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思想评论
亦“冷”亦“热”
吴传启
热是充沛的革命热情
冷是科学分析的精神
所谓亦“冷”亦“热”，这就是要求人们善于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热就是要有充沛的革命热情，冲天的革命干劲，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冷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分析的精神，不断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态度。“热”和“冷”是对立面的统一，亦冷亦热，相互结合，才能正确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1958年的大跃进，钢、粮、棉、机械、煤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比1957年翻了一番。实践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农业方面，都可以高速度地发展。但是有一些人，过去却只片面地强调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他们受种种陈规所束缚，不敢想、不敢干，只愿按部就班，向困难低头，结果是“少慢差费”。这种人是爱冷不爱热的。这样的冷就不是科学分析的冷静了。另一方面，大跃进的伟大胜利，也使某些人冲昏了头脑，他们变得一切都不在乎，仿佛只有人们的主观愿望，并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从实际可能出发。这种人又走了另一极端，只爱热不爱冷了。
毛主席一向教导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所谓“藐视”与“重视”，也是统一的对立面。愈是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就愈要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但是那些“冷”的也就是缺乏革命气概的人，就不敢在战略上藐视困难，而往往会被困难吓倒，向困难低头。反之，头脑太热的人，不知道在战术上还要重视困难，结果往往吃了大亏。
要有不断革命论的观点
也要有革命阶段论的观点
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的。但是曾经有些人对共产主义抱有一种神秘的观点，把它看作是无限遥远的事业；或者是满足于已有的成果，丧失革命的进取精神，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共产主义的萌芽，不是采取积极态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积极准备条件，而是采取消极的甚至采取妨碍和压抑的态度；认为
“革命到顶”，就此止步。这种人的头脑也是爱冷不爱热的。可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个人只冷不热，久而久之就会蜕化。
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全国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村人民公社开始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上的一种创举——它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萌芽，既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又有利于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萌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甚至加以贬斥，这当然是错误的。这是那些太冷的人的态度。但是对于这样的伟大的开端，某些人的头脑又太热了一些。有的人就主张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
“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这除了使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庸俗化以外，除了在群众中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以外，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意义。他们好心一片，但性子太急，热情有余，冷静不足。
爱冷不爱热或爱热不爱冷
都是爱形而上学不爱辩证法
一个人只冷不热，或者是只热不冷，都是形而上学，决不是辩证法。只冷不热，就会得慢性病，就会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在革命的某一发展阶段上停步不前。反之，如果只热不冷，又会得急性病，又会违反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发展阶段论，陷入企图超越革命的当前阶段而跳入下一阶段的空想。
如果一个人“见物不见人”，看不见群众的力量，就会冷而不热；反之，如果“见人不见物”，就是只看见人的主观能动性，不看客观的物质条件，也会热而不冷。还在不久以前，曾流行过所谓农业生产每年只能增长百分之几的论点，这就是由于“见物不见人”，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量，看不到事物发展中的现实可能性，当然也就不能采取积极态度，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采取切实步骤，把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种观点现在已经受到实践经验的无情批判了。可是，也有些人却完全不考虑实际条件办事。有一个地方的一顷小麦试验田，提出了亩产三百万斤的高产指标。作为试验，干劲大，热情高，应该肯定他们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他们却缺乏可靠的根据，没有切切实实的计算，这是头脑只热不冷的表现。把非现实的可能性当作现实的可能性了，这就必然要陷入主观主义的空想。有些同志还不懂得，可能性有非现实的和现实的两种，现实的可能性是指主观和客观条件都具备的可能性，非现实的可能性是指主观和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的可能性。我们反对看不见事物发展中的现实可能性的保守思想，反对“见物不见人”，也反对忽视客观条件的非现实的空想，反对“见人不见物”。我们主张见人又见物，又热又要冷。
