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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斥吴家麟诬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违反法制的谬论
顾昂然 李剑飞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右派分子吴家麟在鸣放期间，向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发动了恶毒的进攻。他诬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不遵守法制”。
吴家麟说，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这是对宪法的曲解。诚然，我国宪法第二十二条是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但是，绝不应该孤立地看待这一条文，还必须联系宪法的其他条文来理解其精神和实质。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说，我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全统一地行使的，不论任何机关都没有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这也就是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职权，它就可以丝毫不受约束地来行使，这在宪法第二十七条第十四项已有明白规定。因此，决不能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它的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制定单行法规是违法。
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说，依照宪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它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它可以而且应当讨论和决定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它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依照宪法第三十一条第十九项的规定，它有权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在1955年7月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进展，国家急需制定各项法律，以适应国家建设和国家工作的要求；而另一方面，依照宪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只举行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些部分性质的法律，不可避免地急需常务委员会通过施行。在这种客观需要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可能经常开会制定法律的情况下，为了合法而又合理地解决这一矛盾，所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依照宪法第三十一条第十九项的规定，作出决议，授权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的精神、根据实际的需要，适时地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即单行法规。
由此可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这个决议是完全合于宪法的规定的，是事实所需要和有着充分的法律根据的，怎么能够认为它是不遵守宪法呢？
吴家麟说，1955年9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的决议”是不遵守法制的表现。他的理由是：宪法第二十七条第十一项规定了“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常务委员会的这一决议究竟是否违反宪法，首先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对宪法第二十七条第十一项规定“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应当如何理解的问题。我们认为宪法所作上述规定是指：当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制有变动（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单位有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的情形）而又涉及变更行政区域的时候，其批准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热河省、西康省的撤销，不但涉及建制的变动，而且涉及行政区域的划分（热河省所属行政区域，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西康省所属行政区域划归四川省），因此，国务院提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又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立，不仅涉及建制的变动，而且涉及甘肃省行政区域的划分，因此国务院提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在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就可以正确地判断常务委员会所作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的决议是否违法。常务委员会在这一决议中说：“……批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议案，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并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域。”由此可知，这一决议虽然也属于建制的变动（撤销省的建制，成立自治区），但在行政区域方面并没有任何变动。既然只是建制的变动而不涉及行政区域的变动或重新划分，当然即无需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也当然谈不到常务委员会所作的这一决议是不遵守法制。
