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文艺界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获得巨大胜利
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在总结大会上作了讲话
文艺家必须和工农群众结合彻底改造思想 努力建立社会主义文艺和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
本报讯 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在9月16、17两日举行总结大会。参加会议的，除在北京的作家、文艺机关、团体的负责人外，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各地分会的主要负责人和一部分作家，以及中共各省、市委宣传部门的负责干部等，共一千三百五十多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讲话；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巴金、老舍等，也在会上讲了话；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代表党组对文艺界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了总结发言。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是长期的
陆定一在会上阐明了这次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经过很长的时间，经过很多次的流血斗争，才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是比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要把几千年的人剥削人的历史完全结束，并且使一切剥削制度以后再也不能产生。在我国，这个革命的过程还很短，我国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1949年就建立起来了，从1949年算起，不过八年；从1953年党提出总路线的时候算起，只有四年。我们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所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在政权问题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已经解决之后，还会发生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剧烈斗争。这种政治上思想上剧烈的斗争，并不是我国所独有的。从历史上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经过这样一场斗争。这种斗争，苏联有过，那就是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匈牙利也有过，就是去年十月的反革命事件。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中的领导人物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在政权问题已经解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基本上完成之后，资产阶级还要造反。领导这种造反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资产阶级造反在苏联是失败了，在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政权曾一度被资产阶级所篡夺，但最后资产阶级也失败了。中国现在以章、罗联盟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就是要想对社会主义造反。他说，不论在苏联，在匈牙利，在中国，资产阶级造反的目的，都是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反革命的反动统治。
陆定一指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是不能一下子就解决的，从现在算起，还要十年、十五年才能基本完成，这是一场长期的严重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在十年十五年以后还会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存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会熄灭。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培养大量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可能产生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
陆定一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可以培养出大量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可以改造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同时也可能产生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可以改造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是很难改造的，有的甚至到死都不愿意改造的。他们是资产阶级右派，他们仇视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和人民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有些人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即使是共产党的长期的教育，也没有能够把他们改造过来。冯雪峰、丁玲就是这样的例子。
他说，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还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会产生出新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来，像曾彦修、锺惦棐、陈涌、刘绍棠、刘宾雁、郭维等，就是这一类例子。他们有的是很小就到革命根据地，在那里长大的，有的是全国解放后才长大成人的。他们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受到教育的，但他们却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会产生出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来呢？陆定一说，一是由于意识经常落后于存在，旧社会里只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思想改造，就不能在思想上赶上社会主义的现实，就会从看不惯社会主义制度，走到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二是由于国内国外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还会长期存在。三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生活资料的分配问题上还存在着
“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是按照需要来分配，而只能是按照劳动，以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分配生活资料的。
陆定一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是“百万富翁同穷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那是假平等。
