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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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匈牙利人民的正义声音
匈牙利外交部在本月21日发表声明,庄严地宣布联大特别会议在美国操纵下通过的关于所谓“匈牙利问题”的决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因此对匈牙利人民没有任何约束力。声明同时严厉斥责联合国对匈牙利内政的粗暴干涉。这是从布达佩斯发出来的匈牙利人民的正义声音。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匈牙利外交部的这个声明,并且坚决反对美国通过联合国进一步干涉匈牙利内政的罪恶企图。
匈牙利政府多次发表的大量材料已经确凿地证明,去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发动的武装暴乱,目的是要颠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匈牙利重建法西斯恐怖统治,并把匈牙利变成发动新战争的策源地。因此,匈牙利政府对这个反革命暴乱进行必要的镇压,是保卫国家独立、维护社会主义和和平事业的正义行动,在本质上是属于匈牙利国家内部的事情。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联合国没有任何权力来“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但是联合国却听命于美国的意志,不但不尊重匈牙利的主权完整,而且还破坏了它自己曾经庄严宣布过的这一神圣原则,一再明目张胆地干涉匈牙利的内政。最近,它又在美国的操纵下,竟不顾匈牙利政府和人民以及全世界正义舆论的抗议,又把所谓“匈牙利问题”列入了本届联大的正式议程,再一次甘愿充当美国侵略政策的工具。美国的目的是十分恶毒的:它企图在联合国掀起反对匈牙利和苏联的逆流,缓和全世界对美国加紧侵略中东的谴责;它同时也企图在匈牙利事件一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利用联合国来重新煽动对人民民主的匈牙利的破坏活动。但是美国想利用联合国在匈牙利再次制造混乱的阴谋,是必然要失败的。在接受了十月事件的深刻教训以后,匈牙利人民已经懂得如何更加有力地加强团结,保卫他们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成果。最近匈牙利人民举国一致对联合国的愤怒抗议和对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坚决拥护,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联合国应该是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的维护者,而不应该堕落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和干涉他国内政的可耻工具。现在是联合国再一次经受严重考验的时刻。如果联合国要挽回它的已经受到严重损害的威信,如果它真正像它所表示的那样关怀匈牙利人民的利益和国际合作事业的利益,那么它就应该尊重由匈牙利政府表达出来的匈牙利人民的意志,立即从正式议程上撤销所谓“匈牙利问题”的议题。否则,联合国中许多追随美国的国家,将和美国一道担负干涉匈牙利内政和毒化国际气氛的严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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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国家工业化巨大成就的标志
机床制造工业迅速发展
全苏城市电话线总长在350万公里以上
本报莫斯科23日电 苏联机床制造工业迅速发展。1956年生产了各式自动化半自动化和高速切削的机床达十二万一千三百台,即比1913年增加八十倍。苏联机床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已远远超过了英国、法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苏联机床制造成为独立生产系统,是开始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13年俄国只有四个能生产机床的工厂,生产一些最普通的车床、旋床。现在苏联已有一百三十五个制造机床的工厂,其中四十六个是专业性的机床制造厂。1932年苏联只能制造四十种机床,1957年已能制造八百四十七种机床,到1960年将生产一千二百种各式新机床。苏联生产的机床已能够高度精确地切削任何尺寸的工具了。
苏联生产各式精密机床也有了很大进步,如1940年只能生产七种精密机床,现在已发展到能生产一百二十种各式精密机床了,而且,各种机床质量也显著提高,例如,1932年“红色无产者”机床厂制造的“TH——二十”型新式旋床,每分钟速度为三百二十转。而这个厂在1957年生产的“y—K——六二型”旋床速度已达每分钟二千转,“y—M——六二○型”旋床已达三千转。到1960年全苏将生产二千万架各式机床,其中40%是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机床。
最近几年来,苏联特别注意发展重型机床制造业。又在卡罗明、新西伯利亚、梁赞等地新建了重型机床厂。苏联的机床生产已能成套地生产供应汽车厂、拖拉机厂、电器厂等的设备完善的机床了。
苏联机床制造业的发展,证明苏联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
新华社23日讯 塔斯社一则介绍苏联邮电事业的消息说,目前苏联城市间的电话线路总长度在三百五十万公里以上。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俄国城市间的电话线路只有八十七条,总长度只有七千五百多公里。
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开始前,莫斯科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州和边疆区的六十四个中心建立了昼夜电话联系,把莫斯科同伏尔加沿岸区域、乌拉尔区域和西伯利亚等地区联在一起。目前,离首都数千公里以外的城市的居民都可以同莫斯科通话。
现在,城市和区电话网的用户数以百万计,许多大城市都建有巨大的自动电话站。
