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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防治血吸虫病干劲空前高涨
又有32个县基本消灭钉螺
据新华社上海24日电 全国血吸虫病流行区有几千万人民投入今春的防治运动。安徽省发动了整个流行地区的30％—40％的劳动力投入了运动。江苏省昆山县全县共有劳动力十五万人，参加防治运动的竟达到十二万人。各省市疫区的人民组成了无数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突击队，参加斗争。
到3月底止，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消灭钉螺的面积已达到十亿平方公尺，又新出现了三十二个基本无螺县市。这些县市是：湖南省的益阳市、益阳、常德、石门、临澧、望城等县，湖北省的当阳、远安、浠水、咸宁等县，福建省的南安、同安、仙游、平潭、海澄等县，江苏省的江阴、南汇、太仓、震泽等县，广东省的南海、增城、翁源等县，广西的环江、河池、东兰等县，安徽省的芜湖、太湖、繁昌、石埭、潜山、黟县等县，云南省的个旧市。各地治疗血吸虫病的人数达到三十五万五千多人。这个数字超过了去年全年治疗血吸虫病的病人总数的一半。
今春的防治运动是在贯彻第四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开展的。第四次会议提出的口号：“鼓足干劲，全面跃进，苦战三年，加速消灭血吸虫病”，已经响遍了流行区。各地都由书记挂帅，一面指挥，一面战斗。安徽省宣城县县委书记处的五位书记一齐出动，分头包干。在领导带头下，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芜湖县只用十八天时间，就做到了基本无螺县。江西省浮梁县也在十天内消灭了血吸虫病。三日疗法已经在各地普遍推广。四川省芦山县青仁乡由医生徐光俊等三人组成的治疗小组，一个月收治了四百六十七名病人。去年这个时期用二十天疗法，一个医疗人员只能收治十五名病人。有些地区的领导部门过去强调自己是山区或湖沼地区、没有高级的医师等等，认为“别处条件好，自己条件差”，现在的实际行动和所得的成绩，已开始冲破这种落后的“条件”论。
今年头三个月里，各省市也积累了许多防治工作经验。上海市嘉定县在全面灭螺的群众运动中，由于先发宣传手册，交代技术标准，而且订了由群众自己检查、评比的验收制度，灭螺的质量很高，全县一千三百多条河沟，都经过群众戽水抽干后进行灭螺。现在群众又自己选出了骨干，作为防治运动的群众技术指导员；并且还提出定人、定时、定质、定量、定工分的“五定”办法。在粪便管理方面，许多地区都注意结合群众切身利益进行宣传，启发群众自觉性，结合积肥，建立专人负责制度。湖南省常德专区已有50％的船只做好了管理粪便工作，其余的船只也都在设置便桶和粪缸了。
目前各地已都进入春耕时节。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等省结合生产大检查，都正在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检查。已经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地区将受到深入复查，再加一把劲，努力彻底消灭血吸虫病。（附图片）
浙江省绍兴县解放乡任家坂的查螺灭螺青年突击队在土埋大小水沟里的钉螺蛳。 新华社记者 章耕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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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促进文教事业大跃进
江苏各地乡党委加强领导文教工作
江苏各地乡党委在领导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加强对文教工作的领导，促进文教事业大跃进。
江苏各地二千多个乡党委在领导文教工作时，首先是加强组织领导。各乡普遍都健全了文教委员会、扫盲协会。有的农业社内建立了文教组、扫盲分会等，由乡党委书记、社支部书记等分别负责领导。乡党委还将文教事业列入规划，领导全乡人民在生产、文教上全面跃进。有的地方乡党委还要求社、队干部在领导生产中对教育工作做到三包：包报名、包到校、包巩固。各地乡党委还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然后根据群众的不同思想情况，分别召开干部、社员、教师等会议，宣传发展文教事业的重大意义，提高群众的认识。群众发动起来后，乡党委还经常注意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教育，巩固教师的教学情绪，因此很多人都把教人识字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此外乡党委还经常对学员进行学习文化的目的性和勤学苦练的教育，巩固学习思想。
各地很多乡党委书记都兼了农业中学的校长和政治课教员。乡党委在召开乡、社干部会议布置生产任务时，同时统一布置文教工作，一个会议解决很多问题。有的乡党委在组织群众挨户检查卫生时，结合做扫盲、普及教育的动员工作。乡党委在统一安排工作时还注意了文教工作之间的互相协作。有些乡党委采取定校定人的办法，一个公立小学包几个民办小学，组织民校教师定期到公立学校听课取得业务上的指导。各地乡党委在领导文教工作时很注意抓检查评比工作。新沂县炮车乡党委在组织社、队干部检查麦田管理的同时，检查了社员的田头学习。检查时发现社员很少带书学习，就马上在田头开会，以后社员都带书到田头学习了。这个县王庄乡召开五十人的社干部会议时，乡党委书记在黑板上写了一百个生字，点名认字，当场有80％的社干部能认能写，这对其他干部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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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互相调剂用品 加强技术协作