“百万富翁”掌握着生产资料，穷人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受“百万富翁”的剥削和压迫，那里会有什么平等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什么人可以把生产资料私有起来，剥削别人了。这就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
但是，比起共产主义社会来，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不平等。就是在生活资料的分配方面，还残留着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既然是按劳取酬，那就有不平等。劳动力强的，收入就多一些，劳动力弱的，收入就少一些。一个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每人收入就少些；人口少，劳动力多，每人收入就多些。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平等的权利有一方面还受着资产阶级范围的限制”，就是指的生活资料的分配方面还有不平等而言。虽然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收入太少的人有种种帮助和救济的办法，但不平等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只有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按需要来分配生活资料，这些差别才会消灭。
陆定一说，我国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资产阶级还未完全消灭，因为资本家还拿定息。定息就是一种剥削。现在国家每年要拿出一亿一千万元来支付这项定息。这种定息的办法，要实行到1962年才结束。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既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还存在着生活资料分配方面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是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的物质基础。最大多数的人，赞成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但是有少数人，却要求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还有共产主义者，则愿意自己多劳少得，使社会生产力能有更快的发展，人类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另一方面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两者之间进行着长期斗争。正因为这个原故，所以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但会产生大量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会产生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不但会出现很多的共产主义者，会有大量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等先进人物和模范事例，同时也会有流氓、阿飞、贪污、盗窃等各种各样的坏人坏事。
对作家和青年文艺工作者一味捧场的恶劣作风应该彻底改变
陆定一说，社会主义社会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有一部分堕落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是不可免的。但是，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把这种现象减少到最小限度。因此，我们必须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他指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对作家和青年文艺工作者一味捧场的恶劣风气，它助长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他说，捧场应该引起被捧的人的反感、讨厌，但有一些青年作家却因此骄傲起来，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天才作家”了，看不起劳动群众，看不起老作家，看不起党，摆起大作家的架子来。有的稿费收入很多，住在大城市，不愿到劳动群众中去，生活腐化堕落，政治上也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今后有关的领导方面，应该接受教训，彻底消除这种恶劣的捧场风气，否则，还会继续害人。
文艺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关于文艺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陆定一说，这是由来已久的。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是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党与文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一向主张政治领导文艺，因此文艺应该受党的领导，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因此，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工农兵密切结合。应该团结和教育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工作者，建立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为革命服务。我们把革命的文艺工作看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从王实味，到胡风，到冯雪峰、丁玲、江丰等，他们主张文艺第一，政治应该服从文艺；应该实行“艺术家领导政治家”，或者让文艺成为独立王国。他们拒绝为工农兵服务和同工农兵结合；他们不要统一战线，打倒一切，唯我独尊。这是一条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他说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已经长期存在，今后还会有斗争，不要以为斗争已经结束了。但这次斗争很重要，对于文艺工作的今后发展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它将会大大地巩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灵魂工程师们首先应改造自己的灵魂
陆定一指出，各种阶级都有自己的灵魂工程师。有奴隶主的，封建主的，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灵魂工程师。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灵魂的工程师”这个称号，是要鞭策作家们努力进步，而不是要作家们骄傲自大。陆定一说，与其说文艺家是灵魂工程师，还不如说文艺家是灵魂工程师的一部分更为科学些。因为教育家，马克思主义的教员，党和共青团的工作者，也是灵魂工程师。少先队指导员和托儿所保育员，也在做教育的工作。文艺家只是灵魂工程师的一种，但是重要的一种。所有教育别人的人，都可以叫做灵魂工程师。但是，所有教育别人的人，都应当受教育，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然后才能做先生，文艺家也不能例外。灵魂工程师，应该首先改造自己的灵魂。文艺家如果不努力改造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变成工人阶级的文艺家，他就可能堕落成为灵魂的蛀虫。他指出作家的职业，像战场上第一线的哨兵一样，是光荣的，也是危险的，容易被敌人俘虏。因为文艺家的工作方式是手工业的方式，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作家又容易出名，出了名，就容易骄傲自满，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他指出，作家应该彻底改造思想，把“我”放在集体之下，把人民群众，把党的事业放在最崇高的地位。
