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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次难忘的会见
萧三
那是1935年2月28日的晚上。苏联作家之家（座落在沃洛夫斯基街苏联作家协会的旁边，列夫·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里女主人公娜塔莎之家的部分真实背景，现名为“莫斯科文学家之家”）的厅堂里灯光明亮，气氛肃穆。百多个苏联作家和十来个外国作家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季米特洛夫同志来和我们见面。
一会儿，灯光更亮了，掌声响处，一个身躯魁梧、面色严肃而又亲切的人走进了会场。全场起立拍手欢迎季米特洛夫同志。主持人引他到主席台上坐下。人们顿时感觉得，这位全世界闻名的反法西斯的英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原来是这样朴素，这样平易近人的。在我旁边的一位作家小声地说：“他很伟大，又很平凡。”我因而想起中国一副对联的上联：“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的，季米特洛夫同志是很本色的。他的一生，为工人农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忠贞地、英勇地奋斗的一生，处处都显示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本色。
会议的主持者用不着多作介绍，在向尊贵的客人致简短而热情的欢迎词之后，请季米特洛夫同志给我们讲话。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话很短，但是充满了巨大的力量。他号召作家们利用来比锡案件的材料和在这个案件里经过的各类人的典型，来教育反法西斯战线的人们。他说，这种材料和这些典型，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文艺家触及……
季米特洛夫同志指出，作家们往往专心细致地从自己的手指头吮吸主观的抒情诗，而不注意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在他们的笔下能够推动成百万人的革命毅力。
然后季米特洛夫同志提高嗓音感叹地说：在你们的作品里给我们活的、有血有肉的人，使得读者成为你们的正面人物那样的人，而反面人物就用来揭露敌人吧。如同塞万提斯（注）在他那个时代打击过和粉碎了垂死的封建贵族一样，应该打击今天法西斯主义的血腥的小丑们，这些家伙疯狂地企图扭转历史的舵轮向后退。
在这个晚会上留居苏联的几个外国革命作家讲了话或读了自己的作品。主持人介绍时说，德国共产主义作家维利·布勒德里；波兰共产主义作家斯汤德；中国共产主义作家埃弥·萧……
我那天晚上读了一首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十五周年的诗，只记得这样几句：
……铁的季米特洛夫——我们的舵手。
我们的船长——斯大林同志。
举高些，
高些，
更高些
共产主义的旗帜！
每个人发言后都趋与季米特洛夫同志致敬。他站起身子，伸出手来用力地相握，炯炯有光的两眼看着对方。
第二天，3月1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则新闻，题为“Γ·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苏联作家们那里”。
（我因为非常珍贵这次的会见，把报纸上这条新闻裁了下来，一直保存到现在而没有遗失，也可说是奇迹哩。）
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是那一次和这位巨人—战士会见的印象，直到现在还是非常鲜明而深刻的。十年前的今天我又看见了季米特洛夫同志，但那是他的遗体……在莫斯科职工会大厦的圆柱厅里，水晶灯上都罩着黑纱。红旗半垂。成千成万的劳动者绕着敞开的棺材而过，低着头，含着泪，向这位保加利亚人民的优秀儿子、全世界劳动群众的朋友和领袖作最后的诀别。
五十年代初我曾两次到过保加利亚这个兄弟之邦。在索非亚两次都曾谒白陵——纯白色大理石建筑的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陵墓。水晶棺里躺着的他，栩栩如生。他去世已整整十年了，但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季米特洛夫同志不死！
注“堂·吉呵德”的作者。（附图片）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镶嵌）
保加利亚 ?诺夫·依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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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辩风和畅
章沛
夏天了，正是熏风飘拂的时候。在我国的学术论坛上，也正飘拂着“和畅”的“辩风”，令人喜悦。良好的天风与良好的学风，可说是“相得益彰”了。
说到“辩”，过去似乎不入“大雅之堂”，称之为“哓哓不休”。所以孟子也赶快声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言下之意，就仿佛说他的“好辩”是被人逼上梁山的。
当然，哓哓不休，无理取闹的辩是不好的，这实际上是“闹”而不是辩。至于“辩”的本身，其实是好事。我们不是常常说“真理愈辩愈明”吗？可见辩对于真理的发见大有好处。如果在我们的哲学史上，古人们不是摆开阵势，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地大战一场，恐怕唯物主义的真理就不会像今天那样成熟和明晰。其他亦可类推。
为真理而辩，情况也有多种。有属于政治上大是大非之辩，也有属于学术、艺术问题上一般是非之辩。而在学术、艺术的范围内，既有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辩，也有同志之间具体看法不同之辩。对于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来说，既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风；而对于同志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来说，又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深入地弄清问题的实质。这就都需要大辩一番，求得真理。
