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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教育开花结果
沈阳矿山机器厂大批工人要求压缩工时定额
许多职工撤回宿舍申请，缴回多余的工作服
本报讯 在企业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热潮里，沈阳矿山机器厂最近有一大批工人，主动要求压缩工时定额。
较长时期以来，该厂有一部分工时定额是偏宽偏松的。在三车间9月初召开的职工大会上，就有倪正午、孙希昌等四十多名工人，分别对洗煤机、磁选机等多种产品的部分定额，请求领导上加以修订。装配车间许多小组也主动对各种产品的工时定额作了审查，建议领导上迅速订出合理的新定额。如第五小组提出将装配圆筒混合机的工时定额由一百二十五小时压缩为八十小时。第六小组提出将装配煤气发生炉的工时定额缩短20％。金工二车间操纵大型镗床的工人，提出把加工减速器的定额工时由十二小时减少到八小时。
这个厂最近又出现了一种新气象，就是许多职工主动撤回了要宿舍的申请。前一个时期，该厂共有七百三十四名职工申请家属宿舍。近来，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职工们认识到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以及服从整体利益的意义，已有二百九十三名要家属宿舍的职工主动撤消了他们的申请。
此外，还有不少工人缴回了他们多余的工作服。仅八车间、四车间就有六十多名工人缴回了新领的工作服，他们认为旧的还可以洗洗补补穿，不必领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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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模范的模范行动
朱维勤张连德再降低工时定额
本报讯 最近大连造船厂机械车间车工、旅大市劳动模范朱维勤和张连德，自动向工厂提出了降低工时定额的要求。这一行动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诬蔑“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没有本质的区别”“工人阶级自私自利更严重”等等谬论。
今年，这个车间在修改定额时，工人就主动地降低了工时定额，全车间平均降低18.5％。但由于工人的努力，新定额很快就被纷纷突破了。朱维勤和张连德加工造“小舵杆”时，旧定额是十二小时一个，修改时降低为八小时一个。8月份，他俩决心要以新的生产成绩回击右派分子，于是展开了竞赛，在竞赛中改进了胎具，结果三小时三十分钟就加工一个“小舵杆”。朱维勤和张连德认为降低工时定额是应该的，不能多拿国家工资，他们自动要求把新定额再降低，由现在的八小时一个降低到六小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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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里的大字报
合理修订定额
在沈阳一些工厂里的大字报上，不少工人提出了合理修改定额的问题，下边就是其中一部分的摘录。
倒退的“定额”
我们厂的工时定额很成问题。具体反映在1958年计划定额的编制上，大部都没有降低，与1957年第四季的水平一样，甚至有的还要低，这当然是说不过去的。由于定额的不先进，因此1958年的任务虽增加很多，但是都以增加机床，多开班次的措施来实现的。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个问题。（沈阳螺钉厂职工）
国家吃亏，个人得利
我们工厂的综合定额是落后的定额，对生产起不到推动作用。有的小车综合定额为五十个点（小时），结果一个工就干完啦！正像有的工长说的：在车上走一走，看一看，就给钱。这种定额是二、三、四月份实行的，早已过时了，希迅速改进。（皇姑屯机车客车修理工厂赵宝林）
主动提出先进定额
制订计划工时定额时，一定要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样才能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生活早日到来。我在这次修改定额中，一定要主动把定额修订得先进。如某“代柜”过去的定额是三十二个，这次一定要提高到四十五个；某卡座过去的定额是十六个，这次一定要提高到二十八个。（沈阳风动工具厂磨工刘学业）
本着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我们要打破保守思想修改计件工时定额。下边是我个人提出的要修改的主要部件工时定额：某风阀由一百九十二个提高到三百二十个；某阻塞阀由一百六十个提高到三百二十个；某阀盖由一百九十二个提高到二百四十个。（沈阳风动工具厂磨工崔培）
不该迁就落后
