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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反右派斗争进入新高潮
经过激烈争辩 右派分化溃败
本报讯 正在步步深入的河南省反右派斗争已经进入第二个高潮，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对主要右派集团的揭发和对右派分子的分化孤立以及右派分子的开始低头认罪，都初步体现了这一阶段运动的巨大战果。
在8月23日至28日的分组讨论会上，代表们据实说理反复追击围攻了张仲鲁、王毅斋、刘积学、郭仲隗、罗绳武、苏金伞、许凌青、李葆和、禹品三、王晏卿等右派分子，并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终于打垮了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气焰，拆穿了他们的阴谋；同时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坚强了自己的队伍。事实证明，在群众性的大辩论中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都无法掩盖他们的罪恶言行，有的开始溃败，交出手中武器，负隅顽抗者也完全陷于孤立状态。章罗联盟在河南的大将老牌右派分子张仲鲁初步交代了受张云川、王一帆的指使，在河南秘密筹划农工民主党大发展以扩充反共势力的活动。他说他在北京参加民盟中央业务工作会议期间，张、王分别和他商谈，叫他作省农工党的负责人。张、王鼓励他说：农工党虽是小党派，但很有发展前途。将来政协改成上议院，国家就成了两院制，能参加全国领导。指示他发展农工党的方针是不发展靠近党的人，要发展对党不满的分子。张仲鲁还说自己接受张、王的指示后，就想到章伯钧是农工党负责人，又是交通部部长，自己能搞个农工党头儿将便于与章联系，对自己岗位工作和其他方面都大大有利。此外张仲鲁还承认了他对黄绍竑攻击司法工作、章伯钧倡议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说的“党天下”都有共鸣，承认了他否定肃反成绩、不满统购统销政策、借“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为幌子阴谋反党的错误。右派分子的另一首脑王毅斋由抵赖耍花招的态度开始承认他和章罗联盟有共同目的共同行动的反动罪恶。他承认自己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叫喊有职无权就是想独揽大权。他说，他对反革命分子没有仇恨心理，说他在这些人中间可以取得温暖；还承认他对新社会是外面热里面冷的两面派，在鸣放中对党恶毒攻击是反党思想的集中表现，是有意捏造歪曲事实。顽固的右派分子刘积学在代表们举出确凿的证据后，承认他和王毅斋、李静之、郭仲隗等是右派集团、王是集团的首领。今年张云川来河南首先到他家去，然后到王毅斋家里商讨发展组织事。披着进步教育家外衣的罗绳武在会上始终不承认自己和张仲鲁、王毅斋等的联盟，对于自己反动罪行也是百般狡赖。可是代表们将这类右派分子的丑相揭露得体无完肤。大家认为他当郑州师专校长不是在办教育而是在进行政治野心家的活动，章罗联盟的猛将张云川到郑州来和他进行过密谈，他和张仲鲁、王毅斋来往甚密，在鸣放中集会磋商反党活动，并在校内搜罗了肃反重点叛党分子和对党严重不满分子组成八教师小集团，企图推翻党对学校的领导，要把党员领导干部赶走，操纵学生罢课请愿等事实已经昭然若揭。但是他还在企图掩盖，说他思想上不是反共而是帮助党整风。拒不交代罪行的郭仲隗也遭到了代表们的愤怒斥责。
会上，代表们还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谬论。如信阳、安阳、洛阳专区代表和刘积学讲理时，农民陈永兴用自己给地主当了七年雇工所受剥削的事实，驳倒了刘积学的贫沾富光的胡说，把刘积学质问得理屈辞穷哑口无言。
（张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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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发动起来 右派陷于孤立
浙江省级机关反右派斗争逐步深入
本报杭州2日电 浙江省级机关有一万一千多名工作人员组成的战斗队伍已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现在有五十一个单位对机关内部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揭发、批判；这些单位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骨干力量已经形成，右派分子日益陷于孤立，斗争正在逐步深入地发展。进展较快的新闻、出版单位和省林业厅、商业厅、手工业管理局、省保险公司等，右派分子在事实和真理面前理屈词穷，开始低头认罪。
机关工作人员在同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坚持了说理的方法。他们向右派分子摆事实、讲道理，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而且也教育了自己。如省林业厅右派分子李士豪、范尧蜂说“林业工作一团糟”、“共产党不重视林业”，该厅老工程师吴锦荣就拿解放前后的情况加以对比，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林业工作的巨大成绩。许多单位还把右派分子的言论归纳成为几个根本问题，组成专门小组进行分析，摆事实、讲道理加以驳斥。
从已经揭露的材料来看，机关右派分子当中，民主党派成员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他们同党内右派分子互相勾结，里应外合地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如省保险公司副经理、民革支部主任委员叶蕙石，积极执行民革省委右派集团招兵买马的方针，不仅在该公司内积极扩展组织，提出两年计划半年完成，而且策划在全省保险公司系统内发展组织，建立据点。整风开始时，以叶蕙石为首的民革支部大肆活动，叶对民革成员说：不要提生活小节问题，要提大问题。民革支部还私自召开座谈会，搜集材料，煽动群众，向党猖狂进攻。当吴惟平的七条反动纲领公布后，叶即在群众中大肆宣扬，并且布置民革成员学习。