辽宁科学界克服本位主义
辽宁省各个科学研究部门，克服本位主义思想，开始科学用品的相互调剂和技术上的相互协作。
辽宁省计量管理局今年需要的仪器有五十一种，经过和部分科学研究单位联系，已经解决了十八种，其中有些精密的光学仪器和电器仪表，过去需要依靠进口来解决，现在互通有无既节约了外汇又省了时间。地质部沈阳中心试验室需要分析矿石含量成分的镍钳锅，曾到各地找了一年多没有找着，现在和中国科学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联系就解决了。各个科学研究部门和高等院校已开始了接受科学仪器承修任务，来相互弥补技术力量的不足。地质部沈阳中心试验室用的光电比色计过去送到上海仪器厂修理，需要三个月，现在化学工业部化工研究院和沈阳医学院就都能修理这种仪器。
今年辽宁省的科学研究部门担当科学研究任务很繁重，据辽宁地区的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中央各部科学研究单位和地方所属的十七个试验研究机构的初步统计，今年提出的科学研究项目比去年大大增加。这些项目，大部分是关于祖国资源调查和支援钢铁、石油、化工煤炭等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及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随着新的、繁多的科学研究题目的提出，必须有和它相适应的科学研究设备。
4月中旬，辽宁省科学工作委员会召开了科学研究用品调剂会议，到会的二十四个科学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代表，针对各单位存在的本位主义思想展开讨论，不仅挖掘了潜力，使部分科学研究用品得到调剂，节省了大批外汇，而且交流了一些科学研究用品的生产和修理情况，加强了技术协助，解决了部分仪器修理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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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举行第一次科学讨论会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在7日到12日举行了第一次科学讨论会。
在会上讨论的科学论文共有七篇。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凯因斯学说批判的革命任务和科学任务”这篇论文的提出，对于南洋问题研究工作者认识问题、鉴别材料有重要意义。这篇论文是鉴于研究南洋问题所得到的当代国外材料中，几乎99％是用英国凯因斯学说作为指导思想而写出来的。已故我国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专家林惠祥教授的“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论证了“中马同源论”，粉碎了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马来亚民族说成是来自西方的阴谋。田汝康教授的“近代华侨史阶段问题”的提出及讨论，对今后的南洋华侨史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何启援教授的“马来亚华侨人口的自然变动”，田汝康教授的“福建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末期西加里曼丹的华侨公司组织”，庄为玑教授的“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及韩振华的“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等，也都就有关问题提供了不少科学研究材料和论据。
参加这次科学讨论的专家，对上述论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一栏的三条新闻均为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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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人民大学在交心运动基础上开展大辩论
本报讯 “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目前人民大学思想大辩论的中心。22日全校师生举行大型辩论会，辩论“个人主义是不是前进的动力”问题。在辩论中，思想交锋，摆事实，讲道理，大会小会配合，使大辩论逐步深入。
这次辩论是在交心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从3月底起，人民大学开展了深入的交心运动，绝大多数教师自觉地向党交出了藏在心里很久的资产阶级丑恶思想。一些人还进一步揭露了自己的反动政治观点和立场问题。交心运动基本结束后，各系教研室党支部发动了群众“梳辫子”，把自己和本单位暴露出来的问题加以排队、归纳，找出关键，然后展开辩论。许多系的教研室采用了专题讨论的办法，开展自我批判与互相批判。在辩论中，教师们根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各抒己见，进行思想交锋。
