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加强第一线 拧成一股绳
——介绍徐水县部门工作同中心工作结合的经验
本报记者 张潮
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长时期内，中心工作同部门工作的矛盾，苦恼着中共徐水县委的领导人员，过去，他们采取两种做法：要么照转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自己没有计划，在同一个时期内常常有很多“中心工作”：要么只是抽调各部门干部下乡专搞中心工作，忽视通过各部门的具体业务为中心工作服务。各部门又存在着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和只问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认为中心工作是党委的事情，业务工作则是部门的事情，把中心工作同部门工作对立起来，企图削弱党的统一领导。这个矛盾不能解决，是过去各项工作进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斗争，中共徐水县委终于初步掌握了毛主席早在1943年就提出的领导艺术。他们在冬季水利建设高潮中，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领导方法，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其核心部分，就是“兵马要动，政治先行”、“加强第一线，拧成一股绳”、“重点突出，多边结合”、“划分战线，统一领导”，相当完满地解决了中心工作和部门工作的矛盾。
这些经验，本报曾经作过连续介绍。本文打算用几个主要部门的实例，着重介绍部门工作同中心工作结合的经验。
商业和农业互相促进 政治和业务密切结合
徐水县各部门同中心工作的结合，都有各自的特色和成绩；结合得最紧密、最多样、最出色的，要数商业局。
在冬春两个高潮中，水利器材、提水工具、猪秧、饲料、树秧、家禽良种等物资都很缺乏，商业局的全体职工进行了一系列艰巨的后勤支援工作，采购人员几乎跑遍了全国各省，采购了大量物资。他们从齐齐哈尔、佳木斯买来糖渣（猪饲料），从新疆的深山里买来优种细毛羊，从广东、广西买来提水工具，从湖南、湖北等十二省买来猪秧，大大增强了第一线的战斗力量。
在布置物资供应工作的同时，县委进一步指示商业局要突破常规，改变经营方针，从采购、供应到使用，“一包到底”。为此，采购猪秧的人员便在采购地区开座谈会，学习管理、饲养和病疫预防知识；猪秧运到后，又开办训练班，培养了八百名猪医生和猪保健员，供应了各种药械；同时协同农业社建立饲料加工站。为了让农业社掌握提水工具，局里还派出五个人到天津学习操作技术；从部队上请来十二名机械人员，帮助农业社训练了八百五十名司机手。为了逐步达到全县牲畜、家禽优良品种化，在局里建立了畜牧示范场，作为推广优良品种的基地。此外，在工业品供应工作上也打破了常规，实行了三串（串乡、串社、串户），四送（送到门、送田间、送工地、送上山），三不怕（不怕累、不怕脏、不怕麻烦）；改变了营业时间，早开门，晚关门，半夜叫门半夜开，群众大为赞扬。
商业局不仅多方面地通过自己的业务来配合中心工作，而且积极响应县委号召，抽调人员下乡上山，直接参加第一线的战斗。最近为了突击抗旱，全局二百多人，除了采购供应人员外，又抽调了五十多人投入第一线的抗旱斗争，留守后方的二十多人，打破了过细的分工，同样完成了七十多人的工作任务。
现在，回过头来叙述一下商业局大跃进的发展过程，是有必要的。
原来商业局和许多业务部门有一个共同点，存在着本位主义、保守思想和只问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职工里面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中心工作是党委的事情，业务工作是部门的事情。他们把党委工作和业务工作、中心工作和部门工作完全对立起来了。这种情况，在1956年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合并，改垂直领导为块块领导之后，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商业人员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出来，许多陈规还束缚着人们的手脚，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观点还没有确立起来。在这以前，县委的领导方法也处在低级阶段，还不善于把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平时对商业工作不大过问，中心工作一来，便抽调局里的干部下乡，单打一地搞中心工作。
冬季水利建设高潮一浪高一浪地扑来，物资缺乏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县委面对着这个现实，认识到不能单靠第一线奋战而无强大的多方面的后勤支援。于是，首先抓住了商业局。利用这支强大的力量来支援第一线，同时帮助商业局开展本身业务。县委决定把商业工作单独划为一条战线，指定一名书记挂帅。在县委议事日程上，商业工作占有显著地位。每次布置生产时，同时结合安排商业工作，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的任务。
