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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胆的放，坚决的放，彻底的放
——南方日报9月21日社论
开展大鸣、大放，是当前农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入手的第一步工作。正在进行的试点和已经铺开的第一批社，发现有这么二种情况：一种做法是在乡干部会议之后，首先从坚决大胆的鸣放入手，而且放透，什么样的意见都讲出来了。这样做就算路走对了。另一种做法是，不敢大胆鸣放，不坚决放透，想先组织好队伍再放，或者稍放就过早辩驳，因此，就放不出来，或者只放出了一部分意见，这样就走了弯路，使下一步辩论也很困难，而且要走回头路。因而，能否放起来，能否放透，便是当前运动顺利或失败的关键。根据试点和先行的第一批社的初步经验，开展大鸣大放，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必须解决干部对于大鸣大放的认识问题。工作队和乡、社干部，不敢放手大鸣大放主要有二个顾虑。一是对大鸣、大放意义认识很不够，因而怕乱。有的说：“夏收前民主办社，闹的工作已经很不好做了，再放，社要垮台了”，有的说“一、二类社可以放，三类社不能放”，还有的说：“放出问题驳不倒，局面无法收拾”，所以就小手小脚不敢大放。也有的人把鸣放仅仅看作是为了找几个批判斗争的对象，所以，稍为一放，就收集材料，准备斗争，把要讲的就吓回去了。二是有一部分乡、社干部本身有缺点，有错误，怕群众批评自己，或夸大了分不清是非，不敢放手鸣放。有的还规定清规戒律，如说“正确的意见可以放，不利生产、不利团结、不利社的巩固，不能放”，结果冷冷清清群众不敢提意见。甚至有的暗里阻碍鸣放。因此，必须弄通干部思想，使之对大鸣大放有正确的认识，这是重要的关键。首先要使干部明确这次运动的基本要求和目的，就是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批判少数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提高贫农下中农（包括一部分上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同时，揭发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改善干部作风，切实改进工作。还可以用干部会议和试点实际情况，使之认识不论一、二、三类社，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工作中的缺点都有存在，这是合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有问题必须让其暴露出来，才能对症下药，分别解决，掩盖着或压着不让暴露，就和暗疮一样，要化脓和发展，就更是对农业合作社的大危害。试点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凡是放的透暴露出问题多的（如不少社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员都发表意见，有的一社就提出几百条上千条意见），辩论也就劲头大，辩的深，对群众教育大。凡是不敢大胆鸣放，没有暴露出什么问题，不但不能说明是原来工作做的好，而且，使这次运动开展受到影响，辩论没有劲，也不能深入，要不就走过场，要不就重新做。因此，使干部深刻认识，这是我们改变作风，克服教条主义的宣传教育方法，真正走群众路线来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的新的工作路线。对有缺点有错误的乡、社干部，就要指出，诚恳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对党、对社、对自己都有好处，挨了批评虽然面子上一时不好看，但可以放下包袱，重新取得群众信任。有的人怕群众扩大事实，分不清责任，怕不能再当干部。则应讲明这次一定实事求是分清是非，只有主动征求群众批评，虚心检讨、改正缺点，才能继续当干部。如果为个人得失而阻碍鸣放，整不好社便是错上加错。对于怕乱的思想，则主要使之相信群众大多数，贫农、下中农虽然有些意见，但是坚决走合作化道路的，经过鸣放，不但可以让贫农把自己意见讲出来，而且可以使之受到教育，更进一步提高觉悟，摆脱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放鸣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时思想混乱，但只要坚决依靠贫农、下中农把工作做的好，很快就会转过来。对于三类社，更要鸣放，把问题暴露出来，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如果真是有的合作社一放就垮台，即使不放也要垮台的，那样的社垮了也不可惜，可以另行组织，实际上，已经放的几千个社，还没有发现那么经不起考验的。所以，不敢放手鸣放，就是对合作化没有正确估计，就是不相信群众大多数，或者害怕困难，不愿做艰苦的思想工作，实质上是一种右倾思想的表现。
