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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中国青年报9月24日社论
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也就不同；人们不论说话，做事，做人，都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在观察人们社会生活领域一切问题的时候，必须采取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以便于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团结自己，打击敌人。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列主义理论武库中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就是善于使用这一武器的大师。大家知道，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在历次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社会大变动中，我们的党和毛泽东同志总是很娴熟地使用着这个武器，去科学地分析各个社会阶层的阶级状况和政治趋向，判明哪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哪是中国革命的朋友，哪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并订出明确的纲领和策略，积聚和壮大革命力量，孤立和打击敌人，引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
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我们共青团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事业，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青年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这一点和知识分子相类似），青年更不是离群索居，生活在什么“孤岛”上面。青年出身自不同的社会阶级，带来了不同社会阶级的思想意识和政治观点。青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不免要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旧思想影响。如果我们离开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可以想见，我们就势必难以分清青年中哪些人拥护革命，哪些人不赞成或反对革命，哪些人思想先进，哪些人思想落后或者反动，以及产生这些思想行为的社会历史根源等等。这样，我们对青年的政治思想状况就会感到一团模糊，就不可能帮助青年分清敌我，明辨是非，接受共产主义教育。
应当怎样看待我国青年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来看待我国青年：一方面，我国这一代青年基本上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在党和国家亲切的关怀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比起成老年一代，他们接受的旧影响较少，思想比较纯洁，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经过几年来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我国青年90％几都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坚持反动立场，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青年，只不过是极少数。因此总的说来，我国青年是很好的，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是高的。我们必须坚信青年的多数，坚信自己的力量。有些同志低估党对青年的影响，低估思想工作的成就，是不对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我国青年很多还是出身自小资产阶级。直接从事工业劳动的青年工人，大多也还是昨天的农民、学生、城市贫民。至于在大学生中，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还约占30％—50％。毛泽东同志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国青年的阶级出身既是这样的复杂，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又都是在旧中国里度过的，这样，他们的思想深处就不能不沾染上各种不同的旧思想影响。现在，我国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虽然已经基本建立，但是在大多数青年当中，与这种所有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还没有树立起来。青年在大放大鸣当中暴露的一些错误思想，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反动民族主义等等，就是明证。所以，不看到我国青年尚未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的一面，对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或者认为青年已经“纯洁得像一张白纸”，不再需要“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了，主要是“增长知识”“学习本领”的问题了，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打垮旧的思想影响，比起打垮旧的制度要困难得多。我们在青年中“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的任务，还将是长期的，十分艰巨的事业。
因此，在我们向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主义高潮以后，有一个短的时间，有些同志只注意按照一般青年特点进行工作，比较地忽视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忽视了用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去严格地要求青年。这是不对的。当然，照顾青年特点是我们共青团工作的重要原则，是我们向青年进行工作的重要依据。不照顾青年特点，便不能充分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便不能有效地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我们的工作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出现偏差和错误。照顾青年特点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青年德育、智育、体育的发展，培养青年成为有社会主义政治觉悟、有实际劳动本领和健全体魄的新的一代，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如上所述，正因为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我们教育青年的事业是如此重要，所以在这次大放大鸣当中，有些右派分子就对它实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极尽其歪曲、污蔑之能事，恶意挑拨青年同党同共青团的亲密关系。并且异想天开地“劝导”我们，把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抛弃”。因为右派分子曾经放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谬论，迷惑过一些心地善良但是思想糊涂的青年，因此，还有在这里加以驳斥的必要。
