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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锻炼
——访五位知识分子人民代表
谢刚 徐鞠如 张习之
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里，七百多位代表正在对右派分子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反击战。
十多天战斗，我们看到多数的知识分子代表投身到斗争中，开始掌握到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场斗争中逐步地警觉过来，成长起来了。
战斗空隙中，我们访问了几位代表。他们是七十多岁的文物专家徐森玉、华东师大的女教授程俊英、著名的戏剧家俞振飞、徐玉兰、漫画家张乐平，他们虽然各有各的感受，但都异口同声地提到一个共同的名词：立场。
立场，这个平凡而又严肃的词儿，过去经常听到人口头谈起，但，从来没有像最近谈得这样多，这样深刻。人们越来越觉得：立场，意味着比生命更为严重的内容。
徐森玉宝刀不老
七十七岁高龄的徐森玉老先生每天扶着拐杖，出现在会场。他引用“论语”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来表达自己最近的激动心情。他老了么？且看在和右派分子面对面的斗争中，他经常拍案而起，愤怒陈词，句句打中右派要害。谁说此老“宝刀”已老！韩鸣在造谣，“今天的科学是找几个名牌科学家来骗人。”徐老就挺身而起，用一个例子，雄辩地驳斥了这个右派分子的污蔑。徐老说，他早年有个名叫陈次青的同学，在英国学炼钢的，解放前，落魄潦倒，不得不到一家布店担任账房。解放以后，国家立即重用他，现在是马鞍山钢铁厂的工程师。难道这不是党真正关怀科学家的证据吗？
徐老是文物专家。谈到文物，他的感想更多。有人说，文物工作可以不要党的领导。徐老说，不行。他为记者谈起六年前的一段往事：为了收买流失民间的“二希”帖（晋王羲之兄弟的作品），中央一位负责同志和他一道四处寻求。那段时期，他们接到好几次周总理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关心工作进展的情况，有什么困难等等。总理的指示非常具体。谈到这里，徐老说：一个不了解党重视文物工作的人，是很难想像以一位日理万几的总理，竟然对“二希”帖如此深切关怀。再谈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情况吧，八年来古物扩大到解放前的几十倍，摆出这些事实，就容易懂得党在这方面做了何等伟大的工作，党能不能领导文物工作的问题，也解决了。
徐老最后说：“通过反右派斗争，我更信任党了。虽然我已过古稀之年，但是，我还要继续思想改造。问题很明白，不改造，就不能站稳立场，就不能明辨是非，也就不能很好地为国家做好一份研究科学的工作。”
俞振飞警语说前车
俞振飞一谈起今春右派分子“发展”他参加组织那股疯劲，好气又好笑。陈仁炳、夏高阳死缠住他。一个说民盟好，一个说农工妙。这个打电话，那个派人来，“敬备菲酌，恭请光临。”农工的信来了，拆开一看：“入党申请书”！陈仁炳则亲口许愿：“你入盟后，怕开会就可以不开；不愿学习就不学；只要你参加了民盟，对戏剧界的作用就更大了。”一派花言巧语，俞振飞越听越反感。当时还仅仅觉得，“怎么，这些人还是一派旧政客作风？”现在，明白了，是右派！他们到处拉人，无非准备积蓄力量把中国搞成个“匈牙利事件第二”。
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俞振飞最是难忘。他看到，匈牙利资产阶级复辟仅仅几天功夫，就意味着多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多少左派人士和革命人民的人头落地。俞振飞说：“今天我们只要求右派低头认罪，还是给他们的宽大待遇。如果他们得势，别说共产党员，我们的头也难保。”他特别体会到反右派斗争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当然”，俞振飞说：“参加反右派斗争对知识分子说来，也就是最好的思想锻炼。记得三反、五反时，我还在香港，当时我想：要我这样一个人去斗一个朋友，恐怕无论如何也办不到。温情主义是知识分子通病，而况年已五十开外，讲究的是“忠恕”之道，随便甚么，点一下就算了，不愿过分，不愿追根。只有这一次，总算彻底明白了。敌我之间的斗争，关系生死，讲不得半点交情。要不坚定立场，彻底打垮右派，匈牙利事件，就是惨重的前车之鉴。
程俊英一条教训
程俊英教授不是患肝病么！
是的。她的肝病害了十几年了，那时是抗日战争艰苦的年月，他们两夫妇虽然都在大学任教，但每月收入不到一担米。贫病交迫，开始得上了肝病。这场病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多做一点事，就头痛失眠。但是，奇怪！在这次华东师大反右派斗争中，她一天到晚开会、讲话，写文章，肝病并没有难倒她。为甚么？她说，很简单，就是绝不能让旧日子回来。