县委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和对其他工作一样，先行的是政治领导。在机关整风中，县委提出几个题目：农业大跃进是少数人搞还是全党全民搞？为中心工作服务是不是影响部门工作？部门工作光靠自己能不能搞好？着重发动商业局职工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批判了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保守思想、单纯业务观点。职工中间出现了一个共同语言：“听党委的话”。把全县人民的中心任务，看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认清农业不能大跃进，商业工作也开展不了。这样，就从思想上同党委和全县农民拧成了一股绳。
在发展养猪事业的初期，由于经验和准备工作不足，采购回来的猪秧死亡率较大。商业局的有些右派分子就抓住这条小辫子，兴风作浪，在县委门口贴出一张联名大字报：“救救小猪的命吧！”大肆攻击县委“官僚主义”，攻击商业局“盲目服从”。有些立场不坚定的人，在这场风浪中脚跟又站不稳了，怀疑经营猪秧是否合乎经济核算，商业局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于是，县委指示商业局，通过大辩论和算大账，来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同时进一步扫除职工中的保守思想和单纯业务观点。职工们先算了一笔大账：眼前虽然死了一批猪秧，赔了一些钱，但是在大量繁殖以后，一来可以促进大跃进，二来猪秧育肥后，国家可以增购肥猪十万口出口，三来还有合理利润，今年供应业务可以扩大一点五倍，采购业务可以增加两倍。算清大账，全体职工坚定了为生产服务的决心。
政法部门反掉神秘主义 为大跃进造成安全环境
农业大跃进，需要一个安全的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政法部门密切结合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随时随地预防和打击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使各个战线无后顾之忧，安心作战，在徐水县，这项工作也做得很出色。主要经验有三条：
一、必须克服特殊思想。过去，在特殊思想支配下，法院强调“独立审判”，公安局习惯于“孤立侦察”，对县委的领导不大尊重。大跃进中，县委指定一位书记领导这三个部门，并对上述特殊思想进行了斗争。经过县委的不断批评，整风中的鸣放辩论，政法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纪律观念空前提高，他们说：政法工作一定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成为党的有力武器。
二、必须同中心工作结合。过去，由于强调特殊性，“独立审判”等等，政法干部没有树立为中心工作服务的观念。现在，他们创造一条好经验，凡是破坏中心工作的案件，都要全力以赴，作到及时破案、批捕、起诉和审判，并随时进行就地公开宣判和巡回宣判；对一般刑事案件则采取“田间问案”的办法。
冬季水利建设高潮中，曾经迅速破获了三件集体贪污案，有力地推动了中心工作。其中一件发生在南张丰乡沿公村，以乡党委书记王禄为首的十多名干部，共同贪污一千多元；他们还先后打过几十个群众，其中一人被打疯。这件案子一破，盖子揭开，全村的空气突然变了，男子出工率比过去提高了17％，妇女出工率则提高了35％，高潮也卷到了沿公村。
三、政法工作必须同群众结合。县委批判了政法部门的神秘主义，指示他们配合大辩论，向群众公布民刑案件，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检举、告密，提供线索。这样一来，破案率果然空前提高。从去年9月到今年2月，破案率从70％（去年9月以前的）跃升到124％（包括积案）。史端乡胡曲村发生过三起破坏机井案，过去用“孤立侦察”的方法，久侦未破。在各方面配合下三天内全部破案。
公安局还进一步创造了“案件下放”的方法。在今年1月份举行的治安会议（有各乡负责治安工作的乡党委书记参加）上，用一牌一案的形式，挂出了四十二件民刑案件的牌子，每牌简要地注明案件发生的时间和案情，征询大家能不能摘牌包干，结果，全部被摘。
邮电破除“独立”传统 落后单位变先进单位
邮电局是一个有长期“独立”传统的业务部门，从上到下，自成系统。这个局曾经又是徐水县最落后的单位。近两年来，正局长离职学习，副局长王应邦（已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进一步把邮电局变为
“独立王国”。他不把县委放在眼里，认为县委不懂技术，只能领导政治，不能领导业务。局内邪气弥漫，整风前，贪污、偷盗、漏交换不断发生，闹福利、争级别、不团结等现象十分严重。整风以来，邪气固然被压下去了，但是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并没有清除。在这期间，就发生了两件有意义的事情。
冬季水利建设高潮已经席卷全县，县委为了加强领导，责成邮电局架设全县电话线，乡乡安装电话。王应邦却提出两点理由加以拒绝：一、这是“额外负担”；二、冬季地冻，不能施工。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为此同王应邦作了几次个别谈话，说明这是支援中心工作的光荣任务。用全县农民“思想不冻地就不冻”的革命干劲来鼓舞他，有不能独力克服的困难，县委还可以动员其他有关部门和群众来协助他，最后，要求他在局里展开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看看究竟该不该，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辩论结果，职工驳倒了他的本位主义和保守思想，也批判了自己的“面向城市，背向农村”的错误倾向。大家得出一致的结论：必须听党委的话，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并且提出“苦战三个月，乡乡通电话”的战斗口号，许多先进倡议也在大辩论中出现了，王应邦在职工们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这个任务。
