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
甘惜分
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报纸发动了激烈的争夺战，企图夺取报纸的政治领导权，至少是首先占领几个“滩头阵地”，然后再组织进攻。右派分子十分清楚：报纸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武器之一。但是，右派分子害怕说出这个严酷的真理。他们千方百计地隐蔽这个真理，而宣传报纸是超阶级、超党派的东西，以达到他们的可耻目的：既然报纸是超阶级超党派的，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为什么一定要办社会主义的报纸，而不能办反社会主义的报纸呢？右派分子以为这样就能获得创办所谓“同人报纸”的权利。
在右派分子之中，并不乏所谓“谋士”，他们从理论上来进攻社会主义报纸。例如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就这样声言：“我认为消息应像语言一样，广泛地为社会服务”。这个右派分子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里抓取了片言只字，把可以用阶级观念去解释的报纸新闻和不具阶级性的人们交谈所用的语言相提并论，却自命渊博而毫不知羞！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党内右派分子王中更加摆出一张理论家的面孔，装做寻求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姿态，到处贩卖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偷运来的反动新闻学理论。在王中的胡言乱语里，核心思想是所谓“社会需要”论。他认为报纸不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报纸是人们自愿出钱买得的“商品”，只有在商品性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王中吓唬我们说： “新闻事业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报纸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它决定于社会的需要，而不决定于办报人。”
你看，王中在这里装得多么像一个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论家”呀！他用“规律”来吓倒人们：你们把报纸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吗？这就是使报纸“决定于办报人”，这就是违反唯物主义，这就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可是我们要问一问：什么叫“社会”？右派分子十分高兴在这上面做文章，他们把社会看成是一堆抽象的人群，超阶级的真空。而在我们看来，自从人类产生阶级以来，社会就是经济地位不同的各个集团各个阶级相互制约、相互斗争的场所。右派分子把报纸看成和阶级无关，和社会公用事业电灯、电话、自来水、公共汽车一样普遍为社会服务（这里不能不提醒一句：公用事业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阶级社会里它也不可能普遍为各阶级服务，它属于占有它的阶级）。而在我们看来，报纸不过是表达阶级意识的一种形式，它具有强烈的和鲜明的阶级性。它不属于这个阶级所有，就属于那个阶级所有；它不为这个阶级服务，就为那个阶级服务；它不宣传这个阶级的观点，就宣传那个阶级的观点；它不是为满足抽象的社会需要而产生，而首先是为了满足阶级的特定需要而产生。这才是规律哩！右派先生们，你们为什么畏惧这个规律呢？
当然，一个粗具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报纸的发生和发展需要依赖社会经济、技术、交通和人民文化水平等等条件。——我们和右派的争论并不在这里。我们争论的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之下，是谁推动报纸的发展呢？是抽象的社会？还是一定的阶级力量呢？
答案本来是明白不过的。
“邸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它所刊载的是“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十刻罢。”（见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第二章）这种报纸是为社会服务吗？它不过是宣扬宫廷政令、帝王言行，借以有助于王朝统治而已。这种邸报，自然少不得隐恶扬善。戈公振也说：“故邸报之所得而传录者，仅在习闻习见之事，至于机要大事，则付缺如。专制之下，言禁必严，势也！”可见它并不是什么普遍为社会服务的东西。
十六、十七世纪首先在地中海沿岸出现的传播商业新闻的机构，促进了近代报纸的产生，看起来它是和阶级斗争相距很远的。但是这些消息供应者也并非服务于什么社会需要，而是服务于新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有获得各地船舶消息、物价消息和政治事件及战争消息的迫切需要。
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领袖马拉所创办的“人民之友”报，不能说它的作用是为“社会”服务的；它发出了彻底摧毁封建制度的战斗号召，它是法国革命的号角，它服务于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差不多同一时期，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报纸也并没有把自己伪装成什么为社会服务的姿态，它一点不隐瞒自己是政治斗争的武器。例如汤姆士·宾的“常识”就这样写道：“亚美利加洲底事业是全人类底事业，啊！你们——谁是爱护人类的，你们——谁是不仅对于专制政体而且对于专制君主敢于反抗的——暴动起来吧！”（“近代史教程”，新华书店1950年版，四十四页）在这里，不仅公开把报纸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且在“爱护人类”的口号下，喊出了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
中国的近代印刷报纸首先是由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创办的，但是请右派先生们为他们辩护一下吧，说他们办的报纸是应中国的社会需要，而不是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目的。
