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铁道部反右派向纵深发展
原来隐蔽很深的右派分子不断被揭发出来
本报讯 铁道部机关六千多人的反右派斗争正在以浩荡的声势向纵深发展。铁道部党组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座谈会已经开过二十次，有一百三十余人在会上发了言，各单位收听有线广播的有六千余人；各局开的座谈会已有三千二百六十余人发言。原来抱中间态度的绝大部分已经向左转，原来隐蔽很深的右派分子也不断地被群众揭发出来。
群众斗志高昂 自动研究情况
现在，群众的斗志十分高昂，群众自动研究情况，整理材料，挖掘出来的右派分子正在一天天增加。新发掘出来的右派分子，大部分在大鸣大放的期间暴露得不很明显，有些人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贩卖修正主义的私货，对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等根本性的问题，做了各式各样的攻击，像基建局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罗离，就有比较系统的修正主义谬论。有些右派小集团，也是在群众积极追查中挖掘出来的。例如工厂设计事务所在斗争右派分子吴肇隆的时候，发现了以周志连为首的右派小集团。过去，只有铁道科学研究院等个别单位发现右派小集团，随着群众斗争的深入开展，工厂设计事务所、铁路文工团、统计局等单位都发现了右派小集团。人民铁道报社也揭发了以副总编辑范四夫为首的反党集团。
党组分工负责 具体指导督促
铁道部的反右派斗争一直是在党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这是这个部反右派斗争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而且使斗争步步深入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铁道部的党组全体同志都直接参加了整风与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党组成员均按分工负责的单位具体指导督促，党组每周至少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上级指示，听取汇报，研究情况，决定计划。并抽出时间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个别谈话，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为了处理群众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并研究右派分子的言论，这个部的整风领导小组还抽调一百零八个干部成立了整风办公室，和组成了三反、肃反、体制、人事工资、生活福利等几个专门小组，负责处理反右派斗争的日常事务和改进工作方面的问题。对于某些单位领导人员的右倾思想，党组也及时进行了批判与纠正。现在，各局的领导人员都亲自主持会议，帮助群众分析问题，有的还亲自指导大字报、黑板报的工作。
两个月的斗争 胜过几年政治课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广大群众的认识普遍提高，绝大多数中间分子已经向左转，特别是有些老年工程师在斗争中同右派分子划清了思想界限，对群众影响很大。如在铁道部工作人员对右派分子杜镇远（参事室参事，曾任国民党粤汉路局局长、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及伪国大代表）进行斗争时，技术局副局长茅以新工程师，经过几天的反复思考，打破了三十年老同事的情面，毅然参加斗争，理直气壮地驳斥了杜镇远的右派言行，并揭露他的一贯反动立场。茅以新在参加论战后，感觉到身心愉快，认识提高。基建局工程师郭浩然，材料局工程师马家驹、工程总局工程师张逸人等都积极地参加反右派斗争，他们在批驳右派的时候，首先对自己的某些错误言论作了检查。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设计总局总工程师林诗伯、工厂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郎钟騋以及北京铁道学院教授汪禧成等均在大会上对右派分子王北强、杜镇远等作了有力的批驳。广大青年工作人员也积极参加了斗争，基建局经济计划员陈继炎等作了有理有据的发言。在过去一个阶段里，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感到反右派斗争给他们的教育很大，他们认识到思想改造的重要，认识到忽视政治的危险。他们说：两个月的斗争，胜过几年的政治课。
现在，铁道部正在进行关于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等根本性问题的大辩论，以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谬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第3版()
专栏：
一次伟大的阶级教育
铁道部技术局副局长 茅以新