县委了解到邮电局确有一些实际困难，就责成交通部门支援一部分人力和运输力，指定商业部门协助解决电线，通知各乡供给电杆，动员社员帮助挖坑竖杆。邮电局职工得到了各部门和广大农民的协助，干劲更大，他们打破了长期的分工陈规，不分内勤外勤，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乡村电话架线工程。
就这样，只用了八十多天时间，提前完成了王应邦认为根本不能完成的任务。
紧接着，第二件事情发生了。县委提出了一个新任务：五天内完成电话会议设备安装任务。
王应邦照例又搬出了一大堆困难：器材不足，技术人员缺乏，时间太紧，等等。县委派秘书同他谈了几次，都给顶回来了。张国忠又只好亲自出马，耐心地晓以大义。他说：“这不光是徐水的首创，也是全专区、全省的首创。只要动脑筋，找窍门，依靠群众，一定能办成”。张国忠照例又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办法，要求他在党的支部大会上检讨，组织职工大争大辩。
这一次辩论中，邮电局的职工毫不犹豫地响应县委的号召，保证五天一定完成任务。经过大家研究，决定请电影队帮助连夜采购器材，同时连夜训练技术和施工人员，当夜就教会了五个不懂技术的职工。五天内，他们用简易的办法，把各乡原有的收音机改装为会议电话机（仍可收听广播），最后用一天时间安装起来了。设备只花了五百元，节省了90％的投资。
全县有了乡村电话和电话会议设备以后，大大便利了县委对第一线和全县各项工作的领导，减少了各种集中召开的会议，加速了大跃进的进度。
这样一来，不但配合了农业大跃进，为广大农民做了好事，而且邮电业务也大大发展了。拿今年一、二月份同去年同期比较，电报业务量上升229％，长途电话业务量上升170％；其次，由于改进了工作方法，业务虽然增加了，但他们还准备从五十二人中精减七个人，工作还能比过去做得好。县委就是这样把邮电局从一个落后部门改造成为全县的一个先进部门。
这里所叙述的不过是三个部门的例子，徐水县的每一个部门都围绕中心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有许多创造。教育部门克服关门办学的倾向，动员教职员和学生参加兴修平原水库，创建出了“红领巾水库”，同时在工地上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参加当前的抗旱斗争；卫生部门发动妇女儿童除四害和植树造林；文化部门提出“变工地为舞台”的口号，组织剧团深入水库工地演出，扫除了“正规化”、形式主义作风，文化馆组织了文化服务快车，到工地服务。工业部门（包括铁工厂和手工业社）在五个月中赶制和修配了七万件各种农具机械，工人们用“修配加把油，保证大丰收，保质又保量，不叫跑二趟”的口号来鞭策自己。银行突破了陈规旧章，拨出四万多元水利投资贷给了农民。税务局不再专在偷税、漏税方面找完不成税收任务的原因，而着重在通过组织生产（帮助农业社建立小型工业和手工业等）来扩大税源，等等。
而且，各部门并没有在已有的成就上陶醉起来，自满起来，最近以半年来的经验为基础，纷纷订出了1958年的跃进计划，以求更紧密地围绕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自己的业务，进一步达到“多边结合”。不难想像，当1958年时间历程完结的时候，人们又将看到他们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还须不断解决矛盾 继续提高领导艺术
当然，徐水县委解决中心工作同部门工作的矛盾的方法，还不是十分完善的。根据目前情况看来，有些问题需要引起县委注意。例如：为了克服分散主义，矫枉过正，县委对各部门的日常领导，有时不免过分烦琐，如果说这在初期是必要的，那么在工作打下了基础之后，就需要逐步减少对各部门日常事务的干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政治、方针、政策的领导上面，更完满地做到“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办而有决，不离原则”，进一步发挥各部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高潮之后的休整期间，县委更需要从“入乎其中”转到“出乎其外”，冷静地总结前一个高潮的经验，首先是领导经验，把它从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以便进一步提高下一个高潮的领导水平，循环往复地这样作，并且帮助各部门这样做。又如：在打破旧的规章制度和旧的工作秩序以后，需要及早建立系统的新的规章制度和新的工作秩序。各部门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些，但还不是很完善的。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依靠群众，通过辩论，加以整理和发展，使之完善化，系统化，同时，打破旧的规章制度和旧的工作秩序以后，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某些部门的人员有加以适当精减的必要。以商业局为例，全局工作人员二百多人，除了采购供应和留局人员，最近还能抽调五十多人投入抗旱斗争，这说明商业局的人力还有余；同时，目前某些部门工作时间确实过长，邮局职工打破常规，主动把营业时间由八小时改为十二小时，固然照顾了群众的生产时间，是一桩好事；但三个营业人员每人每天都要工作十二小时，星期日也不休息（最近准备实行大礼拜制，两星期休息一天），长期下去，会影响职工的学习、休息等正常生活，需要领导上适当加以调整解决。再如：目前尚有个别部门和少数干部身上存在着分散主义和保守思想，需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斗争。