有谁能拿出有力的证据证明现代西方反动资产阶级报纸是为社会服务的呢？西方资产阶级报纸拥有广大的读者，其中多数是劳动人民，但要把这种现象认为是资产阶级报纸服务社会的表现，未免太可笑了。因为那里的人民只能读到这种资产阶级的东西。资产阶级报纸虽然尽量扩大读者群，那也不过是一方面为了招徕价格昂贵的广告，另方面是更可以扩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范围。归根到底，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我们并不隐讳，我们无产阶级报纸服务的对象空前的广大，我们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但是还不能说我们的报纸是普遍地为社会服务的。我们不为敌视人民的阶级服务，而是利用报纸和它们进行斗争。
右派分子说：报纸的读者各阶级都有，可见它普遍适应“社会需要”。一万个荒唐！先生，蒋介石也不得不读中国大陆的报纸哩，你大概会说，“人民日报”也适合蒋介石的“需要”，为蒋介石“服务”吧。
总之，把报纸这一强烈表现阶级意志的工具歪曲成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这只能是有意抹煞报纸的阶级性质，而达到逼迫社会主义报纸给右派让出阵地这一卑鄙的目的。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说到上层建筑“以政治、法律、美学和其他的观念替社会服务”，这丝毫不能为右派分子帮忙；从斯大林在该书中的整个思想来看，他说的“替社会服务”，正是为特定的阶级服务的意思。
现在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是否有了所谓“社会需要”就能够产生报纸呢？不是的。报纸的发生和发展除了前面曾经谈到过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之外，还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条件、政治气候和阶级力量的对比。——这又是右派分子听不进去的。
鸦片战争以后，惨遭外国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者压迫的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报纸来为反帝、反封建服务。但是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他们创办的适应中国人民需要的进步报纸多次遭到镇压，以致不得不到外国去出版，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人民早就需要自己的、彻底站在人民立场发言的报纸了，这种“社会需要”早先并非不存在，但是只有在解放区，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的报纸才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又是为什么呢？
反之，“社会”完全不“需要”的报纸，只要握有统治权力的阶级需要，这种报纸就能到处泛滥。例如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阵中日报”之类的报纸就是这样。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难道不证明报纸决定于社会需要、而不决定于阶级需要这一右派言论，是多么荒谬绝伦！
但是右派先生们还会继续戴上假面具，非难我们说：“你们犯了唯心主义错误了，你们说报纸的发展决定于阶级斗争的发展，你们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原理。”
这个问题未免幼稚。因为报纸发展的规律绝不是如右派所说的抽象的社会需要，而是报纸服从于阶级斗争的发展，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个历史事实。“阶级论”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它自然也决定了社会上层建筑之一——报纸的发展。这个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认识这个规律也好，你不认识这个规律也好，这个规律都在起作用。当然，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并不是每个读者都能认识这个规律。而这个规律对于任何“办报人”来讲，应该是十分明白的，每个“办报人”都十分明白他在为哪个阶级工作。谁要扭转这个规律，把报纸这个阶级斗争的武器变为超阶级的东西，他如果不是有意欺骗世人，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现在资产阶级右派莫不齐心反对共产党党报而热衷于所谓“同人报纸”，据说在党报上没有言论自由，而要办“不受党和政府控制的报纸”。可是我们要问右派先生们，这种报纸难道是超阶级的吗？历史的逻辑必然是：它摆脱了“党和政府的控制”，却接受资产阶级的控制；它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转变为资产阶级服务。殷鉴不远，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例子就是。
从这里也就可以明白右派所说的“报纸决定于社会的需要，而不决定于办报人”，是怎样地不通。这个“人”，当然不是指个人，个人是不能决定报纸的发展及其方向的，储安平一到光明日报就篡改了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而指挥储安平的是资产阶级。所以这个“人”是指阶级和政党。在这方面来说，如前所述，右派分子就根本站不住脚了。他们不但犯了事实上的错误，而且犯了理论上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是包括了人的活动的，是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的。右派撇开了人——阶级的活动来谈社会现象，把报纸看成可以离开人——阶级而独立存在的现象，这就是说，右派把报纸这一充满了社会性和阶级性的现象和自然界的现象等同起来，企图把报纸说成是不以阶级意志为转移的超阶级的、近乎自然现象的东西，这在理论上就堕入了庸俗机械论的泥坑。
大家知道，形而上学者和唯心主义者在解释社会现象的时候，要不就把社会说成是人们意志可以自由支配的东西，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要不就把社会说成是和生物、生理现象一样的东西，受自然界的规律所支配，这种理论最后也必然归结到唯心主义，因为它不能按照世界的真实面貌来认识世界。右派在理论上的混乱，使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找到报纸发展的规律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和右派讨论哲学问题，我只是说：右派玩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词句，沾污了马克思主义的美丽语言，目的不过是模糊人们对报纸性质的认识，以达到他们篡夺报纸政治领导权、使报纸走上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卑鄙目的。
