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我们和新闻界的右派分子争论什么？
李章
在日益深入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新闻界组织不纯、思想不纯的严重情况，已经彻底地暴露出来了。不仅文汇、光明两家非党报纸一度被章罗联盟所篡夺；各级党报、通讯社、广播电台和新闻教育机关中，也都揭露出了许多右派分子。
新闻界右派分子向党和人民进攻的时候，打的是
“新闻自由”的旗号。右派分子硬说：“党管的太多了，新闻自由太少了。”他们要“争取新闻自由”，把人民的新闻事业拖回资本主义的旧路。我们要保卫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
我国究竟有没有“新闻自由”？我国的“新闻自由”是多了还是少了？当然，我国是有新闻自由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非常之多，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则受着应有的限制。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具体的新闻自由，没有抽象的新闻自由。中外各国的近代报纸，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而发展的。尽管某些报纸的发行人竭力标榜“中立”和“超然”，归根到底，他总要为这个阶级或者那个阶级服务，当这个政治集团或者那个政治集团的代言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总是拼命发展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限制和摧残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则反其道而行之。这种情况各国皆然，毫无例外。
我国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新闻自由。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按照宪法的规定，占总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都有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意见的权利。只有极少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只有煽动战争，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破坏国内外人民的团结，宣扬封建、愚昧、落后的东西，在我国的报刊上没有立足之地。
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上也有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文。但是，那种国家的宪法和政治生活常常是两回事。资产阶级垄断着一切报纸、刊物、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这就彻底地剥夺了工人阶级说话的权利。以右派分子深深乐道的英美两国为例，那里的新闻事业是很集中的。美国两个新闻垄断集团（赫斯特系和斯克利浦斯—霍华德系）控制了三十九家报纸、三个新闻辛迪加、九家杂志、八家广播电台和一家通讯社。英国四个报纸垄断组织控制了全国日报发行量的60％。这些国家的阶级斗争是最尖锐的，谁能说资产阶级会办了报纸来替工人阶级说话呢？
有人说：“你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新闻自由，为什么那些国家允许无产阶级的报纸出版呢？”在英美等国，确有共产党的报纸存在。但在五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有多少新闻自由，出多少报纸杂志，并不决定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而决定于国内外斗争的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而且那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报纸要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和资产阶级庞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作斗争，处境是非常困难的。这里只举资产阶级的广告武器作例子。美国的新闻学教科书把广告叫作报纸的“命根子”。一般报纸以60％以上的篇幅刊登广告，广告费要占报纸全部财政收入的40％到二分之一。没有广告可登的报纸，照例是无法维持的。资产阶级的广告公司经常用断绝广告供应的方法抵制无产阶级的报刊，逼迫他们依靠募捐来过日子。但是，这种“文明的”方法并不能摧毁全部得到群众广泛支持的进步报刊，这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撕下“民主”、“自由”的伪装，实行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去年3月，美国政府竟以拖欠税款为借口，搜查和查封了美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惠尔由于登载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和破坏板门店谈判的消息，回到美国以后，立即受到美国官方的传讯和控告。如果把官方控告的罪名加在一起，鲍惠尔可能被判处二百六十年徒刑和十三万美元罚款。看起来像个大笑话。但它最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本质。