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同一个矛盾，此时此地解决了或者解决得不彻底，彼时彼地又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徐水县委善于抓住矛盾，解决矛盾，他们必然会在不断克服矛盾中不断提高领导艺术，把“加强第一线，拧成一股绳”，“重点突出，多边结合”、“划分战线，统一领导”的方法提高到更完善、更系统的水平。（附图片）
侯一民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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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飞跃发展
“文艺报”等文学期刊向群众敞开大门
据新华社18日讯 “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新观察”等几个全国性文学期刊，大跃进以来努力面向生活实际，向群众打开大门。这种做法给刊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这些刊物最近一个时期都注意抓当前群众最关心的事，大力组织迅速反映现实的作品。“人民文学”从最早出现“哎呀呀！美国小月亮”、“洋河大渠”等迅速反映国内外大事的文学作品以来，现在大部分作品都以大跃进为内容。第六期刊载的短篇小说“一个温暖的雪夜”、“装车记”、“夜访”等，把农村车子化，修水库、修抽水站等大跃进景象迅速表现出来。“新观察”今年新增加的许多栏目“跃进尖兵”、“上山下乡的人”、“来自祖国建设前线”等，从各个方面反映大跃进中的新气象、新事物。“诗刊”也选登了大量反映工农业大跃进的民歌和诗作。“收获”双月刊，最近及时登载了许多下放作家，用散文、特写等文学形式描写自己深入生活后受到教育与感染的作品。“文艺报”更极力发扬文学创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精神，最近一期，特地派编辑人员到山西省就地编辑“山西文艺特辑”，介绍了山西文艺创作的群众性、现实性和民族风格。
这些刊物最近都十分重视登载和推荐群众作品，因而开辟了广阔的创作领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喜爱。“人民文学”登载了“上海的浪花”、“步高师傅所想到的”等许多工人创作的特写、小说，刊物的编辑人员还经常深入工厂，辅导爱好文艺的工人进行创作，从中发现和培养有才能的文艺作者。“诗刊”4月号集中发表的一百首工人诗作受到许多作家的推崇，也使读者惊喜地看到群众创作蓬勃的生命力。“新观察”新辟的“工人之页”专栏，组织工人自写自画自编，引起群众极大的兴趣。最近由石景山钢铁厂工人自编的一期“工人之页”，刊登了“高歌猛进”的大幅漫画、诗歌，刊物编辑人员认为这些作品完全可以和专家的作品媲美。
“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期刊已表现出愈来愈强的政治性和战斗性。通过对右派分子丁玲等毒草的再批判、对叛徒法斯特的批判及关于秦兆阳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深刻地揭示了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提高了读者的政治嗅觉和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各期刊同时注意加强经常性的文艺批评，在这一工作中开始贯彻群众路线，使专家评论与群众评论相结合。“文艺报”开辟了“读者讨论会”。“诗刊”有“读者谈诗”专栏。“人民文学”也恢复了曾中断两年的“读者论坛”。群众文艺批评的无尽源泉，不但为专家评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基础，而且从最近发表的一些群众评论文章可以看到，有些独到之见已经超越某些专家的见解。“诗刊”4月号发表了三十多位工人对诗歌创作的精辟意见，一些著名文学家认为其中某些论点是专家很难提得出来的。
文学期刊联系实际、面向群众、增强战斗性的结果，也促进了文风的改变。这几个刊物最近题材、形式更加多样化，短小精悍、通俗生动的文章日渐多了起来。
全国性文学期刊开始出现的新面貌，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飞跃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对树立我国社会主义时代新的文风将会起着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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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家齐动手 人人搞创作
双戊乡掀起群众文艺运动
本报讯 一个“大家动手、人人创作、编写先进、创作先进”的群众文艺运动，在江苏江都的双戊乡蓬勃地开展起来。全乡二万六千多人口就有八千三百多人积极参加创作，他们大都是农民、基层干部、教师、学生和群众文化骨干。每个农业社都成立了业余创作组。今年五个月以来，编写和口头创作的作品，已达七万九千多件。
农民群众自己编创的作品，题材非常广阔，内容和形式也很生动活泼。有反映生产大跃进的豪言壮语，有歌颂先进表扬先进的诗歌小调，也有反映群众向自然灾害斗争、宣传技术革新等内容的各种通俗文艺小品。