既然说头脑要冷，是指科学的分析，那末，是不是可以说，那些爱冷不爱热的人们，乃是有了什么科学分析的根据呢？当然不是。上面说过，冷和热是对立的统一，正同客观和主观是对立的统一一样。只讲客观，不讲主观，本身就不是辩证法，同样，只要冷，不要热，本身就违背了科学，是右倾保守的表现，是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表现。因此当我们提醒那些头脑过热的人们，要他们的头脑冷一点的时候，那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那些“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也不必趁机混水摸鱼，这样做是枉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1958年大跃进的伟大成就，统统证明了他们的头脑是违反科学的。
思想方法如果错误
也会造成冷热失调
思想方法上的错误，也可能使人们害冷热病。立场和方法是有联系的，又是有区别的。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无论爱冷不爱热，或者是爱热不爱冷，都是爱形而上学，不爱辩证法。有的人在看到了工作中的某些缺点的时候，就冷了半截，或者是只看缺点，否认成绩，把个别缺点夸大为全面，把一个指头误认为十个指头，或者是消极被动，怨天尤人，悲观失望，从而在工作中只促退而不促进。另外也有一些人当他们在工作中做出了一点成绩的时候，就容易头脑发热：或者是只看见成绩，不承认缺点，不懂得有了大的成绩也不能忽视小的缺点；或者是骄傲自满，不再进步。两种倾向，虽然程度常常不同，但都是不爱辩证法，偏爱形而上学的表现。
群众未发动起来多热一点
群众已发动起来多冷一点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要求人们要热又要冷；要热，所以我们提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冷，所以我们提倡人们要充分认识客观实际，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破迷信并不是破科学，敢想敢干并不是盲目地想盲目地干。
对于领导者来说，要热又要冷，有其特殊的意义。当要发动群众运动，当群众运动还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在正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的前提下，需要多热一点。反之，当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了的时候，头脑又应该多冷一点。如此冷热相济，就既可以保证群众的充分发动，又可以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当然，在群众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在任何工作中，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又要热又要冷，要有炽热的革命热情，又要有冷静科学头脑。
总之，热和冷相结合，冲天干劲同科学分析相结合。敢想敢干同实事求是相结合。发挥主观能动性同从实际出发相结合，如此等等，是辩证唯物主义所要求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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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理论刊物上
群众路线是党的工作的生命线
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人民公社的生命；没有群众路线，没有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没有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高涨，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巩固是不可能的。因此，公社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彻底执行群众路线。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对于社员群众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严格禁止用那种压服群众的国民党作风、资产阶级作风来对待群众。由于生产的大跃进，由于公社化的胜利，某些干部开始冲昏头脑，对人民群众不愿意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而表现某种粗暴态度。这种现象虽然只是个别的，但是必须引起严重的警惕。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永远要作艰苦的群众工作
“解放”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李家齐写的“一定要讲求工作方法”一文。文章说：大跃进以来，有两点是大家感受得比较深刻的：一是各项任务重，二是群众觉悟高。由于任务重，当然会遇到许多困难；由于群众觉悟高，只要我们发动群众，任何困难也难不倒我们。在繁重的任务面前，过低估计了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积极性，这常常是我们犯右倾保守错误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一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只要把任务提出，群众就会“一呼百应”，不必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了，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就必然会滋长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简单化的工作作风。
有的同志这样说：“现在群众的干劲很足，只要党一号召，群众就行动起来了，强调工作方法有没有必要呢？”是的，群众觉悟高了，工作好做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只是说，我们做好工作已经具备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条件，而决不是说我们可以少注意或不注意工作方法。道理很清楚，只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就得承认在任何时候人民内部始终存在着先进、中间和落后三种状态，存在着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一项任务的提出，群众中先进的部分总是首先响应，热烈拥护，并自觉地为其实现而积极奋斗。但是那些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一部分群众，想过着宁静的生活和保持着个人主义思想，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一开始的时候总还不很自觉不很积极。我们唯一正确的作法，就是坚定地站在先进的一方面，并且发挥他们的骨干、带头、桥梁作用，把中间、落后部分带动起来，一同前进。我们有些同志的眼睛总是容易看到先进的那一部分，而不去或不愿理睬那些中间、落后的部分，往往不是向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领导脱离了落后的部分，也会使先进的部分脱离落后的部分，从而加深了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加深了先进与落后的矛盾。
