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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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垮梦想分封天下的右派联盟
广西人代会十六天大辩论驳倒胡明树林焕平万仲文
新华社南宁5日电 在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人民代表们打垮了一个梦想在广西省“分封天下”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多角联盟。这个多角联盟的部分头目已开始向人民交械投降。
这个多角联盟的统帅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广西省副主任委员胡明树,主将是民盟成员林焕平、民革成员李文钊和万仲文。他们各成集团又互有联系,每个集团都有一班先锋军师,网罗了省内文教界、新闻界和出版界所有的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的右派分子。
在连续十六天的揭露和大论战中,这些右派分子承认了他们“分封天下”的草图,是在今年5月中共广西省委宣传会议上疯狂地向共产党进攻的时候设计出来的。按照他们的计划,胡明树被推举为广西省文联主席(原为副主席),林焕平自荐为省文化局局长、文联副主席和广西师范学院副院长(原为中文系主任),李文钊被分配为文化局副局长和文联副主席。据万仲文交代,右派分子在局部夺取文艺界的领导后,进而图谋全盘,连还没有成立的广西僮族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也作过安排。整风一开始,林焕平便认为“共产党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搞不下去了,不得不求助于民主党派的支持”。于是,他们密谋趁着中共广西省委宣传会议上大鸣大放的机会向共产党大举进攻。
在宣传会议上,胡明树、林焕平等恶毒地提出“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的反动口号,向共产党挑战骂战。右派分子骂中共广西省委只能领导农业生产,没有能力领导文教战线。并由胡明树统率大部兵马,杀气腾腾地斥责中共广西省委前任第一书记陈漫远在宣传会议上的开幕词 “只讲成绩,不谈缺点,”污蔑中共广西省委掩盖内部矛盾,阻挠大鸣大放,并企图强迫陈漫远重新致词,表明态度。向广西日报和文化局进攻的林焕平和李文钊,扬言要揭开这两个压制文艺界鸣放的“大盖子”。万仲文趁着这个乌烟瘴气的机会,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来“同化”共产党,提出民主党派要和共产党“平起平坐”。万仲文还为广西省民革领导人草拟了一份所谓“新的民主的人事制度”,企图带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来通过,目的是逐步瓦解人民政权,最后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经过揭露和论战,这些右派分子承认他们的活动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并且互相有密切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却又把这些活动说成是偶然的和自发的。林焕平就说他谋取文化局局长这一职务,只是因为看中文化局有辆漂亮的小吉普车。代表们以确凿的事实驳倒了他的谎言后,他不得不承认他有政治野心。万仲文在会上口口声声说他是受了“中间路线”残余思想的影响,痛骂自己不该为别人所利用。代表们翻开了他三十年来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历史,问他在解放前长期投靠汉奸汪精卫,多次给李宗仁、白崇禧献策反共是否也是“中间路线”思想?又问他想当高教局局长是否是被别人利用了?万仲文被驳得脸上时红时白,哑口无言。胡明树企图把他的反共思想根源,完全说成是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有错误的理解。代表们指出,胡明树把这个方针看成是共产党“力弱可欺”或者是“自动把天下分了一些出来”,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错误的理解,而是他的阶级本性。胡明树最后不得不低头向人民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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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挑拨僮汉两族的团结
广西各族人民代表痛斥黄绍竑黄现璠
据新华社南宁5日电 右派分子黄绍竑的大汉族主义论调和僮族右派分子黄现璠的地方民族主义言行,在4日闭幕的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受到了各族人民代表的痛斥。
