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贼喊捉贼”
华夏
江丰神气活现地说得多漂亮：什么这个人不要政治，那个人又只要传统不要革命啦。好像真正要政治、要革命的只有他了。
就在他向党进攻得最猖狂的时候，不是又拿高等院校的政治教育这个题目来大喊大叫了一阵么。他说：“这一年来最大压力是政治学习”，“政治教育无法进行”了；又说：“学生不要政治了”，还说：高级知识分子“先专后红”的思想相当厉害，“一些老干部也不愿做行政工作”了。最后他还大叫：“我们不能培养青年出来反对我们！”照江丰说来，情况实在是严重了。可是根源何在呢？据他说，是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产生了“许多右倾”思想的结果；是领导上“没有重视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甚至还说这是党的“八大”决议没有强调阶级斗争（？）的结果。江丰不仅仅又一次对党进行了极为恶毒的污蔑，而且居然狂妄地把自己吹得比党的“八大”还要高明了，江丰的“政治”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可是，纸里包不住火，雪地里藏不住死尸。原来，不要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正是江丰自己，给中央美术学院的政治学习以“最大压力”使政治教育“无法进行”的也是江丰自己；怂恿“党、团员天天画画学业务”而不愿做社会工作的是江丰，主张“先专后红”，说“政治过时了”和不想做行政工作的也是江丰，甚至，纠合党所哺育成人而后又忘恩负义的“艺术家”来向党进攻的也是江丰。
由于江丰忽视政治，中央美术学院长期存在“教书不教人”“教技术不管思想”等严重的非政治倾向。1955年“美术”月刊上为此曾发表过批评文章。不过，那时候的江丰，对政治教育似乎还只是“忽视”而已，反正政治课还是有的，学生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管的。可是，从去年以来，江丰却从所谓对政治教育的忽视一变而为对政治教育的敌视了。因为他从去年以来，竟公然主张不要政治课和不管学生的思想了。他这样说：“艺术学校主要就是学艺术，政治课可以不要”，“在学校主要要求把创作搞好，思想可以让学生自己管”。他认为政治课和思想教育都可以让学生“自己去看看书”来解决。去年下半年他就下手取消了“中国革命史”。他说：“‘中国革命史’没有什么好讲的”。他的“理论”是“政治嘛，现在不学将来可以学，慢慢来，现在学生在学校里主要是抓业务”，“业务不好，群众不要，领导也不要你了”，“不要马列主义也能画好画”。此外，他对政治教员们冷淡嘲笑，在听政治教员试讲的课堂上打瞌睡，……等等。
请看，满口“革命”的江丰，究竟在革谁的命？一方面要把政治教育从学校连根拔掉，而另一方面却又喊“政治教育无法进行”。江丰的用心，难道还不明白么？
其实，党对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视，江丰是知道的。问题是江丰已经不再是对这种重视的忽视，而是对这种重视的敌视了；甚至是这样：党愈重视，他就愈加敌视；党要加强政治教育，他却要把政治教育连根拔掉。这就是江丰对待政治教育的真相。如果还有人说他是重视政治教育的话，那就只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而不是别的。
这就真相大白了。原来江丰是披着革命外衣的“家贼”，他在“人大”的喊叫，不过是他的最后的挣扎——“贼喊捉贼”而已。
第8版()
专栏：
“我不承认……”
——反党分子的“顽固术”
孤烟
