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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国代表团团长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协会议上表示
继续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
帝国主义国家应对缔结互不侵犯公约问题表示态度
据新华社28日讯 塔斯社27日发表了在5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各国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华沙条约在保卫缔约国、保卫欧洲和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方面已经起了、而且正在起着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
谢胡说，在维护和平方面，社会主义阵营掌握着主动。苏联的努力和和平倡议受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力量的热烈支持。他说，我们欢迎苏联政府最近向意大利政府提出的关于两国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苏联政府关于召开最高级会议的建议使全世界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希望。世界舆论坚决要求召开这样一次会议。
阿尔巴尼亚特别注意在巴尔干维护和平和巩固国际合作，它认为这对世界和平是一个重要因素。阿尔巴尼亚在这方面进行着认真的努力。我们的政府完全支持罗马尼亚政府关于举行巴尔干国家总理会议的建议。
谢胡最后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认为，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建议华沙条约缔约国和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缔结互不侵犯公约，是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避免战争的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
保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
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在发言时强调指出，这次会议将给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和平努力方面取得成就创造新的条件。他说，这次会议的决议再一次表明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之间的根本区别。现代修正主义企图歪曲这一点，他们的目的是掩盖大西洋联盟以及与它类似的集团和体系的侵略本质。
于哥夫认为，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华沙条约国家缔结互不侵犯公约，就会消除正在复活的德国军国主义的威胁，并将有助于消除巴尔干半岛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这种紧张局势是由于巴尔干半岛上两个国家——土耳其和希腊——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造成的。于哥夫指出，保加利亚一向执行同所有巴尔干半岛国家睦邻和相互谅解的政策。他再一次声明，保加利亚人民过去和现在都是希腊和土耳其人民的友好邻居。
于哥夫表示希望土耳其和希腊能正确地估计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决定的意义。他指出，这是解决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巴尔干半岛人民所关心的最迫切的国际问题的现实、具体的步骤。
匈国务部长卡达尔
匈牙利国务部长卡达尔说，两年前帝国主义者曾经力图把匈牙利拖出华沙条约组织，但是他们的企图失败了。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希望取消华沙条约，那么只要侵略性国家放弃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集团、从而促进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就可以作到。只要产生华沙条约的原因——帝国主义的危险——存在一天，我们就一直忠于华沙条约。
卡达尔指出，匈、苏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苏联除已经裁减了驻匈苏军一万七千人以外，还要再裁减一个师。他说，苏军现在仍在大力帮助匈牙利保卫西部边界。鉴于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胁存在，这种防卫是必要的。
卡达尔还指出，某些帝国主义集团曾经企图通过它们所挑起和支持的反革命叛乱来“改变”匈牙利的地位和重新研究匈牙利的“问题”。这些集团也曾经企图通过国际谈判的方式来达到这种目的。卡达尔强调指出，这种企图是一种干涉，它严重地侮辱了匈牙利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卡达尔说，我们过去和将来都坚决反对这种企图。
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居民以及大多数西德居民，表示真诚欢迎关于华沙条约缔约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缔约国缔结互不侵犯公约的建议，并且表示将尽一切力量促其实现。格罗提渥说，我们致力缓和紧张局势，希望防止在德国和世界爆发原子战争的危险，并促进形成有利于两个德国统一的气氛。格罗提渥表示支持苏联关于召开最高级会议的建议。并且认为停止试验原子武器、禁止这种武器和普遍裁军是最高级会议应该讨论的主要的迫切问题。他指出，西德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国家政府企图把恢复德国统一的问题提交最高级会议讨论。它们只是口头上谈德国问题，而实际上企图在“解放”的宣传下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格罗提渥说，两个德国恢复统一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权限以内的事，只有德国人自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追述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两个德国的邦联的建议已经指明了恢复德国统一的道路。其他建议都不可能考虑到德国的现实情况，也不会有助于消除解决德国问题道路上的障碍。
格罗提渥强调指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曾多次证实了它们的诚意，现在是轮到帝国主义国家用实际行动证明它们是否也希望缓和紧张局势的时候了。