黄绍竑没有参加这一次会议,但是他一直反对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他一贯认为“广西没有少数民族”,不承认僮族的存在。在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酝酿过程中,他自称是“代表”汉族说话,张口要考虑汉族的政治权利,闭嘴说要照顾汉族的优越感。当全省各族人民都同意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时候,他最后还要坚持在自治区的名称上加一个“省”字,来照顾汉族的“民族感情”。他主张不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用资产阶级的投票方式来测验汉族对成立自治区的意见。否则,他认为汉族群众会起来游行示威、请愿反对政府。容县、桂林地区的汉族代表在会上驳斥了黄绍竑的谰言。代表们指出,黄绍竑所代表的“汉族群众”,只能是已经死亡的官僚地主阶级,而不是劳动的汉族人民。与会的代表们指出,根据历史记载,僮族在广西先于汉族。他们世代生存在同一地区,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艺术,民族特征显著。为什么黄绍竑不愿看清这些事实呢?原来他认为:“你们这样做(指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李宗仁、白崇禧是否同意?”这就是他的真心实话。僮族代表农康等人警告黄绍竑:“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家作主的是各族人民,而不是蒋介石和李、白集团统治下的中华民国。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僮族右派分子黄现璠,曾多次利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身份,在桂西农村视察时散播了很多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来挑拨僮、汉民族间的团结。黄现璠在大新、田阳、田东等县昧着良心对当地僮族群众说:“全国都解放了,只有僮族还未解放。六百万僮族的生命,掌握在几个汉族干部手里。”他还歪曲历史事实,说少数民族落后是汉族所造成的。他在田阳等县煽动僮族学生说:“你们念书不仅是要提高文化,还要为了政治翻身。”在宣传讨论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期间,他在僮族群众中大肆煽动说:“他们(指汉族)不和我们合,我们就自己干。”在另一些场合,黄现璠竟明目张胆歪曲共产党的机关民族化政策,说“自治区建成后,就不要汉族干部”。并挑拨是非,打击少数民族老干部和共产党员干部。黄现璠除了疯狂破坏僮汉族的团结合作外,在视察中还恶意攻击了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张声震、覃辉等十多名僮族代表驳斥黄现璠说:桂西僮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干部占干部总数55%以上,全州的一百六十九个正副县(市)长中,民族干部占一百四十五人。广西省省长和桂西僮族自治州州长都是僮族。不知道黄现璠所说的“政治翻身”指的是什么?另一位僮族代表梁焕文指出:解放后僮族人民在汉族帮助下,桂西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56年,全州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前增加了三十倍。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超过30%。由于僮文的创造和推广,僮族文化落后的旧面貌已经开始改观。黄现璠所指的“民族解放”不知是何居心?很多代表指出,黄现璠身为广西师范学院的历史教授,却把历史上统治少数民族的汉族统治阶级和汉族群众混为一谈,故意把阶级压迫说成是民族压迫,究竟要达到个什么目的?
经过各族代表十六天来的揭露、批判和论战,黄现璠最后承认他的话都是谎言,是反动的反共反人民的言行;其目的在于在少数民族中骗取威信,以求得更高的政治地位。
现在,黄现璠对他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已经表示痛悔,并愿意向各族人民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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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潘大逵右派集团土崩瓦解
这个章罗联盟在四川的据点一度烧起反共大火 经过广大群众揭发批判绝大部分成员低头认罪
据新华社成都5日电 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在四川省的“据点”潘大逵右派集团现在已经全线崩溃。最近十多天来,在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和民盟四川省委、成都市委的整风座谈会上,经过代表们、盟员们和广大群众的揭露和批判,这个右派集团的绝大部分成员都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表示低头认罪。
潘大逵右派集团是这一次四川各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主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这个右派集团的首脑是民盟中央委员、四川省主任委员潘大逵,民盟中央委员范朴斋、张志和;鲜英是他们驻北京的代表;集团核心骨干分子是民盟四川省委员会副秘书长赵一明、民盟省委兼成都市委秘书主任张松涛和重庆的李康、舒军;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有韩文畦、刘堃南、罗忠信、曾庶凡、张雪岩、胡克林、冯克熙。这个集团在民盟和机关内部的小集团分子有张声明、杨善辅、杨达纲、阳俊明、蒋文钦。这个集团在基层的代理人有罗西玲、杨志农、刘石夷、张默生、邢世同、黄大成、张泽厚、张永言等。
