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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响亮号召
作家们！跃进，大跃进
新华社7日讯 为了推动文学工作大跃进，中国作家协会7日在题为“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一封信里，向全国作家发出响亮的号召。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高潮已到，人人兴奋，个个当先，随时随地出现奇迹。一天的奇迹就够写成许多部史诗、戏剧和小说的。作家、理论家、翻译家同志们，我们怎能不高兴、不狂喜，不想变成三头六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双管齐下，快马加鞭，及时报道，及时歌颂，鼓舞更大的干劲，叫前人所不敢梦想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实现在我们眼前呢！
去年，全国几百位作家制订了创作计划。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要求这些作家们作到：
（一）坚决执行计划，提前兑现。
（二）修正补充原订计划，把量力而为，从容不迫变为全力以赴，即刻杀上前去，叫我们的计划成为作家队伍中的“急先锋”的计划。每个计划都必须增补上反映和鼓舞当前大跃进的短小精悍的作品若干篇。原定的长篇一定要照计划而行，既快又好，保证质量。同时，也必定写些短的，随时发表。我们舞长枪，也要短棒，不论长短，一概要有所创造。
（三）在修正补充原定计划的时候，要注意到：学习新的技巧，充实写作本领，使我们的思想跃进，本领也跃进。没写过诗的，试试看；诗能更快的反映当前现实。没写过歌词的，试试看；全国到处都迫切需要配合跃进的新歌，大家都唱起来，干劲就更大。写评论的试试创作，创作的也试试评论。同样地，试试相声、鼓词，以至各种戏曲。要叫我们的计划凑在一起就是文学百货供应总站，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具有新的风格，和有普及而提高的特色。真乃是百花齐放，大胆创造。这对人民和我们自己都大有好处，我们乘此机会把自己锻炼成文武昆乱不挡的作家，人民也因此可以各取所需，更爱我们的作品，更多读作品，写的看的一齐跃进。
还没有制订计划的作家，都须马上拟制，分别交给作家协会或分会。发表过作品而还不是作家协会会员的业余作家也可以这么办，从此我们就能密切地互相联系。
请作计划！有规划，有指标，就便于督促、竞赛、检查与评比。我们必须知道自己要作什么，要作多少；作家协会也必须知道大家都要作什么，要作多少，以便协助与检查。在大跃进中，个人的劳动须有集体的督促，这才能大家一个劲儿都干得又快又好。我们愿意知道今年产生多少百万吨钢，大家也愿意知道我们写出多少作品。我们也许不喜欢数字，但是在社会主义大跃进里事事都要算账。假若一千位作家在写长篇之外，还计划都写十篇短文，一年便出一万篇。“作协”把这个数字公布出去，我们便无法打退堂鼓。我们必须跃进，也就必须有创作计划，以便完成计划，超额完成计划。我们的计划是诺言，是合同，不许落空，失信于人民！
同志们，制订计划并马上动手执行计划吧！有困难，克服！要求援助，告诉作家协会。每个作家都有跃进的决心，文学事业才会有真正的繁荣！人民都在忘我地劳动，都切盼得到好的诗歌，好的戏剧，好的散文，好的小说，各种各样的好作品！劳动越积极，越迫切需要文艺。同志们，拿出最大的革命干劲，到群众中去，向人民学习，为人民写作：多写、快写、写的好、写的生动精炼！我们自己写，也带动并帮助别人写。同志们，除了保守思想和官气、暮气、阔气、骄气与娇气五道邪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挡住我们大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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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众一心各个战线齐跃进
步步向左 步步前进
红透专深教育工会支持教育、科学工作者倡议
本报讯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7日下午召开第二届第七次主席团扩大会议。
会议认为，教育工会要坚决地、大胆地支持教育、科学工作者自我思想改造大跃进的社会主义竞赛倡议，掀起一个知识分子决心做左派、苦战三年到五年，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竞赛高潮。
会议指出：自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单位的十七位科学工作者提出下决心做左派，争取在五年内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科学工作者的倡议以后，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中得到迅速响应。目前，教育、科学工作者自觉地要求思想改造的形势正在迅速地发展。在教育、科学工作者队伍中，一个群众性的波澜壮阔的思想改造，争取早日达到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社会主义竞赛高潮已经开始到来。