装配工段个别工人干计件活时，总想找机会捞一把，说什么这个活大，那个活变型，非要给他补些工时，否则他就放下不干。段长听说工人放下不干，心里就担心，认为只要任务能交代就行，补给就补给吧。定额员若是不给，段长就找车间主任去解决，而主任不仅不予以批判，反而总是特别大方，要补就补。今年7月份有八台床鞍，既不是变型的，又不是公差大的，但到月末，段长硬要每台补付五个工，而且说是主任许可的。定额员没有办法，结果每台床鞍给了十八个点，合计一百四十四个点。类似这样迁就工人落后思想的事情经常有，希望工厂领导上加以教育和纠正。（沈阳第一机床厂五号车间逯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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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先是……
石六鸣
在整风运动中，有少数这样的同志：他们对待群众的意见，首先是扣字眼，对情节，看提意见人的平日表现。
他们站在大字报前或者是在座谈会上，看到和听到群众对自己的批评时，第一个涌到脑子里来的念头经常是：
“首先，这个人不该乱扣帽子……”
“首先，他提的意见在情节上就有不少出入……”
“首先，这个人平日就吊而郎当、爱说怪话，他也不先看看自己……”
既然有了这么多“首先”，于是乎，肝火上升，满腹委屈，觉得许多意见都一无是处。
这样一来，尽管批评看了许多，意见听了不少，自己的错误思想作风却还是改变无几。
如果反过来，首先去考虑群众意见的正确部分和合理的地方，那末，就会发现：尽管有些大字报措词尖锐，但是的确指出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尽管提意见的人平时也不无错处，但他却“旁观者清”，看准了自己的一些毛病；尽管有的意见与事实有所出入，但是也说明了自己平时同群众商量不够，或者没有向群众很好地说明情况……这也正是应该检查纠正的地方。如果真的这样来看待群众的意见，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意见都闪烁着群众的智慧，充满着同志的热情。这都是平日难得的提高思想水平、改进工作的宝贵的药石。
想来，谁也不会把自己思想作风上的毛病视如珍宝，而是愿意克服缺点，愿意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把自己提高一步。但是，真正要克服缺点，就不能仅凭愿望，而是要有实际行动。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群众意见，就是一切实际行动中的第一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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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在温室里生长 要在斗争中锻炼
光明社通过大辩论提高骨干队伍
本报讯 江苏省雎宁县兴仁乡光明社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提高了社的骨干队伍，为取得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胜利创造了前提条件。
光明社开展大辩论之前，党员和干部中也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不少人认为：只要有粮有钱，不宣传群众也会积极生产。有些干部认为粮食问题是实际问题，并不能怪群众吵闹。
县委工作组在摸清上述情况后，决定首先组织干部进行大鸣大放大争，把干部的思想真正武装起来。首先，以社为单位召开党、团员及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这个会议主要进行了大放大鸣的启发教育，动员大家发挥自由思想，有什么说什么。为使党、团员干部能够心情舒畅，把心里要说的话全部说出来，先摸清了他们对鸣放的思想顾虑，然后由领导上重点讲述了为什么要大鸣大放，还讲明了对大鸣大放应抱的态度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通过鸣放，弄清楚了在粮食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怀疑统购统销的重要性、对口粮标准嫌低等。因此，即组织到会干部就这两个问题展开了辩论。
提到统购统销好不好，大多数人一致认为统购统销好处说不尽。对口粮标准问题辩论的结论是：贫农和下中农现在吃粮水平比过去不是低而是高，只有地主、富农和少数上中农比过去稍低，马玉凤批判不够吃的说法道：“拿我家来说，四口都是大人，从5月19日分三百八十五斤粮，现在已吃了八十天，现在家里还有三十五斤小麦，这还是五忙六月，如到冬春那吃的就更少，总之，只要精打细算，三百六十五斤是够吃的。”史一才说：“如果不回忆过去比比现在，就忘了过去的苦日子，看不到现在的好日子。”
经过一次辩论后，社里又举行第二次骨干会，还吸收了四十一个贫农积极分子列席。根据大家所辩论的问题归纳起来，有分析的进行正面教育，并对鸣放出来的具体的谬论进行批判。会后又以半天时间组织讨论，进一步提高认识，使党、团员及干部彻底划清粮食问题上的是非界限。在初步训练了党、团员及队长以上的辩论骨干后，即在群众中发动鸣放。