有的反党分子，对他过去所干的反党勾当，惯于采取耍赖的态度。事实证明了他反对具体的党的领导人的目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他则说：我不承认这是反对党的领导。事实证明了他搞宗派活动，他则说：我不承认是搞阴谋搞宗派。事实证明了他曾经在日本鬼子、汉奸、国民党面前叛变过，变节过，他则说：我不承认这种结论（但那不是结论，是事实）。事实证明了他是道德堕落的恶棍，他则说：我不承认有这种事。总之，坏事被他们干尽了，可是对每一件自己干过的坏事，他们都说：我不承认……
事实是最雄辩的，因为事实就是实在的事，是客观存在着的。面对着事实而不承认它是存在着的，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么？
反党分子在事实面前说：我不承认……，目的是想赖掉事实，可是，事实怎么能赖掉呢。“我不承认……”这句话不折不扣地承认了有的反党分子在事实的面前又是顽固分子，因此，“我不承认……”就成了反党分子的理论公式，发明和使用这个公式的一定是顽固分子，因此，这公式也就是顽固分子的顽固术或顽固法，这种反党分子也可以称为“我不承认论者”。
“我不承认……”的公式很近乎“贼喊捉贼”和“此地无银三百两”。“贼喊捉贼”是希图借机转移目标，“此地无银三百两”只有在事无确证之下才行的通，一旦赃证俱在，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贼。党对反党分子的追查，不像失主的盲目追贼，易被瞒过。“我不承认论者”是无法把目标转移到别人身上去的。然而，“我不承认论者”究竟是“作家”，他们“灵魂”里究竟比贼的“机智”多，他们学来了贼的狡猾，发展了贼的狡猾，抛弃了贼在赃证面前的老实，于是创造了“我不承认……”的公式，但骨子里仍然是贼的伎俩。
“我不承认论者”的赖也是诬赖，以赖为守，以诬赖为反攻。“我不承认……”的背后还有“我承认……”的潜台词。他们要承认的是什么呢？很显然，既然“不承认”已揭发出的事实，那么，岂不等于说对他们的揭发是“无的放矢”么，说他们是宗派活动岂不是“宗派打击”么，审查他们的历史和反党活动岂不是“政治陷害”么，对他们的批评岂不是“一棍子打死”，把他们“搞得很臭”么！于是用“我不承认……”的“顽固术”就默默地承认了肯定了他们过去向党进攻时说的那些话是“正确的”。反党分子企图用“我不承认……”的“顽固术”阻挡着对他们继续的揭发和追查，同时这也是对揭发者的诬赖，是对党的反攻。反党分子过去反党的罪状之一就是对党的不忠实，而“我不承认……”的公式的创造，恰恰给他们不忠实于党的罪状增添了新的例证。
反党分子的顽固性多么顽固！
然而，事实比人为的顽固性更有力，事实揭露的越多，人为的顽固性的顽固力就越小，事实是粉碎反党分子的顽固性最有力的铁锤。
反党分子以为靠他们创造的“我不承认……”的顽固术可以混过关去。其实，恰恰相反，这是他们给自己招来的拦路鬼。自己招来的还要自己打出去的，否则永不能过社会主义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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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月饼想起的
沈虎根
中秋节到了，使我想到了吃月饼，想到月饼，又想到了有关吃月饼的事儿。
我从小就爱吃月饼。记得在六岁的时候，虽然还不大懂事，连母亲的眉毛也误认为是“眼睛上的胡须”，但对月饼的滋味已经很了解了。就在那年中秋节早上，我跟着母亲上街去买小菜，看到了店家玻璃柜里大大小小的月饼，有四两重的、有足斤重的、也有五六斤大而切开了的。切开的月饼上，撒着引人的红丝、绿丝，我真馋极了。大概由于母亲的教养和影响的关系吧，我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直接了当地提出要买月饼，而是略知世故的，用一种试探性的口吻暗示她：“姆妈这是什么呀？”“这个真大呀！”“这个小的三分（钱）够不够？”然而，终因她没有钱，强作不晓得，匆匆地把我拉走了。当天夜里，我被母亲猛力地推醒过来，我发觉我脸上和枕头上全是泪水。母亲问我：“阿根，哭什么？”我想了想，就把梦里上街见到月饼，吵着要而被她打，因此哭了的事告诉她，还天真地做了个样子：“喏，有这样大”。母亲一听，也哭了，紧紧地抱着我。第二天，我见母亲在箱子里翻了一阵，拿了点什么出去，回来买了米的同时，也买了两个月饼来。我和姐姐才在中秋节的第二天，吃到了月饼。