作家应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陆定一指出，“体验生活”这个口号有好处，但也有极大的坏处。它对过去在反动统治下没有机会去接触工农兵的作家们，是有好处的，他们能够同工农兵接近了。但是对一直生活在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和对青年作家来说，它已经起了坏作用。因为他们本来已经、或者本来可以长期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中的，“体验生活”的口号，却反而客观上妨碍了他们去这样做。有些有志于文艺的青年，在工农兵中生活了几年，写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后，就被放到脱离群众的“创作组”去，过早地变成了所谓“专业作家”，于是脱离了生活，住在大城市里，偶尔下乡“体验生活”，逐渐离开了创作的唯一源泉，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甚至开始堕落下去了。刘绍棠的例子，要特别引起我们的警惕。他认为作家不应该只偶尔去“体验生活”，而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最好是参加劳动，其次是参加基层工作。要同工农兵同劳动，同生死，共患难。对于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老作家，当然应该另作妥当的安排，但不要因此而动摇我们的根本原则。为着给青年作榜样，希望老作家们实行毛泽东同志在今年4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话，能有70％的人在十一年内分批到工厂和农村中去，或者“走马看花”，或者“下马看花”，或者落户几年。住在大城市里的作家，只要可能，就应当用兼任职务或其他方法去接近群众。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但是最好的一种创作方法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陆定一作了解说。他认为毛泽东同志说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段话，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基础。他说，我们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各种创作方法、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作品自由竞赛。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同时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一种创作方法。他指出，高高在上，不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不管怎样口口声声说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写不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来的。要写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首先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陆定一说，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这里有五个“一切”。他认为有些作品所以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并不是像胡风所说的那样，因为作家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了，而是恰恰相反，因为作家对于工农兵生活的了解是不全面的，没有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五个“一切”。我们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话去克服公式化、概念化。
陆定一还着重谈了能不能批评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问题。他说，既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然要写困难、错误和缺点，又要写对困难和错误的克服。最后的结果，成绩还是主要的，错误和缺点还是次要的。最后失败了的事情也可以写，从中可以取得经验。
希望作家对工厂、农业合作社、学校、商店的建设作自始至终的长期的全过程的观察研究
陆定一对文学艺术家提出两点具体希望：一、希望我们的作家，对于我国的工厂、农业合作社、学校、商店的建设，做自始至终的、长期的、全过程的观察、研究。四样东西，每样看它一个，对我们的社会面貌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对于别的事情，就容易有正确的看法了。二、党员作家，应该编入生产单位或城市街道的党的基层组织，过党的生活。
最后，他提出要狠狠地反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
摔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做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周扬在讲话中指出，近两三个月来在文艺界进行的反右派斗争，是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纯洁党的文艺队伍的斗争。这场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同时也取得了严重的教训。为什么像丁玲、冯雪峰、江丰等这些老党员、老作家，会堕落到反党的泥坑呢？他说，早在1930年，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左翼作家要是脱离实际斗争，要是把自己看得比一切都高，把自己的工作看得比一切工作都高贵，那就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鲁迅的话是很对的。今天仍值得我们警惕。周扬说，在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中，有许多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许多人是背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包袱”参加革命的。一种人在革命的斗争中，经过磨炼，逐渐地把个人主义的“包袱”摔掉，改造自己成为集体主义的战士，在革命队伍中感到自由、轻快；和党一条心。另一种人，却始终背着个人主义的“包袱”不放，抛不开个人得失，个人恩怨；有一点成绩就向党居功，碰一点钉子就对党不满，因此他们不但摔不掉那个妨碍自己前进的“包袱”，反而增加了“包袱”的分量。党和革命的力量越强大，他们便越感到“不自由”，越感到格格不入。他们对党不是向心，而是离心。遇到重要关头他们就经不起考验，最后就走上反党以至叛党的道路。现在我们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党的作家应当努力做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要堕落成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周扬指出，对一本书主义的批判是关系用共产主义世界观，还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的重大问题。我们提倡作家应以自己的创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写一本书，画一幅画，导演了一部影片，就认为自己了不得，就以为从此可以向党讨价还价，甚至和党分庭抗礼，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极端恶劣的表现。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名誉、地位，是党和人民给与他们的，因而也是可以从他们手中收回的。