该乡的群众文艺创作，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和各项运动的助手，成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娱乐的武器。在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中，全乡各地村庄的墙壁上，都刷写数以万计的农民自己编写的墙头诗：“积肥不达万担，不算英雄好汉”，……，雄壮的诗篇到处皆是。很多农业社在生产取得成绩后，都把自己的事迹用快板、小调、短诗等的格式编成喜报，向乡党委报喜；三荡农业社在表述全体社员为实现增产指标的干劲时，作了这样描写：“白天满地人、家家锁大门；晚上满地灯，赛过南京城”。有的社，还用这种文艺形式写着比赛和摆擂台的条件，互相传送倡议竞赛。最近他们把本乡陈甸农业社主任、共产党员陈修云发现圩堤危险，带领四百多人奋勇抢救，使五百多亩麦田四十多亩小秧未受损失的事迹，编成故事到处传颂。夏收夏种开始后，文艺创作更加活跃，在小黑板上布满了鼓动诗，有的农具上都写上了。
该乡群众创作能这样广泛开展起来，主要是中共双戊乡党委适时地召开群众创作代表会，摸清创作潜力；提出创作大跃进、干什么写什么、做哪行就写哪行的要求；按照创作队伍的特点，分别提出了创作指标，制订了全年的创作规划，确定全乡口号是：全年创作十万件，人人创作天天编，数量质量齐跃进，配合生产走在先。（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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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著名国画家潘天寿
被选为苏联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
据新华社杭州18日电 我国著名的国画家潘天寿，最近被苏联艺术研究院选为名誉院士。
潘天寿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国画系教授兼副院长，他是我国著名的山水花鸟画家。他注意观察自然界和生物的动态，保持了中国画中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他画的“灵岩涧一角”、“松鹰”等优秀作品，参加了全国国画展览会和选送到国外去展览。
潘天寿著有“中国绘画史”、“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等著作。
最近潘天寿正在积极从事创作，准备参加今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美术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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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上游的人唱动人心弦的歌
云南“边疆文艺”出版民歌专号
据新华社讯 云南昆明出版的“边疆文艺”6月号出版了各族民歌专号。专号包括“跃进山歌飞上天”、“朵朵葵花向太阳”、“工厂矿山歌谣”等五辑，收集了二十个民族（包括支系）的两百多首民歌。其中少数民族民歌都翻译得较好，大部分都保存了原歌的风韵。
云南民歌十分丰富多彩，被称为诗的家乡。但解放前各族人民是“口含黄连唱歌子，句句都是苦声音”。年迈耳聋的阮永蹇唱道：“过了银河过金河，苦干十年记心窝，农业生产大跃进，老汉我也唱山歌。”只有在大跃进中力争上游的人才能唱出这样动人心弦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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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音乐家积极记录民歌
孙丙
记录新民歌，全国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多半没有曲谱，这说明音乐家还没有积极参加这一工作。
固然，从已采录的材料看，有许多顺口溜、数板、练子嘴、谚语……这些是没有曲调的，但在很多地区，新的民歌大都是按旧有曲调编写，是可以歌唱的。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在全国推广，以增强社会主义的歌咏运动。其实这并不乏先例，像“东方红”、“绣金匾”、“翻身五更”、“刘志丹”等，都是群众的创作，经过文艺工作者采集并在全国推广的。在群众的创作和音乐家们的工作都以大跃进的姿态飞速发展的今天，难道不应该要求更多的“东方红”、“绣金匾”……出现么？
可能在一部分音乐家中，多少还有这样的看法：旧有曲调是旧的生活情绪的反映，今天没有多大用处，新的民歌歌词只要有作曲家创作新的曲调就行了。这种看法又对又不对。对的是作曲家的确应该为许多优秀的新民歌作出新曲调，以便更好地表现新时代的英雄形象。不对的是，不应把旧有曲调与新的歌词绝对对立起来。有些旧有曲调，配上某些新的歌词，是基本上（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胜任的，群众在配用这些曲调时，多是经过严格的选择。其次，群众在歌唱中总是根据内容的需要改变着、发展着这些旧曲调，这种发展虽然是局部的、缓慢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轻视它。在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歌咏运动中，这种群众性的创作活动是普及工作中大量存在的、非常重要的部分，音乐家在进行专业性创作时，难道不应该研究群众创作的经验和规律么？