在交心运动中，教师自觉地揭发出来的思想情况表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普遍的、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在一部分老教师中，雇佣观点还很严重，把知识看为私有，为革命工作的态度是“一手钱一手货”。法律系讲师唐世儒交心说：“在敌伪时期，我做伪法官，抗战胜利后在伪警校等处教书，解放后我也教书，你雇我，我每月就拿钱，我凭本领吃饭，‘为谁服务’问题根本不加考虑。”自认为“政治条件好”的青年教师，为谁服务问题也并没根本解决。在个人主义中名利思想尤为普遍，许多教员专业思想不巩固，要改行。为了当“副博士”成名成家，博览群书，一心埋头写文章出小册子，而对教学，得拖就拖，备课马马虎虎，有人甚至夜间写文章；第二天上班在汽车上备课，教学质量几年来很少提高。科学研究工作，也并没有开展起来。学生送这样一些教员一首诗“见钱眼开”。但是，许多人对个人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觉得谁都有些，不算大毛病，甚至有些人认为个人主义还有“推动”作用。贸易经济系一位讲师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力，对旧知识分子的动力就是个人主义。”有的教师作比喻说：“它并不那么臭，要说它臭也是‘臭豆腐’，虽臭但好吃。”
辩论的主题：个人主义是不是前进的动力？
为了彻底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辨明“个人主义是不是前进的动力”，人民大学师生开展了全校性的大辩论。辩论首先集中到个人主义有危害性还是有“积极性”这一明显的问题上。许多人举出个人主义造成危害的大量事实，反驳个人主义有“积极性”的主张。这些事实有目共睹，无人否认。但是，所谓“动力派”也举出一些为了个人名利写文章，搞科学研究，做出成绩的事实，证明自己的论点。在贸易经济系的辩论会上，贸易经济教研室主任孟振虎以本身事实加以反驳。他说，近两、三年，由于从个人主义名利出发曾写了一些文章，起了些好作用，但却严重地影响了教学工作，从1955年到现在只担任了一学期课，身为教研室主任，对教学内容、计划很少过问。随着名利思想的产生，忽视政治的倾向也发展起来了。他说这是“得不偿失”。他问自己：得的是什么？个人主义的发展；失的是什么？政治上的上进心。因此，他坚决反对所谓“个人主义是前进的动力”。许多人在发言中以切身事实算了细账，认为个人主义绝对不是动力，相反，它会严重地妨碍科学研究工作。在名利思想支配下，许多教师严肃、刻苦的科学研究作风没有树立起来。有人三年改变了几个研究题目，结果一事无成。很少有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多是走“捷径”，靠报纸和业务部门的总结等第二手材料写文章。他们不愿意结合教学进行研究，不愿意把自己的研究项目订入学校科学研究规划中。惯于单干，不愿合作；互相研究、互相帮助的空气很稀薄。
这是阶级立场问题
贸易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研室副主任郭铎逢认为，说个人主义是动力，是反映了阶级立场。他说，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看，动力应该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力量，很显然，个人主义是不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不能推动个人向红与专前进，因为红本身就是同个人主义矛盾的。反过来说，如果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看，为了挣稿费可以开夜车写文章，从这意义来说，它才是“动力”。这样的“动力”是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不需要的。
有人主张把个人主义限制到一个小框子中，设几道防线，它就不会发展，不会危害社会主义事业。计划系经济地理教研室教师祝诚反驳了这个论点。他把自己八年来如何从个人主义发展到右派向党进攻中完全丧失立场的事实做了清算。他说：个人主义不消灭，是限制不住的。个人主义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反动。我走的道路，就是右派分子已经走过的道路。
个人主义思想同社会主义基础是根本矛盾的，要坚决消灭它！
许多人反对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存在的说法，认为个人主义是同社会主义的基础绝对不能适应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杜康传说：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人们树立起和它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今天，我们的脑子里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东西如果不革除，不但不能适应新社会，反而会起腐蚀、破坏的作用。贸易经济系学生徐勇说：“个人主义在目前固然大量存在，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而是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东西，还没有来得及把它消灭掉。我们进行思想革命，正是要尽快烧掉它。”
贸易系讲师赵履宽认为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绝对不能在思想中和平共处，或者是共产主义战胜，或者是个人主义战胜，这取决于思想斗争。他说，认为共产主义能和个人主义在一起发挥作用，不过是把个人主义涂上一层迷惑人的保护色。教师杜康传说：“个人主义是不是有积极作用，要不要把它搞臭，这的确是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的。如果对它还留恋，不把它搞臭，这次思想革命任务就无法实现，又红又专就必然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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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拦路虎