会议表示支持上海十七位科学家提出的倡议口号，“人人争取、各自规划、平时互助、年终评比、步步向左、力求红透”。还要“钻研业务、大胆革新、步步前进、力求专精”。会议认为：教育工会面对着这个新的形势，应该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推动和组织教育、科学工作者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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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市居民也起来竞赛
小营巷下了除四害挑战书
新华社杭州7日电 杭州市小营巷的居民委员会主任沈曼云五日在浙江省妇女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代表全区居民向全国城市居民区提出除四害讲卫生的友谊挑战。毛主席在一月曾经查看过这个居民区的卫生工作。
这个居民区的居民保证要在“五一”劳动节前做到基本上消灭“五害”（苍蝇、蚊子、老鼠、蟑螂、臭虫）。整个居民区做到“四洁”（室内洁、环境洁、个人洁、橱房厕所洁）、“八光”（过冬蚊蝇捕打光、全部蝇蛹挖光、老鼠捉光、雀窝捣光、一切死角、暗角消灭光、不用的盆罐翻光、阴沟窨井疏通光，一切洞穴堵塞光）、“五勤”（勤理发洗头、勤换衣、勤洗被褥、勤洗澡洗脚、勤剪指甲）和“四不”（不随地吐痰、不乱丢纸屑果皮、不随地大小便、不吃生冷不洁食物），普遍推广公筷制，分用脸巾。
为了保证以上任务的完成，小营巷居民区已经先后建立起每日小扫除和半月大扫除、每天小检查和每周大检查、分工包干打扫街道和每月评比一次的制度。这个居民区还组织除七害分指挥部，并和周围的五个居民区建立了联防制度，以保证五害彻底除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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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心交给党 把知识交给人民
科联和各专门学会的号召
新华社7日讯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侯德榜今日代表全国科联和各专门学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号召全国科联各学会会员努力争取又红又专，做到下列各点：（一）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二）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强劳动锻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速自我改造，争取在短期内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科学工作者。（三）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集体合作和协调精神，反对单干，反对本位主义。（四）诚心诚意地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学习苏联科学家的工作态度、作风和方法；加强中苏两国科学技术合作。（五）在各项科学技术工作中，认真贯彻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六）大力培养科学技术干部，壮大科学队伍。（七）积极执行勤俭办科学的方针，反对浪费、反对保守，保证多、快、好、省地完成研究任务和生产任务。鼓起革命干劲，苦干十年，努力实现十二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为促进科学技术大跃进而奋斗。
全国科联和各专门学会的号召首先得到出席这次会议的科学家的热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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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要生产二万多件作品
首都美术界提出挑战
据新华社6日讯 首都二百四十四位美术工作者从3日到6日分别开会，提出1958年要生产二万零三百五十一件新作品的跃进计划，向全国美术工作者挑战。这些美术工作者中有漫画家、绘画家、国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他们1958年的生产指标分别是：四千八百幅漫画、六千零六十幅绘画、五千八百一十二幅国画、一千五百六十七件雕塑品和二千一百一十二幅各种版画。
年满七十的国画家于非暗提出1958年要创作二方尺到三十方尺的国画七十二幅，平均每月创作六幅。老画家陈半丁原计划今年创作一百幅画，现在又提出要增加五十幅画和二十件书法。国画家傅雪斋今年除了要创作和临摹书法二万字和写一个古琴曲子外，还准备创作国画八十幅。版画家李桦要创作一百六十幅。漫画家华君武去年创作了六十幅漫画，今年计划创作三百幅。绘画家邵宇准备今年创作水彩速写三百幅。叶浅予计划创作各种绘画百幅以上，并为拟在1959年举行的个人作品展览作准备。这些人过去都因为“身兼数职”，常常因为“开会忙”没有时间创作，这次都表示有决心“挤”时间保证完成创作计划。民间艺人张景祜（“泥人张”）、杨士惠计划1958年塑泥人一百一十二个和牙雕三十一件。雕塑家刘开渠今年也计划创作雕塑品十二件。许多青年雕塑工作者平均都订下了每年三十个塑像的计划。