再从宪法的其他规定来看，常务委员会批准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是合法的正确的。宪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新疆省共有四百八十七万余人，其中维吾尔族即占三百六十多万人，为全省总人口的74％强；哈萨克、汉、回、柯尔克孜、蒙古、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共占26％弱。因此，以维吾尔族为主体成立自治区是符合国家的民族政策的，也是符合宪法的规定的。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努力，到1955年，新疆省农业地区的民主改革事业已经完成，境内各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均已成立，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当地民族干部已经大批培养起来，建立新疆自治区的筹备工作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也已完成，各方面的条件都已成熟了，因而需要及时地建立自治区，实行区域自治，所以常务委员会的这一决议是及时的，是符合实际需要和当地少数民族以及全国人民的利益的。
不仅这样，而且常务委员会的这一决议已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曾经报告了这一工作，并将常务委员会的决议案（其中包括这一决议案）印发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进行审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经过审查后，通过决议，批准了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由此可见，吴家麟说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的决议”违反法制，完全是诬蔑，是没有根据的。
为什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作的合法的正确的决议竟敢如此公开进行诬蔑和攻击呢？这说明他们极端仇视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极端痛恨社会主义法制。他们深知首先要攻击国家首脑机关的重大意义，于是他们就故意曲解法律，混淆视听，对准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举行猖狂进攻，企图在全国人民面前诋毁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法不依”，“立法犯法”，“破坏法制”，“违反宪法”，从而便于他们推翻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实现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但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不容曲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庄严决议是不许诬蔑的，中国人民懂得应当怎样保卫和巩固自己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懂得应当怎样保卫和加强自己的社会主义法制，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阴谋定将被人民打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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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收获
清华园的三教授访问记
本报记者 柏生
清秋天气，清华园里还是一片浓绿，爬墙虎遮满了楼墙，校舍点缀在绿树丛中。
暑假中，校园里显得十分安静，可是刚刚经过反右派斗争的老教授们，火热的锻炼使他们心头沸腾着自我改造的思潮，却不是那么平静。
就在这个时光，我访问了清华园里的三位老教授。
一个晴朗的早上，在耀眼的阳光中，我来到清华园照澜院教授宿舍，访问了年高七十一龄的张子高老教授。在一间幽静的小客厅里，这位白发苍苍有着四十多年教学经验的老教授首先告诉我说，他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他说，他年纪这样大了，经受的事情也比较多了，可是从来还没有像这次参加反右派斗争给他的教育这样深。这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使他深深地懂得了生活是不能脱离开政治的。
从不关心政治到关心
老教授一面吸着烟，一面感慨多端地回叙着自己的生活说：四十一年了，我没有离开过教书生活。自从1916年由美国归来以后，就一心想在教育岗位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埋头教好自己的书。解放前，虽然不想过问政治，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政治空气却窒息得人喘不过气来，根本没有良好的条件给你教书，生活也极度艰难。这就说明不问政治是不行的。
