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
徐迟
1956年3月,在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艾青作了发言,其中说:“现在在我的面前已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
说这句话到今天已经有一年半。现在我们看看他是怎样来答复这问题的。
这里,我们不能不接触到他的为人。这些年来,艾青的情绪是非常阴暗的。由于犯过错误而受到党的处分,他认为自己是处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样,他也经常讲他是靠国际影响吃饭的。他经常把外国出版的他的翻译诗集和关于他的诗的论文集捧来捧去给人看,并以之作为处于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对党骄傲的资本。
艾青是非常骄傲的。别人的作品从来都不在他眼里(可以参看他的“诗论”)。他对同时代的诗人都诽谤过,讽刺过,甚至对同时代的外国大诗人也在口头上散播过许多刻薄话。其实别人的诗他很少看。这两年几乎根本不看。他对整个文艺界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一直是抗拒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他刻薄地说:“现在有一些人,创作不出来了,就搞理论,理论也不行了,就干行政。结果呢,行政管理论,理论又管创作。一层管一层,创作就给管得枯萎了”。
别人的一切在他看来都不行,只有他自己是好的。艾青生活在可怕的自我陶醉之中,自高自大到了可笑的程度。和这骄傲同时,他对青年非常冷淡。这些年有无数的信和诗稿寄给他,他却根本不看。一次,两个青年来找他。刚到门口,他就用肚子把他们顶出门去。“艾青不在家”,艾青说,“你们把介绍信留下吧。我是艾青的哥哥,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这些年,他根本不深入生活。算算他的生活的细账吧,解放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只有宣传和平运动的旅行一次,出国两次,土改一次,回家乡一次,去年到内蒙古不到半月,今春到上海、杭州一个月。在上海时,为了收集写作资料,他和一个汇丰银行的买办(此人自称是中国最后的一个资产阶级)在上海最高级的餐馆如锦江、老正兴、华懋饭店等大宴了几次。
他不仅生活豪华,而且实在是腐化透顶的,不然不会两次受到党的处分。
因此,在理事会上的发言中,艾青自己也这样承认:
“我远远地离开了日新月异的生活。
“不是作协不让我下去,而是我自己没有信心。现在已到了非改变这种情况不可的时候了”。
可是,这一年半,他并没有改变了什么。
我们可以看看他写了些什么?
1956年7月,他写了一篇“养花人的梦”,8月他写了一篇“蝉之歌”(都发表于今年2月号的文艺月报)。前者是对于百花齐放的政策的诽谤,后者是对于当代诗歌的极度恶意的讽刺。8月底他发表了一首讽刺寓言诗“黄鸟”。11月发表“大西洋”,12月发表“海边诗抄”,都是南美洲的旅行诗。内蒙古回来的大批风景诗也在这时开始在许多报刊上陆续发表。今年1月“在智利的海岬上”发表在诗刊。“柏树”等写几棵树的诗发表在长江文艺。“景山古槐”发表在北京文艺。等等作品,今天来看,几乎大多数是不能满意的。有几首则简直令人愤慨。
大体说来,这些作品分为两类。
一类是暴露了他的不满情绪的。一类是偷运资产阶级的颓废派、现代派诗风的。
前者,如“黄鸟”一诗是作于1953年,发表于去年8月26日“北京日报”,内容是:
黄鸟站在树上歌唱……歌声使喜鹊恼怒了,向黄鸟挑战似的冲去……黄鸟飞走了……喜鹊占领了树枝……小麻雀跳到他身边,流露謟媚的神气。喜鹊就对小麻雀说,“她长得妖模怪样,歌声里有妖气,我们虽然吱吱喳喳,说起话来却有条有理”。小麻雀说,“对,对,对”……很久很久没有声音……微风……黄鸟又在歌唱了。
这是首讽刺寓言诗。无论如何总是在讽刺什么人的。艾青显然自比为黄鸟,那末喜鹊和小麻雀呢,倒要问问他指的是谁?