程俊英教授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认清右派分子的嘴脸的。华东师大鸣放初期，她听到许杰等右派分子的谬论，曾经说了一句：“向党提意见要注意立场和动机。”话犹未了，立刻受到右派分子围攻，骂她“拍马屁”。那时，她虽然气愤，但是，却又转念一想：“算了，不要顶起来，招来系主任许杰的麻烦。”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她才投入了同右派分子的撕破情面的斗争。人代会上十几天的战斗，她听了工人代表的发言都是那样坚定、勇敢，使她非常感动。从这里，她体会到了知识分子的立场、感情和工人阶级是还有一段距离的。为什么工人就是那样的无保留地参加斗争，而自己在鸣放时就不能立即起来反驳右派谬论，反而“怕得罪人”，这还不是个人主义思想，和立场问题吗？
这十天的战斗，程俊英教授得到了一条宝贵教训，她说她在斗争中找到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这就是首先要有和工人同志一样的坚定的立场，勇于捍卫真理的精神。她并且表示：今后无论怎样忙，身体多么不好，马列主义不能不学习，实际斗争不能不参加。知识分子离开了马列主义和实际斗争，有了知识又有什么用？
徐玉兰的懊恼
徐玉兰说：“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我还在半空中荡，现在，我降落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了。”
徐玉兰坦率地说，从旧社会来的演员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鸣放初期，她也受过右派言论的迷惑。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她当初就辨别不清，尽管她不同意把党的领导人刻薄地形容成“大和尚”；可是她又觉得这种人敢于提意见，佩服他们的“勇敢精神”。那时，越剧界的右派分子也装出为演员鸣不平的姿态，叫嚣“现在的演员是埋没青春”这类话。徐玉兰没有冷静思考，单纯以为为演员说话总是好的，因此，在思想上起了共鸣。
反右派斗争开始，徐玉兰一度困惑。她怀疑：党的鸣放政策难道是出尔反尔吗？但是，右派罪恶愈揭愈多，徐玉兰的疑团才逐渐消散，尤其是越剧团的右派分子的揭露，真正使她从迷蒙的烟雾中走了出来。
演员的青春是埋没了吗？自己的青春是不是被埋没了呢？她开始冷静地考虑了一下：算一算，越剧院一年要演出多少戏，她还出国演出过，这在旧社会是可能的吗？徐玉兰开始清醒了。
到底谁埋没了演员的青春？徐玉兰马上想到筱丹桂之死。徐玉兰说：“那时候演员的青春是被流氓掌握着的。筱丹桂因为流氓张春帆的欺压而被迫自杀。当时，越剧界的姊妹同情她一律停演，要求处理张春帆，但是，反动政府那里把演员放在眼里，张春帆照样逍遥法外，而且还威胁我们：你们这种黄毛丫头当心点，你们的头还要不要！直到解放以后，共产党才为我们报了仇。”接着她说：“如果我们还要埋怨，说是共产党把演员的青春埋没了，那才是忘恩负义呢；我当时竟然糊涂到如此地步，真是懊恼。”
徐玉兰最近想通了。为什么工人、农民，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谬论那么敏感，当很多人还是摇摆不定的时候，他们已经举行座谈会，首先反对了。那是因为他们有明确的阶级立场，而她所以曾经一度动摇过，也正说明她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没有消除干净，她说：“这次对我的教育真不小。我懂得不仅只是关心业务，更要关心政治，因为这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命运。没有了社会主义，还谈得到业务吗？”
张乐平难忘的一件事
漫画家张乐平开门见山就谈起了鸣放初期他上过右派分子的当。那是在市委宣传会议上，沈志远一面叫嚣党管得太多太死了，一面点漫画家的名要把他的话形象化，画一幅漫画，当晚，张乐平就和民盟漫画家张文元合作了一幅“辛辛苦苦的‘当家人’”，第二天，和沈志远的发言一起刊在解放日报上。
张乐平的画本来常常受到读者欢迎的，这幅错误的画登出后，读者来信指责了，可就在这时，沈志远表扬他了，民盟也派人来拉他入盟了，现在，张乐平才格外体验到他这幅错误的漫画，究竟被谁欢喜？为谁痛恨？
由此，张乐平也体会到知识分子彻底转变立场是不简单的。他说：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沾染了旧社会的污泥，解放前，我不懂得什么是立场，我画“三毛”，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受苦出身，我同情受苦难的孩子的遭遇，我画他们只觉得我心地公平，讲良心。解放以后，学习也不够，虽也经历了一系列运动，但是并没有严肃地投身到运动中去。只有这一次，我才体会到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斗争，是知识分子锻炼立场的一场考验。（原载新闻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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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攻击党的领导 充当右派急先锋
沈同衡在漫画界煽风点火