在机关右派分子中，也有一些变节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腐化堕落而发展到政治上蜕化变质的。如省计委党员科长黄小萍，就由于长期以来闹地位、闹待遇，对党不满，发展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从已经揭露的材料证明，机关中不少右派分子长期以来阻挠着党的指示、决议的贯彻执行。如省商业厅右派分子王法武、叶树滋，今年3月在生猪调拨问题上，横蛮地拒绝执行省委决定，并且捏造材料对省委进行恶毒攻击。在新闻、文艺战线上，也由于右派分子的阻挡，使党的方针、政策常常不能很好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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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拓要作反共的“英豪”
新疆有色公司职工对他开展说理斗争
本报讯 新疆有色金属公司会计、右派分子张拓，在工作中一贯挑拨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辱骂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当乌鲁木齐在“鸣”、“放”期间，他公开要求成立“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张“要有我们的人参加”。说右派分子的发言“道出了我心里的话”。反击右派开始以后，他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党委设好的圈套”。他对报纸反击葛佩琦、储安平的谬论鸣不平，说这是“王婆骂街。”据揭露，张拓在济南铁路管理局系统中工作时，曾因违法乱纪，几经教育不改被开除。在肃反运动中，又因有色公司审查过他的历史而怀恨在心。因此，一直对党采取仇视态度。
他仇恨党的情绪，肃反时在他自己交出来的日记中全部暴露了出来。例如，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宣告成立，全国人民万分欢欣的时候，这个右派分子就同广大群众所想的全然不同。他在这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哭，我向谁哭，谁会同情我们的眼泪，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在社会上求生，我们要抵抗，我们要把我们的绳锁切断，永远作自由幸福的人。”
我们再往下看：“咬紧牙关挨此时，有此机会方能骄，欲探深山必戏虎，改朝换代称英豪”。（1951年2月3日）
“汽车队的老段结婚，因为他非党非团，所以参加了，不光参加了，而是最热闹的一个。”（1951年11月，未注明日期）
“时代呀！转吧！使这些受苦的小资产阶级也有一天扬眉吐气的时候。”（ 1953年12月2日）
“几年来的证明，使我改变了原有的视力，什么进步呀！积极呀！只是吃饭的凭证。”（1954年5月21日）
“低级庸俗的人儿，怎能了解长鹏的雄志。……英雄何地用武，鼓起胸志，忍耐心头之气，学昔人卧薪尝胆，苦其心志，到时候，让这些无量小人，死于非地。”（1954年12月31日）
有色公司职工看到这个右派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抱着如此深厚的仇恨，都极为愤慨，正积极对他展开说理斗争。（沈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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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斗争的风浪里
甘肃省非党高级知识分子
在斗争中出现大批积极分子
甘肃省非党高级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
在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玉门油矿、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等七个单位中，经过反右派斗争的锻炼，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有一百八十名左右。兰州大学化学系教授刘有成，当大鸣大放中校内右派分子贴出大字报辱骂党员领导干部，并煽动学生去北京请愿时，他立刻贴出大字报反对人身攻击和谩骂，并劝阻有些学生的无理行动。当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对学校的领导，提出“教授治校”时，他从各方面驳斥了这个别有用心的论调，坚决主张党委制。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被选为校内的反右派斗争委员会副主席。在几次大会上他揭露了兰州大学副校长、右派分子陈时伟和陈的妻子、右派分子、化学系主任左宗?的许多反共言行，以及这两个右派分子拉拢他失败后对他进行的种种诬蔑、打击。兰州医学院组织与胚胎教研组副教授张爱诚，在大鸣大放中对学校中共组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提了些公正的意见，立即遭到了校内右派分子的反对，他们出大字报诽谤、辱骂他，说他“可耻”，“包庇”党委。当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他对右派分子的言行看得更加清楚，坚决站稳立场。当他对右派分子展开斗争的时候，还接到一封匿名信，煽动他对党怀疑和不满。张爱诚立即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中共组织，并表明自己坚决和右派分子斗争的决心。铁道部第一工程局主任工程师佟德功，过去只钻研业务，不大关心政治，这次大鸣大放中，局里的副总工程师、右派分子张瓒放出的许多毒箭，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后来当大家揭露出张瓒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时，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以前在政治上的麻痹和对张瓒看法的错误，积极地参加斗争，把他知道的张瓒的右派言行揭露了出来。