只有首先打通干部思想，使之解除顾虑，对开展鸣放有了正确认识，并端正态度，才能真正贯彻执行，大胆的放，坚决的放，彻底的放，而且放深放透。
其次，要不断地解除群众思想顾虑，使之积极参加鸣放。群众的顾虑主要是8月份刚刚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反攻倒算，怕提错了意见像不法地主那样斗争（已出现了个别杀鸡、砍树、怕挨斗争的现象），也有的怕像城市中反右派那样给自己扣上右派帽子，还有的怕和干部伤了和气，怕被打击报复，有的甚至提出条件要干部做保证才提意见，或者对这次农村整风、整社缺乏认识，而不积极参加。因此，就必须首先向群众讲明这次农村开展整风、整社的重要性，就是为了帮助干部克服缺点，改进工作，搞好社的管理，搞好生产，并使大家都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整的方法，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也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使大家不论对生产、对合作社、对粮食统购统销等各方面，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乡和社能解决的就地解决，不能解决的反映上级，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争辩；这是属于人民内部问题，采用团结——批评——团结方式来解决，一律不扣右派帽子，更不会当成不法地主那样来斗争。所以这样的顾虑是不必要的，对生产的破坏更是错误的，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干部还要反复表明态度，对干部提了意见，保证不报复。只要干部态度明确，有发扬民主的气氛，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只听不驳，并反复动员解除群众顾虑，是可以很快发动起群众来的。
再次，还要有恰当的工作方法。不论什么样的社；一开始都应该从开展大鸣大放入手（垮了台的应重新组织队伍），虽然前一段有一些社，在民主整社、查矛盾时暴露了一部分意见，但放的不彻底，不普遍。因此，一律要在开始时，首先再全面进行一次鸣放。放的方法，是贫中农一起放，主要在生产队、生产小组中放，还可以采用召开各种座谈会和三、二人漫谈等方法放。社外单干农民和地主、富农也可以参加鸣放（放出的问题应分别对待）。放的时候，领导要硬着头皮听，只听不驳。群众中自发的小争可以进行，但领导不要表示态度，以免影响鸣放。一般发展的过程是，先提正面意见，先提具体问题，逐步暴露出不同的看法，以至各种资本主义思想。不少社开始是贫农先讲的多，到一定时机富裕中农和对合作化等不满的人才讲。因此，一定要放透，要有较充分的时间（一般要一星期左右），让各阶层群众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把话讲出来。这时可能一度出现思想混乱的情况，但应该沉住气，不要怕乱，要坚持放彻底。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揭露工作的缺点、错误，使我们能够很好改进工作。同时暴露出各种问题和各种思想情况，以便展开争论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凡是已经展开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没有进行鸣放或者走了过场的，应该在适当时候重新进行大鸣大放。而且在集中的大鸣大放步骤过去之后，到大辩论以及系统改进工作，整社整党整团等整个过程，都应贯彻大鸣大放大争的精神，充分发扬民主，有什么意见都准许讲，准许争论。实际上，整个运动都是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大鸣大放大争也要贯彻到整个运动的过程中去。
第四、在放的过程中，特别在放的差不多了的时候，就应当注意进行意见排队。要很好注意把群众提出的意见进行收集整理，并分类排队，对于正确的，应该诚恳接受，积极研究改正；对于误会的，应弄清情况，等放鸣过去之后，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明；对于错误的（主要是属于资本主义思想方面的）则分析研究，调查材料准备下一步展开辩论。这些工作，都要一边鸣放，一边进行研究分析，而且要细致的去做。