十月革命前,俄国辽远村庄的居民能够收到信件就是件很稀罕的事,那时,仅仅在大城市才定期收到报纸和信件,而村镇的邮件每周只送一两次。现在,邮局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了,等于十月革命前的十倍,有二十一万一千个邮政人员为城乡居民服务。1956年递送的信件几乎达到四十亿封,而四十年前却只不过是六亿六千万封多一点。每年送给居民的报纸和杂志的份数已经从过去的三亿五千八百万份增加到一百五十亿份。
无线电广播在苏联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目前苏联电台用八十种苏联各民族的语言和三十四种外国语言进行广播。现在,按广播电台的广播能力来说,苏联在欧洲占第一位,在世界占第二位。今年年初以前苏联境内的收音点有二千九百五十万个。目前,全国共有二十一个电视中心,而到第六个五年计划终了时,电视中心的数目还要增加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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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乌兰巴托发表印度副总统访问公报
蒙印关系依据和平共处原则
拉达克里希南在欢迎会上主张消灭殖民统治
新华社乌兰巴托23日电 今天下午这里发表了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访问蒙古的公报。
公报说,蒙印两国领导人第一次会见,他们十分满意地指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蒙印友好关系在胜利地向前发展。
公报说,蒙印双方对中东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并且认为,亚非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消灭殖民主义的重要力量。
双方一致表示反对试验和使用热核子武器。
公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支持召开第二次亚非国家会议,建议讨论有关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问题,并且支持印度收复果阿的政策。印度表示赞同蒙古发展远东合作事业的政策,并且赞同蒙古准备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
公报说,联合国应该在和平事业上起重大作用,每个爱好和平和独立自主的国家都应该成为会员国。蒙古政府感谢印度支持蒙古进入联合国。
公报说,双方认为,在世界和平正义事业中起重大作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享有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新华社乌兰巴托23日电 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今天上午在乌兰巴托市为欢迎他而举行的蒙印友好群众集会上说,要保护古老的文化,必须禁止试验和使用热核子武器;为使世界成为和平的世界,就需要消灭殖民统治,被压迫的民族都应该得到独立。
这位副总统在讲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说,亚洲人没有侵略别人的意图,因此我们提倡潘查希拉,并且希望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地区去。他说,实力是比不过正义的;想统治和压迫人的人,失败的还是他们自己。
拉达克里希南表示愿意同蒙古在进步事业中并肩前进,他认为他这次访问蒙古,将有助于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乌兰巴托市劳动人民代表呼拉尔执行局主席巴特扎尔加尔代表蒙古首都人民欢迎印度副总统。他说,蒙古支持五项原则,支持亚非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和印度收复果阿的斗争。
会后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便宴招待拉达克里希南,并且把蒙古袍和马头琴等礼品赠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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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谴责英国原子战争政策要求美国撤去在英基地
伦敦公众游行示威
本报伦敦22日电 今天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四千余人参加的要求禁止氢弹的游行示威大会。
这次大会是由数十个工党议员组成的反对氢弹运动委员会发起的。参加今天示威游行的有广大的工人、妇女等。他们在下午三时高举着无数的“禁止氢弹”的标语,到达了特拉法加广场。
许多著名的工党议员参加了这次游行,并且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谴责英国政府的原子战争政策,并要求美国撤出在英国的军事基地。工党议员哈罗德·戴维斯说:“英国自以为它可以执行火箭与氢弹的国防政策,结果使得它自己处于经济上的死亡线上。”工党议员麦卡多在他给大会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不能容忍美国在我们国家保留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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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迎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
中苏友协编制大量宣传品
本报讯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庆祝伟大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10月中旬到月底,读者们将可看到中苏友协总会宣传部编写和翻译的三本书。一本是记载中国人参加十月革命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的事迹、在“红旗飘飘”丛刊第四集上发表的“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特辑”、另一本是苏联最近出版的新书“苏联”的中译本。这本书分六章介绍苏联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一些最新的材料,作者是苏联著名作家地理学家米哈伊洛夫和法学博士杰尼索夫等人。还有一本书名是“学习苏联人民勤俭建国的精神”,全面地介绍了苏联人民建国初期的坚苦奋斗情况。