“养花人的梦”讲一个人只养月季花,养了几百种。夜里他梦见牡丹、睡莲、牵牛、石榴、白兰等花来诉苦,石榴花说:“冷淡里面就含有轻蔑”,仙人掌说:“只爱温顺的人,本身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最后所有的花都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月季花说:其实她们也很寂寞。
养花的人从梦中醒来了,感慨起来,不满于自己的偏爱,说“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说,诗人觉得他很不自由。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恶毒不亚于流沙河的。
“蝉的歌”写一只八哥,听蝉早晨就“知了知了”的唱早晨的歌,中午还“知了知了”的唱热的赞美诗;傍晚唱夕阳,夜晚唱月亮也是同一的“知了知了”的歌,八哥说:“我一听你的歌,就厌烦极了,原因就是它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再好的歌也会叫人厌烦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这篇寓言里,艾青对我们的诗歌的估价,和右派分子李白凤的“狭窄的领域”等说法岂不一样?而“明天要搬家”则又和流沙河相似,不知艾青要搬到什么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去!艾青忽然也爱上了寓言这形式。这和冯雪峰的寓言,和臭名远扬的流沙河的草木篇等,是形式内容上,思想感情上都十分一致的。
艾青的“海边诗抄”三首,发表于去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其中一首写随波逐流却终于被抛撇在沙滩上枯干的“海带”,是讽刺“赶浪头”的人们的。另一首“凝思花露的形状,喜爱水晶的素质”是诗人自况的“珠贝”。而“礁石”一首,写的是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礁石——脚下被打成粉碎了,散开了。这首诗,据说使礁石的形象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顽强不屈的观念。
这首诗里有这样四句: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看这顽强不屈的观念是何等的高傲,超乎战斗之上。这首诗的初稿曾经来到过诗刊编辑部,因此我还看到了后来被艾青自己删去了的四行诗:
他已听惯不停的咒骂
和巨大的喧吵
等他们疲倦了
自己会消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艾青是如何对待这几年来党对他的处分和同志们对他的批评的。
诗人的情绪已不正常到题反诗的程度了。
在他的内蒙古风景诗中,一首“启明星”(载1956年12月19日“文汇报”)是写置身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一颗光亮的星的。这首诗好像是在歌唱一种美好的思想:
群星已经退隐
你依然站在那儿
期待着太阳上升
被最初的晨光照射
投身在光明的行列
直到谁也不再看见你可是,这首诗在发表时注明了是作于1956年的。
曾有人指出,这首诗如果是作于1946年,才合乎时代的背景和生活的逻辑,我们也才能够理解。确实有一位很懂得诗的青年告诉我,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诗人在1956年还会看见启明星而发生联想,好像到了今天我们还要诗人给我们一个“黎明的通知”似的。时代已经向前迈进了,诗人好像还停留在解放前,等待解放呢。
而那些“小河”、“小蓝花”(载1956年12月9日“北京日报”)等等就更显得神秘、无思想性和不能理解了。如“小河”:
小小的河流
青青的草地
河的这边
是白的羊群
河的那边
是黑的、褐的牛群
天是蓝的
河是蓝的这也许是一幅景色肃穆的水彩画,可是在这里已经有了现代派的痕迹。在一个大诗人的笔下出现这样的诗令人难过。
他的“柏树”、“梨树”,和群众的思想情绪有很大的距离。“景山古槐”以极大的同情来描绘明末崇祯皇帝的自杀。这些诗读起来都很不愉快,这不能不使我们问,用艾青自己的诗句:
你是迷失了方向?
还是遇见了暗礁?
这两句诗见于诗刊创刊号发表的“在智利的海岬上”。这首诗真真是现代派诗风的走私了。这种诗风,我们并不是不熟悉的。可是明知道它是什么货色,最初我也说过它好,说过它好我是有内疚的。
这首诗非但没有热情明朗地描绘一个政治斗争,却反而写得晦涩难懂,引起每一个读者的许多猜测,大家像打灯谜一样。但灯谜还是有底的,这些诗句却连谜底也没有。我们要反对这种诗风。它的底细,其实我们也摸的很清楚:这种晦涩和朦胧正是资产阶级的颓废派诗歌的特点,它们和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有着血缘的亲族关系。二十年前,艾青曾经从欧洲带回一枝阿波里奈尔的芦笛,用它来吹过革命的歌曲。时代大踏步的前进了,他应该抛弃这样的音乐了。
这样看来,艾青这两年有何改变?他何曾为社会主义歌唱?他写的“官厅水库”显得很平庸。事实是艾青这两年生活得很不正常,很腐化,很堕落,骄傲已极,和一些反党分子来往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原来问题还不在于他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而首先在于他今天能不能过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关?
时代确实大踏步地前进了。我们已来到了社会主义关的面前。我们这一代人的考验和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
两个月前,艾青在文学讲习所作过一个讲话,题目叫“谈诗”。他说:“诗是为政治服务的。”接着又说:“我们的政治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和平,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只是这样吗?
这里鲜明地显示了艾青的局限。他没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他在四个小时中,谈到诗歌的各方面的问题,只在两处顺便地提到社会主义的字样。然而在我们面前的地平线上,社会主义的大厦早已在建设着,高高矗立着了。
在艾青面前,这个严重的问题正在等待着他答复:
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
这两天我读了“艾青诗选”,读了“春天”,读了许多他的最近发表的诗。二十年来,艾青只是歌唱了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固然他歌唱得很好,但其中也有一些不真诚的东西。他的近作中,“大西洋”比较好,但细看时,其中也夹杂着泥沙,不够洗练。艾青不应该满足于过去的那一点点成就。
艾青歌唱过社会主义,却只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旅行中,可是旅行究竟是旅行。
我还读了艾青的“诗论”。那本书里面,有好的东西,可是也有胡说八道。例如:
“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生活”第八条)
如果是这样,哪里能吹响战斗的号角呢?又如:
“问题不在你写什么,而是在你怎样写,在你怎样看世界,在你从怎样的角度上看世界,在你以怎样的姿态去拥抱世界……”(“主题与题材”第十一条)
这使我想起“诗论”的较早的版本中,有着胡风的理论的引语。引语在后来的版本中删掉了,可是仅仅删掉引语,够吗?又如,
“由于不同的颜色与光泽,大小与形体,我们指唤着:米、麦、柿子、栗子、柚子、苹果。由于不同的声音的高低、快慢、扬抑,我们分别着:百灵鸟的歌,夜莺的歌,杜鹃的歌,鸫的歌……和人类的歌。”(“形式”第二条)
这不就是巴克莱大主教的语言吗?总之,这里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唯心主义、个人主义的东西以及似是而非的东西可多了。到了今天,如果他自己不加批判,如果读者又不能批判地接受它们,那是危险的,尤其对于青年读者将会发生怎样不良的影响!