第五、在大鸣大放中就应当注意边整边改。发扬民主，开展批评，改进工作是整个运动的基本要求之一。因此，从鸣放开始就要注意及时接受群众正确意见，凡是能改的，马上表示接受和改正，如属当前生产中马上要解决的问题（抗旱、丢荒田、田间管理等方面的），及对干部作风方面批评正确的部分。这不仅工作确实要改进，而且可以提高群众积极性，并团结大多数群众，如动员鸣放时，就有些人认为意见提了也不改，再提也没用。以求经过边改，更推动大家积极起来鸣放。当然，这时还不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只能是把明显易于处理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先处理，对于牵涉面较大，或一时情况还搞不清楚的问题，则不要急忙草率处理，也不能放弃原则，违犯政策，去迁就少数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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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山县三级干部会上一场大争
驳倒征购粮食过重的谬论
本报讯 据辽宁日报消息：9月5日至12日在黑山县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就粮食问题展开了大辩论，辩论的结果证明，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绝对必要，主张国家少购多销的本位主义和片面群众观点必须批判。那些认为“去年征购粮任务没完成的原因是任务重”“牲口瘦弱死亡是因为料不足”“粮食是农民生产的，所以分配上应先社员后国家”等谬论被一一驳倒。
在四台子小组会上，七台子乡团总支书记孙九祥说：“去年没有完成征购粮任务：是‘三定’的产量高，征购粮的任务重了，和干部有本位主义思想以及群众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关系。”六个乡一百二十名乡、社干部据理驳斥了他的谬论。七台子乡乡长刘文俊说：
“我们县不是去年才实行‘三定’，已经实行二年了，年年都完成任务，去年是个大丰收反而没有完成任务，这能说是‘三定’产量高，征购粮任务重吗？不从干部的本位主义和群众的个人主义里去找，从哪里去找？”中共十七户乡总支书记刘春远在发言中分析他们乡去年没有完成征购粮任务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干部本位主义思想的作怪。他说：“我们乡上的干部过去总是错误地认为我们乡过去农民吃粮少，合作化后获得了丰收，本乡粮食留得充裕一些，农民多吃一点，今年工作好作一些。因此，就同情和支持了合作社、生产队和社员隐瞒产量、弄虚作假、假报灾情和明偷暗抢等等错误作法。全乡平均每垧地向国家隐瞒二百斤产量，共隐瞒四十八万斤粮食。而去年全乡差十万零四千斤没有完成征购粮的任务。这能说和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没有关系吗？原大虎山区委书记王玉林说：“去年大虎山区除了四间房乡九三社没完成征购粮任务外，别的乡都完成了。为什么九三社没完成征购粮任务呢？就是因为干部有本位主义思想迁就了群众个人主义思想。他们苞米折合率比别的地方低二成多，如果一家按分一千斤苞米算，一户多分二百斤，一千户就多分二十万斤。”
经过辩论提高认识以后很多同志检查和批判了自己向国家报产量宁低勿高，报销量宁高勿低等本位主义思想和片面群众观点。
在姜屯小组会上，有人主张“农民是生产粮食的，分配粮食应该先社员，后社，然后国家。”历家乡玉华社社主任王胜武反驳说：“分配粮食如果先私后公，那就会形成农民愿意留多少就留多少，愿意留啥就留啥，等于不要统购统销，国家就没法统一掌握粮食，工人、军队、城市居民也吃不饱，灾区也没有人支援了。产高粱地区的农民就得全吃高粱，产棉花地区，也别想吃粮食了，我们这地方也不用想吃大米白面（因为不种小麦和水稻），我们农民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中共姜屯乡分支部书记鲍天恩说：我们农民要是光图眼前利益，把好粮食自己留下，把瞎高粱，秕稗子给国家，工人、军队吃不饱，谁给我们生产工业品？谁给我们保卫国防？没有工业品我们一天也不行，没有军队，帝国主义一来我们又遭殃了。兰屯乡总支书记王志有用他本乡的实事，引为教训说：“去年我们乡因为有本位主义思想，在分配粮食的时候错误地实行了先私后公的分配次序，出现许多明偷、暗抢和私自分粮的现像，结果是丰收年反而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表面看好像对农民有些好处，实际上是害了农民。这样继续下去，会使农民倒退，滋长农民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再发展下去，有部分农民连次粮食也不愿意给国家了，这样怎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呢！”经过辩论，小组会上八个乡一百四十多名乡社干部一致痛斥“分配粮食应先私后公”的谬论，都表示今年坚决执行先公后私的分配次序。原来发表这个谬论的历家乡长征社社主任陈万清在真理面前承认了错误。