首都美术界的跃进计划中都把反映社会主义建设面貌、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和加强群众美术活动的辅导工作作为重要内容。
参加制订计划的美术工作者几年来多半到过工厂、农村或边疆地区参观生产、熟悉生活。为了保证1958年创作计划的完成，他们中许多人都准备进一步加强和工农群众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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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六个图书馆倡议
全年开放日日服务
新华社上海7日电 上海六个全市性的图书馆打破常规，全年开放，日日服务，延长阅览和外借时间。这样全年的开放时间比去年增加一倍，等于新增加了六个同样的图书馆。这是上海图书馆、上海市人民图书馆等六个单位在6日向全国省市以上图书馆提出竞赛倡议的主要内容之一。
六个图书馆还提出要扩展馆际互借工作，建立互借关系的图书馆从四十六个增加到一百五十个，兄弟馆来信借书的，当天答复。
各馆还要在今年5月份内把积存的一百万册以上的复本书籍整理好，迅速支援兄弟图书馆，同时帮助郊区建立图书流通工作和帮助农业社建立图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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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戏送上门为工农兵演出
上海戏剧音乐界提出倡议
新华社上海7日电 上海十三个国营剧院、剧团和乐团6日向全国兄弟单位倡议开展友谊竞赛。
倡议中提出凡是能写作的，要人人深入生活，人人动笔写作，今年要创作、改编、整理剧本九百二十四个，歌曲一千六百五十三首，舞蹈和舞剧、歌剧二百四十一个，各种乐曲三百八十八个，杂技节目五十三个，其中剧本要有四十个达到思想上、艺术上比较成熟的水平。
十三个单位年内共要演出一万二千三百五十六场，京剧院、越剧院、人民艺术剧院、评弹团等演出场次都在一千场以上。各单位今年都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或场次）下厂下乡下部队，把好戏好演员送上门为工农兵演出；并做到边演出，边劳动，边辅导，边创作，每人都要交工农朋友。
倡议中还提出，各单位，都要认真贯彻勤俭办事业的精神，京剧院、越剧院、沪剧团、淮剧团、人民艺术剧院、杂技团和评弹团今年就做到自给自足，其中大多数单位要有盈余。
各单位还争取在三年内有80％以上的人员成为左派和中左分子。人人都订出“又红又专”的个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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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辨明两条道路有决定性意义
清华大学副校长 刘仙洲
由于追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道路的结果，不少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走入了歧途。
有的人在工作中彼此不合作，即使合作了，也要先定好发表论文时的名次。要助手，本来为的是协助工作，但是有的却把工作意图对助手“保密”。有时甚至发展到学术垄断，学校新的图书资料一到，有人就借回家去锁在自己的房里。有一位教授，六年以来他除了有一学期指导过十五个学生的建筑设计以外，始终拒绝担任教学工作，原因是怕“自己辛辛苦苦研究得到的成果被人听去了”！他也不肯参加讨论会，恐怕“发言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把学问泄漏出去”！讲书讲到紧要的地方，有时就用手把嘴遮住，恨自己“说的太多了”。有一次别的教师到他家里去，他没有在家，翻动了一下他桌上的东西，他事后竟大骂他的妻子，没有给他保护好，骂她“连看家狗也不如”！有的论文应该有实验数据，但实际上是假想的，或根据一些粗糙的结果加以主观的选择而成的。
有两位教授，他们的工作结果都没有什么价值，在互相批评的时候，彼此的揭发说——
甲：“我知道你那一套，你的文章，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了觉得没有什么，只是为了几个钱。”
乙：“钱是好东西，不可少，也不要很多。它可以改善生活，提高效率，对社会主义有好处。你不用说我，我们还不是一样？你我的差别在于：我有了钱买东西，你有了钱存银行就是。”
有一位讲师为了想一举成名，异想天开地要求学校给假一年，去作“地下之舟”的研究，想“利用超声波打通地球通到美国去”。
在这种严重的名利思想的指导之下，我们如何能期望科学研究作出好的结果来呢？…………