我当学徒的一个中秋节。老板是个小有名望的人，所以一临近中秋，就有四乡的人送月饼来，桌上叠得高高的，总有一担可挑。这么多的月饼，老板家的人又不多，心想我们学徒这回也有尝头了，不禁眉飞口甜，活像口中正嚼着月饼那样。谁料我们每人虽分到一个，但又让给了我们的小师弟。因为小师弟这天在吃晚饭时，一时不慎，砸破了一个瓷碗，被师母痛骂毒打，连饭也吃不上，月饼更没他的份了，故整夜在床上暗哭。我们不忍，就把月饼全让给他了。第二天，我听说：老板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在争着将月饼埋老鼠洞。这真把我气死了。一霎时，酸甜苦辣，充满了我的心。
过了几天，师母叫我去挑了几担水，我个子小，连人连桶都跌下水塘。师母大概为了补偿我的委屈，居然给了我一个月饼，这对我来说，真像梦见天开，乐和极了。唉，这个月饼得来是多么的不易！又是多么的珍贵！我真像高尔基在童年时难得得到一点好吃的东西一样：“极力的把咀嚼的时间拖长，以多享受些时候，不使这个美好的时间很快的过去。可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东西还是很快的没有了”（高尔基：“在人间”）。
解放了，我翻了身。1950年我在工会的支持下，和老板打了一阵口头官司（说理斗争），每月工资就从四斗米增加到九斗五升。那是解放之初，生活水平当然还不能改善很多，但是就在这年中秋节前夕，我就因公到了杭州。回到镇上的时候，我就为母亲买了两个月饼。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给母亲买月饼。
从那时候起，又是七个年头过去了。每年中秋节，一家人团聚吃着月饼的时候，都会想起过去的日子。我想，不仅我一个人是这样，千千万万人都会是这样。解放这几年来，这样的体会真是太多了，从任何一件小事，都能想起过去的辛酸，都能深切地感到今天的欢乐，又岂止是月饼一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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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炮弹和艺术
——澳洲纪行诗抄
欣秋
当我们一进入欢迎会的大厅，
大厅内便立即响起春雷似的掌声。
“你好呵，朋友！”
“你好呵，朋友！”……
呵！有多少双蓝色的眼睛，
向我们闪着友谊的光；
有多少双白色的手臂，
搂抱着我们的肩膀。
呵！朋友，为什么这样欢迎我们？
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深情？
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喊着：“好呵，兄弟！”
我恍惚地觉得我的手被他攥得发疼。
“兄弟呀，我们盼望多久了，
今天，你们才像白鹤一样降临，（注）
来吧，兄弟，让我们拥抱得更紧，
你听一听我心跳的声音！”
“为什么不欢迎你们？！
有些人时刻都在把炮弹向这儿输送；
而你们，我的最好最好的兄弟，
你们却把最珍贵的礼物——艺术送给我们。”
“炮弹、艺术，这两者多不相称，
哼，滚它的吧——炮弹！
在我们这儿只有艺术——
只有艺术才会受到我们最大的欢迎！”
噢，他说话时的脸色我看得很清，
一会儿是欢乐；一会儿又现出怒容。
（注）新西兰人很不容易看到白鹤，他们把白鹤看成是世界上最吉祥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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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修鞋的叔叔