在群众鸣放结束以后，大辩论开始以前，领导上又以生产队为单位，召开贫农和下中农会议，针对鸣放出来的主要问题，通过算细账，回忆对比，以典型实例进行辩论。并对鸣放出来的那些不满言论，进行分析批判，看这些错误的言论，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划清阶级界限。很多贫农和下中农经过启发和辩论之后，很快提高了觉悟，自觉进行检讨。贫农王成扣说：“我过去一贯做雇工，小孩根本上不起学校，现在我小孩也上中学了，够吃够穿的，但我今春喊口粮紧，实际我家今春口粮不但不紧，还结余一百七十斤卖了黑市，我这种思想，要算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今后决心改正。”这说明贫农和下中农通过这个会议的教育，在思想认识、阶级觉悟方面是有很大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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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总结基层整风的试点经验
解决基层干部思想障碍是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关键
据新华社杭州24日电 浙江省正在认真总结在一百九十三个乡进行基层整风的试点经验，以便用来正确地指导全省今后分期分批进行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运动。
这些试点乡的经验证明，解决基层干部对大鸣大放的思想障碍，是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争的重要关键。这些乡在开始整风时，不少基层干部认为大鸣大放是“无事生事”，怕“放”乱了，怕“放”到自己头上，不好收场，因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
从整风开展得比较好的试点乡来看，要做到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大鸣大放大争，需要做一系列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嘉兴、宁波、温州等专区一些乡就是在基层干部中首先进行大鸣大放，通过辩论，使干部明确认识整风的目的、要求和意义，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有什么好处。干部在扭转抵触情绪以后，都积极地大胆放手地发动各阶层农民大放大鸣。
这些试点乡还注意解除有些农民怕报复怕挨整的顾虑。他们除了反复交代鸣放方针和表示态度以外，一般都强调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拿实际行动给群众看。宁波、温州等专区有些试点乡在鸣放中成立了专门问题研究小组、算账小组，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立即改进工作。有些作风上有缺点的干部也接受群众的意见，公开作了检讨。这样，各阶层农民就大胆地提意见，干部作风和实际工作不断得到改进，同时推动了当前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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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抽调七百多干部下乡
帮助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
新华社哈尔滨24日电 中共黑龙江省委在省直属各机关抽调了七百多名干部组成五个工作组，于9月24日起分赴嫩江、合江、绥化、黑河、牡丹江等五个专区和直属县，帮助开展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工作组的任务和工作重点是帮助农村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结合搞好秋收和粮食征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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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地大鸣大放大争，才能整顿好落后社
——曲江县沙园社整社工作中的体会
中共韶关地委第一书记 林名勋
广东省曲江县犁市乡沙园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三类社（落后社）。这个社从8月14日到9月6日这一期间，全面执行了大鸣大放大争的方针，在全体社员中展开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大辩论。辩论的结果，资本主义思想已经崩溃，社会主义思想取得了压倒优势。沙园社的整社工作的初步经验说明：必须坚决地执行大鸣大放大争的方针，艰苦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同时又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合作社才能够彻底整顿得好。在严重地受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破坏的三类社中，更应坚决地这样做。
一、资本主义思想在社内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
