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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革命的精神精简企业机构
石景山钢铁厂干部将减掉一半
这个方案实现之后以全厂人员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可提高10％
新华社26日讯 今天，石景山钢铁厂提出了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革命性的方案：把现有的一千九百七十五个干部精简到八百九十六人，减少了一千零七十九人，占原有干部的55％。
实现这个方案以后，干部同职工总数的比例将由17.4％降为8.58％。这个比例大大低于冶金工业部所属企业的干部同职工总数的比例；冶金工业部所属企业在这方面的比例是15％（1956年年底数字）。
另外，这个厂还准备把住宅和职工学校等文化福利事业，争取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管理。如果这个计划实现，还可再减少干部一百五十六人，把干部占职工总数的比例降为7.49％。
这次业务改革是整风的一个主要收获。实现这个方案以后，以全厂人员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10％。
由于减少一千多名干部，每年少开支的工资和办公费用等共一百三十八万元。精简下来的干部还可以参加工农业劳动，为国家创造财富，或支援国家的建设事业。
按照新的改革方案，干部少了，机构小了，但对生产的管理却加强了。
这个厂每一个人员或机构的精简，都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促进生产发展为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受书本子的限制。有些书本上认为是科学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也根据工厂的实际情况改革了。因此，这次改革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个很大的革命。这次改革一般是科室干部减得多，减57.74％；车间干部减得少，减48.58％；管理人员减得多，减62.75％；生产技术人员减得少，减32.39％。
精简的方法有三个：
一，合并机构，改变分工过细的状况，把三十一个科室和直属厂部的股、队合并成二十个单位。如财务科同会计科合并，办公室同秘书室合并；取消技术教育科、卫生科、监察室等，将其业务划归有关的科室。另外，把十七个车间和直属厂部的股和队合并成十个单位。如炼焦、洗煤、化工三个车间合并，热力车间同供水车间合并，等等。
二，组织专业协作，把重复的和不必要的工作一律取消。很多科室都有按车间分工的专业员，而各车间又有本车间的专业职能组，因此各科室按车间分工的专业员就可以取消。
三，改进业务，提高效率，提倡一人或一个机构掌握多种技能；以人少、机构小来担负起多种不同的和更大的任务。同时，在确定每一个单位的编制时，都对领导干部安排一定的主要的具体工作。如成品科长兼管销售计划，行政科长兼管机要工作，以克服“原则干部”多的缺点。
这次业务改革，主要是因为组织机构过于庞杂，人浮于事，有些管理制度不合理。由于分工过细，经常发生工作重复的现象。工厂的材料账，财务科、供应科和会计科也都各有一套。锰铁包装工作也要三个单位同时监督。工作中拖拉扯皮的事情常常发生。有一次唐山钢厂给这个厂来信要代培徒工的工资，结果由六个科室往返传递七次，六个科室分别签注了五次意见，历时两个月才把钱汇走。
组织机构庞大和某些制度不合理的原因，一方面是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不够，如根据一时的工作安排长期的编制；另一方面，从旧企业改变为社会主义新企业，所有的干部都缺乏经验，都是在边学边做。因此，每建设一项新的业务，就增设一批专业机构，配备较多的干部，以便迅速地学会和建立起新的业务。例如，建立计划管理，就增添了一批计划、统计和调度人员；加强技术管理，就增添了一批技术、设备和监督人员。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现在职工们的业务水平和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了，几年来领导干部管理企业的经验也增加了，他们已经有可能掌握多种技能和担负更多的工作。同时，由于工人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养成了遵守各种操作规程的习惯，企业也更加好管理了。因此，进一步改革业务，使企业管理提高到新的水平的条件就成熟了。