说到这里，张子高老教授很有感触地说：可是解放以后，一切都变了，党对我工作上的安排或是生活上的照顾，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党曾屡次鼓励我把中国化学史的工作研究起来，并帮助我建立化学教研组的工作。去年暑假前，我发了头昏病，教研组好几位党员、团员在周围照顾我，使我感动得落了泪。我深深感到新社会的温暖，给了我这么好的教学条件。可是，我对政治的关心仍然是不够的。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我的思想认识还很模糊。还抱着温情主义。我总觉得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爱面子的，因此对高级知识分子中的这些右派分子最好不必打破他们的面子。可是事实教育了我，斗争教育了我，我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从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中，以及我亲身参加斗争的过程中，我比较清楚地认识了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他们已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毒疮。那种毒疮生在我们身上，已经对我们的行动发生了障碍，我们要保持健康，就必须把这毒疮治好。养痈贻患，是绝对不行的；投鼠忌器也是一种过虑。对右派分子是绝对不能温情的，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彻底打垮他们的猖狂进攻。在这场斗争的大风暴里，我又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政治锻炼！
张子高老教授谈起了他的思想收获说：在斗争中，他深深感到要关心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这句话对他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
当我说要去访问梁思成教授时，他笑着对我说，梁思成教授在这次运动中一定比我感受的还要丰富，梁先生不但能写也很健谈呢！
还要进行思想改造
穿过一条林荫小径，我来到胜因院梁思成教授家里。这位建筑学家的书房窗外是浓荫的藤萝架，书房布置得异常雅致，书架上堆满了各国建筑艺术的书籍，其中还有一册他新近抄成的他已故的夫人林徽音的诗集。
梁思成教授同我一谈起反右派斗争，就显得十分激动。他说，整风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看到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的“花丛小语”这一类的文章或大字报，当时他只感觉气味有些不对，可是那时他自己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只觉得这样把成绩一笔都抹杀的提意见方法，也未免太过分了。但究竟这些人是怀着什么心意来给党提意见，他根本没能看清。当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发表时，他自己也只是感到这个人怎么用这种态度来提意见呢！根本没能从政治上来看清他的反动本质。人民日报发出了反击右派的社论以后，他感到自己的头脑和眼睛都忽然豁亮起来，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力量。这时他才明白了有些人对整风并不是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天真了，而是别有用心的。他说：“我从内心里感到无比的愤怒，我感到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政治嗅觉是多么不够，多么迟钝。
梁思成教授说，最初他对怎样据理斗争，以理服人还很缺乏有力的武器，又缺少斗争的经验，尤其像是对钱伟长这样两面派的右派分子，更缺乏打击的力量。但是读了毛主席所指出的六项辨别香花毒草的政治标准以后，他找到了和右派分子进行思想斗争的最锐利的武器。在一次接连一次的战斗中，他也逐渐丰富了斗争的经验。斗争进行得最紧张的那些日子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拄着一根拐杖走进了这里或那里的会场，向右派分子展开了无情的舌战。
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忘我地投入到这场激烈的反右派斗争中去的呢？梁思成教授兴奋地回溯着说：那就是我从党的关怀里得到了党的温暖和力量。现在党面临着阶级敌人的进攻，面临着反击右派的战斗，我虽然是战场上的一个新手，可是我热爱教育了我的党，我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不能亲眼看着这些家伙攻击我们的党和人民，于是在工人、农民的战斗的鼓舞下，我毅然地站到保卫社会主义的战线上，投入到激烈地反右派斗争中和敌人去作战。
他满怀着兴奋和感动的心情告诉我说，像我这样的没有经过什么风霜，没有受过什么锻炼的一个由温室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又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我的思想收获是丰富的。在这场实际斗争中，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学习马列主义，加强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我在斗争中，上了一堂生动的马列主义的政治大课，以后还要不断上这样的政治大课呢！
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
当我去访问清华大学的老教授们时，学校的一位党委委员曾告诉我，在保卫清华大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击右派分子钱伟长阴谋篡夺清华大学领导权的斗争中，有一位最熟悉钱伟长为人的清华老教授李辑祥，在批驳钱伟长的言行中，他是说理最有力的一个。
当我在清华静斋二楼的老干部班主任办公室找到这位老教授时，他正在忙着老干部班的工作。
我们一开始便谈起了反右派斗争。李辑祥教授告诉我，5月中，他怀着一颗热情善良的心愿，诚恳地向党提出了几点意见。也就在这个时候，校内外忽然出现了许多谩骂攻击党的言论。当时他只认为太偏激，还是怀着好心肠来听来看，甚至还想，就是偏激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后来，看看形势不对头了，流言蜚语，甚为嚣张。这时他感到自己的思想有些混乱起来。他说：虽然那时我对谩骂和攻击党的言论，感到不满和愤怒，但是我究竟没能识别出这些言论的性质。因此，在这个严重的考验面前，我没有立刻起来坚决展开反击。直到看到工人、农民兄弟都说了话，我才清醒过来。