沙园社受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和破坏到了怎样严重的程度呢？首先是社员私人经济不相适应地发展到占了主要的位置。从社员的收入情况对比便看得非常清楚：去年全社分红为二万四千多元，而社员私人经济收入却有四万六千多元；今年夏收分配全社分红一万九千多元，而社员私人经济收入却有三万六千多元，私人收入均多于社的分红。再按社员户计算，全社二百一十九户中去年全年社员私人经济收入超过其总收入50％以上的占70％的户；今年上半年估计亦有65％的户，其中四十六户富裕中农，则几乎全部都是以私人经济收入为主，私人经济收入多的竟占其总收入的90％。造成这个严重情况的原因是：社员私人土地不适当的增加了，社员私人的副业也是不适当的扩大了；社员为社出勤时间少，干私人生产及从事商业投机的多了。
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社的集体经济受到动摇和削弱，使得社的集体生产受到严重的损失。由于社员“顾私不顾公”，所以去年社的农副业生产都搞得很坏。
第三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降低了。除去地主、富农，全社估计，不愿走合作化道路的社员户占20％。四十六户富裕中农中，80％属于这一类。另外一类是虽然基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本身存在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对合作化有所不满，这样的社员占总户数的一半。只有30％的社员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是贫农和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党员六人中有三人有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队长以上的二十四个干部中，有三分之一有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
沙园社闹退社的人是不多的；最严重的时候也不过三十多户。因为既然在社内可以发展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可得到许多便宜，就不需要退社了。
二、落后社更加需要大鸣大放大争
沙园社在资本主义思想这样泛滥成潮的严重情况下，实行大放、大鸣、大争的方针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越严重的社，就越需要大鸣大放大争，而且鸣放和争得越透彻，就越能够把社整顿好。沙园社具体的做法是：（1）首先要解决能不能够鸣放的问题。党员干部的顾虑主要是：第一，怕乱。认为“易放难收”；有的说：“社的基础不好，一放就会垮台”。第二，怕不分是非，冤枉干部。第三，怕争不过人家。“富裕中农能说会算”，耽心搞私人生产为主的人多，怕大家不讲公道话。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的办法，首先主要是要向他们说清大鸣大放大争的目的和要求，指出社办不好的根本原因，说明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决不会出乱子。同时又要说明，你不“放”，群众自己要“放”，不去领导“放”，那才会出乱子。使懂得通过大鸣大放大争，既能够接受正确意见来改进工作；又要对错误意见进行批驳。其次是要组织起基本的阶级队伍，准备材料，进行说理斗争。这样，沙园社90％的党、团员和干部都调动起来，领导运动，社主任及其他社干部都公开在大会、小会上主动检讨工作中的缺点，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因而推动了鸣放，并且没有出现什么乱子。
（2）在落后社能否放得起来呢？这也是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大鸣大放大争开始时，社员的确是有顾虑的，一般社员主要有两种思想情况：一是怕捱斗争、怕戴右派分子帽子，有的说：“不怕走错路，最怕说错话。”一是对鸣放信心不强，怕提了意见也得不到解决等于白说。而一部分自发势力严重的富裕中农，则是怕群众起来揭穿他们的“底子”。针对这些思想情况，沙园社采取了如下几条的做法：第一，说明鸣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第二，交代政策，采取说理辩论的方式来分清是非，不得以粗暴态度对待，不得侮辱人格；第三，干部表明态度，不打击不报复，接受正确意见，边放边改；第四，分别类型召开会议，分头发动。并专门开了几次富裕中农会议。结果不仅能够放得起来，而且放得很好，有95％的社员都提了意见，而且一般提得相当彻底。
（3）大鸣大放之后，会不会邪气上升，增加群众思想的混乱呢？根据沙园社的经验证明，鸣放之后也不会增加群众的思想混乱。因为：第一，社员所提意见，大多数都是正确的；第二，对各种意见，大多数群众是有辨别能力的，沙园社把群众所提的意见采取逐条张榜公布的办法，只要有错误意见，群众一看到便准备批驳；虽然也有少数的富裕中农看到有人提出一些攻击合作化的意见而幸灾乐祸，也有少数觉悟较低的贫农、下中农，曾经一度悲观失望，但这都是暂时的现象，一经展开辩论，真理就会出来的。
三、必须分清大是大非
沙园社进行大辩论，中心是非常突出的。广大社员都十分迫切地要求“一定要把合作化的问题搞清楚”。把社员对合作化所提出的意见集中起来，在合作化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主要是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要不要合作化的问题；一个是要怎样性质的合作社问题。
