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力争上游”颂
关锋
1958年的大跃进和今年的继续跃进，充分证明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充分地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则是把六亿人民的创造力充分地动员起来，以饱满的不断革命的精神状态，高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客观规律，争取可能争取到的最大胜利，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党的总路线是把主观和客观、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世界观出发，硬是否认事实、颠倒黑白，疯狂地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他们一方面反对总路线的基本点，一方面反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们说：提“力争上游”就违背了客观规律，违背了“实事求是”。甚至有的狂妄地要求把总路线中的“力争上游”改为“实事求是”。这完全是一派胡说。他们把“力争上游”同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分割开来，绝对对立起来，把它们列于互相排斥的地位，这就表明他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们反对“力争上游”，就是反对六亿人民的不断革命的精神状态，就是反对六亿人民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客观规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性。而他们所说的“实事求是”恰恰是“自以为是”——这个“是”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愿望。
什么是“实事求是”呢？
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作为总路线的思想基础的毛泽东思想，正是从我国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了“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党的总路线所规定的基本点，正是把毛泽东同志所引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也就是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可能争取到的最高速度，争取可能争取到的最大胜利。
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主体是谁呢？这个主体要有怎样的精神态度才能作到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然，我国六亿人民群众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创造者。在党的领导下的六亿人民群众，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主要、最伟大的主观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规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所谓利用客观规律，就是把根据客观规律引出来的实际结论变成广大群众的行动，就是广大群众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之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改造客观世界。离开了广大群众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就谈不到什么充分利用客观规律了。
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在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规律性之后一方面强调了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的重要性，同时，也反复地强调了从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重要性，他说：“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他还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正像列宁所讲过的，是把“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卓越地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它的基本精神，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完全适用的。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六亿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种伟大的革命的精神状态，“实在太重要了”，“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从1958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群众革命运动，不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吗？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力争上游”和“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分割开来，绝对对立起来，正表明了他们以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因为他们既然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必然会否定利用客观规律的主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他们既然否认了社会的主体——人民群众的作用，也就必然歪曲社会规律的概念。社会规律不是从社会外边加进来的异己力量，而是社会本身的运动规律。右倾机会主义者否认了社会的主体——人民群众的作用，所以他们的社会规律的概念也就成了宿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社会规律是和人的行动无关的、从社会外边加进来的异己力量，这种异己力量注定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钢铁出产多少吨，粮食出产多少斤，既不能多一吨也不能少一吨，既不能多一斤也不能少一斤，干不干都是一样。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力争上游不力争上游的问题，即根本不应该也不能“争”，人们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所以在他们看来，“力争上游”就是违反“客观规律”，就是违背“实事求是”了。
同右倾机会主义的这种“规律”观相反，马克思主义承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丝毫也不意味着否认或低估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党的总路线正是党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之后，动员群众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最充分的表现。
大家都知道，在同样的条件下，人们做出来的成绩可以不一样，甚至会大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人们的干劲鼓得足不足，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够不够。两千多年前的管仲就说过：“不为不可成”，但“不务不成”。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大干（即力争）就有大成就（即上游），小干只有小成就，不干就会无成就。这是为日常生活千万次证明过的常识。离开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那还能有什么充分利用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可言呢？
把“力争上游”和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分割开来，绝对对立起来，把它们列于互相排斥的地位——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唯心主义、宿命论的提法。他们既不“实事”（否认客观事实），也不“求是”，而是纯粹的自以为是；他们这个“是”，是完全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捏造的宿命论，破坏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状态的武器。