也会有一些同志这样想：“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完全照着上级的指示去办的，群众即使有意见，也不能怪我呀！”评论指出：党提出的方针政策和各项任务只是代表了总的方向，总的要求，如何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结合自己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作出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和步骤，这是我们一切进行实际工作的同志的责任。在任何时候，领导上规定的方针任务决不能代替自己在执行中的具体工作。“物之不齐，物之性也”。在同一性中间，我们必须注意差异性。人要穿衣服，这是一个总题目，但是在做衣服的时候，就要考虑到穿衣服的人是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男的还是女的，老的还是少的，不看具体对象，不问具体情况，笼笼统统去作，就一定不合适，不对头。
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新论语”第五期以“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评论。在谈到要大搞群众运动时，评论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群众利益攸关，不发动群众，不动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掀起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是难于取得巨大成就的。大搞群众运动，正是革命的正常秩序，评论指出：有两种人反对群众路线。一种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受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他们总想过着宁静的生活和保持着个人主义思想，因此对群众运动很反感。其实，这种人很需要在群众运动中受锻炼，否则就改造不过来。另一种是不懂得群众路线重要性的人，以为经济建设不需要群众运动，他们通常思想保守，按常规办事，运动一来，就觉得会“天下大乱”。这种人应该彻底抛弃他们的错误思想，不然，他们都会在每次运动前处于被动地位。在谈到要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时，评论说，这种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有了它，一切事情就好办了。但是有些干部却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重要性，还是习惯于简单的行政命令作风。他们领导生产时，任务、指标、措施不拿到群众中鸣放辩论，为群众所接受，简单的要群众去执行，表面上群众是动起来了，实际上没有动起来，结果落了空。还有的个别干部把大辩论这种民主方法变为压服的方法，只是在“整人”“斗人”时才加以运用，结果使群众害怕大辩论，这些作法都需要改正。在谈到要关心群众生活时，评论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特别在人民公社成立后，人民群众把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大权都交给了我们，更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在这里，要注意把组织生产和组织生活结合起来；把突击和休整、劳和逸、紧和弛结合起来，这才不愧为群众所依赖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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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从生产看分配”的补充说明
——简答黄伦同志的商榷
方名
读过12月12日黄伦同志“不要机械地理解生产决定分配的规律”，感觉黄伦同志探讨真理的热情和愿望是好的，同时探讨问题的态度，也比较冷静；只是，关于问题的本身，我觉得还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第一、黄伦同志说“必须从生产看分配”一文“片面地理解经济规律，忽视了人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控制和运用的能力”。这是毫无根据的。
1、“必须从生产看分配”一文只是探讨分配与生产的联系，而没有探讨“经济规律和人”的联系。这是两个问题。尽管分配与生产的联系是经济规律问题，但并不能因为它是经济规律问题，而任何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又总是存在着辩证的联系，于是就要求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单独探讨分配与生产的辩证联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许多地方专门阐述过生产与分配的辩证联系，而在另一些地方又专门阐述过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联系。因此，不能用我没有涉及到的问题来反驳，那样很可能是张三反驳张三，和李四无干。
2、“必须从生产看分配”一文对生产分配的辩证联系，并没有如黄伦同志所说“对生产决定分配的规律作了机械的、片面的、神化的理解”。请仔细理解对方文章，并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例如：“必须从生产看分配”文中写道：“分配方式不只是消极地被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所决定，同时也反过来积极地影响生产和交换。”黄伦同志批评道：
我认为方名同志把生产决定分配的规律作了机械的、片面的、
神化的理解。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看到生产与分配之间的辩证关
系：“分配并不是生产和交换的单纯消极的结果；分配反过来又
影响生产和交换”（反杜林论）。我实在觉得非常诧异！为什么我转述恩格斯的观点就是“作了机械的、片面的、神化的理解”，而黄伦同志照抄这一段文献就不是？再说，我的文章对于生产促进分配，对于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似乎比黄伦同志说得还要充分得多呢！