英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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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心和旧我决裂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科学家引火烧身
本报讯 最近，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召开了全所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大会。会上，所长、副所长和部分高级研究人员都以引火烧身的精神，作了诚恳的思想检查。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吴学周，在会上就他个人的资产阶级科学研究思想和名利思想，作了严肃的自我揭露和批判。他说：在口头上我虽然承认科学研究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在实际上却散布着资产阶级的科学研究思想。这样，就把所里的科学研究工作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了。他说，学院式的研究严重地脱离了实际，不能很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在研究题目的选择上，也不考虑国家当前是否迫切需要。实际上就是提倡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在他批判到自己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时说道：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很早以前，就有强烈的向上爬的思想。我之所以对学院式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是和我靠文献找题目，作论文就成名的名利思想分不开的。我还把本所看成是自己的私人资本。如组织上调所里的研究人员时，就曾经发过脾气，认为是有意拆自己的台。
合成研究室主任钱保功检查了对红与专的认识和对同志之间的关系方面的问题。他说：经过这次思想检查，使我深深感到红与专对我特别重要。为了红透专深，我决心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力争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科学工作者。
孙景斌副所长检查了他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的错误，如对科学家的批评少、照顾多，强调了团结，忽视了改造。“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因而迁就了资产阶级思想，妨碍了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在执行百家争鸣的政策上，他也错误地认为，研究机关没啥可争。没有认识到科学研究工作中是存在着分歧和斗争的，其中根本分歧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还有分析研究室主任陈琪和物化研究室研究员张定钊。他们也都作了诚恳的检查。
他们的检查，大家都感到是说出了心里话，挖出了思想根，是有决心和旧我决裂的。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不少人都主动提出要作自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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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驳“两种动力一样效果论”
新初
在科学界关于“红与专”的专题辩论中，曾出现了一种容易叫人上当的论调：“两种动力可以产生一样的效果”。这些立论者说：追求个人名利的动机同为人民服务的动机一样，是革命工作的动力，可以同为人民服务的动力一样达到良好的效果——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人民大众。他们说：有些著名老科学家在解放前难道不是为着个人名利做研究的吗？他们现在对国家对人民岂不是同样有贡献？党和政府多么尊重他们！他们说，别管我有没有追求个人名利的动机，只要我拿出工作成就来就行。照这种人说来，我们一再批判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是多余的事了。