本报讯 人民日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的漫画界座谈会最近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沈同衡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拆穿了这个自称“1938年就跟着共产党走”的漫画家，原来是个看风使舵、一贯投机的市侩，而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就积极在报刊上点火放毒，充当了漫画界煽风点火的急先锋。
右派分子沈同衡原是人民日报文学艺术和副刊部的美术编辑，在今年3月，脱离工作岗位成为职业画家。4月起，他趁着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机，连续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施放毒箭。在4、5两个月内，就在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文汇报、文艺报、北京日报、漫画杂志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漫画。他在这些文章和漫画中，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干部政策、人事制度等作了一系列的攻击和挑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作了恶意的嘲讽和诬蔑。
攻击党对漫画的领导 在报刊上煽风点火
沈同衡在“漫画界的矛盾何在”（刊于“文汇报”）一文内，把各级党委宣传部、政府文化、出版部门一直到人民日报、地方党报一口骂倒。他声称“报社编辑部同漫画家之间的矛盾，是漫画界几年来的主要矛盾。”他反对漫画家根据编辑部的各个时期的宣传意图来创作。他断定报社“对漫画艺术的粗暴态度，是造成近年来漫画不‘漫’的危机之重要原因。”沈同衡诬蔑党委宣传部对报纸宣传出了偏差时，“往往爱以漫画为例，从漫画开刀。”“党委宣传部和报社编辑部，很少对漫画创作有什么鼓励和帮助，而批评和训斥却是家常便饭。”他还诬蔑“文化部对漫画和漫画家，是从来不理不睬的。”这篇文章的原文和缩本先后又以“为漫画试鸣”、“漫画的危机”为题在 “工人日报”、“大公报”发表。这些文章在漫画界起了点火的作用。
会上揭发，沈同衡的许多漫画，也是极尽歪曲现实之能事。如“一株花的遭遇”（刊“漫画”5月号），把新社会描写得使一朵花到处不能容身，最后还是难免一刀两段。“只认公文不认人”（刊“人民日报”）把负责人事工作的干部丑化成戴乌纱帽的官僚，把档案柜分成所谓“党团员类”、“积极分子类”、“落后分子类”，诬蔑党的人事工作。刊在“文艺报”的“一以当百”的漫画，诬蔑所谓“一花独放”是从“识字课本”上学来的“教条”。会上认为这些漫画，实际都是他趁着大鸣大放期间放出来的毒草。
沈同衡在“文艺报”上发表的“听笑话记”和“看画评画”都是诬蔑别人是“教条主义者”、“官腔”等等的。他在“听笑话记”里虚构了几个笑话，其中一个是当县官的要他父亲出题作诗，作了两首，一首是含沙射影地攻击“百花齐放”政策的。“诗曰：‘据报庭前一树茶，胆敢违限不开花，信牌即仰东风去，火速明朝便发芽！’”他借老翁之口说：“衙门气实在太重”。
沈同衡在“讽刺，不能消亡！”（刊“北京日报”）一文中号召漫画家“不要被吓住”。他说，“想让我们放下武器，改行？对不起，我们不！”他又在“别怕挨打”一文（“文艺报”未发表稿）中诬蔑批评是“像‘假洋鬼子’那样，手执‘哭丧棒’，神气活现地在村子里踱来踱去，巡视着什么似的。”他煽动地说：“对于‘哭丧棒’之类的无名棍，却不能一味顺受，全无招架之力。是非分明，理直气壮，棍子纵粗，何足惧哉！”
为了建立向党进攻的阵地，沈同衡并纠合北京日报编辑、右派分子刘波泳（杨凡）等人，积极准备出版同人刊物“万象”，专登讽刺作品。沈并扬言：“别人不敢登的我们登。”“人家不敢登的，自己有个刊物就方便了。”
满身铜臭 唯利是图
会上揭露，沈同衡是满身铜臭、唯利是图的人。漫画家蓝建安说：“沈同衡曾经教给别人一个多拿稿费的办法。写了文章先在报上发表，拿了稿费，再去印小册子，又可以再拿一次。沈同衡的文章，同样内容，可以反复写好几篇，有时故意不把问题讲完，以便另写一篇。”漫画家叶浅予说：“大家批评沈同衡满身铜臭，我有同感。沈同衡对于钱，一向是斤斤较量的。”沈同衡在“大公报”（5月23日）发表的“漫画的危机”，同工人日报、文汇报发表的同文不同题的“为漫画试鸣”、“漫画界的矛盾何在？”的内容是一样的。一稿两投、三投在沈同衡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还耍两面派手法
会上还揭露沈同衡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还在耍两面派手法。他用司徒仑的化名在8月8日出版的“漫画”上发表题为“谈谈漫画家的立场问题”一文。他在文章中非但丝毫没有检查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反而企图把漫画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说成是“要求他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同右派思想进行斗争的时候，却就不那么勇猛”的人，说他们只是“几乎跟右派分子的言论如出一辙，气味非常相投”。他甚至说这些右派分子“并无恶意”，说他们的动机“估计可能是正确的”，他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擦粉，并且把错误的漫画说成是“报刊编辑部出题目出主意叫我们画的”，“这种情况倒是真实的。”但是，狐狸尾巴终归要露出来的。他在反右派斗争开展后，就说：“这次我完了”。