精简下来的干部，有少部分将下放加强基层工作；有一百多个干部将回到生产岗位当工人，参加劳动；有五百多个干部将参加本厂的扩建工作，当徒工学施工技术，或者学习炼钢、轧钢等技术，将来在新车间当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这个业务改革方案是厂长周冠五在今天举行的职工代表大会上宣布的。职工代表们讨论了这个方案，很多代表要求领导方面应按照这个方案彻底改革本厂的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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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久新搪瓷厂引导群众自由辩论
扭转部分工人参加“自发工厂”的歪风
本报上海26日电 记者习平报道：上海公私合营久新搪瓷厂通过工人群众的自由辩论，扭转了一部分在业工人参加“自发工厂”的资本主义倾向，使正气抬头，邪气下降。
今年5月下旬，久新搪瓷厂生产一向很好的搪瓷车间和其它部门，出现了很反常的现象，不少工人的劳动纪律松弛。技术工人陈宣木本来是工人业余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但从那时起他对文娱活动再也不提了，总是神色匆匆地来到工厂，又匆匆地离开。这些可疑的迹象引起了工会干部的注意，他们深入到群众中一打听，才知道这个车间正被自发工厂的资本主义暗流冲激着，有一部分工人已被资本家拉去参加了工厂，陈宣木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向自发厂交了五十元的押金，他的妻子也参加了工厂做工。女工王彩琴，原来是私方人员家属，她在车间里到处活动，风言风语地说：“开厂赚头好，几十元呆工钱拿着无啥意思。”车间里有一部分工人的心也动摇了，想走王彩琴、陈宣木的路。这样就使工人的情绪和工厂的生产都受到了影响。
应当怎样对待一部分工人中的这种资本主义倾向呢？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还是采取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办法？久新厂的工会组织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讨论的题目是：工人和资本家一起经营自发厂是什么样的行为？在业的工人应不应该参加“自发工厂”？
讨论的重点首先集中在王海沿的身上。王海沿是大炉上的一个工人，他在一个资本家的引诱下，以四百五十元的股金，参加了一个制造自来水湾头的自发工厂。王海沿说：他参加自发厂是因为家庭困难，想多挣几个钱来改善生活，主观上根本不想做资本家，因此不能算搞资本主义。一开始，有些也认为这不算什么错误。工人们便拿出许多事实和道理，说明王海沿的说法是不对的。首先，王海沿本人的生活并不困难，他的工资有七十余元，只有小孩和妻子二人，父母都住在乡下，经济开支很少。事实上王海沿投入自发厂的几百元股金，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从银行存款中提取出来的。临时工徐保华说：“我们就是真的生活困难，也不应当干这种事。我每个月工资只有四十余元，负担七口人的生活，比王海沿困难得多，但我决不做自发工厂的勾当，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一条死路。”接着工人们又说：据他们调查，王海沿伙同资本家经营的那片工厂，完全是一片资本主义性质的非法经营的工厂，工厂购置了机器和工具，雇佣工人进行劳动，而且每个入厂的工人还需找保具结，这些工人有的是在业的工人，这是违反政府法令，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不是明明白白的资本主义行为吗？在讨论中，有些老工人怀着满腔的热情，诚恳地对王海沿说：你在旧社会吃足苦头（王海沿原来是久新厂的童工），你进厂时人还没有桌面高，我们都亲眼看到你给资本家打骂，好容易到现在，企业公私合营了，我们工人再不做资本家的牛马了。你怎么竟忘记了过去的日子，又走起回头路了呢？工人们还举例说明非法经营的自发厂对国家的危害，对工人的腐蚀。例如顺风搪瓷厂有个工人，在资本家引诱下偷了国家工厂的珐琅粉去搞自发厂。本厂的制胚厂车间一个姓姚的工人参加的自发工厂，偷税漏税，还查出偷用别人发票的不法行为，这是多么丢脸的事。有的工人沉痛地回忆道：解放前，我们每个工人进厂，要给资本家写一张保书，这张保书就像卖身契一样，从此就失去了自由。解放后，工厂进行了民主改革，人民政府把这张卖身契从资本家手里要回来交还了工人，我们都记得是怎样兴奋地在一次大会上把这张卖身契烧掉的。现在，竟有人又想把这种生活恢复过来，我们怎么能容忍呢？