波部长会议主席
西伦凯维兹
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说，波兰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它带来的惨重牺牲。波兰完全有权提起注意，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轻视保障本国安全的要求。
西伦凯维兹强调说，北大西洋集团关于德国问题的政策，对世界和平、对欧洲、对波兰都是特别危险的。指靠西德军国主义化、回避明确承认奥得—尼斯分界线、怂恿西德的军国主义和主张修改边界的势力、西德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日益增长的影响以及不久前所采取的用核武器和火箭武器武装西德联邦国防军的一些措施，都应当看做是威胁和平事业和直接反对我们安全的措施。
西伦凯维兹表示确信，这次会议的建议的实现将会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西伦凯维兹说，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实现建立无原子武器地区的计划。
西伦凯维兹说，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可以不夸张地确认，我们各国人民的和平努力，我们各国的和平政策，我们阵营的团结，我们各国联盟的力量，对最近三年来国际局势的好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罗部长会议主席
基伏·斯托伊卡
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说，过去一段时期国际局势的特点是社会主义体系国家不断发展和巩固，这些国家所执行的和平政策对世界舆论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他说，罗马尼亚政府一贯执行改善国际气氛的路线。罗马尼亚曾经裁减了武装部队六万人。罗马尼亚主动地同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许多接触，建立了经济和文化联系。罗马尼亚政府曾经建议巴尔干国家建立多方面合作以保证这一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基伏·斯托伊卡特别强调指出，罗马尼亚政府认为，它所同意的苏联提出的关于从罗马尼亚撤退苏军的建议是苏联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又一极其重要的证明。
基伏·斯托伊卡指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拟定的措施给欧洲造成的危险。他说，罗马尼亚主张取消欧洲现有的集团而建立欧洲安全体系。尽管西方国家反对采取这种治本的措施，但是我们仍旧相信有可能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
捷总理西罗基
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完全支持关于召开政府首脑会议的主张，并且同意苏联政府建议在这个会议上应该讨论的那些问题。
西罗基说，我们不掩盖我们对美国政府行动的愤慨。美国政府建议把东欧国家地位问题列入最高级会议议程显然是企图阻挠这种会议。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认为，这再一次证明美国政府企图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西罗基强调指出，欧洲人民、其中也包括德国人民，现在充分意识到西德联邦议院关于用原子武器和火箭武器武装西德军队的决定所造成的局势的严重性。他们根据不久前的悲痛教训决不相信西德军国主义集团的所谓爱好和平。
他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积极进行反对西德军队原子武装和火箭武装的斗争仍是自己今后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为了欧洲和平和安全的利益我们将致力于使我们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
西罗基最后指出，捷克斯洛伐克从1955年起裁减了武装部队六万四千人，它今后仍将尽一切力量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促进普遍裁减军备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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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发表文章指出
南共领导人公开诬蔑和攻击社会主义阵营
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公认的马列主义原则背道而驰
新华社布达佩斯26日电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最近发表文章，题目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文章说，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所有共产党和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某些党代表大会决不限于对一个特定国家的工人运动有重要意义，而是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邻国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产生影响。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是一种只能作为国际运动才能发展和取得巨大胜利的国际运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各兄弟党期待着这次代表大会，它们期待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南共将在那些发生争执的问题上接近各国共产党一致主张的观念。不幸的是，事情的经过却不是如此，因此，这次代表大会不是引起了重视，而是引起了相当的惊愕，引起在许多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有关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重新进行激烈的争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国际性学说，它的独一无二的性质根本不因为下列事实而有所改变：在一切国家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应该考虑到具体情况，而且应该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考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所以能发展并取得巨大的胜利，首先是因为它们冲破了国界，团结一致，通过交流经验、观摩成就、纠正错误而互相学习。