这种论调乍听起来似有道理，但是，双反运动所揭露的，正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损害人民利益的一张清单。为了个人名利，有些科学工作者不服从国家科学计划，搞自己的“黑题目”，醉心于那些据说是可以世界闻名的题目，而不愿搞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题目。他们把那些生产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定名为“服务性工作”，看成是一种额外负担。他们强调他们所搞的是探索性的研究，不能直接服务于生产。其实，任何科学研究工作，包括探索性的研究在内，首先应当明确自己研究的目的，这目的必须是为生产服务。如果不服务于社会主义这个集体，脱离生产需要，不按计划进行研究，那末生产和科学本身的发展无疑地是要受到阻碍的。从个人目的出发的科学工作者，不喜欢合作而爱好单干，甚至压制、排斥、打击同行的工作，在学术上垄断称霸，妨碍了本门学科的发展。他们把资料、心得和自己发现的而又做不了的好题目向同行保密，要独自霸占。为了自己研究方便，器材也不肯借用。有一个研究所里的少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把为全研究所各个研究方面服务的工作叫作“擦皮鞋”的工作。为了急于发表论文出名，明知数据有错误，也不肯细心纠正了再发表。害怕徒高于师有损导师威信，竟有把徒弟的科学论文压着不让发表的。也有人只顾使用徒弟来为自己的研究题目服务，却不肯无保留地把徒弟需要知道的知识全面系统地拿出来。有个别医学工作者竟至于为了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以及搜集科学研究的材料，忍心眼看着病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以至损害健康，在病人身上作“试验”。有些科学家由于学术上的成就获得了崇高的名誉地位和优厚的物质待遇，便感觉到做艰苦的科学研究已经不再是求得个人名利的最好捷径了；于是他们热中于“红白喜事”，而不再钻研他的本门学问，长期不作研究工作。个别权威科学家正在走学术上的下坡路。
有些人只看到某人在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支配下作出了一些成就，却没有看到他的作法对整个事业、对同行、对别人带来的损害。他们只看到有的人带着个人名利的动机而在工作上也作出了成绩，却没有看到这些人假如少些个人名利思想就会把工作做得更加多快好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也许会想，损失是别人的，名利是我的。其实，以损人利己的态度来作学问，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再会成名得利了。在单干和单干比的时代，越能损人利己就越爬得快，但是在单干和集体比的时候，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集体主义者，上有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有群众的帮助，同志之间又发挥了集体智慧，他们的研究工作势必轰轰烈烈一日千里。而单干户呢，拒绝别人的帮助，他的研究工作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迟迟不进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山穷水尽了，只有决心改变立场，彻底改造思想，才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景。
以为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动力同样可以对革命事业作出贡献，是很危险的想法，它随时随地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损害集体利益，个人的名利也并无保证。只有诚心诚意为着社会主义建设、为着人民大众的人，才能对革命、对人民作出真正的贡献，也才能得到应得的、正当的名誉和待遇。刘少奇同志说：“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前进心，与个人主义的前进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追求真理，拥护真理，并最有效地为真理而斗争，它有无限的发展前途和进步性；而后者即对个人来说，它的进步性也极有限度，并且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后者常为个人利益而自觉地抹煞、掩蔽与歪曲真理。”这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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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青年演员的歧路
——对电影“董存瑞”的扮演者的错误言行的批判
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敌话剧团 丁洪
1956年春天，电影“董存瑞”刚放映的时候，张良同志在几篇文章和几次讲话里都说，他的演出还有许多缺点，影片得到观众喜爱，主要是由于董存瑞同志的高贵品质和英雄行为本身太感人了；如果说他自己还能多少表现了一点这位优秀的青年共产党员的思想感情，那也是由于自己在整个创造过程中不断地向董存瑞学习的结果，同时，也是党和部队几年来对自己的教育培养和整个摄制组对自己的帮助的结果。应该说，对于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缺乏实际斗争锻炼、政治上和业务上都还十分幼稚的青年演员来说，这个估价是合乎实际的。但是，可惜得很，他的话并不完全是出于真心，实际上他是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在报刊上陆续刊载许多表扬鼓励的文章，各学校团体争相邀请讲演联欢，许多青年不断地来信赞扬以后，他更加冲昏头脑，俨然以名演员自居，甚至把自己和董存瑞相提并论，仿佛自己也就是一个英雄人物了。于是他开始目空一切起来。但是，骄傲使人落后。一年多来，张良一方面钻进了个人名利的小圈子，追求享受；另一方面又以名演员、专家自封，对党的文艺事业和周围事物表示不满，并且开始不相信党和不听党的话。这样，在去年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他的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就暴露出来了。