既然是辩，就必然有对手，有对立面。“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问题从一面看，不如两面看的完整。因此，辩除了可以明是非以外，还可以使对立的双方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又互相批评，指明漏洞，就有利于问题的明朗化。碰到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更能收集思广益之效。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前进的动力，肯定与否定双方斗争的结果，就是否定之否定的出现。这是肯定与否定的更高级的综合，可以叫做“矛盾步步高，更上一层楼”。辩，也正是如此。在辩中，为了要支持自己的论点，克服对方的论点，就必须深入钻研，掌握证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掌握问题的实质。因此，通过争鸣的道路，社会主义文化也将必是“矛盾步步高，更上一层楼”的。
但是，要得出真理，就要辩得好。这就要注意掌握辩的方法和态度。方法：“实是求是”“两点论”的唯物辩证方法；态度：“和”与“畅”。“和”就是心平气和，细致说理；“畅”就是知无不言，胸怀坦荡。既唯物又辩证，既和且畅，才称得上是良好的“辩风”。
目前，全国学术界的“好辩”之风正在趋向高潮：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之辩，曹操历史评价之辩，逻辑之辩，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真假之辩，老子、宋尹学派、陈白沙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之辩……相继出现。真可说是“辩风和畅”，方兴未艾。
飘拂的熏风，吹绿了田野；和畅的“辩风”，也将吹开了学术坛上的百花。这种气象，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说，的确是一件可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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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季米特洛夫语录
一个人要想很好地与他的敌人作战，就应该学习认识敌人。
我们甚至必须毫不踌躇地向敌人学习，倘若那样做就能帮助我们更迅速而有效地扭断敌人的脖子的话。
要学习，要精通，还要应用。
单靠英雄气概是不够的。英雄气概必须和群众中的经常工作相结合，和反法西斯的具体斗争相结合，才可以在这一范围内得到最确实的成绩。
如果我们不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和群众的经验中取得教训，那末，我们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家。
写作或谈话的时候，要念念不忘那些必须了解你的话、必须相信你的号召而甘愿追随着你的工人大众！你必须想到你为谁写作，对谁讲话。
一切呆板的公式都是我们的死敌。我们要随时随地顾到具体情况，而不要在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都按照一种固定的刻板的形式来活动，不要忘记在千变万化的环境里共产党的地位是不会一样的。
谁要真愿意使我们的工作免于僵化的刻板公式，免于有毒的繁琐哲学，谁就应该与群众一起并领导群众参加实际的积极斗争，同时不断地力求精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丰富的全能的教言，来彻底消灭那些公式。
生活比任何公式都复杂。
障碍应当加以铲除，而不是在障碍面前屈服。
在任何时候，胜利都不会自己到来的，而必须去争取它。
我们既然坚决反对对于自发性的任何依赖，我们在考虑革命发展过程时，就不应该站在旁观者的被动地位，而应该站在这一过程的参加者的主动地位。
必不可有任何怠惰与自满。我们必不可安于我们的成就，而必须学会不疲倦地工作。
理论与实践脱离是有害的。在我们所做的实际工作与我们的理论学说之间，必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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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主义者的风貌
林陵
十年前，索非亚的工人列着队去和自己的领袖告别时，嘴里不住地念叨着：“季米特洛夫没有死”。确实季米特洛夫没有死。十年过去了，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光辉形象还栩栩如生地闪现在我们的面前。
列宁曾在1905年写信给斯达索娃和莫斯科狱中的同志们，谈到被捕的革命者，不应该单纯抵制法庭，除了有时必须保护自己和保护组织，不承认自己是哪个组织的成员外，在有可能时，应当宣述自己的观点，演讲革命道理，进行有利于党的宣传。“无论如何，谈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纲领和策略，谈工人运动谈社会主义目的，谈起义——这是最重要的。”
季米特洛夫就是根据列宁的这一指示，在来比锡法庭上显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风貌。
德国法西斯蒂为了把他们当时最可怕的敌人——强大的德国共产党打垮，并且恶毒地污蔑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制造了所谓“国会纵火案”，逮捕了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和共产国际驻在德国的代表季米特洛夫等同志，控告他们是“纵火犯”。经过周密的准备，训练好一批假证人，法西斯蒂在来比锡最高法院举行轰动全世界的公审，他们允许各国记者出席旁听，以便把希特勒阴谋得逞的全部消息，迅速传播全世界。
出于法西斯蒂的意料之外，传布到全世界去的，不是希特勒阴谋取得胜利的消息，而是季米特洛夫揭露法西斯谎言取得胜利的消息。因为季米特洛夫凭着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深修养，共产主义战士的无畏精神，布尔什维克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利用敌人法庭的讲台，进行了共产主义的宣传。他用机智有力的反问，驳倒了法官的全部讯问，把被告变成原告，把原告变成被告。季米特洛夫严正地宣称，他是共产主义者，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正因为是共产主义者，所以他不是纵火犯，因为共产党人从来不主张采用恐怖手段，只有法西斯蒂才惯用这种伎俩。