有些音乐家重视了采集民歌，但在记录时往往只对曲调发生兴趣，对于歌词常常不记或少记。如果说，有些文学工作者在单独记录民歌时不曾记下曲谱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那么音乐工作者在记录民歌时不重视歌词恐怕只能说是有一种片面的音乐观点。民歌中的曲调和歌词是不可分的；歌词在更多的因素上决定了一首歌曲的内容。民歌曲调的变化首先是由多段歌词中语气和情绪的变化而引起的。脱离歌词来研究和运用民歌曲调就会走入歧途。
有很多音乐家非常愿意从事这一工作，但没有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从音乐家这方面说，应该更积极、更主动些；从主持这一工作的有关方面来说，应该有计划地组织音乐家参加工作。资料的整理、出版，也希望尽可能地附有曲谱，这样就可以使这些新民歌插上翅膀，到处飞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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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已搜集民歌五万
二十本民歌选将出版
本报讯 自中共山东省委4月中旬发出搜集民歌的通知后，到5月底止，全省已搜集民歌五万首。为加强民歌的整理研究工作，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由省文联、文化局、山东人民出版社、大众日报社等单位抽调一部分编辑人员组成了山东省民歌编辑组。现在，这个组已经将部分材料进行了初选、编辑和分类。经过最近几天的突击，首批千余首民歌已汇编成集，预计最近将有二十本民歌选集出版。其中除了反映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以外，还有一本是反映渔民、盐民生活和斗争的。这些民歌的创作者绝大部分是工农群众，他们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明朗笔调，描绘了山东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的豪迈步伐和磅礴气概。其中有一首写道：“万里长城人民建，千里运河人民开。自古中国英雄多，今朝英雄胜百代。举手推倒重重山，落手填平茫茫海”。另一首是：“一辆小车吱呀呀，我推石头修河坝，别看我的车子小，泰山也能装得下”。
在各县、市党委的领导下，搜集与整理民歌的活动已在山东省广大地区展开。目前有二十多个县、市出版了民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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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边，墙壁上，诗句琳琅满目
四川农村已经诗化了
据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农村已经诗化了。”今天，无论走到哪个地方，田埂边，墙壁上，山岩间，树干上都可以看见琳琅满目的诗句。仅古蔺县农民创作的各种歌谣，就有十万首之多。
像“李有才”那样有才能的民间歌手，不是几十人，甚或几百人。只是宜宾、古蔺两县，农民组成的民歌队和山歌创作小组就在八千个以上。许多地方不仅农民能编会唱，不少区乡干部、中共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也是创作民歌的积极分子。这些歌手中，有青壮年，有老农民，有妇女，也有儿童。遂宁县河东乡红光农业社十个老农组织的老农山歌队，已有四年多历史，他们编写的山歌数以百计，几乎社里开展每一项工作，他们都编成山歌唱起来。
紧密结合生产和各项中心工作，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是四川农民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他们创作的题材多种多样，当前作什么就唱什么；不仅抒发情感，表示同自然作斗争的决心，还表扬好人好事，批评落后。他们把诗歌写在田埂、山岩等一切惹人注目的地方。内江、广汉等不少地区农民还在田间插上许多生产鼓动牌，把新作的诗歌写在鼓动牌上，有的还把歌谣写在农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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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歌发展成为戏剧
本报讯 在有着悠久的唱山歌传统的著名革命老根据地——福建省龙岩县，山歌已发展成戏剧被搬上舞台。
龙岩县的山歌戏是采用当地流行的山歌调子，加上音乐和化装演唱的一种戏曲艺术，一般人都能编能唱能演，又能迅速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受到当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和进行政治生产宣传中也起了重大作用。龙岩县文化部门先后帮助山歌戏业余剧团培养了大批骨干，丰富了剧团演唱材料，继续发掘、整理各种新山歌和吸收其他地方各剧种的表演艺术，使这一新的剧种在普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