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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歪风刮不倒 永远争上游
——介绍河北省开滦煤矿唐家庄矿大面积高额丰产经验
今年以来，河北省开滦煤矿唐家庄矿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的红旗，不断反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全矿职工从始至终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月月获得大面积高额丰产。
今年1至10月，全矿共给国家多生产了十一万多吨煤；原煤灰分比国家计划降低了0.13％；原煤成本比国家计划降低了7.31％；劳动生产率比国家计划提高了4.2％；消灭了水、火、风、尘四大灾害和重大恶性事故，保证了安全生产。现在，这个矿的年产量已经等于1949年的十倍；等于1953年的三倍。这是唐家庄矿职工在党的领导下捍卫总路线的胜利，是坚持继续跃进的胜利，也是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
破“老常规”创新局面
今年年初，这个矿的党委就在考虑如何打破“年初松，年末紧；月初松、月末紧”的所谓“常规”的问题。他们发现历年来年初月初松劲、年末月末紧张突击的生产波动现象是工作中的一个大漏洞。这种骤升骤降现象给生产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个“老常规”如果不改变，必然会成为继续跃进的障碍。他们分析了造成这种“老常规”的根本原因是领导上缺乏一切工作往前赶的思想，是右倾思想的表现，不是什么“规律”，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针对这种情况，这个矿的党委根据总路线的精神和去年大跃进的经验，提出了“争上游，争先进，争第一，插红旗，一切工作往前赶，顽强地克服一切困难”的口号，作为全体职工实现今年继续跃进的指导思想，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作了部署，强调“开门红”“日日红”，下决心扭转这种“前松后紧”的局面。
当矿党委提出“一切工作往前赶”的口号时，受到了大多数干部和工人的热烈拥护；但是也有少数干部认为去年跃进得“差不多”了，今年再跃进，在器材设备和人力上都有问题。为了批判这种“跃进到顶”的错误观点，矿党委在全体职工中展开了一个全矿性的总结1958年工作的鸣放辩论。在鸣放辩论中，职工群众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实现今年跃进计划的有利条件。比如，去年组织高产工作面的经验；工人操作水平和干部组织生产能力的提高，对今年的生产继续跃进都极为有利；同时，在器材设备和人力上也都大有潜力可挖。经过辩论，有力地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和松劲情绪，鼓起了职工群众的更大干劲，在全矿范围内立即掀起了一个“人人找对手，层层进行对口赛”的红旗竞赛热潮。奋战结果，有力地扭转了历史性的“六松、六紧”（年初松、年末紧；季初松、季末紧；月初松、月末紧；节前松、节后紧；第一班松、末班紧；班初松、班末紧）的“常规”，提前四天半完成了第一季度产煤计划，并实现了“月月红”“开门红”“春节前后红”的“满堂红”的新局面。
及时反掉右倾思想
年初松劲的“常规”打破了，生产水平持续地上升，4月份比1月份提高了14％。但是到了5月下旬，当讨论计划落实时，却又刮起了一阵歪风。当时在矿党委成员中，多数是坚持总路线、坚持继续跃进的，但在少数党委委员中也有着保守思想和畏难情绪。在部分车间干部中，也存在着两种保守思想：一种是完成任务好的车间怕吃亏、怕背别人，一种是认为完不成任务是因为指标高了，甚至有的区长因此而不愿再当“大区”（产量高的区）的区长。
这阵歪风并没有动摇矿党委继续跃进的坚强意志。他们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首先认真地学习了党中央的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作为一个企业的党组织、特别是党的领导机构在领导群众贯彻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应该起“促进派”的作用。他们以总路线的准则来衡量一级党组织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方针政策应持的态度。矿党委决定先从整顿领导思想作起，根据总路线的精神来总结和回忆了全矿1至5月份的工作。进一步认识到前一段所以能够月月全面超额地完成任务，是不断鼓干劲、争上游的结果。同时，又想到作为企业的党组织，在计划落实的情况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高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红旗，领导群众不断前进，以“跳一跳把果子摘下来”的原则来作为“计划落实”的标准。于是，决定再进一步深入贯彻矿党委在年初提出的“三争”“一插”“一赶”“一克”的指导思想，把总路线的红旗举得更高。