我们感到辨明科学研究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根本分歧对科学研究的前途实在有决定性的意义。资本主义道路和它的影响相当广泛地存在，造成了人力物力巨大的浪费；如果不加以彻底批判，不管国家给我们怎样好的工作条件，不管苏联怎样努力帮助我们，十二年规划是很难设想能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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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歪风邪气
教育部副部长 黄松龄
过去几年，我国高等学校在思想改造和教学改革逐步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也逐步开展了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事情的主流。但同时也有一股歪风邪气，阻碍着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这就是：一、业务至上，脱离政治。这种人的格言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三年得个副博士”，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工科毕业生不愿下工厂，提出“放弃东北，争取华北，死守京津”的口号。二、科学至上，轻视教学。“万般皆下品，唯有科学高”，教学工作是末流，是讲师助教的事情，大教授教书，有失身份。三、理论至上，轻视实际。教师不愿去实验室，不愿带学生进行生产实习，片面强调理论，不愿为生产服务。四、条件至上，造成浪费。一提要进行科学研究，就漫无标准的要钱、要人、要房子、要设备，工作还未开始，就耗费一大批人力物力。五、本位至上，不顾全局。有些单位各自为政，相互不通声息不通有无，不愿合作。有时二个单位相距很近，鸡犬之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六、个人至上，不顾集体。研究工作从个人名利兴趣出发，不服从国家需要，不愿合作。以上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科学研究道路，与社会主义科学研究道路不相容。今后要开展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进行两条道路和两种工作方法的斗争，要使红与专结合起来，要提倡革新精神，反对保守思想，要走群众路线。要纠正脱离政治的倾向，大力贯彻结合生产、结合实际的方针，加强协作，打破本位主义，勤俭办科学。
（编者注：这些是发言的片断摘录，题目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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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双反”中紧紧抱住大西瓜
上海医学界一片新气象
本报讯 伟大的“双反”运动已经给上海医学界带来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上海医学界在这次“双反”的整改中，紧紧抱住了“勤俭办卫生事业，便利病人就医，减少国家经费补贴，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这个大西瓜，狠狠地改，认真地改，不少医院在这方面已经初步作出了成绩。在5日举行的上海市医学家大整大改大跃进大会上，七十七所医院又提出了许多造福病人的办法和计划，进行友谊竞赛。
同济医院准备进一步贯彻勤俭办医院，降低成本，减低住院和门诊病人的平均费用10％。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六个医院将减低病人平均费用15％。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护士已开始实行护送病人出院的制度。中山医院等提出了四轻（关门轻、说话轻、动作轻、走路轻）和四热（热菜、热汤、热饭、热情）等关心病人的措施。
许多高级医务人员已亲自参加了门诊，上海著名的中山医院院长、外科专家崔之义教授，内科消化病专家林兆书教授，心脏病专家陶寿琪教授，胸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等都参加了普通门诊工作。七十多岁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颜福庆老先生也热情地表示：在做好副院长工作的同时，参加门诊部看病。
近来，医学院之间、医学院和科学机关之间合作互助的空气也空前增强了。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和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以及复旦大学生物系等单位正在着手筹备组成肿瘤研究小组，各献所长，攻下肿瘤堡垒，这种打破界线是过去上海医学界中少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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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中医院实行五项办法