据揭露,在章罗联盟的直接布置下,潘大逵等向广大盟员及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煽动工作。潘大逵、赵一明、张松涛等曾约集各市县盟的右派分子张默生、刘石夷、罗西玲等个别密谈,暗中传达了章罗关于形势的估计和鸣放的目的、要求。潘大逵、赵一明等曾说:“共产党还是怕罢工罢课,出了事不敢用军队镇压。秀才还是可以造反的,知识分子闹起来,共产党就可以让步。”“将来民主党派地位要变,可以提出总理、副总理、部长、副部长人选。”潘大逵还指示这些右派分子回去要“放”“两院制”、“政治设计院”、“平反”、“党天下”、“以党代政”、“学校党委制”等等,并且大肆煽动说:“这一下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经过一系列思想鼓动和组织部署后,潘大逵集团的骨干分子就下到基层点起了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大火。这场 “火”从成都、重庆烧起,一直烧到雅安、南充、内江、自贡、泸州、宜宾、绵阳、遂宁、西昌等市、县;这场“火”烧到了高等学校、政府机关、中学、小学、文艺机构等部门以及社会知识分子中间。在潘大逵、赵一明等策动下,四川农学院右派分子、民盟支部主任委员杨志农等制造了所谓“迁院问题”,煽动农学院的学生闹事,监视共产党员副院长,扣押并审讯中共雅安地委的工作干部,打了前去了解情况的中共雅安市委书记和雅安市人民法院院长;同时还喊出了“反对最高机关——国务院”的反动口号,聚众包围雅安车站,企图闹到成都去。
揭露出来的材料说明,潘大逵集团进行组织活动的方式方法有公开的一套,也有秘密的一套。公开的是利用合法形式进行非法活动。例如,利用民盟的各种会议,传达章罗联盟的私货;利用工作上的各种接触,贯彻他们的反动主张;利用干部的升迁调动,争取一些人,排挤一些人。秘密的则是通过私下的接触,进行串联组织活动。他们经常利用访友、喝茶、饯行、看戏、游山等日常生活上的接触谈“私房话”。例如,在成都有所谓“文殊院茶会”、“武侯祠郊游”、“乌衣巷会议”;在重庆有所谓“南泉密谈”、“西郊公园会商”等等。他们甚至还搞起固定的“茶会”、“聚餐会”、“转转会”等,作为拉拢人、联络人的组织形式。他们还采取了一些“以文会友”的形式,例如谈教学,谈文艺,看字画,做旧诗等来联络一些气味相投的知识分子。他们利用这些活动,在其中传播反共思想,交换反共情报,筹划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他们对发展盟组织的要求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这些阴谋活动经过群众的揭露后,这个右派集团中的大多数人都被迫低头认罪,有些人还在继续交代。至此,章罗联盟的这个“据点”——潘大逵右派集团便告土崩瓦解,全线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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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从斗争中争取新生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 梅龚彬
当前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伟大斗争,对于各民主党派来说,实质上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死斗争。解放八年以来,各民主党派成员虽然经历了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但在认识上对两条道路问题,一般还没有达到最后的解决,因此,如何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彻底胜利,确为各民主党派当前的迫切任务。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就各民主党派现状看,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这说明各民主党派要在反右派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还需要作艰巨的努力。
我们民革的情况,基本相同,但由于历史根源的影响,更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斗争的艰巨性。民革成员,主要是原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还是属于反动统治集团里的人物,直到人民革命胜利后,才投向人民。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人能够认真改造自己,改变了原来的政治立场,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民革党内人数不多的左派。另一部分人虽然参加到民革来,却不愿接受甚至抗拒改造,不愿接受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人多数是过去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又擅长旧政客的两面派作风,惯会兴风作浪,这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又有一部分人人数较多,他们参加民革后,其中小部分人,经过逐步改造、实践,立场有所转变,从而接近左派;另有大多数人,表面上愿意接受改造,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并不认真努力,三心二意,这些人是民革党内的中间分子,他们在旧社会并非当权人物,但情绪上颇为留恋过去,因而易受右派分子利用,成为他们兴风作浪的政治资本。这就是民革党内政治分野的大概。从这中间我们不难看出,在民革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两条道路斗争,不是偶然的。