接着，他和我谈起了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战斗。他说：经过党的教育，我已擦亮了眼睛。但是由于知识分子的温情主义思想，虽然我很了解这个一贯使用两面派手法的右派分子钱伟长的为人，也清楚地看到了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面貌，但当我面对面地和他进行斗争时，我感到自己还十分缺乏经验和力量。可是就在这时，党和同志们给了我无限战斗的力量。在全校师生批判钱伟长的大会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是那来的一股力量，那天我还是带病走上讲台的。在扩音器前，我感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很激动。经过这次战斗，我的战斗经验丰富了。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锻炼，不但能分辨出右派分子的许多特点来，而且懂得怎样用事实和说理的方法，据理和右派分子展开斗争了。
谈到这里，李辑祥老教授说：过去我在反动统治下搞教学工作，因多年来得不到照顾，过分的劳累使我得了肺病，生活困难，愈来愈重。如果还是在过去，恐怕只有等死了。现在党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有一年多病在床上，最近这几年我都是半工作半休养，可是学校还是从各方面照顾我、鼓励我。我对党的热爱和信任是从许多亲切的体会中感受到的。我爱党，所以要向反对党的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他兴奋地说，他在这次斗争中，特别是对阶级立场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以前他也抽象地知道阶级立场这个名词，但总没有实际受到考验。他自己一直都是在大学里做教授教书，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没有受到很好的改造。通过这一次实际斗争，使他受到了一场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开始了解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经过实际斗争的检验，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我祝贺这些老教授们在思想战线上取得丰富的收获，并且预祝他们争取更大的丰收。
黄昏时分，我离开了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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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时不问政治的人积极起来反击右派
西南工业建筑设计院技术人员觉悟提高
据新华社重庆22日电 西南工业建筑设计院在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工程技术人员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许多平时不大过问政治的人成了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分子；主动申请加入共产党和积极要求加强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学习的人增多了。
这个设计院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不少人没有料想到在自己身旁就有人反共、反社会主义，认为院内“没有右派分子”。后来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有关文件，提高了辨别能力；许多老工程师挺身而出，对比今昔，严辞批驳右派分子挑拨青年工程技术人员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不满。老工程师周学楷说，他解放以前在大学毕业以后便失业，在贵州摆了三年香烟摊，右派分子认为“新社会没有很好使用技术人才”，这真是胡说。徐尚志工程师列举他解放以前在重庆一个大学作讲师时亲眼看到的一些事实，驳斥右派分子煽动青年工程技术人员不安心现有工作。他说，这个大学的建筑系，有一班二十几个学生毕业，只有五、六人找到职业，而且有三人是共补一个大学助教的缺位，合领一分微薄的薪金。徐工程师还介绍了一个学生的不幸遭遇：这位青年满腔热忱地想在出校以后当一个好建筑师，但首先碰到的一分差使，却是给四川一个大军阀设计修建公馆里的厕所，这个军阀感到不如意，还打了他一顿耳光。
这个设计院先后揭露出十四个右派分子。当运动达到高潮时，全院四十多个工程师和所有技术、行政人员都积极参加了反右派斗争。具有十多年建筑设计经验的工程师吴子梁过去对政治活动不关心，这次他感慨很深地说：“过去我不够虚心，以为七年来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认为只要作好工作就行，这次才知道自己想错了。”他是好几个重要设计项目的总负责人，非常忙，却亲自担任主席，带头在会上反驳右派分子，有时深夜还在赶写发言提纲。不少老工程师大小会议都积极参加，发言大都以在旧社会的亲身遭遇同新社会作对比，驳得特别有力，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教育很大。许多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从揭露出的右派分子多数是剥削家庭出身的青年这一事实，更加感到需要很好地进行自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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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论坛
“一间房两本书”和“一杯茶一支烟”
·路·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费孝通说，要“一间房，两本书”，好安安静静地做功课。清华大学一个政治理论课教师朱声绂接上去说，要加上“一杯茶、一支烟”。
乍看起来，他们设想得多“美妙”啊！可是他们自己就并不是真正地这样的生活着。他们是一小撮野心家，经常奔走四方，策划于密室，妄想取消党的领导，使资本主义复辟。
那末，他们为什么又作如斯宣传呢？他们懂得知识分子的个体劳动特点，为迎合某些旧知识分子的心理，提出了这些口号，其目的只是想促使他们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削弱和打断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的联系。
试想，躲在“一间房”里做功课，能做出什么来呢？只能培养出脱离实际斗争的知识分子。