我感到这一次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的运动对于我是又一次伟大的阶级教育。在解放以后过了七、八年的今天，我满以为至少在阶级立场的问题上，是已经解决了，能分清敌我，分清是非了。可是在这次运动中，我在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上竟还缺少辨别事物的能力、甚至在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基本性问题上，右派分子来一个偷天换日的手法，我都几乎被其蒙混过去未能立时发现。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
右派分子趁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对许多问题进行颠倒是非的恶意宣传，以期达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他们把个别党员的错误竭力渲染扩大，竭力丑化，说成是所有党员的形象。他们在美其名为尖锐的批评的借口下，实际上是进行恶意的谩骂，把工作上必要的差别待遇制度恶毒地渲染成为“等级制度”。他们表面上装作是替农民说话，其实是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进行攻击。同时他们在说话时夹插许多马列主义的词句，或是毛主席的语句，以隐藏他们的右派言论的实质，用鱼目混珠或偷天换日的伎俩，来欺骗群众。这是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敏锐的政治嗅觉才能辨别的，而我却正缺乏这些东西，所以曾一度被其蒙蔽。
当人民日报开始发出反击右派号召时，我开始以为不必要。但右派分子一连串的阴谋诡计把我惊醒了，认识到右派分子的危害和反击右派的必要。不过又有一个问题我还未搞清，就是温情主义。当我读了人民日报克服温情主义、展开说理斗争的报道时，我想这是对的，我也表示赞同。但当反击曾和我熟识三十多年的右派分子杜镇远的时候，温情主义对我曾起过阻挠作用。本来我是认识杜镇远的丑恶面貌的，也了解到他的一些底的。但是我和他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有些不便来揭露他。我想最好我来供给资料由别人去揭发他。但是这种温情主义的想法是经不起严正考验的，经过内心的斗争，很快地了解到这种错误思想，必须坚决予以克服，我决定亲自揭露杜镇远的丑恶言行。等我亲身参加了反击右派斗争以后，我感到身心愉快，好像在一件巨大工程中，我也出了一分力。
我感到党在这次反击右派的斗争中采取透彻说理的方法是极其英明的。有人说当右派分子开始进攻时，党何以未即回击，是否过于放纵，也有人以为这是“诱敌深入”。我看党为了贯彻“鸣放”方针，这样做法是必要的。一方面，那些善意的批评者能畅所欲言，以利改进工作；另一方面，那些毒草，让它长出来，以便铲除，“放纵”有何不好呢？至于说“诱敌深入”，更是无中生有。党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并未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如果有人把自己看作是敌人，感到是被“诱”上了钩，那正好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那些右派分子自外于人民，以敌对身分猖狂进攻，他们是冲上来的，怎能说是“诱”呢？是敌人，就应该被围捕消灭，还有什么诱不诱。
开始反击右派以后，在大大小小的座谈会辩论会上（铁道部的大型座谈会已举行了四十多次，各单位小型座谈会次数更多），发言的人都能针对右派言论摆事实、讲道理，据理驳斥，这是最有力的方法。这样能使听到的人透彻了解到右派言论的危害性和恶毒性，不致被其蒙混。此外采取大字报、壁报等辩论方法，也是极为有效的。
在这个过程中，在报纸上曾把部分右派言论摘录刊登在“什么话”，“什么画”，“摆出来大家看”等栏。这也帮助大家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其中有些言论我初读后，并不能识别其危害性，经过反复思考，才了解其影射含义。这也是提高我们的认识和觉悟的好方法，使我们更有力的参加反右派斗争。
这种以充分说理的方法和右派分子论战，是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的重要一环。也是非常有力的一环。右派分子曾诬蔑共产党对于群众是实行“愚民政策”，“高压政策”。说共产党是采用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经过这次说理的斗争，所有那些右派胡言，就完全不打自垮了。
我感到边整边改是这次运动的又一特点。可以说真正做到了说了就做，当场见效。这鼓舞了所有提意见的人的积极性，也给了右派分子一个最有力的事实反击。整风是要扫除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边整边改就在整风进行中扫除它们，发现多少扫除多少，能除多少就除多少。即使是当前不能立即解决的，只要是应该解决的，也无不立即进行研究采取措施。我提的关于电子管价格问题，已得到电子管工厂直接给我的答复。言出立行是共产党真正做到的事实，这是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最后必然能除去的保证。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成的保证。