我国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新闻自由的标志之一，就是在报刊上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权利。人民成为最重要的新闻人物，这在资产阶级新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远在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我们要最密切地连系工农兵，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勤勤恳恳地为工农兵服务。十多年来，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使报纸出现了全新的面貌。我们的报刊代表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要求，传达人民的呼声，描绘人民的生活、劳动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不少工人、农民、兵士在连系报刊的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优秀的撰稿人和新闻工作者。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是反对人民的，那里没有劳动人民发言的余地。在那些报刊的浩大的篇幅上，除了大量的广告，就是达官贵人的行踪，名媛淑女的逸事，盗窃凶杀的案件，车船失事的消息……报馆老板煞费苦心地搜集、刊登这些黄色的、耸人听闻的消息，目的是赚取最多的利润，和转移人们对于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注意；对于劳动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它们不是歪曲宣传，就是设法回避。今年7月英国开始实施废除房租管制法案，约占英国人口一半的房客因此增加了大量的开支，一小撮房主每年大约可以增加两亿英镑的收入。英国“工人日报”以最大的篇幅揭露这个法案，号召房客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许多资产阶级报纸则装聋作哑，竟像没有这回事情一样。
当然，英美等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并不都是黄色的。有些重要报纸，像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由于它们的“严肃”的面孔，“公正”的姿态，“巧妙”的手法，不仅为资产阶级出了更大的力气，而且迷惑了许多好心的读者。“纽约时报”的报头上登着“刊载一切适宜于刊载的消息”的口号。这“适宜”二字，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个报纸不断登载一些有关中苏两国的消息，甚至主动地透露某些人所共知的事实，给人造成一种“公正”、“客观”的印象；同时登载更多的捏造、歪曲、诬蔑的消息，鱼目混珠，偷运私货。而在那些貌似客观的消息中，又尽量涂上自己的色彩，使读者从真实的事情中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个报纸在今年5月19日相当详细地介绍过我国妇女运动的情况。它说，我国妇女“普遍地获得了选举权”，“摆脱了旧社会制度的陋习：强迫婚姻、娼妓、旧式女工（指工厂的搜身制度）……”这无疑都是事实。可是，它的结论却说：“这些成就的代价是：牺牲了所有的女性的标准与价值，被剥夺了所有人类的自由与个人的欲望。”
在报刊上进行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国最广泛的新闻自由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我国人民经常以报刊作武器，干预国家生活，监督国家工作人员，对各种政策发表意见。这些批评、意见经常产生最积极的反应和效果，我国的报刊因而取得了很高的威信。
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例如美国的报纸，也常常对某些政府部门和当权人物进行批评和攻击。它们甚至可以轻蔑地称呼艾森豪威尔为“艾克”，骂杜勒斯为“愚蠢的废物”。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很自由、很民主的。这种资产阶级各集团间互相攻讦的“新闻自由”，很有迷惑人民、麻痹人民的作用，但不能改变资产阶级政府的行动和政策。有人把它比作“狗咬狗”，应该说是很恰当的。
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右派分子有计划地散布新闻工作超阶级的“理论”。他们说，新闻没有阶级性，只有商品性，应该“有闻必录”，愿写什么写什么。这种“理论”自然是绝顶的荒谬，但它并非右派分子的创造，而是从他们的美国先生那里学来的。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教科书中写着：报纸的社论代表发行人的意见，而报纸的新闻是“公正”的、“客观”的。资产阶级报纸的社论确实常常对劳动人民进行正面的攻击，但它更会利用新闻对某些重大事件进行可耻的歪曲。阶级立场不同的记者可以把一件事情写成几种情调截然不同的新闻。所谓“公正”、“客观”，实在是各有各的标准。我们依然清楚记得，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当时还叫北平）举行入城式，美联社记者穆萨对这件事情作了多么可怕的歪曲。他在2月3日发出的电讯中说：“今日北平给他的共产党征服者一个热闹的欢迎……正如当日本人占领北平他们欢迎日本人，美国人回来他们欢迎美国人，中国国民党人回来他们欢迎国民党人，以及数百年前欢迎蒙古人与鞑靼人一样……”新闻的阶级性是什么，在这条电讯中合盘托出来了。
不仅一件事情可以写成几种情调不同的新闻，一篇新闻在立场不同的编辑手中，也能作几种截然不同的处理。大家记得，今年5月25日毛主席接见参加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新华社就这件事情发了详细的消息。全国绝大多数报纸都在最重要的地位登载这条消息，并以毛主席批评“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的谈话作标题。但这条消息在文汇报上占了极不显著的地位，而且标题是很小的。和这条消息相反，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文章，却被文汇报加框放在一版右上角，而且用了大字标题。这难道是偶然的么？一切讳言新闻工作的阶级性的先生们，你们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呀！