一起讨论有关共同斗争的共同问题，在有关国际形势的主要问题上形成一致的看法，协同规定国际斗争的主要目标，并建立坚固统一的斗争阵线：这些都是革命的工人政党的悠久传统，而且是它们发展壮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之际，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们云集在莫斯科，他们经过共同的交谈，一同起草并一致通过了众所周知的宣言，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后来也采纳了这个宣言。只有一个党避不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阵线，这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它的代表们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庆祝，但是他们原来就不预备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各党的会议。我们党的代表们当时不能理解南共为什么不参加这次会议，为什么它拒绝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可是比较使人宽慰的一件事，是南斯拉夫同志们参加了六十四国党的会议之后，在会议拟定的和平宣言上签了字。然而，在南共的纲领草案公布之后，南共当时为什么决意避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为什么它无意一起参加讨论共同有关的问题的原因，就昭然若揭了。事实上，准备提交南共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那时已经在草拟中，而且这个纲领的起草人完全知道，他们已经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断和论证背道而驰，特别是在那些势必要列入十二国党会议议程的问题上。
在我们看来，南共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对他们自己的党，本来负有一种国际主义责任，这就是他们应当利用莫斯科会议为南斯拉夫同志们提供的机会，把一切原则分歧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们的最高级会议上提出，来兄弟般地加以讨论。南共没有这样做，而宁愿采取民族主义的孤立态度，这样他们就使自己无法从一次高级会议上吸取他们可能认为良好而有益的教训。南共在莫斯科对其他十二个党故意采取这种孤立态度之后，继而又在原则上和政治上公开攻击签署和通过了莫斯科宣言、因而巩固了自己的团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攻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这种攻击是由南共公布纲领草案开始的，而且由于代表大会上的感情用事的和诬蔑性的报告、讨论和论争而不幸地变得更加严重。南共纲领草案说：“某种思想或某种社会主义建设形式是否正确，只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经得起实践的考验”，而不取决于这一个或那一个国际会议的赞成。为了反对这种国际会议，南共为工人运动、特别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规定了如下的任务：“为争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平等关系而斗争”。但是以谁为斗争对象而争取平等关系呢？据南共纲领草案的起草人说，要对不愿意关系平等的人们进行斗争，因为这些人试图确保思想上的垄断等等。很明显，这首先是对苏联共产党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攻击。这种攻击的目的是要确保每一个党有权以它自己的特殊的方式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价、有权凭它自己的意愿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其他各党对这个问题没有过问的余地，同时，南共则为自己保留了就所有其他各党的思想和活动发表声明、作出判断的全部权利，并且自以为完全有权认为只有它的思想和活动才是正确的。
文章说，首先必须驳斥把这次国际会议的讨论和决议说成是要把任何见解或理论“强加”于任何一个党的说法。参与起草和签署莫斯科宣言的各个党，没有一个党是“被迫”参加筹备工作的，没有一个党不是在表示同意之后才通过这个宣言的。怀疑这一点，就是丝毫没有根据的诬蔑。对于制造纷乱的无耻谰言必须加以驳斥。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各国的所有共产党之所以赞同莫斯科宣言，不是像国际反动派的愚蠢诽谤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有人把某一决定“强加”于它们，而只是因为它们的见解相同。南共纲领草案起草人没有权利怀疑这一基本事实，没有权利不具体指明而恬不知耻地怀疑兄弟共产党。谁也不会强使南共或任何一个共产党违背它的信念来听命于共产党人的一次国际会议。没有任何理由要一个党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在思想和政治问题上同意一次国际会议的决议。但是极其重要的是：各国兄弟共产党通过交流和探讨各自的经验、通过在理论上讨论可能发生的分歧，从而在有关国际形势、国际工人运动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不断加强思想和政治方面的一致。为此，必须进行双边会谈，在各党之间作出共同的决议，各兄弟党之间举行会议以便进行更广泛的磋商来作出决议。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可能有这样的时期：由于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那样的非常局势，或者像1949年后产生的那种不健康或不正常情况，如上述的广泛磋商即告中断。但是共产党人的任务，并不是依据已成过去的不正常情况来得出若干“规律”，而是要通过双边或更广泛的磋商、通过作出共同决议，来保证加强各兄弟党之间的合作，以使不正常状态不再出现。况且，共产党的任务不是对共产党人的任何一个“国际会议”散布怀疑，不是把这种怀疑提升为一个纲领性论点和理论性论点，而是要就原则性分歧进行兄弟般的讨论来消除怀疑。不论哪一个党，如果它扬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放弃这种国际合作的高级会议、放弃不断加强思想和政治上的统一，它就必然会使自己处于孤立，但是它不可能阻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加强团结。