矿党委思想统一以后，紧接着就召开了车间干部会和全体干部会，批判了怕吃亏、怕困难等思想，并反复地算了几笔经济账：从全矿看，月月全面超额完成任务的事实本身，已经有力地说明了计划本身就是落实的；从各个车间看，绝大多数车间完成了任务，只有个别车间没有完成月计划，而完不成任务的车间恰恰又是右倾保守和畏难情绪比较严重的车间。矿党委运用了对比的方法，列举了采煤三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顽强克服困难而取得月月超额完成任务的成绩，和采煤四区强调客观困难甘居下游因而经常完不成任务的生动事例，来提高车间领导干部对计划落实的认识。由于道理讲得透彻、事实显明确凿，使基层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明确认识到计划落实应从积极方面来理解。
在全体职工中，矿党委一方面大讲形势，着重说明计划落实是为了更好的跃进的道理，从而鼓起群众更大的干劲；另一方面又及时地组织职工群众以大鸣大放的方法，围绕“计划如何落实”“如何更好地超额完成任务”等中心内容进行辩论，以统一认识。
经过这些细致的思想工作，有力地批判了“落实就是不跃进”“落实就是计划越低越好”等错误观点，生产水平稳步上升，日产量由5月份的九千七百七十九吨逐步提高到9月份的一万零七百三十九吨。
坚持大搞群众运动
矿党委在讨论大搞群众运动的问题的时候，坚定地认为：“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已经充分地说明工业企业同样可以大搞群众运动。”他们列举了许多生动事实来批判个别车间干部的“怕搞群众运动把生产秩序打乱了”的错误论调，坚持主张大搞群众运动来实现今年的继续跃进。他们组织群众运动的具体作法是：只要有困难、有问题，就向群众讲；不仅要讲，而且要大讲特讲；不仅讲，还要发动群众去解决。矿党委认为：当群众了解了情况以后，就会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困难。今年年初，坑木供应相当紧张，但是当矿党委把这种情况向群众讲了以后，又组织了区班长等有关工种到坑木场去参观，全矿马上掀起了一个节约坑木的高潮，坑木消耗很快地由每产一千吨煤消耗二十二立方米降低到二十立方米以下，仅一个月时间，就节约了五百立方米坑木。
由今年1月到现在，这个矿党委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一环紧扣一环地搞了十三次鸣放，组织全矿职工人人献计献策，解决生产关键，广大职工共提出了一百四十七万零九百八十条意见。为了鼓舞群众，他们在每月月初都提出适时的战斗口号，这些口号对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鼓舞群众前进起了重要作用。群众反映：“中心明确，干劲足，有劲使得对头！”最近这个矿的职工在10月份实现了“日产一万一，坚决赶林西！”的口号以后，又提出了“突破万二关，再把林西赶；月进一万三，矿区争领先！”的口号，把10月份日产一万一千吨的跃进计划提高到11月份的一万二千三百吨，掘进进尺也大大超过跃进计划。为了保持持久高产，全矿职工只苦战了两昼夜，就有百分之百的旱采工作面和90％以上的掘进工作面实行了四班交叉作业，使工人的休息时间普遍增加了两小时，效率平均提高了5％。
通过群众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红旗竞赛运动。全矿参加红旗竞赛的小组数已经由1月份的三百五十二个增加到当前的六百零八个，占全矿六百一十五个小组的99％，参加竞赛的人数已经占全矿总人数的98％以上，竞赛的形式达到了十五种之多，真正地作到了“人人有对手，层层有对口”。工人反映：“那一天不比赛，生产就提不起劲头来”。
竞赛的开展，有力地改变了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单位与单位间、班与班间、人与人间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大大发扬。“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好条件让给别人！”和“有困难互相支援”的口号到处传扬。早到的帮助上班打扫浮煤、班末给下班作好生产准备，已经在这个矿各个采煤工作面形成普遍现象。以前各班有好工具都藏起来留给自己用，现在都主动支援别人。