合作社没有办好，这是社员公认的事实；但是合作社为什么没有办好呢？在看法上有根本的分歧。第一场的大辩论，就以“合作社办不好的根本原因在那里？”为中心题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企图借此来向合作化攻击，综合起来，他们提出了社办不好的“原因”是：第一，合作化制度不好，“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第二，社的领导不好，干部没有能力；第三，社的生产不好，每个劳动日值二角九分太少。群众摆出事实，揭露出办社不好的根本原因就是许多人“顾私不顾公”，走资本主义道路，其他原因都是假的或者是次要的。贫农成寿福说：“不是合作化不好，就是有人心不好，吃社里的粮，搞私人的工夫。”贫农成来福说：“干部有缺点要改，但是你们更不好，不出社的工，专搞私人副业。”“去年劳动日值为什么只有二角九分呢？”结论是“私人生产搞得多，社就收入少”，也是自发势力所造成。群众还揭发了搞自发势力最严重的三户富裕中农的大量事实，来具体说明社搞不好的真正原因。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于是理屈词穷了，他们中便有十八个人在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搞自发势力不对，保证改正。社干部当即表示欢迎他们的改正。
第二场的大辩论，是以“合作社今后应该如何办”为中心题目。沙园社今后走哪条路？在辩论中找出来的是这三条路：第一条是退社单干，解散合作社，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少数富裕中农的意见。立即受到广大社员批驳和反对。第二条是“维持现状”的路，这个意见代表了私人收入较多的人的思想。经过分析实际还是资本主义的路，也走不得。跟着提出第三条路来了，就是要把社彻底办好，要坚决打垮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的路。要求“走错了路的就回头”，至于坚决要退社的也可以任凭自愿。这时候，一些原来坚持要解散社或想保持现状的人，又作了检讨，要求留在社内。
为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地，以保证社会主义方向今后永远不变，又开展第三场的辩论。中心内容是如何以行动来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限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社干部提出了八个问题，交给群众辩论，即：（1）在发展社的农副业生产的基础上，要实现以社的集体经济为主，社员私人经济为辅；（2）保证完成国家生产计划；（3）保证社员大多数时间为社出勤；（4）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数量要有一定的限制；（5）副业经营社、队、社员之间要有适当分工；（6）要禁止进行商业投机活动；（7）保证完成国家公粮任务（该社是统销社无购粮任务）及农产品收购任务；（8）建立收购肥料制度。经过讨论，还订出了具体的措施，在社员大会通过执行。这是攻破资本主义堡垒的决定性的一场斗争，辩论异常激烈，这八条规定提出来后，先后表示不同意及部分不同意的有四十多人；经过反复争论，最后仍剩下四人不同意，但在口头上已承认这八条规定是合理的。
沙园社进行大辩论的结果，广大社员社会主义觉悟程度大大提高，原来四十多户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除了有三户人家还不服之外，其他都表示和贫农团结一起，搞好合作社，不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四、必须坚决改进工作
沙园社除了受到资本主义思想进攻是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之外，不能否认，合作社所以办得不好，还有工作上的严重缺点。在社内关系上最突出的矛盾，就是社的生产没有搞好，影响社员增加收入，所以在大鸣大放大争之中，紧密地结合改进工作缺点，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边整边改”的问题上，沙园社除了已经订出限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八项措施正在贯彻执行外，同时十分强调在整社中解决广大社员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如在鸣放中社员提出的晚造水稻中间有三分之二的田没有下肥；去年到今年社收购社员的肥不给钱，影响社员积肥的积极性；以及在收购花生、红瓜子中没有按件计工等等问题，都在整社中先后解决了，从而鼓舞起社员办好社的信心，社员出勤率由40％增加到9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大放大鸣大争。
（原载南方日报，本报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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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玻璃厂设立的“大字报代书处” 新华社记者 许必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