由于反右派斗争采取充分说理的方法，同时整风鸣放又采取了边整边改的积极作法，这就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认识与觉悟。使得所有参加斗争的人的社会主义立场更加坚定，使他们深切体会到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必须进行的斗争。在反右派斗争获得胜利以后，继续进行整风，那时必然更为有效。今后各方面工作，必将有更大的改进。我亲身的体会就是认识提高了以后，就能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更敢于说话，也更敢向一切不正确的言行作斗争了。
第3版()
专栏：
粉碎右派分子向体育界的进攻
顾革
整风运动期间，体育界的右派分子同其他方面的右派分子一样，发动了一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这些心怀叵测的家伙，从各个方面诋毁和反对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否定体育工作的成绩，反对向苏联学习。说什么“体育领导干部90％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出国比赛和举行运动会的领导都是党员包办”，要求“取消或缩小体育运动委员会机构，加强体育总会，使体育总会成为监督党和政府的群众组织”；说什么“开展体育运动的基因没有从人民健康出发”，“方针停在纸面上”，“体协、劳卫制都搞糟了”，“对武术一棍子打死”，“强迫推行广播操”；说什么“学习苏联难免不教条主义”等等。企图从根本上动摇和取消党在体育部门的领导权，把我国新生的体育事业拉向资本主义道路。
几年来党在对体育工作的政治、思想领导方面，在方针政策、工作规划和干部安排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有不少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从工作中学习和积累了一些业务知识和经验，他们在同党外专家的密切合作下，已经使我国体育运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故意夸大“内行”、“外行”实际上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借口。右派分子要求“削弱体委，加强体育总会”的用心是极毒辣的。体委同体育总会如何相互更好地配合工作，是今后工作中应当解决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说体育总会不需要体委的领导。我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是政府一个部门，它接受党和国家的委托，领导全国体育运动。过去几年，正是在体委具体领导下使我国体育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削弱体委的领导。体育总会是群众团体，必须接受体委领导，任何超然独立的想法和作法都是违反国家制度的。右派分子造谣说，“出国比赛和运动会的领导都是党员包办了”，这实际上是反对政治审查，反对政治领导。大家知道，对于出国人员的政治审查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过去如此，今后仍须如此。何况这几年来许多国际活动都有党内外人士共同参加，党外人士有时还多于党内同志。
体育界右派分子夸大缺点，否定成绩，把几年来的体育工作说成一无是处，并且歪曲事实攻击党的体育方针政策不是面向群众等。事实证明这是右派分子撒的漫天大谎。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确定的方针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并与实际相结合，使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积极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加强生产建设与国防建设而服务”。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确定的方针是：“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并逐步使之普及和经常化”。几年来体育工作继续贯彻这个方针，并使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开展起来，在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上，努力提高运动技术。1957年的方针是：“应当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在过去一年的工作基础上，加强领导，提高质量，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有什么事实可以说这些方针不是从人民健康出发，不是面向群众呢！
右派分子说，这些面对群众的体育工作方针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请看事实。到1956年底，全国有三万多厂矿建立了体育协会，近八万人达到了各级劳卫制标准。到1957年5月，出现了运动健将一百零三名，各级运动员四万零二百四十一名，国家裁判一百五十六名，各级裁判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七名。全国各大城市和许多厂矿、学校建立了各种体育院、校、科系，毕业生比解放前三十年的毕业生还多；另外还训练了三四十万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体育图书的发行数字相当于解放前三十三年总和的二十倍。这些成绩不仅为全国人民所公认，许多来我国参观访问的外宾也感惊奇。这是在纸面上能创造出来的吗！