季米特洛夫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向全世界人民显示了共产主义者的崇高风貌。敌人被制服了，他被宣布无罪释放。季米特洛夫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辩护，他取得的胜利，不仅保卫了自己的生命，也保卫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声誉。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法西斯蒂的胜利。
季米特洛夫深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是理论家，又是实际工作者，他的特殊气质，使他成为革命领袖。他不是保加利亚一国的革命领袖，而是世界范围的革命领导者。他曾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勇敢而有机智地、有理论也有经验地直接在欧洲好多国家领导革命活动。他所创导的统一战线策略，他所阐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具有重大意义。
季米特洛夫的革命风貌还表现在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上。他不仅在培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方面，尽了很大力量，他在帮助各国革命同志方面，特别是对于遭难、生病、闹穷的同志，给予真诚的援助。他家里经常住着上述的“客人”，经常抚育着革命战士的孤儿。刘宁一同志1947年到索非亚去访问季米特洛夫时，就看见他家里抚养着没有父母的中国女孩。
中国人民的朋友、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季米特洛夫离开我们十年了，但他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风貌却将永久活在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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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三弦的功能谈起
——听参加世青联欢节音乐预演有感
李凌
近几年来，我国民乐演奏家创造性地提高和发展了好几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方法，使一些古老的乐器，获得了新的生命。继赵玉斋对古筝的弹奏方法的扩展，前些时又听到东北音乐专科学校的同学，在洋琴的表现上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众多的青年演奏家的大胆探索，钻研，对民族乐器的发展前途，展示了一个远大的前景。
前天，听了参加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李乙的大三弦独奏，触起我一些新的感想。
大三弦这个乐器，一向被人认为音色单调，而且把位很长，要走指准确，实不容易。有些人不习惯弹长弦（除走指困难以外，手也很累），就在指板中间绑上一个音码，取其下段来弹奏。小三弦在广东、苏南、潮州民族乐队中还常应用，大三弦只在曲艺表演中作为伴奏使用较多，而作为独奏乐器则较少见。
当我看到节目单中有大三弦独奏，而且是用它来演奏像“春江花月夜”，“十八板”这些意境较深，变化复杂的乐曲，最初有些难以想像。
李乙的技巧是很好的，除了极少数从较高音位迅速地退回到低音有点不够准确之外，可说是相当到家。他表演的“春江花月夜”，对曲中情景的刻划，有一定的深度；他创造性地应用各种弹法，来表现乐曲中不同的段落，抑扬顿挫，处理得非常细致。在“十八板”中，除了相当宽广、犷野地表现出这首乐曲的气色与情趣之外，弹奏手法的创用也不少，有些二音或三同奏的弹法，部分吸取琵琶的经验，因而听他一个人独奏，就好像听一组乐队表演一样；音量不小，变化也多，这里也可以看到，演奏者对这个乐器所花费的心血是不少的。
我国民乐中，有许多乐器，本来就具有丰富的功能，像二胡、琵琶、笛箫等，也较早就应用它们单独来抒情写景，表演各种音乐。但是，由于过去统治者的漠视，演奏者也多是因循就简，没有获得迅速的发展。直到刘天华、吕文成等人出现，才大胆地冲破了二胡原来的使用方法，吸取一些中外的有益经验，加上自己的摸索，使二胡的
（包括其他弓弦乐器）表现技巧，大大地提高一步，并且创作了不少新的二胡曲，这些新的艺术才更丰富起来。
中间经过许多年，差不多又有些停顿了。直到解放以后，东北音专方面的大胆尝试，对古筝、洋琴等的演奏方法赋予新的血液，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这是很自然的。
李乙对大三弦的使用，在弹奏方法的创造性上虽然没有上述的那么突出，但在表现上也下了不少工夫。
民族乐器的改革，固然十分重要；这几年来经过音协、民族音乐研究所的提倡，改革了不下百多件，音准更加精确，音阶音域更科学、更宽广，有些演奏起来也更便利了。但总要有一些百折不回的探索、钻研的人才行。
像大三弦，是没有经过改革的，因为有了像李乙这些年青人在夜以继日的琢磨，就会把许多常人认为简陋的东西的表现力，提到相当高度。常见有些音乐工作者，如某些戏曲中的唢呐演奏者，总是因陋就简，因循应付，经常有些音显得特别不准确，也不以为意。像这种演奏作风，我想，即使乐器改革好了，也是无济于事的。
相反，像这次的大三弦独奏，乐器依旧，而在演奏技巧上花了许多心血，在表演情感上作了许多追求，就会把一个原来比较简单的乐器，赋以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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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南可采菱
观中国青年艺术团演出的“采菱舞”
徐迟北京工人俱乐部的舞台上，出现了一片翠绿的菱塘。江南在采菱，景色多迷人。水乡的音乐，使我心摇荡。翠绿的菱塘，红漆的木盆，坐在里面的，雪白粉嫩。她们只能是江南的姑娘，把木盆划动，手臂儿虚晃我离开江南呵，已有这末久，菱角的滋味多年没有尝。儿女们一只菱也没有见过，多年没听到采菱的歌唱。江南多末好，江南可采菱。野菱、红菱、秋菱、沙角菱，菱角香味充满了菱塘……我愿意秋天早早来临。红漆的木盆轻轻的旋转，什么小船比不上它灵巧。可惜我未必能够回江南，哪儿也没有我们江南好。只好祝江水早点入汉，再祝祷汉水早点入黄，让华北大平原（不是在舞台上），早点出现江南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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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采菱舞
柯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