右派分子的谬论之一，是说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过时”。右派分子这种“过时论”的主要论据，据说是因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其实，这是右派分子在玩弄偷偷摸摸地混淆概念的把戏，企图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就是“一切”阶级斗争的“完全”结束。然而这是不可混淆的两个概念：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决不就等于一切阶级斗争都熄灭了。谁都知道，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将继续充满着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阶级斗争。它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同蒋介石集团的斗争，中国人民同尚未肃清的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广大工农劳动者同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目前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以及人们思想领域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思想斗争。在国际上，也还有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所有这些，就都是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且，“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毛泽东）。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右派先生们，你们能否认这些阶级斗争吗？既然阶级和阶级斗争都还存在，你们要我们“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
右派分子还拣起了早已破产的资产阶级理论的碎片，重弹“超阶级”的老调。他们大谈“人性”，而否认人的阶级性。大谈“真理”，而否认人的阶级立场，说什么“立场和真理是矛盾的，要立场就没有真理”。一些不明是非的青年，也居然听信了右派的胡言乱语，在找寻所谓“公正的裁判员立场”。
在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当中，有没有抽象的人性及所谓“裁判员立场”呢？不会有的，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人不能离群索居，不能离开一定的阶级地位和社会生活。这一点，似乎连右派自己也不敢否认。既是这样，按照哲学上“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的逻辑，右派分子硬要否定人的阶级性，岂不是连他自己借以生活的阶级和社会地位也都否定了吗？什么叫真理？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方面，真理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说，这种规律同资产阶级的立场有矛盾，倒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因为资产阶级靠剥削别人过活，而社会的发展规律指明：这种剥削必须消灭。无产阶级则不然，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的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同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掌握客观真理。至于“超阶级”理论，那更是右派分子骗人的鬼话。因为在存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人们不是站在这个阶级一边，就是站在那个阶级一边。非此即彼，没有什么中间立场。右派分子要青年“超阶级”。“超”什么阶级呢？还不是“超”无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那边。请想想看，还在右派分子大谈“超阶级”的时候，他们自己不正是稳稳地站在资产阶级那边，向党展开进攻的吗！有的青年说：“我只要小资产阶级立场”。其实，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属于资本主义的体系，只有一个“小”字之差罢了。又有的青年说：“我不当左派，也不当右派，而当正派”。好像这是最“公正”不过的了。但是事实上，你既然不当左派，不站在人民和社会主义一边，又有什么“正派”和“公正”可说的呢？你的这种“正派”和“公正”不是已经有利于右派，而为右派所欢迎吗！
右派分子还假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大放厥词，说现在青年生活本身充满着的“只是形形色色的是非问题，而没有各种阶级思想的矛盾”。并进而反对我们考查青年的阶级出身和政治历史，反对我们在青年中划分左、中、右。说什么由于我们坚持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使青年“形成了一种荒谬的是非观念”，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制造了“墙”和“沟”，对教育青年起了“消极作用”和“危害作用”，等等。
其实，“形成了一种荒谬的是非观念”的，不是别人，倒是右派分子自己。现在，反右派斗争的事实已经表明，青年中有敌我矛盾存在，有敌对思想和右派分子存在。即使在青年内部的是非问题当中，如上所述，也还是“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各种阶级思想的矛盾”。既然青年中还有敌我矛盾存在，既然青年的是非问题中还充满着“各种阶级思想的矛盾”，我们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一时一刻也不能抛弃。
共青团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小宗派；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它没有任何私利。我们对青年的政治思想问题所以要进行阶级分析，首先是为了尊重事实。因为青年的阶级出身和政治历史，青年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并不一样，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们所以这样做，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团结青年、教育青年、帮助青年“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良好道德品质。因此它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也符合广大青年进步的愿望和要求的。同时，我们不是机械唯物论者和“唯成分”论者。我们更重要的是看青年的目前表现。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目前表现如何，是我们衡量一个青年是否进步，是否忠于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一个青年，不管他是何种阶级出身，有何种政治历史问题，或者犯过何种错误，只要他愿意进步，愿意改正自己，都是为我们所欢迎的。在青年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修养方面，或左或中或右，或进步或中间或反动，也都是根据青年自身的发展而发展的，并非一成不变的。并且我们相信：在我们国家里，由于我们事业的正义性质，由于我们党的领导的正确，和我们党对青年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育，我国青年的绝大多数是坚决地跟着党走的，值得信赖的。