这次辩论，就这样通过一件件具体事情的说理，使全厂的工人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了一步。“我是一个光荣的工人”成了人们自豪的一句话。参加自发厂的十五个工人已全部自愿退出，积极、安心地在本厂生产。技工陈宣木的生产积极性也逐步提高，最近他协助试制单搪珐琅粉得到了成功。在今年部分工人们情绪动荡的第二季度，厂内质量计划没有完成，现在已完全好转。厂内旷工现象已消灭，出勤率由原来86％提高到95％左右，生产情况已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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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受群众意见努力改进工作
第一机械部精简机构修订制度
据新华社26日讯 第一机械工业部贯彻边整边改精神，所属许多单位都成立了专门小组，抽调一批干部对群众的意见加以排队、分析和研究，并积极地进行处理。据所属三十八个企业初步统计，从5月到8月底，已经提出五百五十多条意见，比较多的是对部和局工作方针政策及领导作风方面的意见。领导方面对于这些意见已决定除必须经过群众辩论或请示上级机关解决的问题以外，凡是能改正的缺点和错误马上就改。比如，现在已决定逐步精简部、局机构，紧缩编制，撤销四局，将这个局所属新老十九个厂，分别划归一局、三局领导，9月份正式合并。供应局在边整边改中拟订了公文管理、电报管理、财产管理等办法，并且修订了考勤制度。这些办法和制度经群众讨论后，即可决定实行。
部和所属各单位对去年干部调整工资和提级的情况作了检查，并向群众作了说明，个别提拔不当的缺点，已经纠正或正在检查纠正中。对于在鸣放中揭露的一些作风不好、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也已经根据情节轻重作了处理。
关于生活福利方面的意见，已经基本上都得到了处理。例如，各单位都成立了群众性的伙食委员会。有十二个单位取消了小食堂，增加了主食品和副食品。有些单位还建立了回民食堂或食桌。不少单位成立了房屋管理委员会，对住房的实际情况作了深入调查，有二百六十六户的住房已经作了新的分配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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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七十八个厂矿开始整风
主要领导干部负责处理群众意见
据新华社保定26日电 河北省唐山、石家庄、保定、秦皇岛等六个市的第一批七十八个工矿企业已经先后开始整风。
不少厂矿在鸣放开始后两三天内，职工就贴出了近千张五光十色的大字报。职工群众的意见十分尖锐，但是绝大多数的意见都是紧紧围绕着办好社会主义企业这一个中心问题而提出来的。
各地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热忱地欢迎和支持职工的批评。他们每天都抽出时间去观看几次大字报，及时了解职工思想情况，对个别有鸣放顾虑的职工进行谈话，鼓励他们大胆鸣放。各单位成立的改进工作机构，也由工厂的主要领导干部负责。为了及时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许多党、政、工、团干部每天忙到深夜，星期日也不休息。开滦煤矿在几天内已经解决了二百九十多个问题。
中共河北省委和各地市委也都成立专门领导整风的机构，并且抽出近百名干部深入厂矿具体帮助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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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里的大字报
“无事故奖”是否合理？
全国电业系统的奖励制度中，有一种“无事故奖”，相当于工人基本工资的20％—45％。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职工，在这次大鸣大放中，对这个奖励制度是否合理展开了争论。这里发表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大字报的摘要。
这是变相工资
现在我厂一个工人生产上无事故，每月能拿到基本工资20％—45％的无事故奖金。过去，没有无事故奖时，我厂也没有经常出事故；现在有无事故奖，也没有杜绝事故。所以，我认为要消灭或少出事故，单靠“钱”是不行的，应该加强职工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同时要加强对规程的学习，制定安全措施等。