把“力争上游”和利用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党的总路线，正是把两者恰当地统一起来的路线，正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的特色。
所以实质上，问题并不像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提的那样：是要“力争上游”呢，还是要“实事求是”呢？问题倒是这样的：是要“实事求是”、“力争上游”呢，还是要宿命论从而破坏人民群众革命的精神状态呢？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真是字字千金，它造成了全国人民群众高昂的伟大的革命精神状态，充分发挥了利用客观规律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观能动性，造成了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右倾机会主义者打着“实事求是”的招牌，反对“力争上游”，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当然，因此也是反对它的科学性），企图瓦解六亿人民的意气风发的冲天干劲，企图破坏六亿人民的“力争上游”的伟大革命气概和伟大革命精神，而恢复资本主义的逆流。因此，我们必须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的滥调，干劲永远要鼓足，上游永远要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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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设最理想的社会 需要最崇高的道德
编者按：最近出版的“学术译丛”1959年第11期，有三篇文章谈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问题，下面是这三篇文章的摘要
共产主义道德问题是哲学科学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
劳动人民积极性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不断增长，不仅要求每个人具有职业知识，而且要求每个人深刻理解人们之间的新关系和积极参加确立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斗争。
现实在伦理学问题研究方面，向哲学科学提出了这样一项任务，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要把道德问题提到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参加社会生产，这是伦理学这一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不断增长的客观基础。共产主义劳动队所承担的义务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意味着为具有新内容的劳动而斗争。现代的具有高度技术的生产要求人们进行广泛的协作，提高了对于生产的社会监督的作用，并且空前地加强了生产集体的作用。另一方面，现代生产需要具有高度文化水平、能够独立和主动地工作并且对所负工作抱有高度责任感的工人。如果不去相应地从道德上培养人，不使人们树立集体主义精神和自觉的劳动态度，那么要采用新的技术，要使新的教育形式中科学与生产相结合，要实行普遍的社会监督和灵活地组织生产，都是不可思议的。同时，现代生产又对个人才能的发展提出高度的要求，特别是要求人们实际地参加科学和文化活动，所以也要求人们自觉地和合理地利用业余时间。为了顺利地发展现代生产，必须把对劳动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正确地结合起来。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对全部道德原则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反对资产阶级道德残余的斗争，只有在劳动人民的集体参加下，在群众的舆论成为崇高道德原则的传播者，伦理学问题在我们思想工作的整个系统中占有相应地位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胜利。在这个工作中，哲学科学的任务首先是从理论上研究道德这一社会意识形态。必须了解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是一个客观过程，是新的社会关系形成中的一个方面。必须指明，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道德问题是为人民群众全面发展而斗争的一个实际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共产主义生产和共产主义公共生活都是不可思议的。
（摘自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9年第九期社论：把哲学研究提高到共产主义建设新任务的水平）
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特征
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维护社会和阶级这个统一的整体，对于教育人们尊重某种社会秩序来说，是必需的。因此，社会舆论始终以社会或阶级利益为依据，而在个人企图损害这种利益时，他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并且会受到社会的指责。既然社会（阶级）的统一始终是个人或多或少、被迫或者自愿地受限制的结果，那就不可能有绝对意义的道德自由，因为这样的自由就是根本取消道德。关于道德自由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适应的程度问题。这种适应程度越大，个人就越自由，越不需要在社会面前限制自己。
私有者的道德，第一是从维护和巩固私有财产这种必要性出发的，这是阶级统治的基础；第二是从私有者在被压迫群众面前的阶级团结的必要性出发的。私有制的性质本身以及由于私有制而产生的生产关系造成个人同他人之间的对抗，因而也造成个人同社会的对抗。于是产生一种情况，私有者的个人利益要求破坏社会阶级的道德规范。因此，私有制实际上产生了“双重道德”：一种是每个人都要求别人遵守的而又暗中被大家破坏的道德；另一种是大家公开指责的、然而成为所有的人实际的“行动指南”的道德。这种社会要求同个人行为之间的矛盾，社会（阶级）道德和个人道德之间的矛盾，是一切伪善的无尽的源泉。而私有者公共生活的“神圣戒律”越受到粗暴的侵犯，则要求维护“道德价值”的公开言论也叫得越响亮，越动听。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保证社会的政治和阶级的统一，也保证道德的统一。这种统一成为全体劳动人民共同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的基础，成为他们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有组织地一致行动这一共同要求的基础。
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不少人想依靠社会过日子，而不给社会任何东西。毫无疑义，寄生者的“利益”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是不能统一起来的，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斗争。
必须把个人利益的客观内容同人的主观意图和愿望区别开来。比方说，如果一个人拥有艺术才能，因此希望成为艺术家，这里个人利益的客观内容同个人主观愿望是一致的，同时，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是统一的，因为社会也非常关心艺术的发展，关心培养有才能的人来充实艺术队伍。但是如果好虚荣的老妈妈要在音乐学校里显显自己的奇迹，只不过是因为不愿意站在机床旁边，或者不愿意到地里去，如果有人想要成为演员、音乐家、诗人等等，而又不是这块材料，那么他的个人利益是没有客观内容的，是自私自利的，因此必然是同社会矛盾的。因此，不要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的统一，而是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的统一。
