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思想评论
温故而知新
成于思
东汉王充在其所著“论衡”一书的“谢短篇”中有如下几句话：“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古今不知，称师如何”。在以前，孔丘也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些见解，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我们小的时候，常听到一些老学究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当然可笑。因为历史早已证明：不要说是“半部”论语，就是“全部”论语，连春秋战国时代的天下也都没有治得了，更谈不到治今天的天下了。治今天的天下，还得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才起了变化。老学究们实际上是些“知古不知今”的人物，自然无法懂得这个道理。
相信“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人是为数不多了，可是“知古不知今”的人却还是有。三十年前的胡适，闹了一阵白话文之后，就忙着“整理国故”去了。他别有用心，利用了那些“知古不知今”的人的糊涂，说什么“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不算好汉”。有些人就不幸被他一阵花言巧语，牵着鼻子走进故纸堆中去了；有些人则是受了各种资产阶级学者治学方法的影响，走进故纸堆中去了。他们昏昏沉沉，过了好一阵子。
近十年来的变化大极了。大跃进的春雷惊醒了上述那些人的沉睡状态；他们走出“象牙之塔”，一见世面，大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于是有的人便急起直追，下乡下厂，走到工农中去，面向实际，大搞调查研究；比较熟悉历史资料的人，也计划着如何使古为今用了。这样，当前的现实问题被人重视了，言必称三代的情况少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工作从此大大改变了风气，令人为之振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今天“厚古薄今”的思想是否还有呢？当然还有，不过是少得多了。列宁说：“旧时资本主义社会所遗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知识与实践完全隔离”。这个祸害一天不根除，“厚古薄今”的思想总会存在，因此，“厚今薄古”的口号还没有过时。
这里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提倡“厚今薄古”，究竟如何认识古和今的关系？人们从故纸堆中走出来了，今后还要不要再和“故纸”发生关系？有些青年人，没有钻过故纸堆，今后还要不要去钻？
在我看来，所谓“薄古”并不是“非古”，也不是要人忘古。薄与厚，是相对而言的。厚今薄古，无非是要人学古为今，使古为今用。“故纸”何尝是什么坏东西？用不着和它疏远，今天要钻，明天要钻，一万年也还是要有人钻它，问题在于是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钻它。这是一个如何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现代文化的问题。
我们肩负着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固然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又要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继承并发展我们自己的古代文化。知识是有继承性的，前人积累起来的知识留给后一代，后人就在前人留下的知识的基础上，继续创造和积累新知识，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一代胜过一代，人类科学文化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不断进步。列宁教导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知识总汇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确切通晓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改造这种已往的文化，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而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创造了剩余价值学说，继承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创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继承了十九世纪这些优秀成果，但又不以它为限；他继续前进，实行了科学上的革命，从而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时代。马克思并没有轻视那些“故纸”。“凡人类社会所创造出的一切，他都用批判态度来审查过，任何事物也没有忽略过去。凡人类思想所建树出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并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来一一检验过，于是就作出了那些为资产阶级狭隘性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列宁）这便是马克思在对待人类科学文化遗产的态度方面给我们树立的光辉榜样。
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学习马克思。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拿哲学来说，早在周代，就已揭开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序幕；周公的“天不可信”之说，诗经上有“天命靡常”的句子，都反映了周人在某些方面已有对天存疑的思想，尽管周人在基本上还是承认“天”的存在，还是认为“天”是最后的主宰。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从老?、孔丘、墨翟、杨朱，到庄周、孟轲、荀卿、韩非，都各成一家之言。此后，汉有董仲舒、王充，唐有韩、柳、玄奘，宋有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明有王守仁、王夫之、王艮、李贽，清有颜习斋、戴东原。上述这些人，有唯心论者，也有唯物论者；他们的学说，有的是代表着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有的也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要求；他们遗留下来的文献，其中固然有许多“封建性的糟粕”，然而也有“民主性的精华”，而不失为他们时代的精华。