从张良的若干次发言来看，大部分是对党的文艺政策和部队文艺工作的不满，表现出他的文艺思想的混乱和错误。
我们知道，在开国以来的短短几年里，我国的电影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是张良对这些成绩采取了一笔抹煞的态度。他说：“国产片出的太少，好的就更少。我一听说是国产片就不爱看。”这是多么狂妄和无知！
张良虽然口头上承认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但是在若干问题上，却跟右派分子的论调相同，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军队党的领导妨碍了艺术的创造和发展，并把若干道听途说来的个别事件当做根据，推论说部队外行太多，影响了话剧的发展，以致成绩很小。他主张把部队话剧团交出去。这里，张良完全忽视我军文艺工作在各级政治机关的领导下，在贯彻执行“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工作方针和创作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的大量作品等等方面，所获得的重大成绩，以及在实践中的发展与提高，而这些正是我国革命的文学艺术宝库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为什么张良这样反感军队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而又那样热衷于脱离部队到地方去呢？原来他心中有一个如意算盘：既可以在剧院里演大戏出名，又可以拿高薪。他说：“部队话剧团在部队工作局限性大，排大戏下不去，排小戏又没有好的。同时在部队长期巡回演出，新剧目产生就少，演员提高就慢。”可是他的优秀剧目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什么戏受观众欢迎就排什么戏。”至于反映部队生活的剧目，“领导上不应该硬性规定比例数。”这样，张良便可以经常在大城市的剧场里演出大戏而出名，同时还可以获利。他说：“薪金制在我团不合理，某某剧团实行的基薪制就比我们合理得多。他们的主角、名演员、社会影响大的，基薪就多，分红也多，一般青年演员拿的钱就少。可是我们团有些老同志却是凭资格吃饭。”显然，张良在这里并不是把自己划为一般的青年演员，而是名演员、主角、社会影响大的演员了。
总起来说，张良的文艺思想是十分错误和混乱的，在许多观点上受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很深。
张良出身于剥削家庭，但是他十五岁就参加了军队，十八岁入了党，一直是在党和革命部队的教导下长大成人，按理他应该养成艰苦朴素的革命生活作风，可是在近一年多以来，也就是出了名以来，张良却把这些好的传统作风一起丢在脑后，变得热衷名利，贪图享受，追求起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从他本人的交代和同志们的揭发中，可以说明近年来张良原有的若干旧意识已逐渐抬头，并且沾染了和滋长了许多坏的东西。
他十分计较个人私利小算盘。他连同志们由于革命热情而占用部分休息时间来排戏也不满意，说这是额外劳动，应该发给加班费。看来张良对于钱是多么重视！他的“账”又算得多么精细！可惜他的灵魂已经染上铜臭了。
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表现在张良近年来的某些生活习惯和生活趣味上。
张良在男女关系上，也表现得轻浮、庸俗和道德败坏。他经常利用一个名演员和观众的通信联系关系，对于有些女观众来信给以轻佻暧昧的回答，以骗取别人的“爱情”。至于对待个别作风轻浮的妇女，则彼此的词句都写得十分肉麻，甚至还有玩弄妇女的恶劣行为。在去年夏季的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张良便三次更换“恋爱”对象。
为什么张良在思想上、生活作风上会产生以上那些严重的错误？我们以为除了他的剥削家庭所给予他思想意识的若干坏的影响，而参军以后又一直没有能够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进行严格的锻炼和思想改造以外，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拍了电影，成了名，就翘起尾巴来了。
张良在拍电影的初期，一般表现还好，还能虚心向别人学习，而在影片和他所扮演的角色获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赞扬以后，张良就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谦虚的美德，领导上和同志们曾再三告诫他要保持谦虚，千万不要骄傲。他都置若罔闻，毫无警惕。比如有一次，我团一个老同志曾非常诚恳地劝导他，可是张良却说：“我出了名，也不能就没有我的人性和个性。我不能装大人。”张良就是以这样骄傲的态度来对待领导对他的教导和同志们对他的劝告。
在电影“董存瑞”上演以后，许多青年都给张良写信来，其中有鼓励，也有过份的颂扬。那些日子，张良的头脑完全昏了，整天沉湎在那些大量的“赞美诗”里，并且每信必回。经常废寝忘飧。有时，当个别青年同志对他每天能收到这样多的来信表示羡慕时，张良却总是炫耀地说：“这还算多，比前两天少多了！”看，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语里，包藏着多少得意和傲慢！无怪乎他在公开的场合（写文章、做讲演）虽然还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说些谦虚的词句，但是在和一些青年人的个别接触中，都常常把自己比做董存瑞，吹嘘自己是英雄。这可以从一些女学生给张良的来信中看出。比如有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从您的讲话中，知道您已把董存瑞的高贵品质贯串在自己的生活中。”另一封信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您说‘我是董存瑞’……”其实，张良哪一点像董存瑞呢？另外，在北京报纸公布了1956年观众最喜欢的几个演员的名单之后，电台请他向观众作答谢广播，张良便乘机吹嘘自己是“最优秀的演员”，经领导审查发现，才嘱其改换这样的说法。