红旗竞赛也推动了技术革新运动的开展。今年以来，全矿共推行了一百一十二种先进经验，使采煤工作面月进度由1月份的六十一点三米提高到9月份的九十五点六二米；掘进日进尺由1月份的二百六十七米提高到9月份的三百六十六米。水力采煤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比过去提高了十几倍，基本上解决了全部水力采煤生产过程的技术问题，水力采煤比重已经达到40％左右。
（附图片）
开滦煤矿唐家庄矿水采区2196工作面的水枪手宋文振在用水枪采煤
新华社记者 梁一丁 胡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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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萧培俊和“劳模车”
从1953年开始，萧培俊被选为湖南省和全国的公路运输劳动模范以后，公路运输系统的职工们就开始亲切地爱叫他
“萧劳模”。他驾驶的汽车，大家也习惯地称为“劳模车”，而它的车号，却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他驾驶的汽车，从1953年大修出厂以来已经行驶了三十二万零五百公里没有中修过，小修次数也比其他的车辆少。它行驶的线路，有平坦大道，也有高山陡坡，在六年零二个月的漫长岁月里，不管是晴天、雨天或者冰雪天，它从来没抛过锚，没出过任何大小事故。
可是，“劳模车”在过去，却是一辆有名的“老爷车”。“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这首解放以前在公路运输工人当中流行的打油诗，十分恰当地描述了“劳模车”昔日破烂不堪的情景。它是一辆1942年出厂的日本尼桑牌木炭汽车，车子的许多机件是用各种厂牌的汽车零件并凑起来的，按照常规，它早就该报废了。
汽车的“保姆”
“老爷车”是怎样变成“劳模车”的呢？
谁要和萧培俊车队的驾驶员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
“就因为它有个好‘保姆’啊”！
萧培俊对汽车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他宁肯自己受点累，也从不叫汽车受一点损伤。他每天出车回来，总要细心地检查车子的各个部件。在行车途中，碰到泥深路烂或坡陡路险时，他就停车察看，不让车子受到陷害。在待渡过船时、在装卸或待装待卸时，总是要绕车转一圈，不厌其烦地东敲敲，西摸摸。在行驶新线路时，他就向前面来的驾驶员问明情况。这些看来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要经常做到，就要有毅力，就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木炭车的煤气滤清绒布袋需要经常换洗，萧培俊就每天换洗一次，并时时注意检查。有一次检查时，他发现绒布袋上缝边和钉补钉的地方有黑色烟灰点，觉得很奇怪，立即研究原因。他把绒布袋对着阳光一照，原来是缝边和打补钉时针粗线细，所以产生了一个个小孔。在绒布袋折角处，他又发现有在河里洗涤时沾上的细砂粒。他想：泥沙灰尘是机器最大的敌人，它混进机器内部，就像细菌混入了人的血液一样，非常危险。以后，他换洗绒布袋时，总是要翻来复去地洗，不让有泥砂沾上。缝补绒布袋时，他就用细针粗线，消灭了小孔；他还随身带着针线包，发现绒布袋有破损就立即缝补好。
他利用废料和自己一双辛勤的手，在自己的车子上装上了空气滤清器、机油滤清器和煤气滤清器，使进入引擎的机油、空气和煤气都一尘不染。这对于保护机件、延长车子的使用年限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萧培俊把汽车保修厂比喻为“医院”，技工是“医生”，他自己是“护士”。他认为“护士”是应该最了解“病员”的，因此他在汽车每次保养时都跟随进厂，向技工介绍情况，并亲手参加车辆保养工作。而且总是车不出厂，人也不出厂。有时，保修厂的工人下班了，他还在那里细心地检修，一直忙到深夜，往往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他常说：“人有知觉，得了病自己会找医生医治。机器不能说话，就全靠人来关照它，爱护它，不能有一点含糊。”
土专家
由于萧培俊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他车上的机件设备已经日趋完善，操作起来很灵便、省力，能够爬山越岭，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
一般的木炭车都是用手摇风鼓发动炉子，每天早晨发动炉子要花十分钟时间，他却装上电风鼓，只要把电风鼓一开，四、五分钟就行了。在试用电风鼓时，他遇到不会保养的困难，容易坏，坏了又没处修，他就不断地向钳工、电工们学技术，终于把保养技术都学会了。