这些非党高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积极分子经过反右派斗争的锻炼，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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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是民间艺术的拯救者
郎绍安
最近召开的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来自全国各地具有各种不同专长的手工艺艺人在北京欢聚一堂，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并对某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朱德副主席还亲自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做了宝贵的指示，中央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到会讲了话。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我非常感动。试问：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召开这样团结的大会吗？能享受这样的荣誉吗？
大会在进行小组讨论的时候，驳斥了右派分子说什么“几年来工艺美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不但毫无成绩，而且搞坏了”的一些谬论，揭露了他们在艺人中进行放火的阴险诡计。在我看到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以后，非常气愤，不禁想起了自己在旧社会的一些悲惨的生活境遇。
解放前，人们的生活是得不到保障的，稍有一些作为的老实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飞来横祸，流离失所。艺人在过去是被看不起的。人们常以“驴进了磨房，人进了作坊”的话来形容我们民间艺人（过去称我们是耍手艺的）的遭遇和社会地位。回想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的时期，只许人吃混合面，没有白面。我连捏面人的手艺也不得不放下，去拉洋车，或白天卖炸包子，晚上卖萝卜、卖柿子，来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这样，本钱慢慢地花光了，捏面人的手也渐渐不听使唤了。现在想起来真叫人心酸。国民党时期，我辗转颠波于南北各地，异乡城镇，仗着自己的手艺勉强糊口。但常常连住店和坐车的钱都没有。在沈阳，人们都知道有个哑吧捏面人的，其实这人并不哑，而是连病带急说不出话来的，人们说的那个哑吧就是指的我。想起过去所受过的苦那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
解放后，真是拨开了乌云见了太阳，首先是艺术界的领导人到我家来了解情况，接着就鼓励我参加工作，并通过我向其他的艺人进行动员。在党这几年的培养和教育下，我感到自己又回到年青力强的时候了，干什么劲头也大了。1956年我到伦敦进行捏面人的表演受到国外人士的好评。又随着中国代表团到过许多国家的城市，尤其使人难以忘怀的是我曾到过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这些都是共产党给我的！是共产党使我的艺术得到了新的生命！想想在旧社会一个为人所卑视的民间艺人能受到这样的重视么？这难道是过去所能有的事吗？过去，只能做像胖娃娃、单个古装人的一些粗活，要是捏成套的活反而不好卖。而现在也可以捏成套的东西，有什么本领也可以施展得开了。过去，我们艺人们天天在流浪、饥饿、疾病中挣扎度日，现在呢，有病政府给瞧，有困难政府给补助；我家里的孩子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正在学校学习，我现在过的生活才真正是人常说的那安居乐业的日子！
回想过去，看看现在，我怎能不感激得流泪呢？三岁的小孩都能认得出好坏来，何况我这个年近五十的人呢？所以我要说：共产党是我的恩人！是我们民间艺人的恩人！是我国真正的民间艺术的拯救者！解放后不仅恢复了许多名贵产品的生产，而且增加了如：竹刻、镶嵌、挂屏等一百多种新产品。从1950到1956年手工艺产品出口额达三亿三千多万元，用这些钱可换回近一百万吨钢轨，可以铺两条从满洲里到广州和一条由广州到上海的铁路。这些成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获得的，也是不容右派分子抹煞的！
我除虚心勤恳的工作并多带徒弟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下一代，使我国艺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展外，更希望全国的老艺人们共同努力，使民间工艺美术开放出更光辉更灿烂的花朵，来回击那些无耻的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右派分子。绝不允许右派分子把社会主义的车轮拉向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使我们再过那牛马不如的生活。谁若是胆敢说社会主义一个“不”字，我就认为他们是我的势不两立的死敌，并且必须向他们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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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罗联盟的军师——黄药眠
本报记者 孙祖年
黄药眠为什么能获得军师的称号呢？就是他在章、罗联盟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充分卖力，为章罗所赏识，被提拔为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章、罗联盟向党进攻得力的理论宣传家。
一百零一条意见