解放八年以来,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右派辄挟其对中间分子的影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接受党的领导等重大问题上面,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要把民革从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拉向后退。幸赖党的坚强领导,每当右派大肆叫嚣之际,总是指引、鼓励民革中央依靠左派团结和争取中间分子予右派以坚决反击。这样,才使民革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执行,基本未受到曲解与破坏,民革和党之间的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也保持正常。由于当时斗争只限于局部问题上的争论对右派未能作全面、系统深刻的批判,因而亦未能予右派以决定性的打击,最后解决民革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以彻底改变民革党内政治分野和组织面貌,正因于此,在这次从右派猖狂进攻到反右斗争的历史大转折的关头,民革问题的严重,便充分暴露出来了。
从现有的揭发出来的材料看,民革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疯狂活动,有言论,有组织而且是从各个方面配合进行的。
随处点火,散播反动言论,大肆攻击诋毁党的领导,尤其集矢于肃反问题和外交关系方面,他们扮着“青天”为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要求“平反”,公然说“苏联不如美国好”。竟为国家、人民的敌人说话。
运用“政客、流氓”手法从中央到地方到地方组织建立垂直指挥,全面张开的秘密集团网,例如陈铭枢集团。又组织从民革党内到学生群众中去实际策动搞“大民主”的秘密联盟,例如黄绍竑、谭惕吾、林希翎联盟,此外,各地大小右派反动集团还很多。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纵横配合,来向党进攻。
窃据领导,把持组织,阻挠反右派斗争的开展,这种严重情况,省、市、县以至基层均有发现,例如山东省民革领导机构,天津市民革的人民银行支部,北京市民十五支部不是斗争中陷于瘫痪,便是濒于解体。
上述情况是与民革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密切相关的,同时也说明这次反右派斗争,对民革确是一个严重的历史考验。
两个多月来的民革反右派斗争,虽然已经从中央,省市级组织和一部分基层组织中间,揭露出右派分子四百三十九人,但斗争开展还不普遍,北京较开展,其他省市一般落后于北京,有的落后很远;斗争一般还停留在省、市级以上,普遍到基层组织的很少。其次是开展得不平衡,如机关学校的基层组织动起来了,其他方面的基层组织未动;这个基层开始了,那个基层还未开步。再次有些地方组织虽已开始反右派斗争,但进行得不透不深,群众未发动,中间分子未争取,威势不壮,停滞不前。又次有些地方组织领导机构不健全,斗争意志不坚决,甚至庇护右派分子,因而领导软弱无力,影响斗争开展。从这几个较为关键性的问题,已足够说明我们在下一步需要作严重的努力。
为推动斗争全面开展,我认为今后第一、民革组织必须在斗争每一环节上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并在党的领导下,和机关、学校、企业和社会各界结成坚强的反右派战线。各方面密切配合,扩大斗争威势,予右派分子以决定性打击。第二、在加强斗争中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教育,使成员进一步明确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意义,提高战斗意志。第三、抓紧领导,把斗争贯彻到基层组织,并普及于一切基层组织中,真正做到“哪里有右派,就斗争到哪里”。第四、各级组织在斗争开展过程中,必须积极争取中间分子,投入斗争,壮大作战力量。第五、及时整顿组织,总结经验,以提高战斗力量。通过上述努力,就可以使民革反右派斗争普遍到一切基层,争取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从而进一步开展一般整风运动改造成员的政治立场,改变组织政治面貌,使民革从这次斗争中获得新生,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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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人代会揭开韩兆鹗的底
他是章罗联盟的骁将反共的老手
据新华社西安5日电 章伯钧—罗隆基联盟骁将韩兆鹗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在正在举行的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被代表们用确凿的事实进一步揭露出来。