我们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十分鄙弃右派的胡言乱语，我们不隐讳自己的立场，我们不是为抽象的社会服务，我们不向空洞的“社会需要”献媚，我们只对工农劳动群众和共产党竭尽忠诚，并和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公开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是因为这个立场和人民立场完全一致，为千百万人民拥护，并经得起历史检验。我们和右派在报纸性质问题上的争论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和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报纸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必将这样结束：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思想的报纸将日益克服自己的缺点，变得更加丰富多采和生动有力，它加倍为人民所喜爱。而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新闻思想浪潮将不可实现它们丑恶的幻想，连这种思潮本身也将被社会主义的激流冲刷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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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家要密切联系群众
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副所长 戴松恩
1949年北京解放后，我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教育。以后经过五大政治运动，我认识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我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并批判了崇美思想，划清了敌我界线。特别在“三反”运动中，我得到了党和同志们的帮助，初步认识到我的资产阶级业务思想是严重的，主要表现在对试验研究工作的安排上是自私的。从那以后，我更争取靠拢党，加强学习，并随时警惕着克服这些缺点。三大改造以后，我以为在思想上已通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当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党及时地领导我们进行坚决的反击，我才开始认识到我并没有在思想上通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我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认识上还是很不够的。比如，有人说党是外行，不能领导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我虽然没有这样说过，但在思想上同意这种说法。毛病出在我强调具体业务领导，而忽视了方针路线上的领导。我忽视了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政治路线，也是科学工作的一个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党是最为内行的。
1952年我们机关的党组织确定加强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贯彻农业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在开展农村工作中，党指导我们先和农民交上朋友，通过共同劳动和生活，来了解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同农民建立起革命的感情；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成功地总结他们的先进经验，更好地找出农业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并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巩固，使农业科学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这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十分必要的。
我到农村去过好多次，住过农民的家，和农民一同吃过饭，但是我是以检查工作和作农村调查研究工作的身份出现的，住的时间不久，和农民接触不多，因此感情基础是薄弱的。
有人认为开展农村工作是好的，但是在农村里住久了会耽误实验室或试验地的精密的研究工作。我曾同情过这种说法。主要是我在考虑内外工作应该密切结合时，忽视了农村工作既可积累调查研究资料，了解生产情况，找出问题并解决一些问题，明确研究对象，而更重要的是又可和农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的建立，不仅要通过一定时期的农村工作以打下基础，而且还要经常地和农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在农村中有目的地多停留一个时期，那怕是多少影响些实验室或试验地的工作，从长远看也是合适的。今天的情况当然不允许我长期在农村中工作，不过我必须随时注意着如何更好地接近农民。今后我必须有计划地和附近农业社的农民保持经常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学习他们的生产经验，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可以解决的生产技术问题。经过比较长时期的努力，我相信能够和农民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感情，以改造我的思想，提高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觉悟。