此外最突出和集中地表现他的骄傲自满，目中无人，是在此次整风运动中同志们对他的若干错误思想言论进行批判的时候，他还是傲气十足，固执己见，甚至对别人的意见采取讽刺和敌对的态度。陆定一同志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总结大会上说：“因为文艺家的工作方式是手工业的方式，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作家又容易出名，出了名，就容易骄傲自满，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张良正是这样。
去年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演出时，领导上为了让张良集中精力进行深入地检查，没有让他参加。这引起他很大的不满，甚至写信质问：“不允许我参加这次演出，将给社会舆论带来什么影响！”这又是多么严重的骄傲自满！
正是由于这种严重的骄傲自满，使得张良在思想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甚至在个别问题上和党背道而驰，完全站到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去了。当人民日报报道了沙蒙、郭维反党集团后，张良颇为不服，说：“目前报纸上报道右派分子的消息，骂得太多了。如沙蒙、郭维的问题，标题上是牛鬼蛇神，但内容不多，看不明白他们有什么纲领、计划、言行。”看来张良似乎很讲道理，但是对于那些想推翻党、挖掉社会主义、以便让资本主义复辟的右派分子，难道说他个牛鬼蛇神还太重了吗？为什么张良对右派分子如此情重谊深？原来是他认为“官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危害比帝国主义还严重！”他说：“造成沙蒙、郭维他们反党的原因有二：一是个人名利思想，二是官僚主义。如果领导上没有官僚主义，就不可能产生右派分子。据我了解，长影领导上就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因此，即使没有郭维、沙蒙的煽动，别人也会去请愿的。至于郭维、沙蒙，作为党员，向党请愿，也未尝不可。”由此可以看出，张良的尾巴实在翘得太高了，以至使他失掉重心，站立不稳，去同情右派的进攻，滚向资产阶级那边去了。
骄傲自满是使张良产生一系列严重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我们今后应该特别引起警惕的深刻的教训，就是领导方面今后应该如何正确的认识和对待这些在文艺工作上稍有成绩的知识青年。过去我们在对待张良的问题上是有缺点的。
首先，对我团领导来说，过去警惕不高，长时期以来，满足于张良同志的一般表现（如年轻、天真、努力、积极热情），而对其阶级出身所带来的旧意识，特别是成名以后所滋长的骄傲自满，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是一般的教育和一般的管理（如适当控制外出讲演，审查投稿及讲话底稿等），没有重点地对其他各方面进行系统的了解、研究和经常进行教育。同时在思想、业务和生活方面，对他要求得也不够严格，当然更谈不到从劳动中、从深入实际斗争中来加强对他的锻炼和改造了。
张良同志的问题，也教训了我们今后对待许多未经重大考验及劳动锻炼的青年演员，应该如何加强思想教育和劳动锻炼，特别是如何批判和清除他们思想中比较普遍存在的追求名利的个人主义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虽然，张良同志还没有完全堕落到像刘绍棠一样成为右派分子，但是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了。他的狂妄无知，稍有成绩便居功骄傲，自以为了不起，以至和党逐渐疏远起来等等方面，倒是十分和刘绍棠相似。反右运动以来，像这样的青年人已经出现不少。这是什么原故呢？这除了他们原有的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外，正如陆定一同志所指出的，“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对作家和青年文艺工作者一味捧场的恶劣风气，它助长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社会上对他的过多的宣扬与捧场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正是由于我们某些不恰当的做法和过份的宣扬，甚至捧场，就进一步促使这个本来就具有名利思想的张良更加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同时，这些过份的宣扬也使得不少本来就具有对于英雄的热情崇拜的青年（当然其中部分人是由于他们的虚荣心和幼稚无知），简直把张良当成了伟大的英雄人物。
从张良同志的问题来看，我们更加体会到了陆定一同志的话的重要性：“今后有关的领导方面，应该接受教训，彻底消除这种恶劣的捧场风气，否则，还会继续害人”。
以上只是作为我们的教训来说的，至于张良同志自己，却应该深刻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认真进行检查，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来，并下定决心，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脱胎换骨，改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