病人医药费大大减低
本报讯 北京市中医医院正在朝着降低病人医药费用30％的指标而努力。
为实现这一指标，他们首先推广先进疗法，加强转诊和会诊，以提高疗效，缩短疗程。如痔疮病人过去住院治疗需要三十多天，现在有十几天就可以治愈出院了，给病人省掉一半的住院费。第二，自己动手配制药品和进行加工，使用量最多的许多药品的成本都可以下降30％到40％。第三，在不增加经费和人员的条件下，举办五十张简易病床，这种病床住院费要比普通病床低75％。第四，改革病人伙食的供应办法，实行食堂制（菜饭仍是送到病人面前）。在不影响治疗和营养的条件下，病人可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选择各种不同价格的饭菜。过去伙食费是每人每日一律八角，现在只花五角八分，减去了27％。第五，取消不必要的化验、透视、照像，合理使用贵重药品。
这些办法实行以后，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各科平均起来，每人平均要比去年少花30％的医药费用。降低费用最多的是痔瘘科住院治疗痔核的病人，要比去年少花70％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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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二中医门诊部把门诊移到工厂
本报讯 北京市第二中医门诊部已经和国棉三厂和第三机床厂等七个工厂商定，自3月3日起每周两次派医护人员到各厂进行医疗工作，并且由门诊部把药配好当天送到各厂。
东郊区七个门诊部在各乡设立了二十一个巡回医疗点，东坝、高碑店和北湖渠门诊部，还设立了十一张简易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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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病人的福音
北京市儿童医院过去每天只看四小时的普通门诊，现在已改为二十四小时应诊，病人随到随看。病房也打破了常规，家长可以随时打电话询问病儿的情况。过去只许哺乳母亲陪伴病儿，而且规定喂完奶立刻离开病房。现在改为三周岁以下病儿的家长都可以陪住，并且将陪住费由四角五分，降为二角，家长都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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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大欢喜 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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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比种植除四害讲普通话
作一个小英雄
天津小朋友下战书
新华社天津7日电 天津市四十五万少年儿童在7日举行的少先队员代表会议广播大会上，向北京、上海、沈阳和武汉四大城市的小朋友们提出关于种植、除四害、讲普通话三项活动的挑战，看谁作得多、作得快、作得好。
他们的挑战条件是：天津全市少年儿童今年春季种树九十五万棵，种蓖麻二十五万棵，造少年林五个；每人至少要和一棵树“交朋友”，作到不摇树、不爬树、不折树、按时浇水施肥和除草，夏天给树刷白粉，冬天给树保暖，让小树和自己一起成长；收获的蓖麻果实变卖后买抽水机送给农民，支援农业的大跃进。
在除四害讲卫生方面，保证今年消灭老鼠三十万只；抓紧挖蛹的时机，在最近期间每人平均用四天的时间突击挖蛹；消灭蚊子和麻雀，见一个打一个，帮助自己的家庭、学校快点作到四无；每人都要养成卫生的习惯，作到四勤（勤洗衣服、勤打扫、勤洗澡、勤剪指甲）、四洁（衣帽洁、手巾洁、碗筷洁、学习用具洁）和四不（不吃零食、不乱扔果皮纸屑、不随地吐痰、不随便擤鼻涕）；利用假日组织红领巾打扫队，协助打扫街道、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在今年六一节前，作到每个少年儿童都会讲普通话，并且想办法帮助长辈们学普通话。
大会进行期间，先后收到五百多件保证书和挑战书，许多少先队员们表示要学习工人、农民的革命干劲，争取在绿化祖国、除四害讲卫生和讲普通话的三项活动中作一个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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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答读者问
本报昨日发表了“介绍孙惠卿的刺激神经疗法”一文，许多读者来信来电话问他的诊病地址。孙惠卿医师的门诊部，在北京王府大街（首都剧场附近）小鹁鸽市十五号。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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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女性的歌声