文章说，南共发表的纲领草案一经各国共产党充分研究以后，立即引起了尖锐的原则争论。争论的特点是本着同志式的帮助精神，坚决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决驳斥对莫斯科宣言的思想和政治攻击。所有的批评都一致保卫了莫斯科宣言、反对了南共纲领草案对它的攻击，并且指出了南共纲领草案的严重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所有的共产党当它们看见某一个党在思想上和实际政策上表现出严重的原则性错误时互相提出警告，是它们的权利和国际主义义务。这种同志式的警告、对南共纲领草案的原则性批评，是怀着帮助的意图的。可惜，这种同志式的批评没有得到适当的效果。纲领草案中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两段不正确的论述被删改和缓和了，但是基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保留下来了。而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讨论还对这些错误加以发挥。他们用激烈的攻击来回答同志式的批评，并且怀疑各兄弟共产党是否有权把南共纲领草案当作一个批评的目标。他们说这是“对南共内部事务的干涉”。关于纲领草案的报告（卡德尔做的）对裁判别人的权利和他们自己的思想的不可侵犯性作了如下的解释：“当我们在一切有利于和平和社会进步的地方为团结和合作而斗争时，我们并不放弃思想斗争，并不放弃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等等的批判。适应于我们的这种立场，我们将拒绝任何干涉我们事务的企图。我们不容许人们把外来的观念强加于我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适应”呀！一方面给南共批评任何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否认别的党有权批评南共的纲领，而且恰好正是在这个文件中体现了“改良主义、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等等”。自然，决定是否注意这些批评，是否改正兄弟党认为是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还是坚持这些论点并利用不正确的指责和“中伤”政策来答复原则性的争论，这是南共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任何人既没有权利、也没有办法来代替南共就南共的事务作出决定。但是，每一个兄弟党有权来密切注意南共的决定和活动，并形成自己对它的看法，无论是单独的或是共同的。
硬说批评者想把“外来的观念”“强加于”南共，从而躲避各兄弟党的善意的本着帮助精神的保卫团结和合作的原则基础的批评。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这是正确的。
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不能从兄弟党的原则批评中得到好处，而批准了充满着危险错误的纲领。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所进行的讨论的精神、内容、语调以及所通过的纲领，引起了各国共产党进一步的尖锐批评。“人民日报”在南共代表大会之后所发表的众所周知的社论指出，在最近这次南共代表大会上“更提出了系统的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
“真理报”5月9日的文章说明了铁托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的政策所发表的十分错误的、不公正的、异常令人气愤的言论的站不住脚的性质，并且驳斥了这些言论。
文章说，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真理报”文章和在此以前发表的“共产党人”杂志的文章是有分寸的。这两篇文章没有提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实：南共纲领草案第四章谈到了并分析了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解放斗争，其中对苏军在南斯拉夫的解放中所起的作用却完全不提。光荣的苏军在英勇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合作下所进行的著名的贝尔格莱德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光辉的战斗事件之一。这次战役是苏军反对希特勒的伟大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次战役中和这次战役后，苏联人民的许多儿女为了南斯拉夫人民的自由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南共现在通过了这末一个纲领草案，它分析了南斯拉夫的解放战争，但对苏军直接在南斯拉夫领土上进行的伟大战斗的事实和其意义却避而不谈。“真理报”和“共产党人”都没有指责这一点，而仅限于就与当前形势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批评。可是南共纲领一方面避而不谈苏军在南斯拉夫的战斗，一方面又大谈他们1948—1954年的争论和南斯拉夫所受到的伤害。的确，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使南斯拉夫受了伤害，但是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澄清了这些，并且已经把它们消除了。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又把这一些拿出来了，而且弄得似乎是南共自己从未犯过任何错误，似乎它的一切方面都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南共领导集团并未借助于在苏共倡议下所产生的1955年的贝尔格莱德宣言，来勇敢地检查自己的观点，纠正自己的错误。很遗憾，南共领导集团不这样做。这仅是力图从南斯拉夫所受的伤害中捞取政治资本，同时也从这一伤害的消除中得到了好处。
各兄弟党的批评完全有理由地指出，1956年当匈牙利修正主义猖狂的时候，南共领导集团支持它并且打起了“反斯大林主义”的旗帜，而且当时的形势正是国际反动派利用并夸大对斯大林的错误所作的揭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动了全面进攻。南斯拉夫这时又把对苏联的“中伤政策”拿出来了，而在这以前已经向苏联请求了广泛的经济援助，并且已得到了这种援助。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这么一种做法。
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去年年初，我们同南共的关系的特点是在反革命和战胜反革命暴乱问题上的观点分歧。后来，我们的党重新组织起来并且巩固了，工人政权加强了，政治形势的巩固在我们的政策基础上实现了、而且是出乎意料的迅速。从此以后，我们的争论停止了，我们两国间的关系改善了。我们曾希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产党和南共之间的关系，也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得到根本改善。南共不参加社会主义各国党的会谈，这自然不能加强我们的这种希望，但我们还是曾经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后退。但是，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表明，情报局1948年的决议基本上正确地指出的重大原则分歧还存在着，甚至在1949年到1954年不正常的时间里，这种分歧还增长了。文章指出，这些分歧妨害着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同南斯拉夫之间发展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国间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具有的亲密而友好的关系来。为共同的思想而斗争的人们的真正友谊，真正的兄弟团结的基础，只能是原则性的政策，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政策。