即令极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青年，只要他们不拒绝改造，也还是可以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同我们党争夺青年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右派分子仇恨和攻击我们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并不奇怪。因为它像照妖镜一样，曾经、正在或终将弄得这些右派分子原形毕露，大出其丑。还因为，右派分子懂得，只要我们放弃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事业就会遭到损害，右派同我们争夺青年的奸计就可以得逞。所以，我们决不要上右派分子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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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哲学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获重大胜利
郭沫若指出，斗争还要继续进行，强调知识分子要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
新华社24日讯 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在连续举行五天会议，取得重大胜利以后，昨天下午暂告一段落。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昨天在会议结束前讲了话。他说，这次座谈会充分揭露了右派分子企图使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的政治阴谋，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粉碎了右派分子对我国财经、文教等方面工作八年来伟大成就的诬蔑，这一场斗争的收获是很大的。但是斗争并未结束，还要继续进行。至于对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思想的批判，更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这个座谈会在这方面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郭沫若接着谈到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拥护共产党、学术研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等四个问题。
在谈到学术研究问题时，郭沫若说，会上有不少人提到康德、斯宾塞、凯恩斯、拉茨基、马林诺夫斯基等等资产阶级学者的名字。他说，资产阶级的学说，是可以研究，而且是应当研究的。但是我们要采取批判的态度来研究，我们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对它进行批判。研究者必须有正确的立场，才不致陷入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泥坑。
郭沫若着重指出，研究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所谓“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资产阶级右派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经济学，就是要收复他们已经失去的思想阵地，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这难道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吗？
郭沫若接着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高等院校在实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筹备扩大和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学机构的情况。他说，扩大和建立这些机构，是为了逐步解决培养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这个基本问题。为了更多更好更快地培养青年，为了更进一步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现有力量，实现十二年科学规划，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绝对必要的。思想改造的工作不完成，不仅贻误自己，更重要的是还要贻误青年。
郭沫若说，要把自己真正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首先就要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残余连根铲除，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养成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作风。郭沫若批判了那种过分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和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指出要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就要尊重体力劳动，认识到体力劳动对于脑力劳动的重要性，适当地从事体力劳动，打破小圈子，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指出，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学术研究中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学派，但学派和小圈子毫无共同之点。
郭沫若说，要完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目前就要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要实事求是地密切联系实际，进行切实的研究；要坚决靠拢党，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努力锻炼自己。
郭沫若最后说，历史是无情的，谁不努力，谁就会远远被留在社会主义的门外。我们希望一切的人都不要在社会主义的大道旁边睡觉。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战线是辽阔的，我们要同右派分子进行不懈的斗争。
郭沫若在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的建设成就的时候，还在会上朗诵了他最近陪外宾参观武汉时作的一首以“长江大桥”为题的新诗。他在这首诗中热情洋溢地歌颂祖国伟大建设，歌颂中苏人民的伟大友谊。
在22日和23日的会议上发言的共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十四人，还有二十四人提出了书面发言。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负责人吴德峰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分别举出大量事实说明，右派“恢复”资产阶级
“社会科学”的阴谋活动，不仅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十分猖狂，而且在法学和历史学方面也十分猖狂。翦伯赞在他的发言中揭露了历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向达一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