——介绍影片“五支歌”
王阑西
在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时候，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上映了表现国际妇女运动题材的影片“五支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影片“五支歌”是国际和平奖金获得者、国际著名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思应国际民主妇联的请求所设计和主持摄制完成的。约里斯·伊文思是我国广大观众十分熟悉的。三年前上映的他的作品“激流之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影片同“激流之歌”一样，也会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这部影片达到了高度的政治成就。它通过五个国家——巴西、苏联、法兰西、意大利、中国妇女的生活片断，表现了一个重大的主题。描绘了五个国家妇女现实生活情况，她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怎样的生活和斗争。影片明确地显示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们应该为反对压迫、反对剥削、为争取生活自由而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妇女已经得到了解放，那就应该为理想、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影片也获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参加创作的各国的艺术家们，努力从浩瀚的斗争生活中，选择了最富有代表性的片断，塑造了阿娜、纳嘉、然宁、治奥万娜、陈秀华五个典型的妇女形象。虽然受篇幅的限制，但故事情节、人物性格都十分生动完整，有极强烈的感染力量和鼓动力量。影片风格稍有差异，但真实、朴素成了影片五个部分的共同特色，可以作为短故事片汇集一个大型影片的典范。
如果说感到不足的话，就是这部影片还缺少殖民地的妇女英勇反对殖民主义者斗争的一个方面（如英勇的日本妇女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英勇斗争）。显然，这是由于政治原因和篇幅关系所不能作到的，我想伊文思先生及各国电影艺术家和我会有同感。但我希望、我相信将来一定会完成另外一部影片。
感谢伊文思先生和各国的电影艺术家们，特别是巴西、法兰西、意大利的电影艺术家们，他们冲破重重困难，为我们的观众摄制这部精彩动人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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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国际民主妇联摄制的影片“五支歌”
约里斯·伊文思
让我谈谈个人对影片“五支歌”的看法作为这篇文章的开始吧。我十分高兴，因为这部影片在北京首次放映时，我能出席和观众见面。
读者们可以想像得到，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他的作品能在国外公开放映，永远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特别是在对这部国际性影片有很大贡献的中国。
我们这些来自五个不同的国家的摄制工作者，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意识到对观众所负的巨大责任。艺术家的责任感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艺术创作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为了替国际民主妇联拍摄这部影片，我在1956年向中国、苏联、法国、意大利和巴西五国的同行们提出了倡议。影片是在柏林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发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那里非常方便，因为摄制这部影片的主办者——国际民主妇联的书记处就设在柏林。上述五国的电影工作者来到了柏林，我们决定五国合作摄制这部影片。
在西方，合作摄制影片通常是为了参加合作各方的经济利益和交换电影明星。而我们摄制这部影片，推动大家的力量是用我们的作品来为国际妇女运动服务的共同愿望。这种力量给我们的集体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常，为巨大的国际性运动拍摄的影片总是纪录片，在中国很负盛名、为世界工联摄制的“激流之歌”就是一个例子。然而这部反映妇女运动的影片，我们却决定拍摄成由五个独立的短片组成的故事片。到目前为止，这种影片形式仅仅在一国的规模上被采用过；但我们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在国际的规模上采用它。今后我们还会创造出别的影片形式，用来为其他国际组织，像国际学联或者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等拍摄影片。