文章批判了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对国家资本主义趋势的修正主义估价和对资产阶级国家性质的重新估价。文章指出，卡德尔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没有说明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垄断资本所批准了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而使其资产阶级的国家独立于垄断资本之外了。如果南共纲领的起草人至少提出一两个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它们的“蓬勃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证明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正在“不可阻挡地”和“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如果他们指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名字，那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显然会用很重要的事实来向南斯拉夫同志们说明南共所理想化了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究竟证明了什么。
文章说，许多人认为，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理想化，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增长着的经济作用抱幻想，仅仅是瘫痪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仅仅在那里对这些观点作斗争是重要的，只有在那里对这些错误观念和幻想的斗争才是反改良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经验表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散布这种观点也会成为模糊社会主义自觉的危险手段。纳吉的修正主义宗派在他们的宣传中也利用了这一点。纳吉认为，人民民主国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国家，其中收归国有的工业、企业和银行等等不能组成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而只是国家资本主义成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成分和农民的小商品生产成分，将会通过“民主的道路”、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民方面也不需要合作社运动”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据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必需的。“教条主义者”才主张必须建立它。在1947—1949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所进行的“可惜是秘密进行的”争论中，纳吉退让了，但是后来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1953—1954年则完全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他在1955—1956年秘密写作和散发的文章，以及最后他在反革命期间的公开的完全的背叛，都赤裸裸地表明了用这一论点引起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幻想曾经是修正主义者制造混乱的“思想”武器之一。他们促使被他们弄昏了头脑的人们接受资本主义复辟，就使用过这个武器，使用过“更民主一些的”、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这使纳吉之流的修正主义者们走上了恢复资产阶级政党、向资产阶级政党完全屈服、协助白色恐怖的可耻的道路。对我们来说，更加惊人的是，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把同纳吉之流所散布的国家资本主义幻想一样的幻想，当成了纲领条文。而这些幻想已经完全表明：如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反击，它们就是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事业服务的。
文章在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幻想在匈牙利是对资产阶级复辟服了务的事实以后说：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提醒南斯拉夫同志们注意这一点，社会主义各国的慷慨的兄弟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武装援助，不仅使我们能够迅速地战胜了匈牙利的反革命，而且，省得南斯拉夫和南共在反革命在匈牙利占上风后，在法西斯的匈牙利看到企业变成资产阶级国家所有财产后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成分那样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