可是这些遗产，都还未充分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加以整理。哲学如此，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莫不如此。而这些遗产，许多就是保藏在所谓“故纸”之中，不加整理，它就永远在那里睡大觉，我们也就只好陷于“知今不知古”的状态之中，要古为今用，当然就很困难。所以说：迷信古人，沉醉于故纸堆中，逃避现实，到头来是“知古不知今”，固然是永远不会有多大出息；但是忘掉祖宗，割断历史，对人类科学文化遗产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钻过故纸堆的人，其错不在于钻了“故纸”，而在于他们本着错误的目的，运用了不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对待“故纸”；没有钻过故纸堆的青年人，“如果以为无须领会共产主义学说本身所由产生的全部知识，而只要通晓共产主义口号，只要通晓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列宁）。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一语，确切地反映了科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资产阶级学者治学的原则之一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在对待历史遗产方面，是为考证而考证，为学古而学古，为温故而温故。我们的原则异于是。我们“温故”的目的是“知新”，学古的目的是为今，“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钻”字本身并不是个坏字眼，就看你是怎么个钻法。钻进去自然不是躲进去，自觉地钻进去也不同于被人牵着鼻子拉进去。钻进去的目的是学古为今，古为今用；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是为了再钻出来；进去有目的，出来无空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古代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中吸取用之不竭的财富，审查它、检验它，批判地接受它，用它来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大厦。
有些青年同志，取得了一点成就，就轻易地把一切都看得很简单。他们似乎认为，哲学、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要简单得多，不必经过什么艰难险阻也可以攀登上光辉的高峰，这是极大的误解。哲学、社会科学，仅仅是它的历史文献也是浩如烟海的，决非一个人穷其一生所能全部读完，更不要说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去审查它、探讨它、批判它、一一检验它了。对于科学知识，我们的现状还是一低二少；低，是说我们的科学水平还很不高；少，是说我们对于古今中外还知之不多。我们有前人留下的丰富遗产，有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愿望，有马列主义作为思想指导，有革命导师们对待历史遗产的正确态度作榜样，有了大跃进中已经形成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风格，再加上踏踏实实的态度，勤学苦思，好好钻进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必将有成。我们要在我们这一代使灿烂的科学文化遗产大放异彩，并创造出胜过前人的更灿烂的无产阶级的现代科学和文化。
第7版()
专栏：
干部要把家管好
远青
人民公社化，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一下子把几千年来压在农民身心上的“愁吃愁喝、愁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千斤重担给搬开了。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下中农对这件开天辟地的事情欢欣鼓舞，热烈拥护，他们庆幸自己从此端起了“铁饭碗”，并且满怀热望要把“铁碗饭”端牢。因此，近来有些公社的公共食堂有浪费粮食的现象，群众要求干部加强教育和管理。湖北省有个贫农陈玉清的一张大字报上写得好：“铁饭碗要端牢，干部要把家当好，当家没得巧，精打细算最为高。”
群众要求克服浪费现象特别是浪费粮食的现象，这是十分正确的。我国工农业生产，去年虽然有巨大的增长，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局面，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力求从各方面节约物资，增加建设的积累。粮食是“宝中之宝”，当然，更应该有计划地使用，不应浪费。不要以为“家大业大，浪费一点不算啥”，一个地方浪费一点，全国加起来数目字就很可观，损失就不小。也不要以为“去年粮食大丰收，浪费一点不要紧”。去年我国粮食翻了一番，每人平均有一千一百多斤粮食，这确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我国粮食的开支也是很大的，除六亿人吃以外，还要开支种子用粮、牲畜用粮、工业用粮、贮备用粮等等，总算起来，我国粮食还不能算富裕，还不能认为我国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但要大力增产粮食，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万零五百亿斤的任务而奋斗，而且在粮食开支上，要力求节约，反对浪费。
节约粮食自然是每一个社员都有份的事情，搞好整个公社的生产和生活，也都是全社社员共同的事情。但是，从领导的角度来看，干部的责任更为重大。一个公社办的好不好，生产搞的好不好，生活搞的好不好，节约搞的好不好，在极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公社各级干部管家管得好不好。
我们的干部来自人民，在长期农业合作化的实践中，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在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是一定能把公社的“家”管好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天人民公社的“家”比之过去农业社的“家”，已经是大不相同了。其中有一大不同就是吃饭，过去粮食存在各家的瓮里，各家烧饭各家吃，今天公社办起公共食堂，绝大部分粮食存在公社和生产队的仓库里，食堂烧饭大家吃。这里，广大的以社为家的农民省吃俭用过日子，操心并监督社里的节约，但是也会有一些人还不把公社的节约看成是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不注意爱惜粮食，因此我们必须虚心谨慎，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加强对社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粮食节约问题上采取有效措施，把家当好。