在反右派斗争中，人们已经看清楚了：凡是最热心地宣传新闻没有阶级性的分子，必是资产阶级立场最坚定的右派。储安平、徐铸成都是以此相标榜的，可是，在今年4、5月间，他们指使文汇、光明两报许多记者四出放火，煽动人们起来闹事。这种煽动性难道不是阶级性么？否则，他们为什么这样热心和这样卖力气呢？
有些右派分子说，能不能组织“同人报纸”，就是有没有“新闻自由”的标志。他们要求“新闻自由”，所以组织“同人报纸”。他们把“同人报纸”描写成“超然事外”的报纸，这其实是他们抗拒党的领导的遁辞。既是“同人”报纸，必有共同的政治倾向，在今天，不是同于资本主义，就是同于社会主义，中间立场是没有的。解放以前，蒋管区曾经出现过“同人”报，其中“同”于进步力量者都是进步的，“同”于反动力量者都是反动的。以当时“最有影响”的大公报为例。它标榜“文人论政”，号称“同人报纸”，摆一张“公正”的面孔，演“小骂大帮忙”的丑剧。1946年是我国阶级斗争最尖锐的一年，是革命成败、迟速的决定关头。在这一年的4月15、17两日，天津大公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全力反对共产党，替蒋介石国民党帮忙。15日社论题为“过分的宣传”，痛骂延安解放日报“驳蒋介石”的社论，还说：“自七七事变以来，这八年多的艰苦抗战始终是蒋主席领导。抗战胜利了，凡是参加抗战的都有功，蒋主席是主要有功国家民族的一个人。”真是无耻透顶，肉麻极了。17日的社论题目是“可耻的长春之战”，隐隐约约地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和解放军，要解放军放下武器，把解放区交给蒋姓一家的“国家”。这篇社论是颇有感情的，其中写道：作者读着络绎而来的电报，“手在颤，心在跳，眼前闪烁，俨若真见凶杀的血光，鼻腔酸楚，一似嗅到枪炮的硝烟……”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完全是蒋介石辈预感末日将到的心理描写，这能叫作“超然事外”的“同人报纸”么？
作为争取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恢复资产阶级报刊面貌的一个借口，右派分子一方面宣传报纸应该轻松、新奇、有“趣味性”和“舒服性”，一方面谩骂党报是“通篇教条主义”，“没有丝毫笑容”，“一片机器响”，“满纸斥责声”……总之，一无是处，谁也不该阅读党报。
报纸应不应该讲究编排技巧和文风？我觉得凡是树立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报纸，都应该在这方面日新月异，精益求精。生动活泼的编排技巧和优美多采的文风可以培养读者高尚的兴趣，提高读者阅读报纸的水平，更好地完成报纸的政治任务。但是，对于某些走错了方向的报纸来说，编排技巧越高，越能迷惑人、麻醉人、毒害人；正像包着糖衣的炮弹，容易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击中人们的要害一样。
某些党报的编排技巧和文风有没有缺点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对于某些报纸的沉闷、单调、枯燥，读者是有意见的。我们应该把报纸办得更生动、更活泼。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右派分子在这里玩弄了偷天换日的把戏。他们想用资产阶级的技巧代替报纸的社会主义内容，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什么叫作“一片机器响”，难道我们的报纸可以不宣传经济建设么？什么叫作“满纸斥责声”，难道我们的报纸不应该解释党的方针政策么？什么叫作“没有丝毫笑容”？难道我们的报纸能够登载黄色新闻以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么？
有些新闻工作者把新闻工作看得高于一切，“不满现状”，抗拒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在他们看来，批评应该绝对自由，采访应该通行无阻，工作纪律可以取消，保密制度可以不要……总之，一切都要服从我的需要，都要为着我的方便。这不是来了个“无冕之王”么？右派分子制造了“左叶事件”以后，许多新闻工作者表现得那样愤慨，那样偏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思想作祟；结果是落入了人家的圈套。人民承认新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只是因为它是党和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人民尊重新闻工作人员，只是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如果硬把新闻工作摆在别的工作之上，把新闻记者看成一种特殊的人，唯我独尊，随随便便，不给人民办事情，只给人民添麻烦，就难免要被人民所反对，被右派所利用了。
有人说，不同的报纸应有各自的特点。这是对的。但是不能把保持特点作为抗拒党的政治思想领导的借口。没有人反对不同对象的报纸应该保持自己的特点和个性，没有人主张非党报纸的面貌要和党报一模一样。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它们首先应该有共性，应该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应该遵守毛主席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有了共同的标准，各个报纸才可能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的要求，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争妍斗丽，互相竞赛，使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丰富多采。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共性而追求资产阶级的个性，离开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而追求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那就必然像今年四、五月间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一样，走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危险道路。