自称跟着党二十年原来是老国民党员
会上也揭露了自称“1938年就跟着党走”的沈同衡，在1939年就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又转到伪中央军校第六军校当少校课员。从那时起，沈同衡就看风转舵，在革命高潮时倾向“进步”，在革命低潮时就靠拢国民党。1946年，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时，沈同衡还在重庆新民报发表了题为“更上一层楼”的赞扬蒋介石“实施民主”的漫画。“三反”运动时，在上海曾因擅用职权、假公济私受到行政处分，但沈并未从这里面得到教训，从而切实改造自己，反而时刻妄图翻案。甚至诬蔑上海的党组织是“宗派”，是“个人打击”。沈同衡在人民日报没有达到他的个人欲望，就污蔑报社党组织“最大的问题是宗派主义”。他甚至无耻地说：“我后悔解放时不该当干部”！
这个漫画界的右派分子，煽风点火、施放毒气的沈同衡，在反击右派的浩大声势下，还在耍弄他的两面派手法，人民日报全体工作人员和漫画界同志，正在乘胜追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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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斗争的风浪里
站稳阶级立场 积极反击右派
湖北省直机关十二名积极分子受表扬
湖北省直属机关十二名反右派斗争积极分子，在4日举行的省直属机关共青团员反右派斗争活动分子大会上，受到共青团湖北省委的表扬。
这十二名受表扬的积极分子是谭正隆、罗奎生、杨秀峰、李蕴宽、葛隆文、向何、刘中武、郑承家、巫英俊、罗志立、熊木生和章彧俊。他们都是优秀的共青团员或团的干部，在帮助共产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同右派分子勇敢地进行斗争，捍卫着共产党的利益。
湖北省商业学校大鸣大放开始后，右派分子到处张贴反对共产党、反对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同时利用一部分学生认为“商业工作无前途”的落后思想，煽动学生起来罢课，起来闹事。这个学校的学生、共青团总支委员谭正隆感到这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态度，便针对商业工作的前途问题，积极地向学生们解释，反对无故罢课闹事。他遭到各种冷言冷语的讽刺和谩骂。当右派分子操纵学生开秘密会议，讨论通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和进行罢课时，右派分子逼着要他不向组织汇报他们的秘密，并且硬要他赞成他们的纲领。谭正隆当场反驳说：“我非要向领导上汇报不可，这是我的责任，是真理为什么见不得人？”他严正地拒绝了他们的反动纲领。最后他被赶出了会场，但是他仍然坚决地说：“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头可断，血可流，社会主义我要守。”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谭正隆又和别的共青团干部一起对学生们做了许多艰苦的思想发动工作，并和广大团员、青年一起，大胆地揭露了右派分子的罪行。
湖北省地质局技术员、共青团员罗志立在第一次工程师鸣放座谈会上，便觉察到工程师陆寿康（右派分子）的发言不是善意的对共产党提意见。反右派斗争一开始，罗志立就第一个写大字报揭露陆寿康的反共言行。当时这个机关的反右派斗争还未很好开展，罗志立立刻受到陆寿康和被陆拉拢的一部分人的围攻，但罗志立没有动摇妥协，在团支部支持下，和右派分子坚持斗争。在他的带动下，原来一些认识模糊的群众，也积极起来向右派分子反击。
共青团员罗奎生是省城市服务厅的工作人员，1955年在“肃反”时，曾被审查过。大鸣大放中，右派分子们多次煽动他向共产党进攻，可是罗奎生始终站稳立场，他说：“有关部门审查我是有根据的，为了查清我的问题，有关部门严肃地进行了调查、对证。当查清了我的问题后，我的工作一点没受到影响，有关领导还对我进行了慰问，这正说明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罗奎生积极揭露了右派分子拉拢他的各种卑鄙手段。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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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伯钧在浙江的爪牙——李士豪