公社的“家”是全体社员的“家”，人人有份，人人有责，所以，“干部要把家当好”的内容，不仅包括干部的个人作用在内，而且更包括群众的作用在内。一切工作只有依靠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才能做好。近来，各地整顿人民公社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点。办好公共食堂节约粮食，也不例外，好些地方，由于干部走了群众路线，向群众进行了勤俭建国、勤俭办社的教育，发动群众展开办好食堂的讨论，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请老年人介绍过去勤俭持家的经验、表扬热爱食堂工作、注意节约的优秀炊事员和其他好人好事，结果，群众觉悟提高了，一些节约粮食的好办法、好制度也出来了，既能做到吃饱，吃好，又节约了大量的粮食，群众非常满意。这说明只要我们干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动大家出主意，大家想办法，大家来“当家”，这个“家”一定能够当好。
第7版()
专栏：
揭开土壤秘密 作好土壤普查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冯兆林
现阶段土壤普查的对象主要是农业土壤。普查的方法主要是在耕作栽培过程中总结土壤所表现的特性。普查的目的是把农民群众改良利用土壤的经验提高到理论上来，以指导当前农业生产，并迅速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土壤科学。
农业土壤的特性
普查的对象既然是农业土壤，普查时就要注意到农业土壤与“自然土壤”之间的区别。农业土壤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耕性。农业土壤主要的特征是：在不同耕作施肥改良的措施下耕作层的厚薄不一致，土壤肥力不一，土壤透性不一。在一定地区内，这些特征一般是反映了耕作的强度和管理的情况，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受所谓“成土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普查鉴定时，不便利用“自然土壤”的“成土因素”来说明农业土壤的发生和形成。因此用描述“自然土壤”的那套术语来描述农业土壤，很难作到好处。这是因为农业土壤的许多特性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季节，随着利用改良的情况而变化，可以变好，也可以很快变坏的。耕层的结构和结构性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广东的土壤普查证明，在某些土壤中，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土壤的结构，结构性和耕作层的熟化的变化就很大。由于人的劳动和有意识的改造，土壤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很好，肥力很快提高，这一特征是“自然土壤”所没有的。
农民的土壤术语的科学价值
广东省的土壤普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广东农民把土壤分为一百三十三种，归并为三十个土区，属于七个地类。在这一百三十三种土壤里除去一部分是“自然土壤”外，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耕作施肥和改良的措施下形成的。这正说明农民土壤知识的丰富。以往所用的描述土壤剖面的术语，如颜色，质地，结构，水分，母质等，是或多或少地把剖面的特征“静止化”了，因而不能有效地完成描述农业土壤的任务。有经验的农民就不这样，广东的高要专区农民把最好的一种稻田叫做“坭肉田”。以“肉”表示田肥，以“坭”表示耕性适宜和结构性良好。因此一提“坭肉田”农民就称道不止，同时，一提“坭肉田”，农民也知道它的缺点，如易使水稻倒伏，需要排水等。农民对一种耕性不好结构性不好的田叫做“冷饭田”。可以想见这是一种什么形象。好比一块冷饭疙瘩泡在冷水里，水饭不相溶，“吃”起来也会肚子痛的。一提这种田，农民就知道这是低等田，改良的措施是加草木灰、谷壳、绿肥来把“冷饭”变成“坭肉”。如果不用农民的术语而用所谓“科学”的术语，那么这两种田都可以叫“粘土”。因为按机械分析，这两种土壤的粘粒都在八成以上。这种名称不能表示二者在耕性与肥力上的真正区别。因此，在土壤普查鉴定工作中，要利用农民的通用术语来代替“科学”的术语，并以农民的术语为制作大比例的土壤图的单位，使我国土壤科学提高一步。
关键在于增加土壤的有机质
施用大量的有机物质肥料以改良久处阴湿的底土，即施用大量的未腐熟的、半腐熟的和腐熟的有机肥料是改良所普查的一切土壤的良方，是这一次土壤普查中的一个大发现。从1958年广东的晚稻高产事例可以看出，凡是高产的田都是施用了大量的有机物如牛栏粪，老墙土，草木灰及绿肥，化学肥料是用得不多的。这一事实指出，我国今后的耕作制度必须以增加土壤有机质为纲。
土壤学里最有实践意义的两条原理都被应用在深翻改土里，同时深翻改土也进一步的证明了这两条原理的真实性。一条是土壤有机物质在土壤耕性上的决定作用，一条是土壤的好气性（土壤的一种性质，有好气性和嫌气性两种，好气就是喜欢空气）条件对于土壤养分的存在和吸收的决定作用。在深翻改土的过程中施用大量有机质肥料和其他肥料，结合入砂入坭就扩大了好气性的土壤空间，对于产量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总结农民的经验
在土壤普查鉴定工作中，还必须普遍总结农民管理土壤和改良土壤的整套经验。广东的普查工作证明农民的固有经验和在大跃进中所创造的经验，不但丰富了土壤科学，而且为土壤科学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田间档案”就是其中之一。“田间档案”就是有计划地把土壤从深翻改土起的一切变化记载下来。这些资料的积累进一步指出农业土壤的发生和形成的方向，可以指出大面积丰产的耕作施肥和管理的原则。
广东的土壤普查鉴定已在土壤科学研究中和生产实践中起了良好的作用。不同的土壤，由于鉴定的指示，作出不同的深耕改土措施，指导了农业生产。对分层施肥，土壤熟化，犁冬晒白（广东农民在冬天把土耕翻晒白，使土壤风化，变松变脆，第二年易于耕作，并可增产），烧土熏土等宝贵经验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施用大量有机肥，耕作园田化和“三三制”的必要性提供了科学论证。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学术动态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举行学术讨论会