他的汽车在加带拖斗以后，开始时上坡很吃力，没有爬上坡顶，水箱里的水就沸腾了。于是，他在飞轮上加焊了三块铁板，效果很好。这样就增强了木炭车引擎的马力。现在他的主车载重已经由二吨半增加到三吨，并加带了一个三吨的拖车。他又自己动手设计改装水箱，仿照解放牌汽车的式样，改动车架横梁，把一个大水箱牢固地安装在本来无法安装的尼桑牌车上。经过这两项改进以后，汽车上坡时不再感到吃力了，水箱里的水也不再沸腾了。
为了节约木炭，他在去年进行了用低级酒精作燃料和改装白煤炉的试验，结果都获得了成功。他利用废料，用土办法做成了一个蒸发器，解决了因低级酒精含水分多、不易雾化、汽车引擎无法发动的问题，这项试验的成功，为今后汽车使用低级液体燃料开辟了新的途径。他在进行改装白煤炉的革新时，每天一清早就到保修厂做这做那，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干，经过一个月的苦战终于获得成功。由于他在技术革新中成绩显著，交通部在全国公路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正式授予他以“土专家”的光荣称号。
硕果累累
萧培俊延长汽车大、中修间隔里程的先进经验，已经到处开花、到处结果了。
一次，他在醴陵车站过夜，来自其他地区的驾驶员知道他就是萧培俊以后，都围拢来请他介绍经验。这晚，在一盏煤油灯下，他和同行们谈到将近十二点。人家问什么，他都耐心地回答解释。同时，在日常工作中，他常常虚心地向别的驾驶员学习经验，哪怕是一点一滴，他都视为珍宝，牢记不忘。他常常这样说：“我在北京开会时，首长们常这样告诫我们：先进生产者要谦虚，要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技术传授给大家。一人先进只是单枪匹马，众人先进才能移山倒海。大家都进步了，提高了，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更快更好。
现在，湖南省有90％以上的老司机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萧培俊的先进经验，汽车的大、中修间隔里程也相应地延长了。全省十万公里无大修的汽车已经有八百多辆。
萧培俊这次在全国群英大会，庄严地表示了他的决心：在提前四个月完成全年任务的基础上，超额五万吨公里，并且保证在今年底实现三十三万公里无中修。 （廖道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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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每滴油脂都榨出来
——介绍四平市油酒厂李川江车间
“全国油脂工业旗帜这个称号是多光荣！我们一定把这杆大旗插得牢牢的。”这句话，是吉林省四平市油酒厂李川江植物油车间全体职工对自己的荣誉的珍视和保持荣誉的决心。
他们的决心变成了事实。李川江代表车间全体职工参加了这次全国群英大会。李川江车间从创造出手工榨油操作法，使百斤大豆出油由不到十斤提高到十三点八三斤，攀登全国最高峰以后，他所在的车间就被命名为“全国油脂工业旗帜”。但是，李川江和车间全体职工并没因此满足，而是更加刻苦钻研，使生产不断跃进，出油率一年高过一年，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共为国家增产油脂六百多吨。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实现了制油过程机械化，使出油效率提高到93.94％，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
在1958年大跃进之初，李川江和车间的全体职工，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干劲倍增，想出很多办法改进技术，使出油效率上升到79.08％。这时，有人认为跃进得差不多了，好像生产再不能提高了。这时李川江却想：“自己车间虽然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出油率的潜力还很大，豆饼中的残油很多，如果不榨出来，这是国家的损失。”想到国家受到损失，李川江心中非常不安。因此，他下决心提高出油率，把豆饼中的残油尽数榨出来。可是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出油率呢？拼体力吧，就是把杠子推折了也不会多出油；换新设备吧，又不可能。大家都为这个事着急。一次李川江从报纸上看到很多厂、矿改革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的事例中受到很大启发。他想：出油率不能再高是由于设备的限制，为什么不可以从改进设备方面来想想办法呢？想到这里心里像开了两扇门，这时候党总支也提出“苦战一二年，扔掉大油杠，从技术革新着手来提高出油率”，号召工人自己动手改变手工操作设备条件。党的这一号召给他指明了方向。李川江和车间全体职工，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用土洋结合的办法改进设备来提高出油率的意见。党组织支持了他们的意见。于是，车间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设备的改革。