我们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
周扬又指出：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和我们的根本分歧，是文艺要不要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要不要受党的领导？他说，这分歧是由来已久的。在左联时期，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和公开的资产阶级文学派别作过斗争；以后，我们又连续地和暗藏在左翼文学队伍中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破坏革命文学运动的胡风集团作过斗争；现在，又和冯雪峰等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进行斗争。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文艺，目的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不是正面地公开地攻击社会主义文艺；他们采取贵族老爷式的轻蔑态度来贬低或抹杀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污蔑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不真实”。他们硬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家没有创作自由，所以只好在作品里“说假话”。
周扬说，社会主义的文学还很年轻。苏联的文学，从高尔基的“母亲”算起，不过五十来年，中国的新文学从“五四”算起，也只有三、四十年。这样年轻的文学和几千年的封建时代的文学，几百年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相比，当然会有它的不够成熟的地方。但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和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相比，是史无前例的。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作基础，在和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是自觉地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我们今天的文学还不够成熟，还有缺点，但是我们必须爱护它，扶植它，使它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克服自己的缺点。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出现伟大作品。
关于“真实”的问题，周扬说，艺术作品，当然要真实。我们同右派的分歧是：写真实的目的是什么？资产阶级右派和修正主义者认为文学一有目的，就不真实了，其实，主张文学创作无目的，也就是一种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文学不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他们认为只有写我们社会的所谓黑暗面，才是写“真实”，写我们社会的光明事物，就是“说假话”。显然，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对于什么是“真实”的看法也是不同的。我们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鼓舞人们献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不是叫人悲观、失望，对革命丧失信心。
关于创作自由问题，周扬说，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写作的人是不自由的。为人民的利益而写作，在我们的社会，有最大的自由。我们的作家在选材、在表现方法、在艺术风格上都有充分的自由。
对今后如何改进文艺工作的问题，周扬认为，应该继续展开文艺思想上的大辩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文艺上的自由竞赛的原则，防止粗暴和简单化的作法。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彻底解决作家、艺术家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他说作家必须到工厂农村参加基层的工作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取得丰富的艺术感受，写出好作品。青年作家不应过早地专业化。作家和工农群众在劳动中、斗争中长期结合，应成为我们文艺工作的根本制度。最后，他说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作家的个体劳动应该和集体事业很好地结合。
郭沫若在发言中指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是整个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战线，文艺界斗争的胜利不仅可以纯洁文艺队伍、巩固党对文艺的领导，并可以鼓舞全国各界的战斗，使社会主义教育能够更普及更深入。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继续斗争，争取彻底的胜利，使我们文艺界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努力改造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
茅盾在会上分析了党内外右派分子的几个共同点：他们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贩卖资产阶级的私货；否定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的成绩；反对工农兵方向，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思想改造。茅盾在这几个问题上，驳斥了右派分子的错误的论点，并指出冯雪峰文艺思想是修正主义思想。
巴金和老舍一致斥责了丁玲、冯雪峰等的反党言行。他们认为必须从这次斗争接受教训，彻底清除丁、陈反党集团在文艺界造成的坏影响，以及坚决反对文艺界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邵荃麟在总结发言中说：这次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从6月6日开始，到9月17日，历时近三个半月，先后共举行了二十七次会议。在会上发言的有党内外同志一百四十多人，一致对丁、陈反党集团的言行作了揭发和批判。他指出：这次斗争是1955年党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的继续。斗争的性质是党的文艺路线与反党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斗争；是巩固党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与纯洁的斗争。他说：现在大会的讨论虽然暂告结束了，但斗争并未结束，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但还是初步的胜利，必须深入更深入，继续批判丁玲等人的反党言行，彻底清除他们在文艺界所造成的毒害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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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抡的反动本质
周建人
我不是要在这里追究曾昭抡过去的历史。只因为他有着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要使人明白这言行是不是偶然的，是不是由于一时的思想的糊涂，就不能不看一看他的已往的历史。