今年4月伏罗希洛夫主席到我国进行了访问。中苏友协总会曾将伏老在各地访问拍摄的照片编成一套完整的画册,将在11月初出版。除了这套画册以外,中苏友协总会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合编了六本画册:“伟大的苏联四十年”,“苏联的工业建设”,“苏联的农业”,“苏联的科学”,“苏联的文教事业”,“伟大的中苏友谊”。
中苏友协总会还邀请了中国著名的画家蒋兆和、张光宇、周令钊等创作五幅宣传画。这些画的主题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胜利前进”,“建设共产主义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中苏友好团结万岁!”“社会主义底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可以保证的”。
在十月革命节前,中苏友协总会将供给各地展览和街头橱窗用的关于苏联革命四十年的照片数百套。此外,还编写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宣传参考资料,分发各地供报告员和宣传员的参考。这些材料中有:中苏领袖和负责同志关于论述十月革命意义、中苏关系的语录、介绍苏联建设成就、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苏联对中国的无私援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中苏友好大事记等等。(附图片)
社会主义底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可以保证的
蒋兆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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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一次警告
本报评论员
蒋介石空军所属的“大鹏剧社”在英国政府的允许和支持下,公然打着所谓“中华民国”的旗帜进入英国,并且已于9月16日在伦敦开始演出。该剧团演出时公然奏了所谓“中华民国”国歌和英国国歌,出席这次演出的英国财政大臣桑尼克罗夫特和其它观众全体肃立致敬。这是英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再反对和警告,追随和配合美国推行制造“两个中国”政策的一次露骨的表现。英国政府这种蓄意与中国作对的做法,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我国驻伦敦代办处特为此事发表声明,这一声明再次揭露了事实真相,表示了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
这次蒋介石集团派遣其空军宣传团体“大鹏剧社”前往英国,目的在于进行反对祖国,破坏祖国的统一的阴谋活动,这是一件尽人皆知的事情,甚至连蒋介石集团的“中央社”和“中央日报”也不敢否认。可是,9月12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却假惺惺地说,这个剧团不是“应英国政府的邀请”前往伦敦演出的,完全是一件“私人事务”,“与英国政府无关”,企图推卸英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上所应承担的责任。事实的真相是不容也不可能歪曲的。正如我国驻伦敦代办处9月21日的声明和本报9月10日评论中所指出的,这个剧团一直是蒋介石空军的宣传团体,这次出发前它还由蒋介石和蒋帮行政院长俞鸿钧亲自召见,指示他们加强反对中国的活动;它之敢于公然打着所谓“中华民国”的旗帜前去英国进行它的政治阴谋活动,如果不是得到英国政府的允许与支持,是不可理解的。尽管英国政府说它未出面邀请该剧团去英国演出,但是把英国政府允许这个剧团打着所谓“中华民国”的旗号去英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一事说成是和“英国政府无关”,是谁也骗不了的。这种说法表明英国政府在玩弄着一种“掩耳盗铃”的手法,一方面推脱自己的责任,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骗英国人民,另一方面则纵容蒋介石集团的活动,以达到毒化中英关系、干涉中国内政和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但是,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英国人民是不会受到蒙骗的,英国政府也逃避不了一切正义人士的谴责的。
蒋帮剧团在英演出的主持人多伯尼和伦敦星晚报等也曾出来帮腔,说蒋帮剧团是“职业性”和“民间性”的剧团,“与政治无关”,并且诽谤我国代办处上次的声明是把政治牵入艺术活动。其实把政治牵入艺术的正是英国自己。如所周知,我国政府和人民历来主张发展有利于促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文化交流活动,这在促进中国与各国人民和平共处事业的巨大成就上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事实说明,现在去英国演出的所谓“中华民国国剧团”显然并不是什么“职业性”和“民间性”的团体,它在英国的活动显然不能说是“与政治无关”,更不能说是为了交流文化和促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关系。相反地,这是在所谓“职业性”和“民间性”的幌子下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宣传和活动,破坏中国国家的统一,干涉中国内政,毒化中英关系。英国是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代表六亿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但是,英国政府竟然允许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宣传团体打着冒充中国的旗号在伦敦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英国政府的官员们居然对蒋介石集团所谓“国歌”肃立致敬,是谁把政治牵入了艺术活动,是谁在支持蒋介石集团的宣传团体进行背叛祖国,破坏祖国统一的活动,不是异常显明吗?