第7版()
专栏：
中国文字应该改革
唐兰
我一向主张：中国文字具有优良传统，中国文字应该改革。
有些人觉得奇怪，既然具有优良传统，为什么又要改革。其实不用奇怪。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尤其是几千年来束缚在阶级压迫的社会里，近百年来又被帝国主义侵略者重重压迫的六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八年来，我们已经基本上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基础上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事业，正在空前发展，经济高潮和文化高潮一个接一个地滔滔涌进，那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占重要地位的文字工具，能原封不动，裹足不前吗？
我说中国文字具有优良传统，它有很多优点，我认为中国人民应该为祖国有这样优秀文字而自豪，但我坚决主张中国文字应该改革。中国文字几千年来是在不断发展的，但只有经过改革，才能加速并扩大它的发展，才能配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可以把知识分子作比喻，我们国家把知识分子当作宝贵的财产，但当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必须自我改造，才能过社会主义的关，不前进就会落后。
我说中国文字具有优良传统，正因为它是不断发展的，是可以继续发展的。它有优点，但也有缺点，有些缺点很严重是不能不改革的。它即使有很多优点，如果不能适应新社会的一切巨大发展，优点也可以转化为缺点，这更是不能不改革的。只有进行改革，才能继续发展，才能保持并发扬它的优良传统。
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包括过去时代里一切优秀的东西的，我们指出中国文字有很多优点，希望进行改革时尽量保存并发扬这些优点。我认为中国文字改革，如果因利乘便，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比较容易一些。我们指出它的优点，决不是用以掩盖它的缺点，更不允许用来反对或阻碍中国文字改革。
我研究中国文字，我坚决主张文字改革，但在旧社会里，我是没有信心的。解放前夕，我写的中国文字学对文字改革问题，说过“我们也明知道，合理的未必能行得通，通行的未必合理”。解放以后，我坚决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任何事业都可以完成。通行的逐渐会合理，合理的一定会行得通。在党的教育下，我对于文字改革的方法和步骤的意见，不断在改变，尽管有时候，我和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在学术讨论中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坚持不等于不变，如果别人的意见比我正确，我一定纠正自己的错误。我愿意看到中国文字改革在党的领导下早日实现，稳步前进。我是文字改革者，和反对改革的人们是对立的，我坚决地站在文字改革的旗帜下面。学术上不同意见可以从容讨论，文字改革的大旗，是必须保卫的。
我主张文字改革要走拼音方向。我决不认为中国文字已到了“山穷水尽”。我认为除非人不走，决不会无路可走，至多是不知道怎样走而有“无路”之“疑”罢了。我反对把中国文字说得一文不值，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但我坚决主张要开辟出康庄大道，不单单是
“柳暗花明又一村”，而为的是千千万万的新兴都市。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是不应该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向前看，向远处、大处看，那就是说：必须集中力量加速和扩大中国文字的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过去，文字改革的主张者，往往只强调汉字的缺点，难学、难写，以及印刷、打字、电报等现代技术上利用的困难。我认为如果只片面地调强缺点而不去估计它的优点，是不足以服人的，是容易造成某些人的抵触情绪而给反对者以种种借口的。我认为改革文字不应只着眼于消极方面，不是由于汉字完全要不得而必须改革。应该肯定汉字基本上是好的，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发展中，它必然不够用。例如“铆钉”、“水泵”之类的新字新词，以后将层出不穷。各地的方言土话，外来的翻译名词，都使得汉字很难适应这些新的发展。所以中国文字必须改革，中国文字必须作史无前例的新发展和大发展。中国文字历史上有过一次大发展，是从图画文字中出现了声符文字，那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那一次大发展，出现了无数的专门的语汇是属于牧畜、种植、矿冶各方面的。今天的新的情势，迫切需要写出新的大量的语汇，就必需使中国文字作出新的巨大的发展，就必须出现另一种新文字，即拼音文字。
就是这样，我一方面肯定中国文字具有优良传统，有很多优点，一方面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有人以为是矛盾，我认为一点不矛盾。古老的、美丽的北京城，一点也不会妨碍我们把它建设成为更伟大的新式的都市，它将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还将是一个工业都市。我们的生活里，新的发展是主要的，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必须做的。
我主张文字改革必须走拼音方向，这是社会主义的方向。汉字在现阶段里还在起积极作用，我们不妨在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的同时，逐渐发展拼音文字，在中国文字史上是有这样先例的，新生的质素逐渐扩大，旧的质素逐渐缩小，就会产生一种完全新的文字。