油工造机器，开始时确是困难重重。他们不懂怎样搞机械化生产，就组织工人去苏州、旅大、青岛、开原等地油厂参观学习；没有图纸，工人们就边想边画草图；没有钢材，他们就到废品库里去找；工人们还到机械厂学习铆焊技术，自己铆焊蒸发罐。经过一年的努力，在兄弟工厂的协助下，克服了各种困难，一面坚持生产，一面搞基本建设，终于建成了一座机械化的浸出制油车间。使用这套设备，产量增加了一倍半，每百斤大豆出油达到十六点四一斤，比手工榨油多出三点四五斤，加工量由原来日处理四十吨，提高到一百吨，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一级油标准。“扔掉大油杠”以后，也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李川江车间几年来所以能够不断跃进，是因为他们能够不断地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补充自己的不足。他们的口号是：“哪里出油率高，就到哪里去学！”前年，全国十九个油厂学习了李川江车间的先进经验以后，提高了出油率，有的还超过了李川江车间，这时他们就细心地研究别人的先进经验。当他听说吉林省洮南油厂采用“单圈有草薄饼”出油率很高的消息时，曾三次派人去学习，并跟班生产，参加实际操作，终于掌握了这个经验。回厂以后，他们综合了学习的经验，根据自己车间设备的情况，研究出“无草单圈薄饼”的操作方法，使出油率从十三斤三两提高到十四斤九两。就是这样，几年来，他们先后到各厂学习了二十七种先进经验，使出油率直线上升，目前出油率最高达到93.94％。
一切从全局着想，热情帮助别人，这种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在李川江车间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李川江常对工人说：“我们车间多出油只是有限的一点，要是全国各油厂都能多出油就是多少万吨的事情了！”因此，当别的单位向他们学习时，他们不论忙闲，总是热情地帮助，并且“一帮到底，不见效果不回来”。有一个时期，通化油厂出油率低，来请李川江帮助。当时正是生产旺季，自己生产很忙，但是，他们毫不迟疑地抽出三名工人，由李川江亲自带领到通化去工作了四十天，为通化油厂改进了软化室，提高了加热温度，提高了出油率。去年他们协助辽源油厂工作时，一面帮助，一面建议改进技术，一共提出五十多项合理化建议，帮助解决了新大豆水分多、出油效率低的关键问题，使出油效率由75％提高到84.44％。
最近，李川江车间积极地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并在全国群英会的鼓舞下，又创造了装料快，除罐快，送油快的“三快”经验，把日处理苍耳子六罐提高到十四罐，使残油率降低到1.04％，全车间完成了第三季度油脂产量计划的272％。他们表示笨耗要由过去2％降低到0.5％，成本再降低10％，争时间，争主动，在胜利的基础上赢得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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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扎喜洋季西藏人民的好女儿
在拉萨“七一”农场里，有一位被大家尊敬的藏族女工——扎喜洋季。
扎喜洋季还只有三十四岁，可是，封建农奴制度对她的残害，在她的脸上留下了许多跟年龄不相称的皱纹。扎喜洋季原来是西藏波密地区的“差巴”。“差巴”是过去西藏农奴中的一种，他们在领得了封建领主一块地以后，就要服苛重的劳役，终年无偿地为农奴主支“乌拉”（在农奴主自营地上劳动）；并且还要受许多其他剥削。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辱的生活，逼得扎喜洋季在1946年从家乡逃到拉萨。她满以为，拉萨地方大，又有佛爷在那里保佑，生活一定会有着落。可是事实破灭了她在痛苦中仅存的一丝幻想，在农奴主统治下的拉萨，根本没有像她那样的逃亡者的出路。扎喜洋季在拉萨过着流浪、乞讨的生活。