我国必须培养和建立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任务。工人离开车床，农民离开锄犁而进大学，在我国不但已经有了可能，而且成为事实。我们要努力长期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队伍，但是旧的知识分子如果能走出“一间房”，到群众斗争中去，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生活和斗争当作活书本，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培养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也能逐步改造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也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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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郭景天向党进攻十分猖狂
时代出版社百科辞典编辑组长、右派分子郭景天，在二十几天的“鸣放”期内，用了十三个化名，写了二十三篇造谣中伤、诬蔑谩骂、丑化党的大字报。他把时代出版社说成“一塌糊涂”，否定肃反和审干成绩、谩骂预备党员都是“奴才”，是靠“拍马屁”成为党员的。还污蔑说，“党太无人材，不是脓包就是饭桶”，等等。社内80％的党员都被他骂到了。
郭景天的向党施放毒箭，是用了最下流、最奸险的手法的。他摹仿别人的笔迹，揣摩别人的口气写大字报，企图以此进行挑拨离间，嫁祸于人。文章贴出去之后，他拉一些人去看，说这篇像谁的笔迹，那篇又像谁的口气。还放空气说，“时代出版社太无民主，群众用真姓名提意见都不敢了！”此外，郭景天还非法地召开了两次各部室联席的“专人座谈会”，专门“整”党支部书记和两个党员。在自己制造的“胜利形势”的鼓舞下，他竟狂妄地向群众号召“跟我走”不要跟党走。
他和外文出版社右派分子冯亦代一再策划于密室，组成“统一战线”。他还狂妄地写文章大声疾呼，叫党员“起义”，指名要七个党员“挺身而出”，“勇敢地暴露”党组织“最近一个时期作过什么布置”。
郭景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已被群众完全揭露。
李庚原是幕后指挥
中国青年出版社连日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该社前党组副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李庚的反党言行。
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李庚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右派分子的幕后指挥人。右派分子彭子冈、刘重、姚平等向党进攻的炮弹，几乎绝大部分都是李庚输送给他们的。李庚和江丰反党集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扮演了“策士”的角色，并为江丰反党集团打掩护。
据揭发，李庚力图搞垮中国青年出版社、积极策划恢复“开明书店”。他还大肆活动，要办一个不要党领导的、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企图和“中国青年”杂志唱对台戏。李庚对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大为赞赏，说：“党内知识分子也有同样心情”。还表示要写一篇描述党内知识分子这种心情的文章彼此呼应。李庚还推销章伯钧夸耀储安平的谬论，夸耀臭名远扬的林希翎和谭天荣为“历史人物”，要为他们写“列传”。 （新华社）
陈仁刚为什么人翻案？
今年春季，中共安徽省委批判政法部门某些干部中严重存在的右倾思想。陈仁刚（省司法厅副厅长、中共司法厅党组书记）在知道省委的这个指示后，一面对司法厅的干部封锁消息，一面背着省委，带着他的亲信刘家杰（司法厅一处副处长、中共司法厅党组成员）等在宁国、绩溪、歙县等三个县法院“检查”了一批案件后，指示县法院改判、释放了不少罪犯。
省高级人民法院抽查了这三个县曾经陈仁刚等“检查”并认为有“问题”的七十件刑事案件，其中有反革命案二十九件，强奸、盗窃、诈骗、破坏生产、破坏统购统销等刑事犯罪案四十一件。经逐案审查，发现经过陈仁刚等的“检查”，仅指示县法院错改错放的即有四十九件，占总案数的70％。陈仁刚、刘家杰在恶意歪曲这四十九件原判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案件时，所持的论点很多都是荒谬的，而他们对个别案件所持的态度，更是令人不能容忍。
例如绩溪县国民党员胡天木1950年以来，先后就外交内政等方面制造了许多谣言，并引起很坏的后果，如他在养猪方面的造谣引起群众滥宰肥猪；胡天木还恶毒地辱骂人民领袖。陈仁刚竟挖空心思地为这个反革命分子辩护说：“制造谣言是属于学说的性质，传谣的目的不存在，不能视为造谣”。因此“构不成反革命犯罪”，“可改判教育释放”。
今春以来，陈仁刚到处大肆叫嚣，诬蔑中共省委批判某些政法干部的右倾思想，是将几年来建设起来的法制都“反”掉了。但揭露出来的事实说明破坏法制的却正是陈仁刚自己。
（新华社）
毛啸岑是什末“人情味”
毛啸岑是民建上海市委委员、市工商联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据揭露，他在政治学校中竭力鼓励学员中的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学校中的右派分子黄苗夫在大放大鸣时数次散发反动小册子，就是受毛啸岑支持的。毛啸岑还把黄苗夫的反动小册子带到市政协会议上去当众宣读，扩大影响。在大鸣大放期间。毛啸岑极为活跃，凡是对共产党不满、有牢骚的人，他都要他们写成“材料”，并加以歪曲渲染，作为他向共产党进攻的子弹。毛啸岑污蔑共产党员“没有人情味”，并挑拨说共产党与群众是“丈母娘与女婿，好像亲热，究属外人”。
在工商界政治学校开始反右派斗争时，毛啸岑避不到校。当斗争的矛头指向毛啸岑本人时，他立即对揭露他的积极分子进行威胁，工商界人士对此极为愤慨。 （新华社）
马廷秀一贯仇视党的政策
马廷秀是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副秘书长。他一贯仇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并利用一切机会进行破坏活动。1951年他反对土地改革运动，说“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别，甘肃更是这样。”1956年下半年，他和右派分子王治岐视察甘南和临夏工作，视察后，他便到处宣传农业合作化“糟得很”。