文章接着批判了南共对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社会主义阵营问题的看法。文章说，南共对两种世界体系的存在制订出了它的特殊观点，南共不愿意知道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地理”事实，否认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是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同样地，他们也否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地理”事实，也就是说，否认资本主义国家也形成了一个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南共代表大会接受了一种论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是作为两种“社会过程”存在的，不是互相在国家上分立着而是互相拥抱着。的确，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社会主义的“社会过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社会过程”也还没有消失，南共只愿意知道这一点，把这一点宣布为两种互相拥抱着的“世界体系”。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是个事实。不管南共承认与否，否认这个事实显然是同上述的一种观念有联系的，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不必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可以“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或者说，这是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趋势的修正主义观点有紧密联系的。社会主义体系作为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也是一个历史事实，它的建立是当代的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否认两种世界体系作为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的存在，就等于不顾事实。这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最有代表性的和应该坚决驳斥的论点之一。
这种修正主义论点，可以从“理论”上说明南斯拉夫为什么不愿意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一个共同的兄弟阵营。我们应该知道、而且事实上也知道了南斯拉夫是站在外面的，因为他们已经这样决定了。如果说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愿意同南斯拉夫建立同样的兄弟团结的话，那么南斯拉夫是否继续站在外面，就完全看它自己怎样决定了。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人强迫南斯拉夫作出另一种决定，但是，南共也不能强迫任何人接受其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叫别人知而不言。我们知道南斯拉夫站在外面的事实，但以站在外面作为提出彻底修正主义的理由和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不正确的指责，我们是要驳斥的。
南共纲领指责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存在着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兄弟关系，较强的国家即苏联使其他国家“服从”于它，侵犯了其他国家的独立自主，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却甘心于这种“从属关系”。南共领导人说只有他们才是代表着各国平等和独立的事业的。然而，以诬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来保卫“独立”的方式，不是别的，正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和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粗暴的侵犯。尽管他们屡次宣扬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诬蔑社会主义阵营是有助于旨在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阴谋的。如果这种宣传得逞而不给以适当的回击，南共的虚伪的指控自然就会鼓舞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势力。
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清楚地表明：诬蔑社会主义阵营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国家——苏联，使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与苏联兄弟同盟的阴谋，只有利于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黑暗计划。组织消灭无产阶级政权的纳吉之流的修正主义者们，也是利用歌颂南斯拉夫“处于阵营之外”、试图使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而进行资产阶级复辟的。同任何诬蔑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进行斗争，应当看作是我们特殊的职责。我们强调提醒匈牙利工人阶级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对这方面的注意。
社会主义各国在相互关系中曾经有过混乱。错误应该纠正，但是办法并不是用它来拒绝社会主义阵营，而是要加强社会主义阵营。避免诬蔑社会主义阵营是南斯拉夫的国际主义义务。如果不放弃诬蔑，如果继续对那些在观点上同莫斯科宣言一致而不是同南共的观念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表示怀疑，如果想继续走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不正确的指责的道路，那么他们将会阻塞住这些国家同南斯拉夫的友谊继续发展的道路。即使这样，社会主义阵营也将进一步加强。在对匈牙利反革命的共同斗争的火焰中，在反对全体国际反动派猖狂诬蔑运动的共同斗争中，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在这种思想下团结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锻炼得更坚强了。我们希望随着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的改善，但是这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即南共领导集团应当把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谩骂完全转交给帝国主义者去作，这是他们的“专业”。的确，只有当南斯拉夫积极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特别是苏联的时候，西方大国的宣传家们和政客们才“承认”南斯拉夫是独立国家。反之，如果日益增长的一致和进一步的接近代替了观点上的分歧和争论，他们就会喊叫南斯拉夫“屈服了”。我们认为，南共不能允许任何人代表南共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实行类似的策略、对拒绝南共的奇怪观点而接受莫斯科宣言的各国共产党实行类似的策略。