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孙怀仁在他的发言中，着重介绍了上海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并且证明上海社会科学界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也是和章罗联盟有直接联系的。武汉大学副教授黄仲熊在会上说，武汉社会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要学习首都社会科学界的经验，迅速开展起来。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胡绳的发言，详细分析了政治上的反动立场和学术上的反动思想的区别和联系。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已宣告死亡，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物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已丧失了它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发展，因而有些人在学术上还保留着资产阶级的观点，正确的方法是应当改造人们的思想和世界观，适应社会的发展。右派分子拒绝思想改造，坚持资产阶级立场，这当然是一条死路。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竺可桢在会上发了言。他根据他的亲眼看到的事实，说明我国的科学事业，包括社会科学事业，解放八年来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他说，他对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是衷心拥护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党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制订出规模远大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在中国是空前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做不到的。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完全是无耻的诬蔑。
高等教育部综合大学教育司副司长胡沙在会上发言，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对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恶毒攻击。金岳霖、黄子通、吴半农、王学文、若素和吴恒分别对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李景汉等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作了进一步的揭发和驳斥，并且对他们所主张“恢复”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经济学的反动和反科学的本质，作了有力的揭露，使得这些所谓“科学”在科学家面前一败涂地，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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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论坛
惜才和反右派
蓝天
在反右派斗争中，在知识分子队伍里出现了一批右派分子，有些还是“专家”“学者”，有人就以为他们是有学问的人，这样搞是不是会影响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影响将来的教学？
在这里，我们要首先明确一个立场问题。我们对真心实意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专家学者和一切知识分子，是百般爱惜的，事实也已充分证明这一点；但是“专家”、“学者”中并不全是这种人，其中有左派、中派和右派，已经揭发出来的许多右派分子，就是蓄意推翻党的领导，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人。他们表面上也说过拥护党的话，而这只是伪装而已。对于这种人，我们再以“惜才”之心来对待，那就要大上其当了，他们的才是不准备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的，他们要用在恢复资本主义上。不彻底揭他们的盖子，不彻底批判他们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不只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无法搞好，学校无法办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也要遭殃。试问：在他们已露出狰狞嘴脸之后，不全力予以反击，惜“小才”而不惜大才，怜个人而不爱大众，对广大人民能交代过去吗？只要立场还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人是不会也不应该这样作的。维持和右派分子的客气关系，就等于让毒菌潜伏在身体而不去医治，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有人看到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说感情上接受不了。我们不理解这种姑息右派分子的感情是一种什么感情，但我们可以说这种作法一点也不过分。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为什么不可以用大字报批判呢？他们拒不坦白认罪，斗争的风暴还应该更厉害一些。用一切办法把他们的丑恶面目揭出来，人们不再受骗，谬论没有市场，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有什么过分的地方呢？我们和右派分子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而我们对于他们还是用非对抗性方法来处理的，还让他们讲话，他们如能幡然悔悟，还可宽大为怀，不予办罪，这不已是仁至义尽了吗？“过分”之说是站在什么立场说出来的，还不很明显吗？
（摘自青岛医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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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职工们的反右派诗画
本报讯 北京市职工积极反击右派。自9月1日到11日短短的十一天内，北京市职工业余文学创作研究组就收到了来自十三个工厂、企业，十五位工人作者的四十九首反击右派分子们的诗篇。这些愤怒的声音来自北京印刷厂的车间、建筑部金属局的设计室和百货公司的柜台。虽然他们的工种、职务不同，但他们的语言和目标是一致的。
北京市职工业余文学组组员韩忆萍，是国棉一厂的铣工，他写了“我们捍卫社会主义”、“夜工”、“把住社会主义的关”等几首诗歌，在一些报刊发表，对反右派起了不少作用，他的诗句，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下边是韩忆萍写的诗“把住社会主义的关”：
为什么提起新社会他们就磨拳擦掌
为什么提起共产党他们就咒骂不休
为什么他们说“这个社会制度我憎恨”
为什么他们竟想用短刃刺向党的咽喉
因为今天他们不能“姐妹弟兄皆列土”了
因为今天农民再不做他们的奴隶了
因为他们再不能用藤条抽打工人肥他个人
因为他们不能再凭几个臭钱去买卖女人……
尽管他们假惺惺地泪下
尽管他们在我们眼前掀起尘沙
尽管他们纠合起来朝我们举起尖刀
尽管他们阴谋破产时想像一条泥鳅一样逃掉
我们说；快打开你们那肮脏的包袱吧
尽管你们巧妙的安排好掩护撤退的火力点
尽管你们能七十二变
也混不过我们把守的社会主义的关。
又讯 最近北京市各厂矿企业单位的业余美术爱好者运用漫画这一武器投入战斗。在大字报上，在工人画廊中，都有他们忙中赶制出来的反击右派的漫画。如第一机械部千康铨的“事实说话了”这幅漫画，用他们自己的生产成绩，回击右派分子污蔑社会主义建设搞糟了的谬论。为了更有力地驳斥右派分子，文化宫美术组还准备在国庆节出一个反击右派的漫画特刊。组员们正在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着创作。