去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李维汉同志作一个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民盟对这个发言共讨论了三次。第一、三次会议是黄药眠主持的，第二次会议是吴景超主持的。一、三次会议上，黄药眠作了开会词和总结，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从三次会议的情况来看，黄药眠是起了主导作用的。在会议进行中，右派分子张云川等人发表了很多反动言论。罗隆基、黄药眠曾一再鼓励他。会后，他们整理出来一百零一条意见。这些“意见”中有：在互相监督的原则下，各民主党派应该纠正以往对共产党阿谀奉迎、报喜不报忧的作风。现在民盟有一套逻辑，就是谁的政治地位高，他们就认为党方看重谁，就是谁有行情，而且立刻就成为他们拉拢团结的对象，于是就该摆在领导地位。“意见”中还恶意地挑拨道：现在还有一种风气：就是如果共产党说一句谁不好，那就成了落水狗，群起而攻之。这是非常庸俗的原则。民主党派中有些自命进步的人，就不准人家提意见，谁如果提意见，不是说你反对共产党，就是说你分庭抗礼，帽子一大堆。
从这些意见来看，这次会议显然是在右派分子操纵下，一次向党向民盟左派进攻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黄药眠的反党“天才”为章伯钧、罗隆基所赏识。因此，章伯钧用地位收买了黄药眠。黄药眠也就成为后来决定民盟向右转的主角之一。
民盟向右转中的角色
今年4月份民盟召集的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确定民盟今后中心工作。这次会议在章罗联盟操纵之下，右派分子占了优势，左派的正确意见被压下去了。黄药眠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是右派分子中的极右派。开始的总报告和会议总结，都是黄药眠做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由章、罗亲自指挥，号召“大鸣大放”。第二阶段是讨论四个中心问题。黄药眠是第一组讨论“民盟今后到底作什么”的召集人。领导小组在讨论黄药眠拟定的草案时，对“民盟今后作什么”有很多意见。有人主张盟监督共产党，有人说支持大鸣大放，胡愈之等极少数人主张以文教、思想改造为主。黄药眠坚持应以“加强政治工作为主，支持大鸣大放，监督共产党”。他认为现在知识分子已成为劳动者了，再强调自我改造，提高政治水平，那是消极的表现。他野心勃勃地强调说，所谓“共存”、“监督”事实上也就是政治民主化，当党提出政治民主化的时候，而有人要把民盟的首要任务放在自我改造、文教方面。这样长期共存就要落空。当时胡愈之不同意这种见解，发生了争论，章伯钧见势不妙，只好出来调解。他说现在进行监督还有困难，如人们不习惯，共产党内90％以上反对，我们提也好，不提也好，都不等于不监督。这时黄药眠表示：章副主席这样说法，我才心服。在章伯钧这种两面手法的花招下，把左派的意见压下去了。从此，把民盟引导到向右转的危险道路上去。而黄药眠进一步获得章、罗器重。会后章伯钧亲赴黄药眠家里拜访，提出要他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并说，“做民盟的工作大有前途，民盟部长的地位，相当于省府的副部长”。黄欣然接受，因而黄药眠一下子就爬上了章罗联盟军师这把交椅。
参谋团中的参谋长
黄药眠自从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以后，积极地向章罗联盟献策。在章罗5月13日召集的民盟文教、宣传、学习委员会部分负责人的座谈会上，黄药眠提出了向党进攻的计谋。他要求动员全盟力量向党进攻。他说，盟中央可抓几个主要问题来进行工作，可选规划、学制等进行座谈，我们也可派人到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收集对党不满的材料，同时还要在北京各高等学校摸摸情况。科学规划要依靠专家，先找盟内专家提意见，并邀请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盟内代表座谈两次。第二个意见，建议搞个争鸣月刊社，批评不用民盟名义，用争鸣社的民间身份出现，这样的批评会自由些。第三个意见，主张民盟中央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作为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参谋团，由黄担任参谋长。他说，这个委员会是为章罗联盟设计向党进攻的蓝图，还可以为章伯钧准备发言材料和意见，这样章伯钧就不会乱说话。黄药眠向党进攻的三个策略，章罗极为欣赏。后来在章罗联盟操纵下，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决定有计划地从各个方面向党展开猖狂进攻，并立即成立“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监督争鸣”四个工作组。章、罗并任命黄药眠为“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的负责人。后来，黄药眠在夺取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权方面，成为章罗联盟最有力的能手。
民主办校幕后人
当右派分子陶大镛企图夺取师大党的领导的“民主办校”纲领拟定出来后，黄药眠以“党委负责制”工作组负责人的名义，召集了北大的储圣麟，人大的吴景超、侯大乾，农大的陆近仁，师大的陶大镛，进一步讨论高等学校体制问题，会上黄作了总结。为了实现“民主办校”纲领，6月5日在师大中文系教职员座谈会上，黄药眠亲自向党开炮，企图先在师大打开缺口。在会上他用歪曲事实的手法，对党的领导，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他说做中文系主任是有职无权，拿他当玩具耍。他并认为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他还说，你们不要死记列宁的个别词句，像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分子就有“对抗情绪”，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办学校不是打仗，不能用带兵的办法，它也不是政权机关，不能用法律办事。但我们学校里神秘气十足，什么都保密。又不是炮台、仓库，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公开呢？