屠正峰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浙江省主委、浙江省林业厅长、右派分子李士豪，近日来，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批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诡计已经彻底破产了。
右派分子李士豪，是章伯钧在浙江的爪牙。章伯钧过去说：“中共可以领导革命，我们农工也可以领导革命。”李士豪也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民主党派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大放大鸣期间，章伯钧在北京提出“政治设计院”，李士豪就在杭州叫嚣：“要重新考虑民主党派的作用、地位和与党的关系问题。”章伯钧说国务院拿出的文件都是“成品”，李士豪也说：“省人委拿出来的文件质量很高，无法讨论”。章罗联盟提出：“平反委员会”、“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李士豪马上号召人们起来“告共产党的状”，“诉共产党的苦”。章伯钧“要办三个刊物”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李士豪随即响应说：“我们在浙江也要办一个像样的刊物”。章伯钧在北京计划发展一、二百万党员，李士豪立即在浙江积极实行“遍地开花、各界铺开”的大发展的方针，对劳改犯、反革命分子、背叛共产党的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并用“骗、请、抢、挖、拉”的手段来加速扩充“兵马”。从去年年底起，李士豪逢人便说：“章伯老的情绪大有改变”。李士豪自己也觉得“年老的成员，不再有黄昏的感觉了”，还说：“伯老有我们这些亲信干部，可以好好地干一场了”。
在党提出整风的方针以后，李士豪就坐着汽车，往来于杭州、金华道上，到处点火，李士豪还发动农工党党员，到医药卫生、文教、工程技术等基层中去点火，并且再三叮咛：“要谈根本问题”，谈“党群关系”，谈“三反”、“肃反”运动中的问题。李士豪在林业厅亲自邀请“三反”、“肃反”对象和对党不满的分子举行座谈会。从5月20日到6月13日短短的二十五天时间内，李士豪就召开了近三十次这样的座谈会，从各方面来发动他的所谓“群众”来向党进攻。
在日常工作中，李士豪是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的。李士豪常对人说：“党员不能领导业务”，“党组的意见可听可不听。”李士豪甚至利用职权来篡改党的政策。去年春天，李士豪利用其他几个副厅长下乡推行绿化工作的机会，一个人单独召开全省国营林场工作会议，不顾林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反对，擅自将浙江几年来根据中央以大力营造用材林为主的林场生产方针，篡改为要开展多种经营，三、五年内达到自给的方针，强制会议贯彻。一年来，这个错误的方针已经打乱了国家林木生产计划，使浙江国营林场不务正业，苗圃不能为造林服务，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全省十二个国营林场，有八个林场工人无心培育苗木，却上山去挖竹笋，烧木炭，苗圃里的苗木枯死了就改种西瓜、花生。有的林场感到和农场的生产方针一样，因此积极要求与附近的农场合并。
李士豪自己常自夸：“我李士豪一生所作的事，是没有一件不可告人的”。可是他哪些东西可以告人呢？这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李士豪从1926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投靠了汪精卫，1931年他又加入第三党，进行政治投机。抗日战争开始，他又投靠到军统特务头子宣铁吾的门下。等到抗战胜利，宣铁吾到上海当上海警备司令，李士豪就以治病为名，住进了宣铁吾的警察公寓里，一切费用由宣供给。1948年农工民主党组织被破坏，一些党员被捕，而唯独李士豪却在宣铁吾的保护下，还得到CC系统的农民银行二亿元巨款大做其生意。解放以后一直到现在，他还念念不忘宣铁吾，还不时得到宣铁吾从香港汇来的钱和衣物。
李士豪的反动罪行已经“铁案如山”，他想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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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辩论会
这是什么样的“苦衷”
文汇报驻京记者、右派分子姚芳藻在他所写的恶意地攻击党的“北京书简”里，提出所谓“为什么党员知识分子对党的‘百齐花放、百家争鸣’政策反而不如党外人士积极？”的问题来后，中共安庆地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右派分子张焕然挺身而出，以所谓“切身体会”大声疾呼：“党员同志也有苦衷！”（见5月23日文汇报），与姚芳藻一唱一和。他写道：“有这样一种舆论，就是党员讲话要慎重，要注意政治影响，不能乱讲，否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这种舆论来自领导同志，也来自四面八方……” “不知来自何处的不成文的无形的规定，于是党员对党外同志只好冷若冰霜”。披着反教条主义外衣的张焕然，竟然把党内描写得漆黑一团。