韩兆鹗是陕西省副省长、民主同盟陕西省委主任委员,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筹备委员会负责人。代表们揭露,韩兆鹗1941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后,从重庆到上海、从上海到香港一直和章伯钧厮混在一起,章在香港搞“三分天下”、“军事委员会”等反动活动时,韩就积极参加献策。全国解放后韩和章、罗关系更为密切。今年6月章罗联盟开始败露,韩还公然提出要在北京搞一个为章伯钧御用的“检查组”,企图为章伯钧开脱罪责。由此可见韩兆鹗对他的“吾的主”(韩常在人面前这样称章伯钧)效忠到什么程度。
韩兆鹗为了忠实地执行了章伯钧恶性“大发展”的方针,竟公然提出要“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还说发展组织要“不怕思想落后,不怕历史不清”。据调查,仅卫生界十四个单位所发展的九十七个农工民主党的成员中,属于反动党团、政治历史不清、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亲属被判刑、管押因而对共产党不满的人等,就占成员总数的76%。当章罗联盟已被揭露,一些农工民主党的成员问他该怎么办时,韩说:“成立了(指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筹委会)好办事,好活动”,“章伯钧就是垮了,咱也要在陕西搞个独立王国!”现在,韩兆鹗在人民代表们的责问下,承认他大肆招兵买马的目的是想为章伯钧、罗隆基和他本人扩充势力,作为政治资本。
据人民代表们揭露,韩兆鹗还利用副省长和民盟省委主任委员的身份,在大鸣大放中借“巡视”工作的名义,先后赶到?厔、郿县、扶风、岐山等地煽风点火,还派他的亲信到汉中去点火。韩兆鹗在?厔全县的乡长、中共乡支部书记会议上大肆煽动地说:“对大鸣大放不要有顾虑,不要怕,特别不要怕老干部,你们看西安城隍庙的石狮子虽老,但没一点用场。”他在西北农学院对民盟支部负责人煽动说:“不要怕,尽管鸣放,我给你拍腔子(支持);你给学校盟员拍腔子。”在韩兆鹗的煽动下,西北农学院、郿县中学、郿县林校等大、中学的一些教师和学生果然疯狂地向共产党进攻。
代表们还揭露了韩兆鹗利用副省长职位一贯包庇、纵容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韩兆鹗在这几年当中,以他私人名义就给三十多个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和反革命分子介绍了工作。
人民代表们还举出许多确凿可靠的材料,剥开了韩兆鹗这个“进步人士”的外衣。1936年韩做伪长安县长时,当地农民王子信曾组织农民参加驻在附近的红军,这时韩兆鹗不但下令打散这批新组成的青年红军,还把王子信抛入监狱。韩兆鹗还会同伪咸阳、鄠县县长一起审讯中共地下党员张祜、吴四女。韩兆鹗为了取得“罪证”,曾指示别人捏造罪状,把他们关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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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人民代表驳斥谬论
王文光向人民请罪
据新华社太原5日电 在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代表们对右派分子王文光继续进行了说理斗争。
右派分子王文光是民盟山西省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章罗联盟设在太原的据点。据揭露,他早在1949年就跟随罗隆基,向民盟中的左派进行斗争。大鸣大放期间,他宣传民盟要和共产党“平起平坐”,不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还为反革命分子喊冤,要为反革命分子“平反”。王文光经常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打击盟内以邓初民为首的左派,诽谤盟内的共产党员,组成自己的反共势力。鸣放以后,他的这支队伍四处响应他对共产党的进攻,成为山西省向共产党进攻的一支最大的右派势力。在王文光领导下的全省三十三个民盟支部中,就有二十三个支部有右派分子。王文光在四个高等学校亲自安插了“四大金刚”;长治、安邑、平遥、临汾、汾阳、祁县等地的民盟支部主任委员都是王文光的“专员”。他还在幕后策划阴谋组织“同人报”、“同人出版社”,企图搞垮山西日报、“火花”杂志社等罪行。
会上,许多知识界的代表对王文光的“几年来知识分子的气节被打垮了”,“知识分子应为知识而奋斗”,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应该 “三顾茅庐”等等谬论进行了批判。代表们指出,王文光这几年来一直是以这些谬论拉拢知识分子参加他的组织进行阴谋活动的。邹光代表用自己的经历反驳说:我在旧社会里连一个小学教员都当不上。生活没有着落,解放以后,我当了人民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现在又荣任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这难道说党是把我的气节打垮了吗?代表们说,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旧中国受过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正是经过几年来的思想改造,才树立了为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的气节。