右派分子一面诬蔑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没有开展，一面又说体育协会、劳卫制、广播操搞糟了，是以“命令主义推行教条主义”。这也是右派分子自相矛盾，不打自招的供状。几年来，正因为我们建立了体育协会，推行了劳卫制、广播操等巩固和提高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具体措施，才使我国体育事业的性质和面貌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新气象。这绝不是什么教条主义。过去这样做了，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右派分子说党否定民族遗产，对武术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政策，这是歪曲事实的恶毒的诬蔑。国家体委在1955年总结检查1954年体育工作时，发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开展武术为名，聚众结社，开堂收堂，发展会道门，隐藏反革命，干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因此，当时曾对这方面加以限制和取缔，不准他们胡作非为，也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对武术仍然作为运动项目继续推行。
右派分子反对向苏联学习，其目的在使我国体育运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我们绝不容许的。几年来，由于我们坚决向苏联学习，我们互派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进行访问、比赛，请苏联专家讲学，训练指导员和裁判员等，不仅巩固和发展了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而且在体育理论、教材教法、运动技术，和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等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无私的、耐心的教导和帮助。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向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学习的结果。
体育界右派分子的另一个猖狂活动，就是有些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积极发展组织，企图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以“九三学社”为例。右派分子楼邦彦领导的一个小组副组长，就是国家体委的一个副科长。此人平时工作不积极，趁党整风之机，在楼邦彦领导下，内外奔波，积极活动，一个多月时间内，在国家体委发展了四个社员。发展以后，马上点火，他们利用大字报气势汹汹地攻击党，真好像体委的党组织必须让位，“九三学社”要扶摇直上了。
当然，这些右派分子的好梦不长，他们向体育界进攻的阴谋，在群众的反击下已被粉碎了。
第3版()
专栏：
张曼反对党对体育事业的领导
国家体委工作人员揭露他的丑恶面目
本报讯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于8月27日至30日连续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揭发和批判了党内右派分子张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张曼是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学校干部科科长，地主家庭出身，1944年入党。入党后一贯不安心工作，为个人名利打算。当个人野心得不到实现时，他则对党不满，污蔑党的政策，攻击党的领导，最后终于堕落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据会上揭露：张曼一贯诬蔑和攻击党的政策。张曼诬蔑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说：“左一次斗争，右一次斗争，过问得太多了！”当一些右派分子对人事部门和学校党委制进行恶毒攻击的时候，张曼也唱出了同样的论调说：“人事部门可以考虑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学校党委制可以考虑改变”。
张曼反对党对体育事业的领导。他认为，党不能领导体育。对体委的工作成绩，张曼是一笔抹煞。他说：“体委的方针错了，只在上面，没搞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他还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地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体委不应该领导体育学院”。