争论法和政策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提高教学质量和促进科学研究工作，最近两周来，组织应届毕业生，进行了两次关于法的基本问题的学术讨论。讨论的具体题目是：什么是法，法从何来？法和政策的关系怎样？在讨论中有争论，特别是关于法和政策的关系问题争论较大。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问题之一是：政策是否就是法。关于这个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政策是法的一种表现，有的同志认为政策不是法，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两者有关系，但不能划等号。问题之二是：政策有无强制力。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有，一种认为没有，另一种认为有的政策有，有的政策没有。这些问题是当前法学工作者比较关心的。现将讨论中出现的不同观点和论据介绍于下。
关于政策是否就是法的问题
认为政策就是法的同志所持理由是：（1）政策和法同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是由同一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具有强制性，这说明它们本质属性是相同的；（2）法的形式表现又是多种多样的，法律仅是法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且有局限性，政策却能及时反映各个时期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有灵活性，是最好的法。有的同志还认为，法包括统治阶级的政策和法律（包括法令、条例等），政策是法的主要形式，又是法律的灵魂和基础。这说明政策实质上是法。
坚决反对这种看法的同志认为，政策从形式上、实质上都不是法。政策就是政治。政策指导国家的一切，它比法高。因此把政策与法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至于说政策是法，又是法律的灵魂，更是逻辑上的错误。并认为这种看法会降低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降低政策在各项工作中的指导作用，使我国社会生活法律化，使政策的灵活性和法的相对稳定性不能表现出来，对实际工作不利。
主张政策和法不能划等号的同志认为，政策和法的关系密切不可分，都是由同一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而且也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具有强制力。但是绝不能因此就把政策和法划上等号。应该明确，政策是法的灵魂，法是政策的具体化，是实现政策的工具。因为政策是统治阶级根据阶级斗争情况、当前政治形势制订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政策根据实践需要制成法律；同时法律比较具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在运用法律时为了适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也必须依靠既有原则性，在执行中又有灵活性的政策。此外，政策包括面广泛，实现政策时不但可以通过法律，而且也可利用文艺、教育等其他上层建筑，法律只不过是依据政策制订的具体化、条文化的东西，是实现政策的工具。因此，政策与法的区别，只有在研究了它们的关系之后才能弄清。
关于政策有无强制力的问题
主张政策有强制力的同志认为，政策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必须以国家强力为后盾。在执行政策时，对敌人是采取强制的方法，对人民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但对人民中违反政策者也要处罚，也是强制，只是性质不同。所以政策有的以国家强制力作保证，有的以说服教育、行政处分作保证。
主张政策没有强制力的同志认为，强制力是指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政策主要是以说服教育来推行，所以没有强制力。
认为有的政策有强制力，有的政策没有强制力的同志，用实例进行了论证，他们说，如百花齐放等政策就无强制力。有同志则说，政策有无强制力要看我们的需要，一般来说是有强制力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应届毕业班，本学期预定利用十周时间，就这类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今后将要讨论的问题有：（1）法是谁创造的，我国的法源何在？（2）我国法的形式、特点；（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法的作用；（4）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残余、性质，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律理论教研室）
第7版()
专栏：
吉林法学研究所
确定研究方法和研究题目
去年11月间开始筹备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法学研究所，最近已着手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在研究方法上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一方面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理论研究和总结，一方面也拟对当前当地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关于前一方面的任务，即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观点，阐明中国革命各阶段阶级斗争的特点，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情况，从社会发展规律、阶级斗争规律方面，找出形成政策的物质基础，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从中总结出有指导意义的经验和教训，达到法学研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为此，他们初步拟定了下列研究选题：“论中国革命各时期法律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关于中国法的理论的研究”、“关于中国革命各阶段的婚姻和家庭制度”、“各革命时期政治战线上对敌斗争方法、策略以及组织形式的发展”等。关于后一方面的任务，主要是从我国阶级斗争需要出发，结合生产建设和中心工作，对目前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在这方面，他们初步拟定的研究题目是：“如何建立、发展、巩固人民调处组织和制定爱国公约”、“人民公社化后的合同制度”等。这些题目，有的已在进行研究，有的正在组织力量着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