王文光在代表们的追击下,不得不表示向人民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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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反右派斗争获胜
反动集团崩溃庞熏琴认罪
本报讯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反右派斗争正继续深入,庞熏琴反共小集团已经土崩瓦解。
揭露的大量材料说明,庞熏琴自去年11月即拉拢党内右派分子刘守强、何燕明及民盟盟员右派分子郑可、祝大年、柴扉等进行阴谋反共活动。在今年整风期间,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疯狂的向党进攻,企图把党员正副院长及党、团、人事等负责干部“扫地出门”,在学院内造成小“匈牙利事件”。
早在1949年庞熏琴即和美术界反党头目江丰勾搭起来,江丰蓄意把他提拔到工艺美术的领导岗位上。他们的关系正如庞熏琴交代中所说:“在我这方面,我要取得这个学校(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实际领导权,我利用了他,他支持了我;在他那方面,他要成为全国的美术界的领导者,他利用我,我拥护他。”
当庞的那篇反党的毒草“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发表之后,傅雷马上写信向庞赞扬说: “好,朋友,好得很……从报上的文章看,其他没有写出的事还有一大堆,可以写成一部书……你我活到如今又几曾看到全国各地揭出这么多不合理的事呢?……我看见暴露的愈多,愈高兴、愈安慰”。中央手工业管理局的农工民主党员右派分子宋之英在看到庞的那篇毒草后,也写信给庞“致贺”。
庞熏琴反党活动的目标是要夺取全国工艺美术的领导权。积极帮着庞熏琴开展这项工作的就是小集团的“军师”、党内右派分子何燕明。
何燕明原是在南京搞云锦研究工作的。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四个人,彼此称兄道弟,何燕明就是他们的头目。何调来北京后,即为庞熏琴所重用。何燕明以党员身份亲自指挥着南京那些人的“斗争”,在频繁的书信中指示他们“一定要坚持由文化部领导”,并指示他们“斗争”的“策略”。整风开始以后,何燕明认为“不能不说这时机、气候于事业的斗争增添了不少便利”,鼓励他们放手点火。
庞熏琴还亲自写信向各地点火。
庞熏琴的反共活动,经过两个月的斗争后,在全院同志摆事实、讲道理揭发了大量铁证如山的材料之后,已无法狡赖,终于不得不低头伏罪,承认已犯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并表示今后要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但反共小集团的骨干分子郑可和祝大年,态度还不老实,交代问题避重就轻,群众极为愤怒,并决心和他们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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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开所谓各种“专家”的皮来看
陈梦家原来是个反共专家
本报讯 最近,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继续批判右派分子陈梦家的反动言论。
陈梦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他首先反对党的领导,明目张胆地要科学院的党下台,并捏造说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大部分是党员,“不是大家选举的”,他不承认。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党员只占约三分之一,而且经过长期商榷研究后,才确定下来,由国务院任命的。他在谈到党群关系时居心叵测地说:“有人说拆墙应该留线,我觉得线也不必留”。
右派分子陈梦家,极端反对作为我们国家政治生活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他不但一贯拒绝学习,而且诋毁有关学习的一切制度和措施,把它说成是“官僚主义的布置、行政命令的办法和教条主义的内容”。
陈梦家还说:党对老金石学家不如对三个月考古训练班毕业的人那么重视。企图制造金石学家对党的不满情绪。
陈梦家向来是以各种“专家”自居的,其实他不过是拾人牙慧攘为己有招摇撞骗的走坊郎中而已。他自己吹嘘为“并不违反马列主义的精神”的七十万字的书——“殷虚卜辞综述”,整章整节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来的。他大量的抄袭了郭沫若、唐兰、胡厚宣、于省吾、张政烺、管燮初等人和已故学者丁山等人的著述,甚至别人尚未发表的创见。
陈梦家的反动言行是有他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的,远在二十五年前他就是“新月派”的一个反动的所谓“诗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悄悄地跑到美国,和一些文化流氓鬼混在一起,靠着替外国人鉴定已盗卖出国的祖国珍贵文物,换取来一些照片和拓本,这就是他自称“铜器专家”的“资本”。他仗着美国人的势力,欺压和歧视在美国博物馆工作的中国人,表现了一副十足的洋奴相。回国后,他又在清华大学借着购买教材标本的机会,肆无忌惮地贪污人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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