在我们面前是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在我们面前,现在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的课题。经过反右派斗争,经过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战线上的大论战,我们确信我们一定能够为社会主义歌唱!可是,我们要猛喝一声:艾青!你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能不能随着社会主义高歌猛进?这要看你能不能彻底批判你自己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能不能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第8版()
专栏:

从音乐事业的发展回击右派
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 喻宜萱
右派分子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他们的共同阴谋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重新站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他们伪装为各色各样的专家,宣传党不能领导专门业务,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睁着眼睛撒谎,否定解放后一切成就,从而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音乐界的右派分子刘雪庵、张权等之流也不例外。我和所有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样,对这些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的言行,感到无比的愤怒。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最近参加了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声乐比赛的评选工作,我要以新中国在这次的各项比赛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事实,来击破右派分子说我们解放后的文化艺术事业不如过去的谰言。
这次联欢节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参加的国家有一百二十余个,参加艺术竞赛的各国青年艺术家共三千一百零九人,比赛的项目二十一项,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十四项,共八十八个节目,获得了集体节目和个人节目金奖二十七个,银奖二十三个,铜奖十六个。由于有些节目几个人获得奖章,因此共获得金质奖章三十四枚,银质奖章三十一枚,铜质奖章十八枚,共八十三枚。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金质奖章的数字超过银章和铜章,而且占了第六届联欢节全部艺术竞赛二百八十枚金质奖章的十分之一点二强。
在我们参加的十四项比赛中,获奖的音乐节目共三十六个,其中金奖十八个,银奖九个,铜奖九个,在这里金奖又是领先的。
一位保加利亚评委狄米特洛夫教授对我说,他曾经参加过上几次联欢节文艺竞赛的评选工作,他认为我们的水平一次比一次不同,这一届比第五届联欢节的比赛成绩有很显著的提高。他并以赞扬的口吻说:“你们的进步,真是突飞猛进!”
通过这次联欢节的艺术竞赛,以及在联欢节期中的文艺表演,新中国青年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放出了灿烂的光芒。音乐节目获奖的范围很广泛,无论是民间音乐,古典音乐,东方的或西方的传统音乐,都表现了突出的成绩,获得了最高的奖章。我们的民间歌唱(四个金奖),民族乐器(八个金奖),东方古典唱法(两个金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质量都比以前高。在西洋古典音乐方面,钢琴和声乐两项竞赛中也获得了金奖,取得了我们在联欢节中从来没有取得的成绩。这些成绩,有力地说明了解放后我们在文化艺术事业上的空前发展,说明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正确性,更说明了党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现在让我们再来谈谈国内的发展情况,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仍引音乐为例:
国民党从1927年开始办音乐院到1949年垮台时为止,二十多年中还只有两所孤零零的、科系很少的、不完整的、设备简陋的、质量不高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音乐院。学生不但要付学费,还要自己租钢琴练习,学校开音乐会的合唱表演,还要学生自己出钱做演出服。穷学生,哪怕是有才能的,也得受学校的歧视,例如冼星海同志等就遭到过学校的迫害。但是,今天怎么样?我们的音乐学校是属于全民的,只要你有才能,具有学习条件,不管谁都有学习机会。解放后短短的八年中,我们已经有了两所音乐院,四所音乐专科学校,六所音乐中学,以及最近一年来开办的好几所业余和专业音乐小学。我记得过去的上海音乐院,院址小得像一座中号资本家的住宅,里面约有二十来架钢琴,礼堂只能容纳三四十人;今天单就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来说,校舍在不断地扩充,修建,增添设备。现在我们已经有七个系,并有较好的教学设备,大量的图书唱片,许多唱片欣赏室,两百多架钢琴,一百几十间练琴室(有许多琴摆在教室内),这就是音乐教育方面的简略的面貌。演出团体,解放前几乎是没有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中央乐团,上海乐团,广播乐团,军乐团,有西洋管弦乐队,也有国乐管弦乐队,此外还有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实验歌剧院,以及许许多多的文工团和剧院。从这些教育机构和演出团体的不断培养和努力实践中,近几年来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杰出的音乐人才,不少人超过了前一辈的成就,这是我们这时代的骄傲!我们为新中国的进步而欢呼。这些成绩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过去,我们的音乐园地从来不曾开出过这样茂盛的花朵,因此我们懂得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艺术才能很快的发展!我们绝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都坚决地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忠实地去执行党的政策。右派分子的阴谋早已被大家识破,我们都已磨好武器,一定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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