安徽日报发表唐象贤的文章，驳斥这种谬论。文章说，党员真的有“苦衷”吗？党内真的没有民主吗？党员真是对人冷若冰霜吗？且谈“苦衷”一文所举的“事实”吧！
例子之一，是1955年秋季开展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时，宣传部秘书于天明同志向文汇报投稿而被“打击”的事。经宣传部的同志揭发，这是张焕然彻头彻尾的歪曲于天明同志自由主义严重，写稿子常常有夸张的毛病，曾在一次反对不良倾向的党小组会上受到批判。当时有人怀疑他向文汇报写的稿子内容是否也有问题，但并没有指责他不该向党外报纸投稿，而张焕然竟信口雌黄，歪曲事实，其恶毒可见。
例子之二，是贵池县政校理论教员任春富讲课受到“干涉”的问题。经过揭发与核对，原来是这样：今年4月中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省以上机关虽已分级传达，但县里根本还没有传达，报纸上也未公开，也还没有布置学习。而贵池县政校任春富事先没有请示县委，就擅自召集县直机关五百余人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显然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县委予以及时制止是完全必要的。可是在张焕然看来，这是限制了党员的“言论自由”，是“苦衷”。
张焕然文章中的例子，因为完全都是捏造或捕风捉影，所以经过对证都不攻自破。而在辨明是非当中，张焕然反党的丑恶面目则暴露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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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辩论会
驳“重工业亏本论”
右派分子王恒守无中生有地提出了“重工业亏本论”的谰言。他到处散布说：“重工业多搞多亏本，一百五十六项工程少办几个就好了。”
在上海市政协座谈会高教和科技界小组会上，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王惟中列举了很多事实和统计数字，驳斥了“重工业亏本论”：“在1956年国家预算收入项目中，企业上缴利润有一百五十四亿，占总收入64％。其中工业部门上缴利润五十五亿，占企业上缴利润的40％。请问，这是亏本吗？”
上海锅炉厂总工程师李彼得说出了该厂的事实，证实王恒守的看法是荒谬的。他说：“上海锅炉厂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拿1956年和1952年比较，生产总值增加到六倍多；可比产品的成本，降低到49％；利润则增加了好多倍。本市的机床厂、柴油机厂等重工业工厂都是年年超额完成任务的。”
王恒守不敢正面答辩，仍狡辩说：“关于重工业亏本的问题，是今年在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一个常委会上说的。那时因为复旦大学科学研究经费第一季度减少为四千五百元。这怎够呢？我很焦急。我想这是国家财政有赤字，是重工业搞多搞亏本的。我想拿这事实要求卢于道向人民委员会反映。”
但是，王鸣岐教授起来问他：“你说第一季度经费是四千五百元，事实上，三个月以前，复旦的科学研究经费已达到十六万多元，这不又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诬蔑？”
华东师大老教授薛德焴接着发言说：“王恒守把工业建设描绘成一塌糊涂，没有成绩。可是连联合国在今年6月发表的公报，也不得不承认去年我国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第一位的。王恒守挂着科学家的招牌，随便乱说没有根据的话，目的何在呢？”
王惟中和李彼得进一步分析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没有重工业，就没有巩固的国防，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和农业就不可能发展，我们国家的独立就没有保障。王恒守的这一套谰言其实完全是为了反对重工业建设，也就是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总路线，这就是“重工业亏本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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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画
什么画
一株花的遭遇
沈同衡
对不起，本园园地有限……
你真美，我给你介绍到邻园去……
这家伙来路不明，恐怕……
请问贵姓大名，有请帖没有？……
防止毒草，请勿擅入
妖花哪里走？吃我一刀！（1957年第10期（5月号）漫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