其次，必须把个人的目前利益同长远利益区别开来，把一时的利益同永久的利益区别开来。大家知道，苏联的工业化政策是同人民群众方面的自我牺牲精神，同某些商品的生产方面和消费方面的限制相联系。这就是说，这种为人民和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暂时会损害个人的直接利益，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但是，如果不建立重工业的话，我们的国家就早已成为法西斯强盗的牺牲品了。而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民的个人利益就完全被断送了，很大一部分居民甚至被屠杀了。因此，从历史发展前途来看，工业化不但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必需的，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必需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的统一绝不意味着任何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没有矛盾。但是社会主义彻底改变了这种矛盾的性质，因为在这里，个人作为个别的个体的经济力量和道德力量同社会并不矛盾，个人是统一劳动的社会集体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社会利益同主要的、固定的、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的统一，但是这并不排斥社会利益同个人直接利益或不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矛盾的可能性。
因此，为了使个人的行动始终有利于社会，必须使人们具有义务和良心的概念和感觉，培养人们对于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道德信念。这种道德感和道德概念在社会主义道德中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因为它们所反映的不但是个人同自己的阶级的客观联系，而且还有个人同整个社会、祖国、人民的客观联系。
社会主义道德所特有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统一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些道德特征和原则，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自觉地对待劳动和社会主义财产。把这些原则灌输到每个人的意识中去，使之成为每个人的内心的“我”的一部分，成为人的性格特征，这也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摘自苏联“哲学科学”杂志1959年第一期阿·哈尔切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道德教育问题”）
资产阶级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
自从康德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一再鼓吹伦理学的首要原则是要把人当作目的看待，而不应把人当作手段看待。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正是使人类中的极大多数变成了手段；对资本来说，工资劳动者就是一种手段，一种生产手段。
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极端积累财富，但在另一个极端积累贫困。
从道德的观点来看，这种制度使拥有财产的人腐化堕落，而使受剥削的人家破人亡。
腐朽的资本主义产生了腐朽的资产阶级道德。
当人的价值是用他的财产来确定的时候，当追求利润成为社会制度的规律的时候，人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感情就都被破坏了：家庭就是遗产；爱国主义就是殖民地剥削和沙文主义；自由就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就是用来掩饰并维持奴隶制度的谎言。
在一个非正义的战争中，唯一的道德是在反抗战争的人那一边。同样，在一个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制度里，唯一尊重人类的方法就是向剥削制度进行斗争。
无产阶级的道德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道德价值不是由于它是最受剥削的阶级、不是因为它是受苦难最多的阶级，而是因为它的阶级立场是：如果不把使人类堕落的资本主义完全毁灭掉，它就不能解放自己。
造成无产阶级的道德价值的不是贫穷或灾难，而是斗争。
在每一个时代，上升的阶级就是肩负着人类未来的阶级，它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协调起来，这就给创造性工作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
在我们的时代里，这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在为它的阶级要求而斗争的过程中，同时它也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唯有这种斗争能给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的途径，它使无产阶级具有超越其他一切阶级的绝对的道德优势。
工人不能单独地进行这种斗争：只有自觉地、自愿地参加群众活动，参加整个阶级的联合斗争，他才能取得胜利。
只有党能把实现团结和取得胜利的科学手段给予工人阶级。
只有党有这种理想、这种道德。
这不是一种个人主义道德，而是社会主义道德。阿拉贡写道：“共产党人是希望使人类得到一切东西的人——是的，他希望得到很多的东西，幸福、健康、安全——但他是为全人类而希望——而且是情愿牺牲自己的健康、幸福、安全甚至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一切。”
个人的道德和党所规定的集体目标不发生矛盾，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的。
这种共产主义理想把每个人的命运提到这样的高度，使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人类的未来并对未来负起责任，这种理想是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精神力量。
（摘自英国“今日马克思主义”1959年第8期〔法〕罗·加罗第：在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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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共产主义道德
·语录·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生活实践中忘记了阶级对立的社会阶段上，超越于阶级对立及其回忆之上的真正人类的道德，方才成为可能。
（恩格斯：“反杜林论”）
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
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不相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并且要揭穿一切关于道德的骗人的鬼话。道德能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使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
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
物质方面的发展 外部条件的发展，先于观念方面的发展，先于意识的发展：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方面发生变化，然后意识、观念方面才相应地发生变化。
历史表明：各种不同时代的人们之所以抱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和愿望，是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和自然作斗争以求满足本身的需要，与此相适应，他们的经济关系也按各种不同的方式形成起来。有一个时期，人们在原始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共同和自然作斗争，当时他们的所有制也是共产主义的，因而他们几乎不分“我的”和“你的”，他们的意识是共产主义的。后来生产中浸透了“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分别，于是所有制也就具有了私有性，即个人主义的性质，人们的意识中也就浸透了私有感。到了现在这个时期，生产又具有社会性，因而所有制也将很快地具有社会性，正因为如此，人们的意识也就逐渐浸透着社会主义思想。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把自己的幸福筑在“使别人受痛苦”的基础上，是一切剥削者的共同特点。牺牲全人类或大多数人的幸福，把全人类或最大多数人民弄到饥寒交迫与被侮辱的地位，来造成个人或少数人们特殊的权利与特殊的享受，这就是一切剥削者的“高贵”“伟大”与“被人尊敬”的基础，一切剥削者的道德的基础。
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员就与此相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是在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来消灭少数人的特殊权利，这就是共产党员的高贵、伟大与被人尊敬的基础，共产主义的道德的基础。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