3、黄伦同志在谈“人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控制和运用的能力”的时候，把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相对立，这是不对的。只有人们的主观愿望才和客观规律相对立。而主观能动性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充分运用客观规律。“必须从生产看分配”一文探讨生产和分配的客观规律正是主观能动性的具体行动表现，而不是字面语言表现。因此，别人已经在行动中运用主观能动性探讨客观规律，你却责备他不在语言中大讲“主观能动性”（乃至可能是主观愿望），责备他不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相对立，这也不是公允的。还有，必须注意：不少人不能理解主观愿望和主观能动性的原则区别，嘴上讲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是在照主观愿望办事，而他们经常在理论上就是用所谓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相对立。还有不少人对于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不是当作一种客观存在的有规律可寻的东西来认识和掌握领导，而是用笼统的“发挥主观能动性”代替了领导群众的细致工作。
第二、黄伦同志说“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与解放区社会生产有密切的内部联系”，这有点类于强词夺理。我觉得似乎不必要再重复“从生产看分配”文中的论点。
我只指出两点：1、马克思主义讲的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分配方式，而社会分配方式又反过来积极影响社会生产方式。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在解放区不是社会分配方式，只是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分配制度。所谓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统一。黄伦同志用“解放区社会生产”这一概念混淆和偷换了解放区社会生产方式，即是新民主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是不妥当的。
2、黄伦同志用“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有赖于财政收入，而财政又依赖于经济”来论证解放区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说这是生产决定分配，这是生产和分配的内部联系，这是很不严肃的。所谓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是说的解放区的社会生产方式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因而它的社会分配方式也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原文所谓“特定内部联系”是指此。而黄伦同志所谓“密切的内部联系”则和这毫不相干。至于说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而不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革命和生产建设促进老解放区生产力的某些发展，这是违背事实和常识的。
第三、黄伦同志认为“必须从生产看分配”一文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剩余价值”，这又是张三反驳张三，与李四无干。
1、“必须从生产看分配”一文中解释按劳分配，是根据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论点，我如说得不精确，出了错误，由我负责。黄伦同志抄引的我不再抄，我只将马克思的论点照抄如下：
“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已经在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共产主义
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
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
迹的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每一个别的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中
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
劳动股份。……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收据，证明他供给了多少
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收据又从
社会储备中领得与其劳动量相等的那么多的消费品。他以一种形
态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态全部取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那个调节商品交换的原则，因为商品
交换是同等价值的交换。……但是，说到消费品在各个生产者中
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着在商品等价物的交换里也通行的那个
原则，即一种形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可以与另一种形态的同量劳
动交换。
所以，这里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
……”（“论共产主义社会”）。
2、根据马克思的论点，黄伦同志说，“简言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仍然是商品……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在性质上毫无区别了。如此合理（？）引伸下去，社会主义社会就存在剩余价值了。这就到了荒谬的地步”。黄伦同志愿意怎样“引伸”都有自由，那只是黄伦同志在自我批判而已。
3、我如果直接按照马克思用“领回劳动股份”代替“支出劳动换取工资作为酬劳”，我如果直接用
“同等价值的交换”代替“价值法则”，如果不写“把个人劳动作为商品向社会进行交换”这种不确切的语句，那么，很可能不会引起黄伦同志的严重误解。即令说我的表述有失马克思的原意，黄伦同志的“引伸”都是毫无根据的。
4、我写文章的时候，正是许多人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平等甚至是封建等级制的时候，我的全文的精神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但我当时觉得如果不把按劳分配的缺陷说得如实的充分，那一定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辩护者”。我对马克思主义论按劳分配的道理应用得不够精确，但绝无黄伦同志所引伸的一切。
照我看来，黄伦同志的三点反驳意见，只有第三点还有若干可取之处。第一、二点完全是为反驳而反驳，是黄伦同志在批判黄伦同志。第三点基本上仍是黄伦同志批判黄伦同志的“引伸”，但我认为别人错误的批评，自己要正确的理解。因此，对第三点，我表示诚恳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