右派分子要我们反对党的领导，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特别是曾昭抡、钱伟长之流的右派野心分子，利用民盟合法组织，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他们说什么“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并且也提出了“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急需传授后代，更应如此。……保证每个科学家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连续从事研究工作。……由于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科学家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得长期请假”。这些“建议”是要我们反对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领导，要我们拒绝有计划的工作，拒绝党对我们工作的调动，拒绝去边疆工作，要我们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问政治，培养单纯技术观点，好由他们来摆布。这对农业科学来讲是特别有害的。农业科学研究必须结合生产，联系农民，特别是农业生产是有区域性的，并且是复杂而带综合性和群众性的社会主义事业。如果我们离开党的领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必然会脱离实际。农业生产既然得不到相应的发展，就会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化。
党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右派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参加这一斗争；同时我也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多接触生产实际，多联系农民群众，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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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玉清是怎样“反现状”的？
仁民
右派分子杨玉清在法学界座谈会上大喊：“文人的笔杆是天然反现状的，不是歌功颂德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自命为“文人”的杨玉清是如何“天然反现状”的吧！
杨玉清在日本留学时，就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先后发表了颂扬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之政治学的考查”、“今后中国政治制度商榷”等反动文章，得到文化特务刘百闵的赏识。1933年回国后，刘百闵就介绍他作“日本评论”的主编。他由此勾搭上“改组派”，获得了大汉奸汪精卫的青睐，被安置在国民党驻法大使馆作秘书。1937年回国后，“改组派”失势，他又投靠“CC”，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文化事业科科长，专门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文化事业活动，受到陈立夫、张道藩之流的器重，被聘为伪中央政治学校教授，还曾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审处处长。后来，他又和军统特务头子康泽挂上了钩，当上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候补干事和宣传处副处长。他还由于陈布雷的支持，干了好几年的“三民主义半月刊”社长兼总编辑；成为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理论战线上的急先锋，并且因而参加了蒋介石策划镇压民主运动的“御前会议”。论功行赏，这位“文人”也居然捞上了一名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蒋介石搞伪“国大”时，他由于康泽等特务头子的支持，“竞选”上了一名伪立法委员。蒋政权溃败逃亡到广州后，他还官瘾十足地跟着“小朝庭”，作了一任伪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以后又逃往香港。从杨玉清的“显赫”历史中不难看出：杨玉清不但是一个一贯反共的御用“文人”，而且也是个有奶便是娘的反动投机政客。
他是怎样从“理论”战线上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呢？这里仅就他发表在“三民主义半月刊”上的几篇文章来看一下。
抗日战争后期，杨玉清在“党的改造与国的复兴”一文中极力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辩护，反对建立“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他说：“好像本党（国民党）如能交出政权，抗战就会即刻胜利，中国就会长治久安似的。这一切的一切，我们想想，是否平情之论！我觉得本党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本党党员也都是中国人；与其责备本党，不如责备中国社会，与其责备本党党员，不如责备中国人”。看，他竟无耻地把反动派一切祸国殃民的责任，都推到中国人民身上，硬要中国人民代蒋介石的罪行负责。
他不但不“反”蒋介石统治下的“现状”，还妄想把这个“现状”维持到万古千秋。说什么“将来宪政时期，国民党仍居政治上的领导地位。”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内战，向美帝国主义投靠卖国。全国人民掀起了反蒋反美的怒潮。杨玉清这时除了在“三民主义半月刊”组织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动文章，来为蒋介石的卖国行为辩护以外，还在他自己写的“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和诊断”一文中“歌颂”美国之“功德”，说：“美国人觉得愈是饥饿，愈是混乱；所以，他们不惜以美国之有余补他人之不足”。在这篇文章中，他并且对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苏联横加诋毁，把美帝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责任，硬套在一贯维护和平的苏联的头上，希图以造谣来缓和人民的反美怒潮，煽动反苏、反共的情绪。
对于当时全国青年的反蒋反美运动，他在“青年的灾难”一文中，向青年们劝告说：“惟有把心安定下来，才能求进步。周围的环境，固然会自己看不惯；但有时需要忍耐。中国一切正在生长，还没有成熟，你们的尺度不能太高。记着：安定！安定！学校不让你们安定，你们要自己求定，切不可自己于安定中造动乱，造纷扰”。那时，他怕的是青年们“反现状”，劝说他们安于现状。如何安于现状呢？他说：“惟一足以服人的，是学问，是德行，是技术。喊口号，贴标语，在今天失掉了作用”。他妄想以此来麻醉青年，使他们不问政治，回到教室去作书呆子，好让蒋介石放心去卖国打内战。