周琴
小和平长得不太漂亮，可很讨人欢喜；小瘪嘴，方脑袋，胖呼呼的，说话挺老气，也肯听话。每逢夏天，她就嘟哝着要买凉皮鞋，常说：“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谁都有凉皮鞋，就是我和姐姐没有。”去年她爸爸带了她姐妹俩去百货大楼挑了两双，姐姐的是五块多一双，小和平的只有两块多，穿了几个星期鞋底就张了嘴。回到家，她就忙着修鞋，一会找块马粪纸垫上，一会找块小布块垫上，再不就撕点儿报纸垫上，可始终未修好这只“破船”。天长日久，小窟窿变大窟窿，实在穿不得了，幸好天气渐进秋凉，小和平找了几颗樟脑球放在鞋里包了又包收到抽屉里。
今年夏天，她又想起凉皮鞋。她老是问：
“妈妈，我的凉皮鞋可以穿吗？”
“修一修就能穿。”
“是吗？”随手她就找来针线。
“妈妈可没这个本领。”
“那叫奶奶。”
奶奶也没办法。
有一次我们走到东长安街，看到一大长溜修理皮鞋的摊子，她抢着去看，小手指着一双刚修好的小皮鞋说：“妈妈，你看多么亮呀！”
“这也是坏鞋修好的。”我告诉她。她高兴得一边拖我回家一边对修鞋的叔叔说：“等着我，噢！”
回家拿出鞋一看，她的小瘪嘴气得直哆嗦，伤心得眼泪直滚。长期不穿，鞋卷曲得像块沙鱼干，又旧又破，那窟窿眼显得更大了。
她哭得那么伤心，把小姐姐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姐姐说：“快去呀，叔叔等你呢。”
“就不，要新的。”小和平越哭越伤心，哥哥姐姐都呆呆地看着她，劝我说：“妈妈，咱们几人都不要，就给小妹买双新的吧！”
我给她洗了脸，抱她坐在腿上，开始我的“政治工作”。
“大哥哥、小哥哥、爸爸、妈妈都没有凉皮鞋，你一人穿，这叫什么？”
“自私自利。”小嘴巴老气横秋地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引得全家哄堂大笑，她却还是板着面孔。我又问：“昨晚上看的幻灯片还记得吗？”“记得，叫把钱省下来存银行好买大汽车、拖拉机……”“对啦！把旧鞋修好，省下买新鞋的钱存起来，多好。”她脸上浮起一丝微笑，乖乖地跳下地拿起鞋拉我向外走。
她把鞋交给修鞋叔叔问：“叔叔，能修得和那双一样吗？”
“能，小姑娘。”叔叔说：“保管给修得好好的，擦得亮亮的，红红的，新新的。”
星期六下班后，和小和平急急忙忙往东长安街奔。走到摊头，我看了半天，认不出那双“小破船”了。当修鞋的叔叔把它交到我手里，我又感激、又敬佩；坏得使人失望的破鞋经他一修理，和新鞋差不离了，又红又亮，真是使它起死回生了。小和平看了又看，然后张着惊疑的大眼睛问道：
“叔叔，这是我的吗？”
“是你的，来，试试好穿不？”他把和平抱在小皮凳子上，一边替她试鞋一边问她：
“你叫什么？”
“和平鸽。”
“真奇怪，还有叫和平鸽的。”
“骗你的，叫和平。”
“小和平，你会唱吗？”
“嗯，会。”说着就叮叮噹噹地唱起来了：“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
回来的时候，和平坐在电车上，两手搬着小脚看了又看，口里不住喃喃地说：“嘿，修得多棒。”
一到家，她就跑个不停，这屋跑到那屋，又像唱、又像朗诵似地说：“新凉皮鞋，多么好看，真合式，真开心。”接着几个孩子你一句我一句地谈论起来：
“修鞋的叔叔的手怎么那样巧啊！他是怎样修法的？我们长大了也会修吗？”小姐姐先提出了问题：
“我看见像大哥哥这么大的人就会修鞋了，妈妈是吗？”“也叫哥哥去跟修鞋的叔叔学修鞋好不？”和平仰着小脸向我提议。大哥哥又接着插上嘴了：
“修好鞋可不简单，我要是学会修鞋，准给你们免费修理。”
从此，修理皮鞋的人在孩子们的脑海里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们也常摆“皮鞋摊”，把家里的新旧鞋子摆满一地；而且谁都抢着当修鞋的叔叔，不肯当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