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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社会主义思想唤醒单干户的迷梦
河北贵州单干农民纷纷要求入社
新华社保定23日电 河北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期间，不少单干农民受到教育，并且亲眼看到合作社比单干户庄稼长的好、收的多，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又好又光荣，纷纷要求加入合作社。据十一个县统计，最近有一千六百多户提出入社要求，其中五百五十多户得到批准已经入了社。另据十七个县统计，原有二百五十多户已经退社的社员，也有一百一十多户重新回到了社。
河北省的农村在开展这一运动时，一般都注意加强对单干农民和退社社员进行教育。许多乡、社在召开报告会、小组辩论会时，都注意吸收单干农民参加，帮助他们批判资本主义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新华社贵阳23日电 贵州省湄潭县的一千多户单干农民，最近受到两条道路的教育，觉悟提高，纷纷提出申请，要求在秋收后参加农业社。到目前止，提出这种申请的单干农户已有八百多户。
各个农业社在展开社会主义大辩论时，都主动地吸收单干户参加辩论会。社员们通过回忆对比和算账，以实际事例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分清大是大非，使单干户也受到了社会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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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组织参观 组织辩论
富平单干户承认社的优越性
本报讯 据陕西日报消息：中共富平县委农业部采取组织单干户参观、座谈、辩论的办法教育和影响单干户入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富平县合作化后，社外还有九百一十多户单干农民，这些单干户多半是较富裕的农民。建社后，由于区、乡干部忙于农业社的工作，忽视了对社外农民的教育，不少单干户放松了农业生产大搞投机生意，多留粮棉，有意的拖欠公粮不交，余粮不卖，逃避国家义务劳动等。有的还胡言乱语的说：“单干户也有几大优越性。”“合作化搞糟了。”少数社员被这种现象所迷惑，想退社单干。
中共富平县委农业部，针对这种情况，在8月30日至9月2日，以三天时间，组织了一百三十七名单干户代表，一百七十八名对社还不相信的社干部和社员，参观访问了到贤、流曲、忠惠、北耕、庄镇和西仁六个农业社的生产和社员生活情况，交流了办社经验，会上还进行了座谈，辩论了“究竟是单干户好，还是合作化好”的问题。
在会上，忠惠农业社分支部书记刘作为用本社社员的生产生活的转变情况来说明合作化的力量大。他说，忠惠村农民解放前受地主刘官世的剥削，全村九百多亩地，地主就占了三百五十多亩，给地主拉长工的就有十户，常年没啥吃欠人债的十四户。贫农社员孙春雪过着大年初一不敢出门的日子；刘文香出外乞讨。他说到这里，有些人在暗暗落泪。1952年，这个村办起互助组，小麦平均亩产就达二百九十三斤，比当地单干农民高出12％多；1954年，办起初级社，产量提高到三百四十斤，比互助组高出30％；1956年转了高级社，产量达三百九十七斤，比初级社时又高出16.7％；今年小麦比当地单干的富裕农民张有才每亩高出五十一斤。现在，全社二百四十七户社员，没有一户是缺粮户，一半以上的户在信用社存有现款。他的发言使有些人听的入神，有些人眉开眼笑。
会议中还进行了参观访问，使到会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事实教育。最突出的是忠惠社和流曲社的井灌玉米格外引人注目，天气那样干旱，长的仍是那样健壮，据目测平均亩产都在二百四十斤以上。忠惠社社员防旱抗旱、抢救秋禾的精神令人羡慕，全社九十多辆水车日夜不停，浇了八百多亩玉米，又浇了许多棉花，他们还在修旧井、打新井，准备再安装六十多辆水车，社员说：“合作化、力量大，天再干旱也不怕。”
经过了辩论、参观，许多人都心服口服了，承认合作化就是好。在一百三十七户单干农民中，就有一百二十四户当场表示要马上入社。到会的一百多名社干部和社员，也表示不再闹退社了。（附图片）
湖南省浏阳县集里农业社经过一场激烈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十三户单干农民认识到合作社的优越性，联名要求入社。
张云龙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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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社不知暖 出社方觉寒
——崔祥武从退社到重新入社的切身体会
解玉慧
“在家不觉暖，出门方知寒。”咸阳县“五一”第四农业社社员崔祥武退社又回社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道理。
今年3月间，“五一”四社社员崔祥武无理取闹，要求退出农业社单干。他为什么要求退社呢？主要原因是他看到公粮没交清、统购粮没卖完、生产不受人指挥的一户单干农民，在社外逍遥自在。从此，崔祥武寻找各种借口，多次要求退社，加上一些上中农暗地里支持，更加强了他退社的要求。社、乡干部多次劝解，他还是不听，3月中旬，通过社员代表会，让崔祥武退社了。
崔祥武出社以后，想了一个美满的发家计划：一年可以积攒三、四石粮食，两年可储存四、五百斤棉花，三年即可把大房盖起。开始他心里高兴，起早贪黑的干活。
崔祥武的美满计划，并不是那样如意的。久旱的4月，忽然落了一场饱雨，社里的棉花很快就播种上了。而他呢？只得干着急，带头领娃娃拉犁种棉花，种了两天只种了四亩，弄得他力尽汗干；最后无奈何请社把剩下的六亩棉花给他种了。不久以后，崔祥武央亲托邻凑合了七十多元，买了一条老牛，迎接夏收。可是，老牛力衰拉不动麦，刚去请社帮助，不料倾盆大雨袭来。崔祥武哀天怨地，赌气场也不碾了。
崔祥武退社以后，遇到过许多难场。二儿子由完小回来，要求入社，躺着不做活；老婆一天嚷鸡骂狗，连饭都不情愿给他做。崔祥武睡不着觉，盘算着夏收后的收支账，算来算去，收支算下来一颗不见，还欠五十七元，不由得吃了一惊。他猛省着：如果在社，自己做的劳动日还能分到四百斤粮食和二十多元。
事实上合作化的好处明摆着，可对崔祥武说来，好像才发现似的。他这时才知道出社不合算了。他对支书崔义才说：“这个味道是甜是苦我算尝够了，我要回社！”回社，人家不知还要不要，回去后社员会不会歧视自己？一连串的问题削弱了他回社的勇气。最后，斗争来斗争去，还是坚强起来，申请回社。