杨玉清是标榜反对歌功颂德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位“三民主义半月刊”的总编辑怎样自打嘴巴吧。杨玉清在他亲笔写的“本党立党五十周年述感”中说：“本党五十岁了，我们对它不愿做寻常的歌功颂德，我们要祈祷它：永远的少壮，永远的年青”！在“论政府改组”一文中，他说：“国民党执政已二十年，它的主义，它的政纲，它的领导方向，平心论之，都是好的。”在1942年的“三民主义半月刊”一卷十二期编后记里又说：“总裁（蒋介石）十余年来，对国人的诏示很多；本（原文在这里空一格，以示尊敬）总裁的昭示以力行之，可以终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大家能以总裁之心为心，虽不中不远矣。”
够了，仅此已完全可以看出杨玉清“歌”美蒋之“德”、诬蔑和攻击中国革命人民和苏联的一副奴才相了。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宽恕了他，给他相当重要的工作和生活照顾。然而他对人民对党又是怎么样呢？
1950年，他到前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却诬蔑说是进了“疯人院”。1951年，他参加过土改工作队，当他看到农民斗争地主时，却同情地主，说斗得太过火了，给农民泼冷水。
今年春天，他曾回到武汉去“省亲”；但据他后来交代，到武汉去是为了设法达到个人野心：为将来能够当选全国人代大会代表或政协委员“打底子”。他在那里曾与某些右派分子接触，搜集了向党进攻的一些资料。回京以后，他写了一篇题为“武汉在成长中”的反党文章，曾要求他所反对的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没有采用）。在这篇文章中，他捏造事实，恶毒诋毁武汉的党、政和人民。他说：“武汉人民觉悟不高，武汉党政脱离群众”。他还恶意歪曲说，武汉“实行中小学二部制是产生青少年犯罪的根源”。因此，他叫嚣武汉人民要来一次“伟大的社会改革”。他用这篇文章射出了向党进攻的第一支毒箭。
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他认为大举向党进攻的时机已到，便更露骨地活动起来。他到处大肆咆哮，公开叫喊反对土地改革，反对司法改革，反对肃反运动，反对思想改造。他在国务院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和法学界座谈会上，更猖狂的向党中央进攻，说：“党政不分，中央是根。问题在于中央，要打大的，打硬的”！他要“折党之角，批党之鳞”。他在“政法研究”编辑部整风座谈会上也诬蔑说：“总编辑不称职，总编辑把大家当成奴隶，是‘一将成功万骨枯’”。他对中国共产党，露出了切齿的仇恨，希图煽动一切右派分子起来反对党，一举打垮党的领导，实现他叫嚣的“谁有条件谁来干”的异想！
这就可以作出结论：原来杨玉清“天然”要“反”的，就只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国人民所拥护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至于反动派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现状”，他不但“天然”不“反”，却还要“歌功颂德”，百般效劳，至今仍梦想着让它复辟，而且千秋万岁，“永远年青”哩！
但事与愿违，杨玉清的“美梦”又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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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苏联研究哲学史的情况
苏联哲学界近几年来很重视关于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工作，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已把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列入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
苏联在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世界哲学史”的编写工作来进行的。苏联哲学研究所正集中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史家集体编写四卷本的“世界哲学史”巨著。该书的前两卷内容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已经出版。目前苏联哲学界哲学史研究工作的重点，是关于马克思列宁阶段的哲学，这也就是该书后两卷的主要内容。在这部分叙述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哲学史中，不仅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也论述了十九世纪的革命民主派及现代资产阶级各种唯心主义哲学。这部四卷本“世界哲学史”从根本上纠正了过去亚历山大洛夫所著三卷本“西欧哲学史”一书中，不把哲学史当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革命意义、忽视俄国和东方哲学发展史等一些主要缺点。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世界哲学史的巨著。
在编写“世界哲学史”的过程中，出版了两卷本的“苏联各民族哲学史”。此外，还准备出版一本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俄国哲学史的发展的专著，以便进一步加深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马克思列宁阶段哲学的研究工作。
苏联对西方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历来十分重视。从古代希腊到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的哲学著作，不论是唯心主义的或唯物主义的，大都已有了俄文译本，特别是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著作，不仅全部译出，而且对较著名一些的哲学家及其著作，有了专门的研究并出版了专书。关于德国古典哲学，也几乎全部有了译本，并有人在进行专门的研究，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
对东方哲学史的研究近来也开始加强。目前正在整理、翻译东方各国的哲学史资料，同时进行一些理论研究。东方各国中，除埃及、伊朗、印度以外，他们特别注意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现在正积极整理中国哲学史资料。在我国哲学家的合作下，他们将在1958年完成中国哲学著作选集（共六卷）的出版，现已将先秦、两汉部分译成了俄文。（艾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