也是商品交换，因为企业间的产品交换是等价交换，产品虽然不易所有权，但
“占有权”转移了，所以这些产品也是商品。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全部转变成全民所有制后，商品生产仍会存在，要到生产力高度发达，使企业的“经济独立性”没有必要再存在时，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才会消失。
持这种意见的人并认为，说社会主义国营企业间交换的产品不是商品，这种论断会对经济工作产生不良影响，使经济工作人员忽视经济核算，不注意成本、价格的问题。 （杨翊）
波兰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
波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工作目前着重下列三个方面：一、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波兰国民经济的重要问题；二、有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一些问题；三、波兰经济思想史，批判地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
波兰经济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注意力集中在波兰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和最迫切的理论问题上。他们力求总结各种专著中已经得出的科学结论，利用这些结论进一步研究。
研究所工作人员的著作发表在经济刊物（“经济学者”等）和“经济研究所著作”通报上。1958年经济研究所还召开了两个科学会议，一个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价格和成本问题，另一个会议讨论了1961至1975年波兰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方面和指标。
波兰经济研究所把科学研究工作同当前经济任务以及最迫切的经济政策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他们研究的问题很多，主要有：一、投资和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问题。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价格和成本问题。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明确的，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形成应该依据产品平均成本，而不是依据产品最高成本。三、劳动生产率问题。波兰经济研究所在几年内研究了劳动生产率问题，力求通过分析和比较波兰与其他国家的材料来说明工业生产的增长有多么大的潜力。四、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问题。在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方面，也包括国民经济平衡表问题。五、供求关系问题。除了需求有效性指标外，在经济实践中还采用研究所计算的需求系数。研究所根据对工人、农民、职员家庭预算的研究，科学地分析了工业品和食品的需求和消费。这个工作对于决定城乡经济政策有很大意义。六、研究1961—1975年波兰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以及1961—1965年五年计划草案问题。七、同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等有关的一些问题。
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还有系统地研究工资问题，研究十九世纪波兰进步经济思想发展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