中国人民对于任何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都是不能容忍的和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愿意再一次向英国统治集团中制造“两个中国”、与中国为敌的那些人提出严正的警告:他们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如果继续不识时务再搞下去,将来一定要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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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促进中埃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埃及电影代表团启程来我国
新华社开罗23日电 由五人组成的埃及电影代表团在9月22日上午离开这里前往中国出席9月28日在北京开幕的埃及电影周。
代表团由埃及国家指导部文艺处处长耶雅·哈基率领,团员是:埃及著名电影女演员法登·哈马玛;哈马玛的丈夫、电影演员奥马·薛里夫;文艺处电影科科长穆罕默德·马德库和哈基夫人。
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在9月21日晚间设宴为代表团饯行。埃及国家指导部部长拉德温也出席了宴会。
陈家康在简短的致辞中代表中国人民欢迎代表团前去中国访问。他说,中国和埃及正在建立自己的工业、农业和新的文化生活,因此举行电影节和互派电影代表团会有助于促进相互的了解,并且丰富两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拉德温说,互派电影代表团将促进两国的文化生活和友谊。这些代表都将鼓舞人民热爱和平、防止战争和建立他们的新生活,而这的确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目前在开罗参加中国电影节的中国电影女演员白杨和秦怡也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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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匈牙利通讯

纳吉怎样出卖了公安军
本报记者 胡济邦
联合国“五人委员会”关于“匈牙利问题”的报告中,最大的欺骗之一是要洗清纳吉的罪恶。这个报告把纳吉描写成在十月事件形成中未参加活动,说纳吉一直成为公安军的俘虏。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不是公安军管制纳吉,而是纳吉把公安军的手脚捆住了,纳吉一直借口“避免流血”“不准开火”来阻止公安军和苏军对反革命的反击。等到10月29日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已完全准备妥当的时候,纳吉就公开宣布解散公安军,要求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城。“五人委员会”的报告对纳吉集团的这类出卖行为避而不谈,却污蔑说匈牙利武装力量没有一个支队同苏联一起对反革命作战,而是和暴乱者站在一边。正是由于纳吉集团的出卖行为,阻碍了保卫人民政权的武装在消灭反革命的斗争中发挥它应有的力量。
下面是公安部队培吉兵营的政治指导员巴罗克上尉在十月事件中的亲身经历,从他这段回忆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纳吉出卖行为的真相。
“我在去年10月23日的晚上已经看到在佩斯街上发生的事情,看到公安军被射击,当时我自己在广播电台,几乎被武装匪徒们送了我的命。我在这些日子里才真实地看到了士兵们的高度自我牺牲的精神,我们之中也有受过几次处分的不守纪律的普通青年兵,连这些人也同样英勇地战斗到底。有的士兵在路上受到攻击,但是他带着重伤、疲乏和折磨终于争扎着回到兵营,而且再次准备参加战斗。
“10月29日那天,我忽然从广播中听到纳吉宣布解散国家公安军的声明。这个声明像晴天霹雳,像空中飞来的炸弹一样,把我们都震昏了。那些在一小时以前还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人,现在忽然被称为‘自由战士’。大家义愤填胸地责问道:假设他们是‘自由战士’那末我们是什么人?难道我们是叛徒吗?如果称反革命分子是‘民族英雄’,那末我们又是什么人?我们是公安队员,忠诚地执行着政府的命令,可是现在我们都变成了叛徒和凶手了!