我认为，无事故奖金是变相工资，因为有的生产岗位不易出事故，工人不费吹灰之力，每月也可以拿到无事故奖金。无事故奖金也是违反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的。例如，值长赵金刚的基本工资是一百零八元，每月无事故奖金四十多元，两者共一百五十多元，而管理厂长周克昌每月工资才一百三十元，试问这合理吗？
生产上是岗位负责工资制，管理部门是职务工资制，都对自己工作负有全部责任，为什么生产上不管工作的好坏，只要不出事故，每月就能拿到无事故奖金，而管理部门即使每月不出差错，完成了任务，却很难拿到相当基本工资25％的季度一等奖呢？
总之，我认为现行无事故奖励办法是极不合理的，应该赶快调整！
康俊峰
只能助长自私思想
我同意康俊峰同志对无事故奖所提的意见。
无事故奖是变相工资。全厂实行无事故奖的人员95％以上都能得到无事故奖。很多人的安全纪录已经达到五十多个月，即使工作有一些错误或损害了仪器，也只是扣一部分奖金，下月还照发奖金。
因为奖金率过高，主要机炉的奖金高，其他工种的低，管理部门没有这种奖，所以造成工人之间、工人与职员之间的收入相差悬殊，造成了有些人愿到主要机炉工作，不愿干其他工作；愿搞生产，不愿干管理工作，并且助长了一些人的自私思想。如某主任为了得奖金，推托责任，要扣他奖金就大发雷霆。
我认为对安全生产应这样处理：一、对安全有重大贡献的和一贯好的小组，发给一定数量的奖金，但不是每人一份。二、对出事故的应追查责任，对不负责任的，应给予一定的行政处分或批评教育。三、对劳动条件差的，应改善劳动条件，或给以一定的津贴。无知者
这是新社会的标志
康俊峰说“安全奖是变相的工资”，我不反对这种说法，但事实上不是固定每月都能拿到的。他又说“这种奖金是违反工资政策的，应该取消。”这种看法不能使广大职工满意。……工资奖励制度不仅是鼓励生产和刺激生产，更重要的是标志着新旧社会的不同，证实当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工人拿安全奖不合理，应该取消”，难道应该向旧社会的工资制度看齐吗？那新社会的优越性在哪里呢？……在旧社会里，说不到什么奖励制度，工人也没什么劳动热情和积极性；说不到什么安全，工人也不可能为那个社会去保证什么安全发电。现在社会制度的改变，给工人带来各种优越制度，当然包括工人的安全奖励制度。
发电厂“安全就是最大的节约”。工人在每月完成生产任务的基础上保证了安全而拿到奖金是合理的。这并不是生产工人特殊的待遇。
悬崖
于心有愧
一个运行人员或检修人员的职责，就是要保证完成任务，保证质量，不出任何事故。所以，我们现在拿安全奖是有些于心有愧的。生产不出事故，本来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分内之事，为什么还要用钱来买着我们这样作呢？难道我们拿了这种钱以后就会不出事故吗？难道我们新社会的工人，只是因为有了这笔钱才会保证安全生产吗？
实际上，现在的安全奖已经成了一种附加工资，成为职工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已经不能起到奖励的作用了。有的人，因为怕出事故，怕弄掉自己的安全奖，所以工作起来缩手缩脚，不想负责任，逃避工作，甚至给别人的工作带来麻烦和困难。工人的事推班长，班长的事推主任，主任推工程师……。
更可笑的和值得考虑的是，一些技术员、管理员也拿这种奖。工作不出差错是他们自己的本份，我们厂的内部规划中也规定每一个工作人员应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出差错和事故，难道只是因为有这笔神通广大的钱才执行规程吗？难道我们上级领导同志认为，只有拿这种所谓的“奖金”来收买工人，才会保证安全吗？不是的，亲爱的领导同志，我们是已经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知道应当怎样更好地工作，决不会因为你给了我们这“奖”以后才去保证安全。
固然对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在高温下工作的人（如锅炉）应当给予适当的照顾。但这决不是安全奖，而是生活困难补助费和高温津贴。
最后，我呼吁我们拿安全奖的工人弟兄和技术员们，自觉地停止接受这种来路不明拿之有愧的钱，把工作做得更好，给那些领导者看看。 鸣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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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党整风最活跃的形式
沈阳工厂职工充分利用大字报