教书先生靠知识吃饭，而不是看级别。但我们学校里的评级都是用政治力量来提高学术地位，这是用作官的办法来办学校。学校应以学术为基础。现在有些人为了当助教、讲师，像蚯蚓一样地拼命往党里钻，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阶梯。而整个师大党又掌握在娃娃们手里，他们是一无所知的白痴，不仅袒护落后，党内还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党在腐化了，像资本主义一样从内部产生致命的矛盾。总之，黄药眠的结论是：党是不能领导国家和高等学校的，应由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来领导。他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说，国家不是共产党所有的，我们应当对人民负责。接着6月6日他出席章伯钧秘密召集的六教授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又在“民主办校”纲领的基础上，6月10日黄药眠亲自起草，代表章罗联盟完成了“我们对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这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了，但黄药眠在这个建议草案中，还露骨地提出了篡夺高等学校领导权，还死心踏地的为章罗联盟效劳。甚至当“民主办校”的阴谋在报纸上揭发后，陶大镛找到黄药眠哭着要求他保镖。黄说不要着急，这个事情我负责，不要你负责。在一次民盟的会议上，黄药眠说陶大镛是他派到师大去的。
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
北京师范大学广大师生，揭穿了右派分子黄药眠是披着学者外衣的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客后，黄药眠装出一副哭丧着的脸，向大家表白自己是一个忠诚勤恳、奉公守法的学者，不承认他是向党进攻的政客，说他的工作从来就是教书第一，写文章第二，民盟工作第三。说他是传授知识的学者，从来不搞政治。这些谎言是掩盖不了事实的。
右派分子黄药眠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渊源的。黄药眠参加过党，大革命时被捕，出狱后去延安，党要考查他，他非常仇恨，扬长而去。这次和章罗联盟合谋向党进攻，就是多年来对党仇恨的进一步发展。黄药眠是师大中文系的主任，学校很信任他，很尊重他的职权，但他几年来总闹辞职，对系的工作很少过问，一面却到处喊有职无权。近两年来，黄药眠用在教学上的时间愈来愈少，上课迟到是常事，有时连讲授提纲也拿错了。原来他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用在与章、罗勾结，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上去了。天津师范学院右派分子潘世雄今年来京开教学会议时，黄药眠向他收集知识分子牢骚，并作了指示。师大沈藻翔到山西去进行函授辅导时，黄要他在山西搜集文教界对党和政府不满的材料。黄药眠还坐汽车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拜访教授收集材料。右派分子陶大镛曾问他为章、罗的事为什么这样卖力，黄药眠毫不隐蔽地说，为了吃民盟的政治饭嘛。黄药眠还有一套巧妙的办法，他教诲陶大镛，要在“外面多活动”，培养对“政治气候”的敏感性；为了取得“学术名声”，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一定时间要观察“政治气候”，写写官样的文章。同时，为了被人批评时能“立于不败之地”，要熟读马列主义书籍。黄药眠的这套“秘诀”，和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证明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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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报上的反右派评论
“论智与愚”
南京新华日报8月31日发表了题为“论智与愚”的社论。
社论说：有一些右派分子叫嚣什么“愚者退位”，“智者就任” （也有的地方是提“贤者”）；“愚者滚蛋”，“智者上台”。他们把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共产党员，统统加以丑化，骂为“愚者”，要将他们扫地出门；而把那些披着专家、学者外衣的右派分子，统统加以美化，封为“智者”，要使他们登台挂帅。这些右派分子显然想用这智愚二字，作为反共的弹药和凶器。
社论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因为一个人的智愚的问题，首先是政治立场、政治方向问题，也就是人们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问题。革命是智，反动是愚，这是问题的根本。但凡一个人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完全一致，因而能够认清客观真理，维护历史前进的利益，这才是智者；反之，但凡一个人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违反历史前进的方向，因而利令智昏地歪曲客观真理，阻挠社会的进步，那就是愚人。以此言论，人们就可以知道，共产党员，工农干部非但不愚，而且是大智。因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群众，曾经为民主主义革命而战，现在还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战，他们的阶级立场是坚定的，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行动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的，他们才是真正智慧的人。反之，右派骨干如高觉敷之流，过去曾经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帮蒋介石研究什么“士气，为何不振”的士兵心理，现在又干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在中国已经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和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想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那就尽管他的知识很多，也不能改变他根本上的反动和愚蠢。