马廷秀还向党的统战工作和人事工作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诬蔑党的人事工作不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马廷秀还一笔抹杀几年来党在法制建设工作上的成就，他颠倒黑白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没有制定出完备的法制，也未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的观念，没有养成遵守法制的精神，也未进行法制教育。这是产生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原因。”
马廷秀的这些谬论，已经受到群众的批判和反击。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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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音乐城”的魔影
本报记者 林里
素称“音乐古城”的广州，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揭发了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
这个反党集团的首脑分子，是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音乐协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共音协分会临时党组书记李鹰航。作为反党集团
“军师”和“火线指挥官”的，是音协分会副秘书长、共产党员谭林。公开出头放火的“闯将”，是音协分会理事、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候补委员蔡曲旦。此外，参加这个反党集团的还有中共广州美协、音协、剧协联合支部书记赵本等等。这个反党集团在“党内外联合起来”的口号下，笼络了三个协会的一批反党分子，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不久，李鹰航就把广州文化局的工作方针斩腰切断，硬说文化局是“以戏剧为主”而不要其他。紧接着就以反对“以戏剧为主”为号召，开展了一连串的反党活动。他把戏剧说成“大石头”，把音乐说成是“大石头旁边的小草”，并且已处于“萎缩不振”和“落英缤纷”的苦境。蔡曲旦还为广州艺术界描绘了一幅阴森凄惨的景象。说粤剧是压倒一切的“泰山”，曲艺在“自生自灭”，京剧已“打入冷宫”，话剧“奄奄一息”，美术“嗷嗷待毙”，音乐“连根拔去”。他们说形成这种状况，是因为文化局局长丁波是搞戏剧的，所以就“以戏剧为主”，又因为朱光市长喜爱美术，所以美术还没有完全垮台。从而，他们就提出要为粤剧以外的艺术“争平等”，要反对文化局的领导。
在“争平等”的伪装下，他们四出打手，大放厥词，最后竟发展到向民主人士“告状”，发动人民代表到文化局“查账”。谭林曾到曲艺界“扩大队伍”，他要艺人白燕仔“大胆鸣放”，白说不了解情况，无话可说。谭林就说：“你们曲艺会演经费才一千五百元，人家戏剧会演经费好几万，这不就是意见？”李鹰航曾向党委提出一个所谓“七大条，十六小条的建议”，实际上就是他的政治纲领，要修改政府第二个五年计划有关文化事业的经费安排等等。为了这个卑鄙阴谋，谭林曾布置了一个“围攻文化局”的会议，可巧，这天文化局局长丁波有事，没有出席。于是他们就在南方日报上公布了丁波局长不听群众意见、音乐界实行“罢鸣”的消息。为了实现反党阴谋，李鹰航竟卑躬屈膝地去向民主人士呼吁。当民盟中央委员赵君迈来广州视察时，李鹰航初则唆使他的“闯将”去联络，继又出席了赵君迈召开的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李鹰航极尽其造谣污蔑的能事，说争取音乐事业费就像“乞丐讨冷饭残羹一样”。后来人们批评他背着党向民主人士“告状”的行为不对，他却回答说：“如果反革命分子反对‘以戏剧为主’，也是好的。”就在这时候，蔡曲旦提出了“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张。果然，不几天后，李鹰航就发动了一连两次的“查账”“斗争”。
这群妖魔鬼怪，所反对的戏剧为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广州市文化局分党组，在总结这几年来的工作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几年来，我们坚持了发展以戏剧为主的文学艺术创作，加强艺术实践，开展群众业余文化艺术活动的方针”。李鹰航便断章取义，去掉了戏剧为主下面的话。广州市的音乐工作，也不像李鹰航等人所污蔑的那样一团糟，而且确实获得了不少成绩。只是近三年来，这里成立了广东民间音乐团、广州乐团来从事音乐的研究、整理、创作和演出活动，还成立了广州乐器制造研究所。目前正积极筹办音乐专科学校。在群众业余文化活动方面，广州艺术馆音乐组和各区文化馆都有音乐干部，专门从事音乐活动的辅导工作。现在，全市有中心实验性的业余歌舞团十个，基层的音乐、歌咏队二百二十三个，工厂、企业和农村的俱乐部，大多都有音乐、歌咏组织。此外，还举办过五十多期业余音乐训练班，培养了近五千名音乐活动者。广州还出现了五岁的女钢琴家……。这一切，李鹰航等人都看不见，却一味地说广州音乐“今不如昔”。这是什么原因呢？
据揭发，李鹰航的反党活动带有一贯性。他1938年入党，在延安鲁艺学习时，曾因闹宗派受过组织批评。后来到东北师范大学任音乐系主任，又利用非党教授向党闹对立。1955年调来广东，党分配给他八、九个工作，他都不干，在招待所一连住了十个月，才勉强接受了文化局副局长的职务。但他以“老党员”、“音乐教授”、“文艺一级干部”自居，觉得党委屈了他，并一直为此不满。他曾扬言要到广西去当文教厅长，继又活动当选省、市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这一切都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从多方面反对文化局的领导，企图自己执掌大权。
李鹰航把他的阴谋活动说成是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组织人们“争鸣”。在别人主张不再反对文化局的时候，他却到处去做“政治动员”，要他们“艰苦奋斗，坚持到底”，在李鹰航的鼓动下，谭林也嚣张起来，他对蔡曲旦说：“怕什么，顶多是坐牢。国民党的牢你都不怕，难道还怕共产党的牢？”
现在这个反党集团的阴谋已经完全被揭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