按“三定”标准给牲畜留料少不少？牲畜瘦弱死亡是因为饲料留量不够吗？八道壕小组会上展开了辩论。
辩论会上，中共围城子乡高力墙子分支部书记王德本说：“按三定给牲畜留料，牲畜料少，去年牲畜瘦弱、死亡就是因为一个大牲畜给九百六十斤粮食，一个小牲畜给留五百零四斤粮食的缘故。”该组七个乡一百三十名乡、社干部批判了他的错误意见。围城子乡团总支书记王耀忠说：“过去单干时，我们两家搭犋养两头驴，一头驴一年不过喂五、六斗粮食，现在按‘三定’标准留一石多，比过去多喂一倍。”康屯乡晓光农业社社主任吴国富说：“我们社刘屯生产队和窦屯生产队都是按‘三定’标准给牲畜留的料；一样的留量，可是刘屯生产队因为饲养管理工作作的好，牲畜就胖，窦屯因为饲养管理工作不好，牲畜就瘦，后来窦屯改进了饲养管理工作，不到两个月牲畜也都上膘了，这能够说是牲畜料少的原因吗？”
经过辩论，事实驳倒了“三定标准牲畜料少，使牲畜瘦弱、死亡”的谬论。大家一致认为：按“三定”标准给牲畜留料，牲畜够吃。牲畜瘦弱、死亡主要是饲养不精心、使役不当和饲养不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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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场大辩论 一个展览会
渔业合作化优越性深入人心
东海渔场墩头渔业社的社员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本报讯 舟山群岛上的普陀县，有一个墩头渔业生产合作社，是东海渔场较大的一个社。最近，这个社的社员们就渔业合作化究竟好不好开展了大辩论。
一笔账，一件事
在辩论中，大家算了一笔账：单干的时候，1951年，全社产鱼二万零四百四十九担，1952年产鱼三万二千二百二十九担，1953年产鱼三万三千五百六十一担，1954年产鱼二万三千九百四十七担。办社以后，1955年产鱼三万九千六百六十九担，1956年产鱼八万零五百四十六担。1956年的产量比1951年增加了二点九倍。办社以后，新造机帆船二只，大型木帆船三十一只，小型木帆船六十九只，合作社的公共积累由办社时四万七千元，增加到三十七万七千元，增长了七倍。社员们说，阿拉有伽多财产，要我退社，敲也敲不出去！
在辩论中，大家谈起这样一件事：这个社有一个社员叫黄阿龙，被渔业资本家引诱，去年冬汛退了社，自己搞了一只船，想单干致富。到了今年秋汛，不但没有富起来，反而亏本十三元，卖掉了三条新做的棉被、一口大橱、一担水桶。社员谈起都笑着说，“阿龙阿龙真倒幸，福人不做做穷人！”
再比比，再算算
“合作社收入多？还是单干收入多？”在辩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人都谈出了切身的体会。办社前三年，每个劳动力平均每年收入是三百零二元；办社后二年，每个劳动力平均每年收入是五百九十八元，增加了98％。渔工胡阿红去年收入七百零八元，比办社前一年收入三百元增加136％。贫苦渔民徐建能去年收入八百二十九元，比办社前三年每年平均收入增加78.3％。一般渔民陈夫全，入社后三年每年平均收入一千零三十二元，比办社前三年每年平均收入四百二十元增加145％。单干户周阿春，去年冬汛到今年夏汛，八个月共收入三百六十二元；他的儿子周中元参加了合作社，技术比父亲差，同样八个月，收入四百五十五元。
在辩论中，大家采取了个个对比、户户算账的办法。通过辩论，社员普遍反映：合作化的优越性愈辩愈明。
展览会上再看看
在辩论的同时，社里举办了一个回忆对比实物展览会。展览会主要内容是对比解放前后渔民生活状况。
在展览会上可以看到：解放前，渔民吃的是糠、菜、茹；现在，吃的是米、面、糕。墩头第三选区一百零八户，解放前，只有三户渔霸吃白米，十二户一般渔民勉强吃得饱，七十六户经常断粮，用六谷糊、茹汤、黄米糠充饥，十六户吃青草、吃野菜；现在，户户都能吃上大米，有的还打年糕、包粽子。
旧社会粮价一日三涨，穷人买不到米。渔民范采财到沈家门镇买米，前一个人三元一斗，后一个人就要三元五角一斗；相隔一人，涨价五角。渔工章德云，出海前买不到米，在船上吃了五天小黄鱼。渔民林贵夫的一个八岁的女孩，因买不到米，吃草胀死。新社会粮价平稳，保证供应。
渔民们看了展览会上陈列的野草等实物，都流下泪来。林东生的妻子说：我以前吃过两个月野草，现在一个月有二十五斤米足够我吃，再说粮食不够吃真没良心。
解放前，渔民穿的破烂不堪。渔工周阿会，一件破棉袄穿了九十年，一条破棉裤穿了七十年。渔工张岳定，一家六口合盖一条破棉被四十年。渔工郭阿配两兄弟结婚的时候轮着穿一件破棉袄。办社以后，全社社员总共买了八十五条呢裤子、十件呢上衣，三千磅毛线，一百只手表，四十二双皮鞋……。展览会上展出的活生生事实，使社员们看了个个感动。社员缪纪全说：“解放前我只有两件破衣，一件破袄；入社以后，买了二十多丈布，做了十一套新衣服。没有合作化，哪有今天的幸福？”