西藏和平解放后，共产党的光辉照到了扎喜洋季的身上。她参加了康藏公路的修筑工程；到公路修通，又进入拉萨“七一”农场工作。扎喜洋季在劳动中埋头苦干，她背土用的筐子比别人大，大伙休息的时候，她仍不停地干。她心里想：为了吃饭、穿衣服、就得勤快些，不然给农场辞了怎么办，不是又要流浪了吗？那时，扎喜洋季虽然对工作还没有正确认识，但是，她总感觉到农场的人们都很亲切，自己心里总是暖煦煦的。这里面究竟有个什么道理，她也想不通。在党的教育、帮助下，扎喜洋季慢慢地懂得了，党是劳动人民的亲人，是领导穷苦人翻身的；她想到：我做的事情也是为了西藏广大人民的翻身和幸福；工作做好了，过去那种苦日子就再也没有了。她的觉悟有了提高，工作劲头更大了。
扎喜洋季在“七一”农场做的是养猪工作。在猪群里，有一部分是从内地运去的，这些猪还没有完全适应高原的气候，母猪怀了孕以后，常常早产。早产下的猪仔需要特殊的照顾，扎喜洋季为了养好这些小猪，瞒着领导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奶粉，放在喂她自己小孩用的奶瓶子里，细心地喂养每一只早产的小猪。冬天的时候，她把刚生下来的小猪抱到自己的屋里，还给它们盖上烤热的衣服。在扎喜洋季饲养的猪群里，大部分猪越来越肥大，但是也还有少数猪一直很瘦。扎喜洋季经过细致的观察后，就采用了分开喂食的办法；同时，她又瞒着领导用自己的工资买了青稞面喂这些瘦弱的猪。由于她的精心照管，这些瘦猪也都渐渐变得肥壮了。
1958年，扎喜洋季被调到农场的蔬菜小组当组长。这对缺乏蔬菜生产经验的扎喜洋季来说，是有不少困难的。但是党和领导给了她支持、鼓励，使她勇敢地承担了这项工作。
起初，扎喜洋季为了不使自己小组比别的小组落后，不知疲倦的努力干活。但是，尽管她一个人花了多大力气，在评比的时候，竞赛红旗总是在别的小组手里。扎喜洋季心里很苦闷，她想，我们小组有些人劳动不积极，要是把他们跟别组的人调换一下，那么红旗到手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扎喜洋季并没有提出这个意见，她想起了党平时对她的教导，马上就意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她批评自己：不能这样作，把这些同志调到别的组，别的组生产搞不好，还不是一样！当扎喜洋季遇到困难的时候，党帮助她，告诉她怎样去带动群众。她懂得了光靠一个人干、一个人先进是不行的，要想办法帮助同志们，使落后的都赶上先进，这样整个组才能先进。
扎喜洋季组里有一个叫玉珍的组员，她是农场里有名的调皮姑娘。她到哪一个组，就跟哪一组的人吵架，闹不团结，生产不卖力气。扎喜洋季为了帮助玉珍，琢磨了好久。她在生活上接近玉珍，关心她，帮助她，不断地对她进行思想教育，她时常和蔼地对玉珍说：“玉珍啊，你知道，咱们现在在农场干的是革命工作，不是像过去那样为农奴主支差；咱们是农场的主人，不是奴隶。当了主人，就得拿出主人的样来，自觉地、积极地干活，要不然怎么对得起咱们的救星毛主席和共产党！咱们一起工作的都是同志，你如果对谁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老跟大伙吵架，这样对生产和团结都是不利的。”在扎喜洋季的耐心帮助下，玉珍转变了，她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还主动地帮助从前的“冤家”。她感激地对扎喜洋季说：“阿加拉（姊姊），你教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我要努力工作，争取加入共青团，将来还要像你一样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农奴出身的扎喜洋季，在195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一次，她在电影上看到了一个女共产党员，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宁死不屈，英勇地牺牲了。这个女共产党员的光荣形象，老是在扎喜洋季的头脑中盘旋。她从那一天起，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愿望就强烈地产生了。她暗暗地跟着农场的党支部书记和其他党员学习，像一个共产党员一样忠心耿耿地工作。1956年的10月，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扎喜洋季处处都听党的话，按着党的指示去做。党提出要增产节约，她就想尽办法在饲养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她想了许多办法，用作“羌”（青稞酒）剩下的酒糟加上青菜来喂猪，在早上放猪出圈前少喂料，节省了大批粮食。
今年春天，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妄想永远奴役西藏人民。对封建农奴制度深恶痛绝的扎喜洋季，这时候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她坚决要求参加解放军或者参加农场工人的自卫队，要求发给她枪，去打那些西藏民族的败类。那时她已经怀孕三个月，领导没有同意她的要求。扎喜洋季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武装斗争，但是她积极地向周围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同时，还在夜间借着丈夫的枪，独自练习举起、瞄准等射击动作，以备在必要的时候拿起枪来打击敌人。