接着，文章批判了南共的修正主义国家理论中有关社会主义的国家的部分。文章说，各兄弟党的批评和我们在“社会评论”上的批评文章，都批驳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极权主义”的歪曲论点，批判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变成反动的、阻碍进步的力量的论点。当纳吉集团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一部分、在反革命暴乱的思想准备中起重要作用时，它也散布了这样的观点。
南共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国家极权主义”的歪曲的指责，把南斯拉夫的国家却宣扬为克服了“国家极权主义”的危险的表率，它还把国家消亡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并且朝这个方向实行了巨大的变动，用“社会自治”来代替国家。
社会主义的国家同一切以前的国家不同的特点，是它不是少数人而是大多数人的国家。人民的国家是人民反对少数被剥夺了政权的剥削者的政权机关，所以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脱离社会的，不是超于社会之上的政权，而是广泛吸收各阶层人民来参加处理社会和国家事务的政权，列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为“半国家”，因为脱离社会和超社会的现象正在消失。众所周知，当国家是进行统治的少数剥削者的政权机构时，那么这种脱离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要谈“社会自治”的话，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的国家是“社会自治”的最高形式。
我们认为，轻视国家作用以及南共关于国家消亡的新理论，是不正确的，是危险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得躲避它在建立和不断发展集中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上所应负的责任。如果本着“社会自治”的精神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以及削弱了集中领导，这就会成为严重困难和错误的泉源。
南共中央委员会在今年2月份研究了在南斯拉夫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同时写了一封信给党员群众，号召对这些消极现象作斗争，这封信指出在中央和地方机关中、包括“社会自治”机构在内，都存在着官僚主义倾向。信中说：“建设和投资的狂热，使一些地方机关和企业领导机关中的企业领导者们除了自己的需要和狭隘的利益外，几乎是什么别的东西也看不见了”。信中指出，出现了特权主义思想和沙文主义倾向、“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原因，大部分在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残余”所散布的影响。这封信还指出，存在着无政府主义、拉私人关系、浪费和其他消极现象，并号召为克服这一切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应该指出，南共纲领所奉如神圣的理论，正是为上面所提到的消极现象的一部分保证了思想基础。在我们看来，南共和南斯拉夫国家的领导者们，对一部分消极现象只是对其表现进行斗争，但没有充分揭发出这些现象的最主要根源是：轻视国家的集中指导作用，把“社会自治”机构与中央国家机构对立起来，以及削弱中央国家机构的经济职能和帮助散布特权思想、沙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现象的理论。现在这种理论已经变成纲领性的条文了。
卡德尔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国家的消亡作了如下的论述：“我们至今的实践表明，国家的职能首先是在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服务方面开始缩小，而国家的镇压作用，‘国家作为劳动人民的权力工具的作用’，则缩小得较少。”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教导说，社会主义国家消亡的道路是一方面国家的镇压作用逐步消失，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文化职能发展起来，最后是国家机构作为政权机构转变为组织和指导社会经济和其他事物的管理机构。共产主义不是各种无政府主义协会的松懈的联合，换句话说，不是“社会自治”团体的松懈的联合，而是最高级的、科学地组织起来的有领导的计划经营制度，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不是削弱国家的经济职能，而是要发展这种职能，包括使集中指导完善化，不断发展中央经济机构和地方经济机构的合作和分工。不论我们怎样说“社会自治”机构将日益“接受”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主义的国家及其领导者们，并不能逃避国家经济机构所负担的巨大任务的任何一部分，不能把经济领导方面的问题和困难的责任，推给非国家性的“社会自治”机构。
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是接收其中的一些什么呢？还是弃绝它？这是南共的主权，是否继续试验削弱国家的集中指导，而且首先是在经济生活方面试验，那是南共自己的事！但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跟随南共“国家衰退”的榜样，南共并没有权利诽谤它们是“官僚主义的、国家极权主义的国家”。
文章最后说，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党不能及时摆脱它在基本的重要问题上所持的错误观点，那么尽管它有英勇的历史，它也会使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在它的国家中陷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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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兄弟般的经济合作
匈牙利布达佩斯兰格机器制造厂的装配工人正在给我国装配涡轮机。这个机器制造厂现在已有九十年的悠久历史。但只有在一九四五年匈牙利解放、人民掌握政权以后，这个厂才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一九五三年工人人数就已经超过四千名。该厂以产品供应国内需要，并有大部分产品输出国外。匈牙利通讯社稿（新华社发）民主德国高尔利泽机车车辆工厂给我国制造的一列讲究的火车。这列火车包括五辆客车，五辆卧车，两辆餐车，一辆救护车，一辆邮车和一辆行李车。这列车装有供电设备。图为民主德国一般机器制造部长冯德利希（前）在参观餐车。 德意志通讯社稿（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