（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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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批负责干部下放农村
本报讯 江苏省继上半年下放干部近二万名之后，最近两个月又下放了三千多名干部参加农村工作。
这次下放的干部中，有省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一百二十九名，其中有省委委员、省委副部长、省人委副厅局长、地委副书记等领导干部，他们多被派到各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朱士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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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辩论中依靠谁？
本报记者 古维进
到了朋兴乡和平一社的时候，这里正在开展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协助这个社进行这个工作的是中共孝感地委工作组的几个同志。在我参观第五生产队辩论的第二天，工作员小石抽出时间给我介绍这里的辩论情况：
“我们首先集训队长、记工员、团小组长以上的骨干和一部分积极分子共六十四人（约占全体社员20％）。开始，社主任给大家分析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和说明对两条道路展开辩论的重要意义，大家就辩论起来了。许多人谈到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群众不听话，特别是一部分富裕中农，对合作社和统购统销等说了许多坏话，甚至讽刺、谩骂干部。有些人提出这一次整风首先要斗争这些人，出一口气；但是有些人认为不能斗争，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理服人，认为要是和富裕中农算一算这两年的经济收入账和政治翻身账，他们就没有理由说合作社和统购统销不好。辩论结果，大多数人同意了后面的意见。大家又和一些有糊涂思想的人辩论。龚水生（党员）因零用钱不足，提出当社员不如当长工。大家问他现在的生活比当长工的生活怎样？他就清醒过来了。他还检查了看见自己的母亲贩卖鸡蛋和布票，不加过问的事。他说，只晓得赚钱，这样下去，就有陷入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其他的人受到他的启发，也检查了听到地主富农的破坏言论不闻不问的右倾情绪。……”
小石的话如挡不住的流水，滔滔不绝：
“骨干分子经过集训，基本上晓得划清是非界限，就在各个生产队发动群众就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农关系、干部作风等问题提出意见。大家除了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主要提出了许多反面意见，如：合作社捆死人，不如单干自由；搞了社会主义，生活还是不平等；粮食虽然收得多，可是卖得狠，不能多留几颗；油票、布票、糠票不够用，吃穿克死人；五保户不该照顾，等等。提这些意见的主要是富裕中农，贫农下中农思想一时糊涂，也跟着叫喊。”
怎样把这些问题辩论清楚呢？小石两只眼睛望着屋梁，似乎在想心事，接着说：
“辩论必须有依靠——占社员大多数的贫农、下中农是很好的依靠。必须帮助他们澄清糊涂思想。因此，召集贫农、下中农受训，发动他们对大家提出的那些反面意见，以回忆对比的方式进行辩论。辩论中许多人都划清了是非界限。例如有些人听到富裕中农叫喊说：‘去年丰收，虽然平均每人分到粮食一千一百斤，但卖得狠了，结果，本来够吃二年的粮食，只吃一年，今年丰收一定要多留粮食。’他们也跟着叫喊起来。现在经过辩论，大家明确认识多售余粮，让政府多掌握粮食，对大多数人有好处；如果政府不掌握粮食，灾荒年到来，就会像旧社会那样‘富人开仓，穷人遭殃。’再说，1954年遭水灾，吃过全国各地支援的粮食，现在丰收，多售余粮支援灾区，也是理所应当。许多人感到跟着富裕中农叫喊是不对的。”
小石说，提高贫农、下中农的认识之后，就展开群众性的大辩论——就是目前进行的辩论。因为我已经参观过五队的辩论，他不准备谈了，我要求他继续谈下去。