汉字是有优点的，但有些人用以扯文字改革的后腿，我坚决反对。我们说：汉字尽管有很多优点，但为了它的前途，为了要大发展，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拼音方向。
我们党为了改进工作而提出整风的时候，右派野心家却要来兴风作浪大举进攻。阶级敌人是无孔不入的。事实证明，凶恶的章罗联盟早就蓄意在文字改革这个题目上打开缺口，向党进攻。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他们的急先锋，早在今年1月，他为光明日报写了一篇“略论文字学”，同时介绍光明日报记者韩洪文（也是右派分子）来向我访问，给我讲了许多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内部矛盾，挑拨我跟“中国语文”的关系。我当时虽未觉察他的企图，但由于我愿意与“中国语文”在和解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争论，没有同意他用“围攻”等有刺激性的字眼，后来他索性把这一段取消了。3月间文字改革委员会邀我和陈梦家作讲演，我因故拖延未做，他害怕群众反对，还没有敢做公开报告，但到大鸣大放期间就原形毕露了。他把文字改革工作全面否定，恶毒歪曲，甚至要求文改会收回简化字表，并强迫“中国语文”刊登一封十分荒谬的来信。在5月16日文改会召集的座谈会上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和右派记者刘光华交头接耳，会后对我说“现在形势变了，你不要尽说什么拼音方向，那是没有用的”。我当时也还没有觉察他的别有用心，只劝告他“不要这样肆无忌惮，这样提意见的方式是不好的”。
在陈梦家渲染“围攻”我的文章和韩洪文访问我的新闻刊载后，我得到光明日报转来贵阳一个中学里的来信，借文字改革问题大骂党和政府，十分反动。我在这事件上懂得任何地方敌人都会钻空子，但我没有觉察到肘腋之间就隐藏着像陈梦家之类披着学者外衣的右派分子，到处借我为题来兴风作浪，我实在太麻痹了。
4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的笔谈，很多地方是有偏激情绪的。尔后，得到党的教育和帮助，随着局势的发展，使我逐渐懂得尽管是学术问题，也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反对党的领导是错误的。一直到章罗联盟的阴谋暴露以后，我才更擦亮了眼睛，真正分清了敌我。党给我的帮助，我将终生不会忘记。我以后对党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自己的意见，同时，必须加强改造自己，锻炼自己，坚定立场，永远和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我始终相信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文字改革，走拼音方向，中国文字才能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发展，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新文字。让我们一切拥护文字改革的同志都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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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为什么必须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绝对平均主义的客观作用是怎样的呢？这要从一定的历史条件来看。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绝对平均主义，具有革命的与反动的两重性质。例如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就是这样。他们要求平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财富，就这方面说是革命的、正确的。但是，他们还要求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农民一切阶层和其他一切人的土地财产，平分工商业，这就是反动的了。因为这样平分的结果，将不是提高社会的生产力，而是使社会生产力倒退，它不仅不会使农民得到彻底的解放，而且会破坏了争取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是远离开了彻底解放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土地制度中，一方面坚决支持农民平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财富的要求，领导他们去斗争、去实现；一方面坚决说服他们不要要求平分一切物质生产资料。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绝对平均主义就只能起反动作用了。社会主义革命是要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即按着每个人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生活资料，而不劳动者则不得食（当然，老年人、残废者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是不在此例的）。分配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而绝对平均主义，则主张在分配上、生活上实行绝对平均，不管劳动的质量、数量怎样，劳动模范和懒汉，都享受一样的生活待遇。很显然，这是直接反对“按劳取酬”的原则的；也就是说，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它只能起反动作用了。（摘自9月20日北京日报关锋：“为什么必须反对绝对平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