扎喜洋季对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通过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表示无比愤慨。她说，西藏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胆敢侵犯我们西藏一寸土地，我们就坚决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西藏人民给了自己的好女儿——扎喜洋季以最大的荣誉，选她参加全国“群英会”。她在参加了群英大会并且参加了首都庆祝建国十周年典礼、见到各族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时候，从心底迸发出无比的喜悦。她表示，回西藏以后，要把参加群英会和观礼的收获告诉全场的同志们，今后要更听党的话，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鼓起更大的干劲来工作和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农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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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鞍山到包头——记老架工陈启荣
去年6月，陈启荣从鞍山到了包头。
当时，同他一起从鞍山启程的还有一百多个安装工人。他们都是鞍钢机装公司派去支援包头钢铁基地建设的。他们之中，数陈启荣的年纪最大，今年五十多岁了；也数他的工龄长、经历多：从十多岁学架工手艺，跑遍东北的鞍山、本溪、大连等地，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人们只要一看他那瘦黑的、起了不少皱纹的脸和一双长满老茧的、有力的手，就知道他是个干过几十年工程的老工人。当时，有些爱开玩笑的年轻工人说：“老陈师傅呀，内蒙古路远、风大，黄河的水凉；你在东北多年，有家有小，生活挺安逸，怎么也想着到那儿去喝西北风、尝尝黄河水？”陈启荣听了笑笑，只作没听见。其实，有谁知道这个老工人胸膛里怀着的是一颗火热的年青的心。当公司领导上动员人们支援包钢的时候，他不甘心落在青年人的后面，争先跑去找领导表示：“……内蒙古地大人少，包钢建设需要人，大高炉等着人去安装，那就派我去吧！……”
是的，包钢建设需要人，包钢也确实是个吸引建设者的地方。哪个有志气的工人，不想为新工业基地砌上一块砖，不想把自己的技术贡献给祖国伟大的建设工程。安装工人们一个个都怀着建设祖国新工业基地的热情来到包钢。他们全都是在鞍山、本溪干过大工程的人；可是当他们来到包头以后，看到新工业基地的建设气魄，也不禁感到吃惊和喜悦。看到这景色，陈启荣兴奋地对人说：“咱们使劲儿干吧，在这地方干工程，一切都是最新的、最大的，有多痛快！你看，再有多少大的工厂，这里也搁得下……”从那时候起，老架工陈启荣更加热爱包钢了。
身在病床 心在高炉
入秋，一号高炉的土建工程进展得很快，安装工人跟着就动手做安装的准备。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安装一台巨型塔式起重机。架工们为了在高炉建设中立第一功，决定把起重机的安装工期从两个多月缩短到一个月，一个个精神奋发、干劲十足。可是，正是这时候，陈启荣遇到了意外的不幸：在安装起重机的时候，由于小组里别的工人同志的疏忽，机械打中了他的胸部，三根肋骨受了伤。于是，他马上被送到医院去治疗。
陈启荣身体坚强结实，治疗不几天，伤势逐渐好转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人虽然还躺在病床上，心却早到大高炉上去了；不等身体复原，他就急着要出院。每当有人去探望他，他就着急地打听高炉工程的进度。同志们都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对他说：由于材料不齐，眼前活儿很少，要他继续安心养病。他听了，总是半信半疑，常常一个人爬到病院对面的土丘上，向工地了望。因为离得远，看不清楚，有一天他索性偷偷地走出医院，跑出去看。走出一里多地，隐隐地看见高炉已经起来小半截了。这一下，陈启荣回到医院又一再要求出院。医生不许可。这天，正好队里的工会主席田荣风去看他，他急得跳脚说：“老田，在这里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大高炉开始安装，人人都在跃进，我不能出力，还要国家花医药费，这不成了废物……”在他再三要求下，医生只得同意他出院，但是嘱咐他回工地不能多干体力活，要多休息。可是，回到工地，他就忘了，跟着大家一样劳动，别人拦也拦不住。