社论中写道：难道一个人可以离开一定的阶级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地位，来空谈他们本身的什么智愚吗？右派分子正是这样来空谈智愚、妄图煽起反共的火焰，这是根本荒谬无理的。
社论说：对于一部分右派分子吹嘘他们具有科学知识这件事本身，也要作具体分析。知识有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一类是阶级斗争的知识——社会科学。历史证明，进步的社会科学，总是属于进步阶级的，反动的阶级不可能具有真正作为科学的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归根到底还是由物质生产的需要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进步的世界观对于自然科学也是有严重影响的，所以也总是进步的阶级才能代表自然科学的发展。由此可见，并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才是掌握科学的聪明人，而倒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是真正促进科学发展的巨大力量。工农劳动人民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他们才是大智大慧的英雄。当然，我们承认，有些右派分子也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却是很糊涂的。比如有一些右派分子，满脑袋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思想，他们说什么“马列主义不如佛学”，宣传什么“密宗”的 “灵魂不灭”，叫嚣什么“是你错的辩证法”等，他们在这方面就是最愚蠢的人。至于他们所具有的自然科学知识，那也是有一定范围的。他们所知道的，也不过是一种科学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分支，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万能博士”。今天科学对于宇宙各方面的研究，广阔如海，根本不值得拿自己的一点点科学知识就来傲视一切。这样做，也不是什么聪明的事。更何况这些资产阶级右派，由于他们的反动立场，他们是并不能代表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的。
社论又说，大家还应当知道，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而并不是学者专家闭门纯粹思考的结果。所以，工农劳动群众及其干部，即右派所说的“土包子”，并不缺乏知识，反之，他们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倒是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当然，他们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的确有很多人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缺少某些必要的专业知识，但是这并不是“钻也钻不进去”，而是可以学会的。社论说，劳动人民掌握科学文化的问题，并不如右派故意讲的那样神秘。右派分子有意抹杀工农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的潜力（如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革命的毅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等等），把他们自己描写为“天生的”聪明，把工农干部描写为“劣等人种”，“钻也钻不进去”，这简直是在贩卖“人种优劣”的法西斯主义的论调。很显然，在这里，右派分子还有意回避知识的来源问题。绝口不谈科学产生于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真理，而把他们一点书本知识扩大起来，目空一切，敌视工农劳动人民，根本否定直接的实践经验的意义，否定实际知识的价值，这只能是他们反动立场的表露。人们不难懂得，如果没有历史上千千万万农民的种植耕作，能有什么农业科学呢？像周拾禄那样研究水稻的人，研究的对象难道不是千千万万农民的劳作经验吗？离开了农民的种植，周拾禄从什么地方可以加工、整理、提升出水稻科学来呢？由此可见，右派分子拿着自己的一点知识，就来与人民对立，忘记了知识的源泉正是在人民当中，这就未免是既反动而又愚蠢。我们还希望知识界的许多朋友们，也能由此吸取教训，纠正那种轻视实践、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错误思想，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具有马列主义世界观、同工农打成一片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有用之才。
社论最后说，总之，智乎？愚乎？阶级立场不同，看法各异，右派谓之“愚”，正是人民谓之“智”，人民谓之“愚”，正是右派谓之“智”，右派分子妄图利用抽象的智愚概念，指智为愚，指愚为智，煽起反共情绪，这种阴谋是不能得逞的。大家都可以看出：一些右派分子正是利用这一个“智”字，拍另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马屁，想叫他们出来反共；同时，这些右派分子又利用这一个“愚”字，丑化共产党员、工农干部，要赶走他们，以达到否定整个共产党领导的目的。这就是他们叫嚣什么“愚者滚蛋”、“智者上台”的阴谋。这种阴谋是必须彻底揭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