曾昭抡过去的历史不需要追踪得很遥远，只要略查一下从日本将投降及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向解放区进攻时期这一段情况也就可以了。在新旧二种力量斗争如此尖锐的时候，人们不可能不作出究竟站在哪一边的决定。据说曾昭抡在1945年间就曾和陈诚见过好几次面。同年秋季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即命曾昭抡往美国去学习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曾昭抡的政治立场是很分明的。
1946年出国前，曾又亲自去拜见陈诚，并且经常参加国民党特务头子唐嗣亮的宴会。出国时，唐又差专人送给曾昭抡钱。据曾自己说其钱数目并不多（？），即使数目不多，但其间存有一种关系，毕竟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这种关系显然不能不说是政治关系吧？曾昭抡即使力求避重就轻地交代问题，也不能完全否认曾谈到政治，只能说“很少谈到政治”！可是所谓很少究竟少到多少？又谈的究竟是些什么？这一疑问，在许多人的脑中不可能不很自然地产生。可是曾昭抡自己即使不说，却有事实证明他的立场。曾在美国时期，听说曾二次写报告给国民党的伪兵工署，并且要求将报告转给陈诚看。又准备在国民党领导下设立研究原子能的机构，回国来搞兵工。这时候正是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向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斗争的时候，曾昭抡这一系列政治立场和政治意图不是很明显地为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服务吗？
曾昭抡从美国回来的一年（1948年），解放军已解放了东北，军事节节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而曾昭抡却正相反，他偏偏感到“苦闷、徬徨”，感到消极，竟“想在香港隐居起来”。这是他自己表明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的一节。可是这还只是一方面，还有积极反动的一方面，那就是他到香港后就参加了章伯钧的右派活动。他交代里说这时候“他的思想就更向右转”了。意思只是更向右了一些而已，实际上无非坚持他的一贯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曾到北京以后，1949年，就和张东荪及罗隆基搞起反共集团，进行政治阴谋活动。1950年张、罗、曾三人商量，为了“朝里有人好做事”，他被推荐到教育部任副部长。并且接着做了一联串的阴谋活动；一种方法是企图把私人安插到高等院校里去，另一方法是排挤民主同盟内部的进步分子，企图把要职把持起来。
如上所讲，曾昭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一贯的。在大鸣大放期间，曾昭抡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增无减。只要从今年6月初他在六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一斑。他幸灾乐祸地估计目前形势一触即发，说共产党不要以为秀才造不成反！他说：“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云云。
这一段话毫无实际根据，完全出于反动思想的主观的推测。曾昭抡很庆幸地认为秀才能够造成反的根据说是群众也是对党不满。岂知这种估计完全错误。事实上群众对党是满意的，并非不满。曾昭抡因为站在反动一方面，就看不见真正的群众。他是站在章罗联盟之内，把反动集团看成了“群众”，遂主观地误为群众对党也不满了。汉阳中学学生是曾经受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煽动而闹事；不是终于被工农群众所反对而制止了吗？各机关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中，不也是右派节节败退了吗？如果群众对党不满，怎么情况会是这样，而不像曾昭抡的主观思想那样呢？
曾昭抡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也同样充满着反动的观念形态（即观念体系）。汉朝的时代离今已太遥远，不必去论它，至于五四时代的情形是年纪稍稍大一点的人都看到过的。那时候政权掌握在哪些人手里？那种政治情况又怎么样？今日的政权属于哪一阶级？政治情况又怎么样？怎么可以与五四时代学生运动情况相比拟？然而曾昭抡竟作这样看法！岂不是因他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遂有此看法吗？
此外他又说不应该以运动方式对待知识分子，他就害怕。这话也明明表示他站在对立方面而不是站在人民方面，要不然，又何怕之有？曾昭抡还说应该多给知识分子讲话的机会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实际上知识分子讲话的机会很多，何时曾有过限制？至于尊重知识分子，党一向就是尊重知识分子的。自从革命胜利初期接收学校时候起，党代表向师生讲的话，就表示尊重知识分子的。以后，周总理所讲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话和实际上的安排等一系列的措施，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更是大家所知道的。而曾昭抡竟说党不给知识分子讲话机会和不给尊重，这种完全不合事实的话，就是他的主观上不满意人民民主政治，不满意社会主义所致。
对于新社会表示不满，想回复到旧社会去，一般叫做复辟。皇帝，亲王等想复辟是因为想复得已失的称王称霸的权势；然而今日有些右派分子，实际上他的地位比在旧社会里是高了，享受也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职权也完全是有的，除非自己不能胜任那种工作。如果能胜任，却不让他去做而另委他人去代做，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只是新社会有一套新的组织纪律，新的人事制度，闹宗派和营私舞弊等等却都不允许，虽然在新社会里地位比以前高了，生活也比以前好了，但不能为所欲为，还会感觉到不满意的。这是一个理由。这一理由也就说明还有比较更暗藏的理由，即：从哪一种阶级来的人，脑子里就藏有一套适合那种阶级的那种政治的观念体系（即观念形态，亦译称思想体系）。因此与原来的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制度也有这种关系，有着深切的感情。即使在新社会里地位比以前高了，生活比以前好了，由于与新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制度不习惯，又眼看得旧有的阶级日趋溃灭，当然也要产生不快与痛心，是会幻想着复辟的。听说曾昭抡在旧中国仅在大学里教过书和在化学会里担任些工作。在留学美国时代，也不过想望在伪国防部下面搞一个研究所。解放以后怎么样？不是做了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化学研究所的主任，并且是学部委员了吗？但他还觉得党不给知识分子以尊重，还想复资本主义的辟，这就说明了上述的问题。
当然，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都有极大的野心，章伯钧有极大的野心，罗隆基有极大的野心，曾昭抡也是这样。熟悉他的人说他本是典型的弄权专家，一向有把头作风。这也是旧观念体系里含有的一部分。
曾昭抡并不隐瞒有野心；不过他是这样解释的，他在检讨与交代里说：自认为反蒋有功，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也有分……养成了我过分自高自大的思想。可是这话与被揭发出来的话完全不符，揭发的话里找不出反蒋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痕迹，只有与陈诚屡次往来，及接受特务头子唐嗣亮的钱的事实！曾昭抡检讨与交代结束时，总说几句类似“要在党的教育下，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话。只要这话是一心一意地说出来的，不是“口是心非”（曾自己的话）地说出来的，当然是好的，将为人民所欢迎。但揭发的话与自夸的话对照起来，显然很不符合，显得并不老实。不知曾昭抡自己究竟预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