据新华社沈阳26日电 沈阳六十多个进入鸣放高潮的工厂，大字报已成为职工帮助党整风的最活跃的形式。职工们贴出的大字报对领导提出了率直的批评，内容绝大部分是从改进生产管理，改进干部作风出发。矿山机器厂铣工闻有礼，编写快板批评了一台铣床每天漏油三十六斤，浪费五十七元而没人管的现象。空气压缩机厂老工人马士龙，写了一张“工艺科有马大哈”的大字报，批评科里审查图纸不严，使车间在加工部件时出了废品。
各工厂广大职工帮助党整风的热情极其高涨。皇姑屯机车修理厂的职工，在三天中张贴出的大字报有三千五百多张，经整理后，就有四千多条意见。沈阳矿山机器厂和空气压缩机厂的几十个“代笔处”，一到休息时间就拥满要求代写大字报的人群。
沈阳各工厂领导非常重视吸取大字报的意见来改进工作。如沈阳化工厂五一三车间，今年新发了一百套工作服，没发安全帽，工人贴出大字报的第二天，车间就发给安全帽。矿山机器厂对那台一天漏油三十六斤的铣床已作了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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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阳县锡西农业社大辩论后的结论
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好得很
本报广州26日电 广东揭阳县锡场乡锡西农业社最近展开了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社员分清了大是大非，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
在辩论之前，党支部先发动全社大放大鸣，社员意见最多的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坏，富裕农民林妹仔、林钟文和林华钦等大叫大喊，说“合作化糟得很”，“统购统销限死人”，又说“社员生活没有改善”，等等。党支部一面把这些言论全部登在黑板报上，标题写着：“谁是谁非大家来讨论；是好是坏算账便知详”；一面召开贫农代表会议，收集具体材料，组织辩论队伍。
经过充分酝酿，辩论展开了。
究竟合作化好不好呢？锡西社90％的社员都说“好得很！”大家拿出了许多事实：1955年合作化后，水稻每亩产量从1953年的九百三十斤提高到一千零三十斤，1956年又增加到一千一百二十二斤，增产20％以上。而解放前每亩平均产量只七百多斤。甘蔗增产更突出，1954年每亩产量六千八百斤，1956年提高到一万二千六百斤，增产将近一倍。而解放前每亩只产一千多斤。副业生产也发展很快，合作化前只有两个砖窑，现在已增加到十七个，每年收入达十二万多元。养猪也由去年的七百零五头增加到一千一百头。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得到很大改善。1955年社员九百七十五户，四千三百多人，全社农副业总收入二十九万多元，每个劳动日分得一元二角五分，每户平均收入一百九十三元，每人平均是四十三元六角；1956年社员增加到九百八十三户，四千五百八十四人，全社农副业总收入四十三万元，每个劳动日分得一元七角，每户平均收入二百四十八元，每人平均收入六十一元，绝大部分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达到了中农的生活水平。五十多岁的女社员敬如婶批评林钟文说：“合作社年年增产，你为什么说合作社不好？你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想破坏合作社，你翻了身却忘了本！”贫农社员林映深批驳林妹仔等说：“不是四成的人想退社，而是九成以上的人不愿跟你们走资本主义旧道路。”
同农业合作化一样，粮食统购统销也是好得很。这是大辩论后得出的结论。锡西社土地较少，又是经济作物区，解放后还是缺粮。去年就由国家供应粮食三千五百担，如果不是统购统销，按照粮食黑市每担十四元计算，就要多付出二万四千多元。如果在解放前，任由粮商抬价，那就更不得了。1954年，每人每月口粮有三十斤稻谷，现在已增加到三十三斤多。社员连问林妹仔等说：“你们说统购统销限死人是什么用心？你们想做粮食投机买卖。”林妹仔等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得承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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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问题在鸣放中获得解决
福州市郊各乡社注意边整边改
据新华社福州26日电 福州市郊各乡、社做到边整边改，提高了群众大放大鸣和生产的积极性。