张曼在体委工作已四年多了，当然知道成立体委的意义，但他却别有用心地造谣说：“成立体委，可以让这几个领导干部来打打球。”
在大鸣大放中，张曼认为向党进攻和满足个人卑鄙欲望的时机来到了。他写了一份六、七千字的意见书，向体委领导恶毒地进攻。
党内右派分子张曼的反动丑恶面目已被彻底揭露了，他的谬论受到大家严厉的批判。
第3版()
专栏：
牛奶、草纸及其他
本报记者 季音
最近召开的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上海人民与右派分子们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大论战。关于论战的经过和几个胜利的战役，本报已经分别作了报道。这里所写的，只是这次会议上的一些片段。
牛奶和草纸
“你们管得太多了，管得太死了！”这是几个月前右派分子们对党责难得最多的题目之一。上海的右派头目沈志远喊得最响亮，他在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说：“现在连牛奶、草纸问题也要管理，这样下去，肚子痛，晚上睡不着觉也要找政府了。”
沈志远是拿牛奶和草纸来借题发挥，攻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人们不妨就事论事，和右派先生们来评一评理。
牛奶和草纸国家该不该管？是管坏了还是管好了？郭建等八位代表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提供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材料。他们说：牛奶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前供少数人享受的营养食品，几年来牛奶订户不断增加，吃的人越来越多。上海每年新添婴儿二十五、六万人，平均每二分钟出生一个婴儿，牛奶、奶粉、奶糕等补充食品销量很大。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政府努力发展了牛奶生产，解放后乳牛由三千六百多头增加到一万一千多头，产奶量由每日四万多磅增长到十五万多磅，八年多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过去九十多年来的两倍以上。就饲料供应来说，单牛奶公司八千九百头乳牛，全年就需要饲料二百六十多万担，这些饲料的供应和郊区农业生产、粮食计划供应、副食品安排等都有密切关系，和江苏、浙江两省的生产和市场也有关系。总之牛奶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生活和市场供应，像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人民政府怎么能不管呢？正是由于人民政府管了，才使得上海的牛奶生产既基本上满足了人民急剧增长的需要，而且还三次合理地调整了价格，使牛奶价格比过去下降了约30％。
草纸问题同样如此。去年上海市场曾经发生过草纸供应不足的现象。后来调查，发现草纸供应量并未减少，而是上海市民习惯用的温州草纸这种品种供应不足。发现这一情况后，政府就大力组织货源，找代用品，保证供应；同时改进市场管理，合理分配货源，并加强宣传教育，劝导居民改变习惯，多用代用品。正是由于政府管了，草纸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牛奶、草纸如此，人民经济生活中的其它许多事情何尝不是如此？关心人民生活，这本是人民政府区别于反动政权的主要之点。正是由于国家的管理，才保证了物价的平稳，人民生活的安定，国家建设事业的正常发展。
数字和炮弹
数字与事实是反击右派谬论的最好武器。
这次上海人代会上的反右派斗争，采取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所以发言中统计数字特别多。过去人们在会议中常常容易忽视一大串干燥乏味的数目字，但是这次不知怎的，听了却特别亲切，听得津津有味，有些数目字的宣布，常使全场振奋，使右派分子沮丧，就像打了一场胜仗一般。
发言中的许多数目字确实是最有力的炮弹，例如：
上海1956年一年所增长的工业产值，相当于旧上海从1843年到1948年一百零五年中才达到的生产总值。
上海的重工业比1949年已经增长了十一倍。
上海的劳动就业人数比1949年增加了八十万人。
上海的医疗门诊机构比解放前增加五点五倍。……
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就可以发现，右派分子们的谬论有一个共同特色，这就是装腔作势，危言耸听，但内容含混，笼统，他们总是竭力避开数目字。现在，人们就用数目字和事实来对付他，就使他无法逃遁。
右派分子彭文应就是个例子。他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危言耸听地把上海城市卫生如何肮脏，描述得活龙活现，说什么：“……遇着大雨，许多马路被水淹了，这些粪池里的粪汁，便溢出在地面上，到处乱流一种金黄色的东西，这里面有霍乱，伤寒，痢疾种种可怕的细菌，又有血吸虫、蛔虫、钩虫种种可怕的寄生虫……”，听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但是他的通篇讲话中没有一个数目字，也无具体实例。
王聿先代表就拿出数字和事实来和他对质。事实是：上海在解放前确实是一个相当肮脏的城市，但解放后已根本改观了，空说无凭，有数字为证。这里，他例举了一大堆关于城市卫生工作方面的数字，诸如各种卫生器具的增加，垃圾、粪便清除量的增加等等。这里我只举一个数字，即：上海人民的死亡率，1951年时每千人中死亡19.1人，到1956年已下降到6.7人。请问彭文应，上海卫生状况比过去糟还是好？