“这个辩论主要是以队为单位。”他说，“但是，开始并不是对某一个人进行面对面的辩论，这样群众很不习惯，正如有些人说的：‘我今天把他斗了（他们认为辩论是斗争），明天又和他一块车水，这怎么成呢？’另外，这样做也容易使一些富裕中农感到有压力。为此，我们把鸣放出来的意见，围绕着两条道路的中心内容，发动群众进行对事不对人的辩论。这种辩论不仅使大家畅所欲言，使贫农、下中农又受到一次教育，更重要的是使一些有一般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也无形中受到批判，检查自己。例如六队的富裕中农叶洪琛曾经提出一个意见说：‘政府搞了统购统销之后，粮食只够吃，家无存粮，这个作法不好。’队里辩论的时候，不提叶洪琛的名字，只是发动大家就统购统销好不好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大家热烈发言，以回忆对比的许多事实，算了一笔统购统销的好处账。叶洪琛默默无言。末了，他自动发言说：‘我原来对统购统销有点抵触思想，这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现在听了大家算账对比，才知道自己的想法不对头。’”
说到这里，小石声明这种对事不对人的辩论，除了对资本主义思想不严重的富裕中农适用外，对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是不适用的。对于这种人，应该实行面对面的辩论。群众对这种人的意见很大，实行面对面的辩论是没有顾虑的。但是，小石说他们开始进行这种辩论的时候，没有搞好，三队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队的富裕中农龚必清对合作社、统购统销等都不满意，说搞合作社是慢慢整他，为什么不把他一刀杀死呢？还说了干部和群众的许多坏话。辩论的时候，大家把他的言论都端出来，问他是不是说过这些话？他说忘记了。后来大家提一点他承认一点。他声明他这样说是态度不好。队长沉不住气了，高声说：“态度不好怎么办？”许多人嚷道：“不能跟他和平谈判，叫他出去（即开除）！”于是辩论辩不下去了。小石说，自从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工作组耐心地给群众进行了说理斗争的教育。现在全社十三个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的言论，正在被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一个一个的驳倒，下一步他们就要发动群众对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言论进行反击。……谈话快结束了，我要小石谈一谈经验，他笑了一笑，说：“这是新工作，没得经验，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必须相信群众的多数，相信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应该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展开辩论。”他顿了顿，又说：“现在虽然辩论还没结束，已经可以看出好的苗头：去年丰收，每人留粮一千一百斤（包括口粮、饲料、增产粮），有些人还说不够用，要求今年比去年多留粮食。经过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有些人不再提多留粮食了，而是酝酿着在丰收地区怎样多售余粮。过去有些发牢骚说怪话的人，现在变得规矩一些，埋头干活了……总之，爱国爱社爱家的思想开始在群众中进一步树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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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比一比
湖北省南漳县苗圃乡苗圃二社，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算账对比和田间参观，实物、生活展览会相结合的办法，对教育社员起了很大作用。
在辩论会上，有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当场就被说服，但仍然有少数资本主义思想特别严重的富裕中农不服气，他们不顾这个社年年增产的事实，硬说社员的增加收入和生活改善账，是社干部故意编出来的，表示怀疑；还说什么单干农民的生产不见得比合作社搞得差。针对这种情况，社里便采取了田间参观，实物和生活展览会的办法。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终于被说服了，并且表示今后要在社里积极生产，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广大社员也都从中受到了生动的教育。
新华社记者 张国翰摄
苗圃二社的社员们正在轮流参观今年收获的芝麻。右边一捆是单干农民董光禄的，比左边合作社种的一捆矮一尺多，籽粒也没有社里的饱满。
这是贫农社员刘明中开的一个展览会。左面木板上放的是他近二年来新添的棉被、蚊帐和衣服等实物。右边是八十年前刘明中的奶奶出嫁时盖的一床棉被。拿着烂棉絮的是刘明中，他正向社员讲解合作化前后的生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