“兵营中引起极大的愤慲,士兵们一个个地跑来问我(因为我是他们的政治指导员),要求我给他说明真相。可是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我自己也同样陷入极端困惑之中,纳吉的声明毁灭了我一切的信任。当时我们军官们已置生命于度外,但为士兵们惋惜,这些士兵都是工农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们到最后一分钟也不曾忘记军人的誓言。我们要拯救他们。我们的上级向附近的国防军兵营为士兵们索取普通军队的服装和证件,国防军兵营开始时曾答应我们的要求,但后来拒绝了。我们的战士们马上识破那里已有叛徒。
“士兵们不断地来向我提出要求,要我们说明实况,他们认为这里一定发生了某种可怕的误会,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不,政府不能离开我们,不能抛弃我们,因为这对政府将是自杀的道路!我们难道不是政府最坚定可靠的保护者吗?我们难道不是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忠心耿耿完成了政府的一切指示吗?’士兵们发出了一致的抗议声。
“我们推选了一个军官代表团。我们总的意见是必须争取到和纳吉面谈,弄清真相。当天晚上,我们的上校军官打电话给纳吉,以公安队代表团的名义要求他接见。但纳吉的回答是:‘我不接见你们,我没有时间。’士兵们愤怒地声言:我们还有六百多人,大家拿起武器到国会大厦去,非要求纳吉和我们谈判不可!这时我们的上校又打电话给纳吉,并告诉他士兵们的意见。这对纳吉起了作用。他答应明天上午十时到国会大厦,从十二号大门进去,他在那里接见我们。
“我们准时到达国会大厦,我们有的穿便服,有的已改着普通军装,没有携带武器,只我一人偶然地留下一枝小手枪。因为纳吉在电话中说明不准携带武器。在进口处确有人在等着,并告诉现在纳吉还不能接见,叫我们到大厦对面农业部的客厅里去等候。
“我们事先和兵营中的士兵们约好:假使在下午一时还没有通知他们,即说明我们已被逮捕,那时士兵们将带武器到国会大厦来营救。因此,我们每分钟都很紧张,但时间已到十一时,我们还坐等着。
“忽然门被打开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小组走进客厅,这是维斯普列姆州‘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团。随后,其他地区的一些‘革命委员会’和‘起义队伍’的代表也纷纷走进大厅,他们都说是纳吉约好他们来谈判的。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武装的反革命分子也被带进到我们所在的这间客厅。在农业部里有的是空房子,这样他们会给我们以致命的威胁。大家都称呼维斯普列姆州代表团的团长为老板先生,他要我说明来历,因恐我们之中有公安队的奸细。我回答说:‘同志,不要怕,我们之间没有公安队的奸细。’‘什么同志!对不起,我是经理先生。请你们注意,同志的称号已一去不复返了。’他得意忘形地说。
“我们彼此看了一看,我已经完全明白我在和谁谈话。我们紧挨着墙,继续等待。这时又来了新的武装小组,他们彼此争论,争论着他们各自不同的要求。因为我们没有要求,也没有争吵,就愈来愈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我注意到气氛愈来愈不对头,但是又不能空手而归,必须向纳吉问清他将怎样安排我们的命运。时间已近下午一时,我派了一个士兵去向兵营打电话。士兵回来说,兵营没有人接电话。大家都不敢相信营里已发生什么问题。这时忽然有人叫喊:‘这些是公安队员,收拾他们!’我立刻对自己的人向窗口投了一个眼色,我们四个人马上越窗而出,飞快地跑上停放在离窗不远地方的汽车。反革命分子虽然从大门追出来,但已来不及抓住我们。
“我们的车子放足马力开往兵营。我们刚要进入院内,忽然看到撕破衣襟、身上血淋淋的许多士兵向四面街上跑出。院子门口已站着不认识的匪徒。他们一看到我们马上喊起:‘你们也是肮脏的公安军!紧跟着就用手去摸枪柄。我们又转身开车奔跑,身后已响起哒哒的枪声。
“当我们这样从惊险中脱逃出来还不能完全断定事情真相的时候,纳吉和他的同谋者知道在农业部的客厅里有公安队的军官代表团在等候着他。他们利用这个时机,趁兵营里没有领导人在的时候,便先下手消灭他们已认为可恨的军队。这是一个多么狡猾的阴谋啊!我们很多忠诚的战士成为这个诡计的牺牲品了!
“我们记得纳吉把我们解除武装之后,杜达什匪帮在街上到处屠杀我们的士兵,把他们挂在街灯杆上和苏军纪念碑上。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是因为公安队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吗?他们为了保卫工农政权战斗到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反革命分子是知道这个的,因此,要追踪公安军。叛徒们也知道我们是他们出卖祖国的最大障碍,因此也要消灭我们。”
反革命分子对公安军加以种种诽谤和污蔑,煽惑人民对他的鄙视和仇恨。但是,这些战士都是劳动人民中最纯洁最诚朴的工农子弟。他们为保卫国家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的事业而献出了自己的幸福和年轻的生命。他们之中有的留下年轻的寡妻和幼小的儿女,有的成了终身的残废者。对于这个悲剧的发生,纳吉集团难道不应当负最大的责任吗?“五人委员会”关于“匈牙利问题”的一纸报告能够洗清纳吉集团的罪恶血手吗?
现在,当反革命已被粉碎、生活秩序已经恢复的今天,公安军官兵们在这次斗争中的功绩,将会得到匈牙利全国人民的承认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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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收获葡萄的季节里,匈牙利农民愉快地采集自己的劳动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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