两种知识分子
人们都知道，邹韬奋和王造时是著名的“七君子”中的两个，但是这两个人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的类型。韬奋是一个热爱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左派，而王造时则是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他们的根本分歧在很早以前就表现了出来。韬奋夫人沈粹缜在会上的一个发言中，谈到了七君子之狱前后韬奋与王造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
沈粹缜说：在苏州看守所里的时候，韬奋翻译和写作了他作为研读马列主义心得的“读书偶译”，介绍美国进步运动的“萍踪忆语”等书，其中心思想是拥护马列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立场非常鲜明。而王造时在看守所时期，也翻译出版了一本“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是拉斯基著的，也就是他所向往的反动的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在那时候已经仇视社会主义民主，希图以资产阶级欺骗工人阶级的理论来模糊工人阶级。
在抗日救国的问题上，他们更有原则上的尖锐分歧，沈说：韬奋在狱中时常常为一些不能苟同的意见同王造时和章乃器争论得面红耳赤。主要是：韬奋是主张发动群众，从唤醒群众出发，把群众组织起来，依靠群众来进行抗日救国。而王造时的动机仅仅在于获取政治资本，着重在依靠国民党。这在出狱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韬奋出狱后，立即从事编“抗战三日刊”，响应党的号召，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而王造时在出狱后立即投奔国民党，任伪南京大本营第二部（战略部）及国民党组训部委员，1938年在南昌任国民党政治讲习院教务主任，以后又担任了国民党的军风纪巡察委员等职，向国民党卖身投靠。到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批封闭生活书店，韬奋愤怒已极，辞去国民参政员职，出走香港，在港继续号召团结抗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阴谋，而王造时则在他主编的“前方日报”上发表题为“二届参政会感言”的社论，竟对共产党拒绝参加参政会的正义行动表示“遗憾”，说什么“军令必须一个，组织必须一个”，帮助国民党向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政府进攻。
而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伪装了“君子”多年的王造时，终于最后暴露了他右派分子的面目，遭到了人民的谴责和唾弃。
历史早就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道路只能有两条：一条是韬奋的路，即与劳动人民相结合、为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一条就是王造时的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社会主义，最后就必然被抛出在历史车厢之外。
一幅漫画的改作
漫画家张乐平在会上检讨了他过去一幅漫画的错误，并且立即重新改画了一幅，新作的题目是“满头大汗，寸步难行”。张乐平在参加上海市委宣传会议的时候，在右派分子沈志远的煽动下，曾经和张文元合画了一幅题为“辛辛苦苦的‘当家人’”的漫画，为沈志远的所谓“党管得太多太死”的右派谬论作了插图。张乐平说，他对这个错误非常痛悔，在这幅漫画发表之后，曾经有个小朋友写信责问他：“张乐平叔叔，我一向很喜欢看你的画，但是在十七日解放日报上你和张文元合作的画，我非常不喜欢，你难道已忘记了你自己画的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了？难怪你的新三毛到现在还不画出来。……”
在右派分子那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反映。沈志远看到漫画很得意，曾打电话给解放日报表示赞扬。第二天，民盟就有人去拉张乐平入盟。张乐平激愤地说：“你们想错了，我犯了错误，有党的教育，我会改，你们想钻空子，把我拉到你们的反党黑帮里去，是万万办不到的。”
他说，解放后他参加过历次运动，自己改造不够，唯有这次使他深刻受到了教育，体会到了“漫画家，作为思想战线上的尖兵，最根本的是一个立场问题。立场站稳了，大是大非辨明了，有什么不可以画的呢？在今天我们就要用画笔批判右派分子，要批判得他们体无完肤。”就在会议期间，他按照那幅错误的画的原来构图场面，重新画了一幅画。
这幅画表明着一个生动的事实：反右派斗争的洪流使愈来愈多的人洗亮了眼睛，使不少受到过蒙蔽的人醒悟过来，并且返身投入了反右派斗争的行列。这真是右派先生们的悲剧。（附图片）
这是右派分子沈志远赞扬的一幅画
辛辛苦苦的“当家人”
——听沈志远发言有感张乐平 张文元
这是重新改画的一幅画
满头大汗，寸步难行（原载解放日报） 张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