这部影片的每个部分都要由一个国家的摄制组按照他们本国的影片风格来拍摄。这是一个合作摄制影片的新办法，一个大胆的尝试。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几国合作摄制的影片大都缺乏民族风格。我们要避免这个缺点。这部影片的每个部分都应该自成一部短的故事片，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手法，具有民族的风格，而且描写的是这五个国家的妇女的生活和斗争。为了避免重复，我们确定每个国家有一个不同的主题。每个国家的摄制组都可以独立地进行工作。每个摄制组都要写出自己的电影脚本并提出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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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这几个国家的电影导演又聚集在柏林国际民主妇联的会议室里了。我们互相比较，讨论脚本和摄制手法。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各种预备会议的，有中国导演吴国英、苏联导演谢·格拉西莫夫、意大利导演治里约·庞托科尔沃、法国导演扬·贝朗和巴西的卡华西干奇。
从未见过面的五国电影工作者在一起很快地进行真正的集体创作，这是令人高兴的。我们在一起试着确定我们的故事短片的正确形式；为了效果更好，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同文学里的短篇故事有同等技巧的影片形式。这是我们主要艺术问题之一。
有了一些对这些国家日常生活的概念，以及电影脚本的初稿，我们进行了讨论并且必须从艺术和思想的观点上来加以判断。
五个片断演出的先后次序和内容这样决定：首先是叙述一个巴西农业女雇工的故事。其次是一个苏联集体农庄姑娘到南部地区参加开垦荒地的故事。第三是一个法国女教师的斗争的故事，第四是意大利纺织女工进行罢工斗争的故事，最后描绘了中国妇女在农业合作社中所获得的地位。在这篇短文里我无法叙说每个故事的梗概，这是有待电影评论家来完成的。
影片演员成功地齐集到柏林以后，每个国家的摄制组就开始拍摄了。我的工作是要帮助规划每个国家摄制的影片的最后形式和进行艺术加工。
中国摄制组最先把他们的优秀的引人注意的作品送到柏林。在格拉西莫夫领导下的苏联摄制组采取了另外一种摄制方式。他们先把剧本拍摄成长纪录片，然后再按照需要进行剪辑。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摄制影片的有利条件，他们都能及时完成本国片断的拍摄任务。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摄制组却遇到了各种困难。
在卡华西干奇的助手阿列克斯·维阿尼领导下的巴西摄制组，根据巴西作家和世界和平奖金获得者茹·亚马多的剧本完成了拍摄计划，著名女演员万娘·奥里科在影片中担任了主角。但是，在影片摄制完成后，难题来了。巴西当局禁止把这部影片送往柏林。又经过反复协商和长期耽搁，最后影片才被送到德发制片厂。
法国摄制组对创作一部既有社会意义又能得到法国全国妇女组织同意的剧本感到十分困难。半年以后，他们才得到了法国著名的电影和戏剧评论家亨利·马格南的剧本。幸运的是法国著名电影女演员西蒙·西尼奥列和她的丈夫——歌唱家和演员伊维斯·蒙谭德都自愿地参加了拍摄。一部法国民族形式的影片终于送到了柏林。
意大利选择了一个战斗性的主题：一个小纺织厂里的一次静坐罢工。工厂大厅不是在摄影棚里搭盖的，而是决定利用一座靠近佛罗伦萨地方没有全部开工的真实工厂。在开始拍摄的前一天，厂主突然拒绝把工厂给摄制组使用。但是他们克服了一切困难，最后表现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剧本就被送到了柏林。
最后我的编辑和某些重制工作便开始了。我在柏林的这项工作是在卡华西干奇的帮助下进行的。为了使每个片断中的人物更加真实，我舍弃了片中原来的对白和民族音乐，而把影片中的动作加以解说，只有在需要了解情节的时候，对白才翻译出来。
当然，作为各国间这种合作的一项初步尝试，这部影片是有它的缺点的。我们也感觉到这一点。
从3月8日起，中国的电影观众就开始看到这部真正的国际影片。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生活不断起变化，迅速地向前跃进。现在中国农村的景象比两年前影片拍摄时就肯定会有所改变。我十分深刻地感到这一事实，因为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靠近无锡的一个合作化农村里和我的中国电影界同事共同拍摄一部关于中国春节的纪录片。在那里，我遇到当地的一位女支部书记。我告诉了她关于影片“五支歌”的事情。我相信她看到这部影片时，她和中国的许多妇女都会告诉我们许多值得拍摄下来的故事。
我们希望我们的影片将成为国际妇女运动为争取和平和自由斗争中的一项有力行动。（附图片）
约里斯·伊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