（秋敏）（附图片）
事实说话了 千康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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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学术活动”还是政治阴谋？
科学家们揭露吴景超的丑恶面目
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上，科学家们对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陈达、李景汉等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揭发和批判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阴谋。
吴景超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一月号上的题为“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的文章，是右派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放出的第一枪。哲学家关锋说，吴景超的这篇文章写得文不对题和不合逻辑，这是吴景超故意这样做的。例如，吴景超在他的文章里，提出院系调整时取消若干大学的社会学系的问题，但他不从正面来反对，却拐了一个弯，说是在旧社会学中，有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等八个课程可以分别在大学里的各系开课。接着吴景超说，旧社会学中的这八个项目，要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进行研究。试问：像人口理论和统计、社会调查这样的问题，既然用历史唯物论的知识来研究，那么这又和“旧社会学”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这些问题，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那就根本不发生什么有没有地位的问题。吴景超在这里不是故意混淆视听，欺骗读者吗？关锋还指出许多类似的例子，来说明吴景超在这篇文章里所施展出来的伎俩。
“哲学研究”杂志编辑林聿时着重分析了吴景超发表在“政协会刊”的“提高民主党派建议的质量”这篇反动文章，指出吴景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要在各民主党派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的建议，正是章伯钧后来提出“政治设计院”的思想基础。吴景超在国家统计局的座谈会上大肆攻击国家的资料保密制度，正是为了实现他的要共产党“对国内国外发生的重大问题，随时供给民主党派以足够的资料”的主张。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正是吴景超亲自参加的政策研究委员会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第一个杰作。所有这些，都说明吴景超口口声声谈论所谓学术活动，实际上都是为了达到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为了说明吴景超的反动立场为什么如此坚定，中国人民大学教师麦农、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举出了吴景超在近三十年当中极力为帝国主义、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事实。麦农说吴景超在1928年回国后，写了许多关于社会学的小册子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大肆宣扬工人阶级不要去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思想，说“所谓公平的社会，是不消灭阶级也可以达到的”，并且恶意诬蔑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显然是不对的”。另外，吴景超又以“社会学”作为理论根据，为蒋介石反动集团制造反共反人民的舆论和出谋献计，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镇压工人运动的经验，建议国民党反动政权采用加拿大的“强迫调查”和意大利的“强迫调解”两个方法来对革命的工人运动施行血腥的镇压。吴景超还搬出反动的人口论作为破坏土地革命的“理论”武器，说是中国农民的贫困是因为人口太多，甚至灭绝人性地提出不惜用瘟疫、饥饿、战争的方法来消灭人口，使中国的人口减少到两亿。吴景超当蒋介石在1933年10月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进攻时，曾经大肆叫嚣“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实现统一的使命”。但是到了1948年人民革命战争即将获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吴景超却反过来提倡所谓“理性论”，污蔑人民革命是“反理性的行为”，是“包含残杀、恐怖与强制”。千方百计企图阻挠人民革命的胜利。
严中平说，吴景超在解放前曾经大肆宣扬买办洋奴观点，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掠夺作辩护。吴景超在1942年10月的新经济杂志上发表一篇“论外人在华设厂”的文章，说“外人在华设厂，其事业之所得，以85％付与我国政府和人民，而自己只能得到15％。所以我说，我们不但欢迎过去已经在华开设的工厂，继续在华开工，而且欢迎将来还有新的外厂在华设立。”他甚至厚颜无耻地硬说帝国主义的设厂不但不会打击民族工业，而且会使民族工业得到外厂“切磋琢磨之益，而不感到其压迫”。
曾经长期从事旧社会学研究的南京大学教授孙本文用他自己的体验，在会上论述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所谓社会调查的反动本质。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学无论从一般理论或具体问题的调查来说，都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他说，资产阶级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思想的传布，对于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很坏的作用。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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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越反共陷入重围
本报讯 水产部职工揭露了右派分子赵越向党进攻的恶毒阴谋。
赵越造谣说“农民生活苦得很，吃野菜把脸都吃肿了”。他叫嚣“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太便宜了共产党”，咒骂党员领导干部是“新贵族”、“新官僚”，污蔑解放后入党的新党员是“投机分子”。他公然叫嚣共产党今后应停止发展。另外，他还把解放前夕写的反动透顶的反共文章重新拿来宣扬。这些反动言行充分暴露了他一贯反共反人民的丑恶本质。
这个右派分子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曾在伪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并经两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参加国民党，积极进行反共。解放后，隐瞒历史，混入团的组织。由于他的反动的剥削阶级亲属多被政府判刑劳改或管制，他更加对党不满。新仇旧恨，使这个右派分子在人民面前又暴露了他的反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