东门蔬菜社的干部过去曾主观地叫第六生产队把八分田改成园地，结果这八分田长期积水，荒草满园，社员屡次向社里提意见，拖了半年还没有处理。在这次大鸣大放中，社员再次提出这个意见，第二天社里就组织十五个社员下田除草整畦，间种了芥菜和马铃薯。因此，大家都很高兴，鸣放的热情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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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交锋
——记京郊火星农业社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本报记者 林晰 杨昌凤
北京爽朗的秋天，农业上的大丰收，使正在忙于秋收的京郊农民感到格外愉快。在这令人喜悦的日子里，昌平区马池口乡火星农业社社员们的思想却很不平静。他们为了驳倒一个叫许瑞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言论，熬过了十几个深夜。
9月19日晚上，我们赶上了最后驳倒许瑞的辩论会。参加这个会的，有火星社三个生产队的八十多名社员。
半个多月前，富裕中农许瑞，在火星社社员的一次集会上说：“合作化搞糟了；农业社把人管得‘伏伏在地’，社干部提了一串小帽子，爱给谁扣就给谁扣，社员没有一点儿自由。”他的这些话，在绝大多数社员，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社员们听来很不顺耳。
去年，这一带遭受了严重的涝灾。合作社统一使用土地，灵活调配劳力，终于顺利地度过了灾荒。人们回忆说：去年的水灾同1929年、1939年两次大水灾的情况差不多。在那两次水灾当中，有多少户逃荒，多少人家卖了儿女，弄得家破人亡！去年呢？全村没有一户出外逃荒，而且白面、大米也不断吃，还保证了今年的大丰收。
可是，许瑞怎么看待合作社的这些成绩？他说：“要在过去灾荒年呀，我一担棒子（玉米）可以雇个长年工；几斗粮食任我挑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做媳妇。”看，他多么留恋旧社会能雇工剥削人的“好事”！这个年近六十岁的“糟老头子”（有位妇女这么称呼他），还想乘人之危买个大姑娘供自己玩弄呢！他的这些丑恶的思想，激起了已经翻了身的农民的愤怒。他们自然地想起了过去的日子。
毛三，这个在解放前曾经被卖给地主家的孩子，在辩论会上说：“我三四岁的时候，家里没有饭吃，妈把我卖给了北庄阜村王家地主，得了十五块钱。一个多月以后，妈去看我，我偷偷地哭着对她说，还是让我回家跟你一起喝榆叶粥吧。妈妈难过极了，决心借钱把我赎回去。到处托人说情、做保，结果地主要回了三十块钱的赎身钱。解放以后，我家分了地。因为农具、牲畜都缺，一到耕地的时候就到处求人，常常误了事。闹得我紧奔紧不够，慢奔慢不够……入社以后，再也不求人，生活提高了。”这时，毛三问坐在他旁边的马云龙老伯：“你是看着我长大的，我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比，怎么样？”这位七十多岁的人笑着说：“不是奚落你，过去呀，你哪像个人？现在穿着衬衣，蹬着皮鞋，可是个漂亮小伙子了。”“许瑞！”毛三激动地喊着说，“你说合作化怎么不好？”
“入了合作社就是不如我单干的时候自由，队长叫干啥就得干啥；我老婆病了，社里也不给个钱。”许瑞答腔说。
“你单干的时候雇个工，听你说干啥就得干啥，你倒是很自由，给你做活的人可不自由了。”
“现在这么大个社，没有人统一领导，出工一窝蜂，下地乱哄哄，能行吗？”
“你出工多，劳力强，家里有底，为什么还叫社里给出钱看病？再说，你老婆也不是害的了不起的病。人家毛庆峰老婆生孩子生不下来，社里用汽车送到北京治，花了三百多元；要是没有合作社，把毛庆峰的房子带地卖了也抵不上。”
这些话驳得许瑞没话可说，但是他并不服气。又说什么“合作社把树砍了，把地荒了”，“青年人娶不上媳妇”……真是这样的吗？人们反驳他说：到会的青年人，除了不够结婚年龄的以外，差不多都成了家。个别社员觉悟不高偷砍了树，政府和合作社都及时制止了，为什么把这个也算在合作社的账上？再说，这几年从北京到昌平的公路两边种了多少树，就在这个村边上种的一片树也都长起来了，只是许瑞瞪眼装着看不见。社里把旱地变成水田，粮食增产了，怎么能说是荒了地？
这几年来，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对过去的苦难很少回忆了。他们没有想到今天还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在想靠剥削来使自己“发财”。经过这次大辩论，多数人懂得了走资本主义的路就是要把人们拖回人剥削人的社会。用一个社员的话来说：“资本主义思想真是臭得很！”（附图片）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乡的农民在举行两条道路的辩论会
本报记者 王志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