苦思合理化建议
今年5月里，高炉设备安装工程进入紧张的阶段。斜桥安装好了，下一步要安装主卷扬机。这时包钢党委发出了力争一号高炉提前出铁的号召。这号召像一根火把，把一万多名高炉建设者的热情燃得更加旺盛了。所有施工队伍、各个工种的工人，都投入了紧张的劳动。工程进度不断地向前跃进。炼铁区指挥部要求当时的重点——主卷扬机机座和卷筒安装，在十天内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架工们的身上。而当时摆在架工们面前的困难不少：吊装工具抱子小，自重才十五吨，而卷筒重二十吨、机座重十八吨，起吊不安全；要是加固抱子，又太费时间，工期就得往后拖，十天里不可能完成任务。这样的困难，怎么解决？队里的人都为这事发愁。有一天，陈启荣在工地吃了晚饭，没有回家，一个人跑到现场去，在高炉面前来回转，观察地形，思索吊装的办法。
这时，高炉的炉体已经安装好了，它那高达七十多米的钢铁身躯，像个披盔戴甲的巨人站立在工地中央，在星光下背衬着隐隐的乌拉山，显得十分雄伟壮观。那些高大的热风炉、洗涤塔、除尘器也都巍然耸立在高炉的周围。工地上灯火通明，到处在闪烁着电焊的火光。站在高炉脚下的陈启荣，这时不禁感慨万端：只不过一年的时间，草原上大大变样了，这世界第一流的大高炉眼看就要流出铁水，这真是个大跃进啊！他还记得，解放以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建一座不大的高炉，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解放以后，在恢复时期的鞍山和以后在本溪，他也参加安装过几座高炉，那时候他就觉得一座比一座大，一座比一座新，心里高兴得不行。但是，拿它们和现在这座大高炉来比，又差得多了。他还想起党委提出的力争提前出铁的号召，想起平时党支部书记对自己的谈话：“在内蒙古提前建成这样一座高炉，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在跃进，我们的跃进是不能停的……。”
“我是共产党员，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让高炉早流铁水！”陈启荣这样下定了决心。
天墨黑了，暮春的夜晚还略带寒意，陈启荣一个人在高炉下想着吊装的办法，计算着工具、设备的重量和负荷。不知不觉地过了十一点钟，老架工干脆不回家了，跑到休息棚里继续考虑他的合理化建议。第二天一早，他就把自己所想的办法向队领导上提出来，建议在抱子的北面多加一根铧子，南边再立一台链式起重机。这样，抱子不用加固，也能够安全地进行吊装。这个办法经过队领导和小组里工人们的研究、补充，最后被采纳了。施工上的难题终于得到解决。结果十天工期，六天就完成了。
高炉流出了铁水
高炉的建设者们，在施工当中就像这样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他们也从克服困难当中不断地取得胜利。到8月里，高炉的安装工程只剩下炉顶设备的安装了。陈启荣和小组里的工人们积极响应党委提出的“确保九月出铁，迎接建国十周年，向毛主席献礼”的新的战斗号召，把安装进度排成了日时计划，按日按小时执行和检查工作。在那些日子里，陈启荣很少离开炉顶一步。当他疲倦了的时候，别人劝他和小组的同志们好好注意休息，他们总是回答：高炉提前出铁是大事，等见了铁水再休息也不迟。这最后的一仗一定要打好！
最后的一仗是炉顶的两个大盖平衡杆的吊装工程。陈启荣在这一仗里，又大显身手。那平衡杆有三米长，重三、四千公斤；要把它吊装到炉顶，抱子吊不上，塔式起重机又不够长，进不去。这又是个难题。这时有些青年工人都眼望陈启荣，希望他出主意。陈启荣果然沉得住气，反复琢磨，提出了一个“步步登高”的办法：在煤气放散管平台下加一根立柱，在平台上安一台链式起重机，先用塔式起重机把平衡杆吊上平台去，然后再用链式起重机接运上去。这个办法确实有效，结果他们提前两天完成了任务。当时，看见陈启荣指挥吊装这项工程的人，无不称赞架工们的办法奇妙。
高炉安装工程很快地结束了。不久，这座大高炉在9月26日流出了第一炉铁水。老架工陈启荣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的前夕，激动地说：“一号高炉能够提前出铁，主要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有党的总路线的指导和大家的干劲。我们绝不骄傲，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大跃进，保证二号高炉建设得更快更好，把内蒙古建设得更美丽！” （胡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