崔祥武回社后，他看到大家没有歧视他，分配他到合乎他心意的组里干活。女人也对他好了，两个儿子也参加社的劳动了。崔祥武说：“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好，把我打也打不出去了。”
（原载陕西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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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职工大鸣大放
群众畅所欲言领导干部虚心听取
本报长春23日电 吉林省一百多个厂矿企业的十几万职工，最近掀起了大鸣大放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工人们通过大字报、黑板报、座谈会、意见箱等形式，提出十多万条意见，贴出二、三万张大字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十多天中，工人们就提出了近四万条意见，贴出五千多张大字报，全厂70％以上的工人发了言。长春卷烟厂一千二百多名职工，提出了近五千条意见，全厂90％以上的工人说了话，每天的发言记录达到十万字之多。
许多厂矿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认真改进缺点和错误。长春卷烟厂厂长贴出大字报，表示接受工人们的批评，并作了检讨。第一汽车厂厂长饶斌经常到车间去看大字报，当他看到工人给他提出的意见以后，便找提意见的人，细心地了解情况，以便研究解决。
前一个时期，各单位对于职工提出的意见，处理得比较迟缓。目前这种情况已经扭转。许多单位提出了“快研究、快处理、快实行”、“条条有交代，条条有结果”的口号。国营吉林制粉厂职工提出的五百六十多条意见，现在已有四百三十四条得到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也都作了解释和说明。第一汽车厂厂长饶斌向职工表示，要争取在最近一周内，把能够解决的问题，处理到80％；对于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要向工人说清原因。目前全厂已经形成改进工作的热潮。
领导上及时改进工作的决心和行动，有力地刺激了工人的生产热情。第一汽车厂在9月10日，就提前完成了上半月的汽车生产计划。吉林造纸厂各个车间连续出现了八小时不断头的记录，9月上旬超产了五十八吨多纸。国营第八橡胶厂8月份全厂欠产一千七百多双鞋，9月上半月除补上这一拖欠外，还超产四千多双，而且一、二等品增加，次品减少了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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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大华纺织厂工人踊跃参加鸣放
提出的意见大多数有利工作
本报西安23日电 西安大华纺织厂工人在鸣放过程中情绪非常高涨，他们不仅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下班时走在路上和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也在酝酿着提改进工作的意见。
现在工人们给领导上已经提出一千三百二十五条意见。这些意见绝大部分是对工作有利的，并且有很多是过去领导上没有发现的缺点。其中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占四百多条。工人们在大字报和座谈会上提意见较多的是厂里提拔副工长的问题。原来这个厂今年年初改成分工段管理，需要提拔一批副工长担任段的修机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但是该厂没有从担任多年修机工作的老技工（多是六、七、八级工）中培养和提拔，而多半是从拆布工和值车工中提拔的年青工人。这些人原来不懂修机技术，学习了半年后就当副工长，机器发生毛病往往不能及时修好。而另外一些老修机工却没有活干，被派去修理梭子，或者做一些不需要技术的接纱等工作。
很多工人对领导人员不经常下车间和不及时解决问题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意见。例如工人郑心洁建议改装纱车，这样可以由三个人操作改成一个人操作，还可以节约很多装纱用的棉布包。郑心洁过去向领导上提了两次建议都没有得到答复。这次他在会上向领导上提出批评。
该厂的领导干部在这次发动工人提意见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现在，他们已经将工人们提出的意见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后，分发到有关车间和科室进行研究，对有些问题已经提出了初步处理意见。（附图片）
国营天津第六棉纺织厂工人在提建议
马惠英摄（天津日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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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辨明大是大非
江苏十万乡社干部提高了觉悟
新华社南京23日电 江苏省已经有六十个县和十二个市郊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或党代表大会，有十万个乡社干部在会上经过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受到了锻炼和教育，提高了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为组织全省四千万农民展开社会主义大辩论，完成全年粮食征购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江苏各地召开的干部会议，经过分析，肯定农村的基本形势是好的。溧水县的干部说，过去是“三看三不看”，即只看缺点，不看成绩；只看农民落后方面，不看农民易于接受教育方面；只看农村中的问题，不看其原因何在。通过会议的教育，他们认为农村的基本形势是“三多三少”，即成绩多，缺点少；拥护走合作化道路的人多，不愿走合作化道路的人少；生活改善的人多，没有改善的人少。各地干部通过具体分析，认清了当前农村中的矛盾是政治上和思想上两条道路的矛盾。大家揭发了农村中已被打倒的敌对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分析了少数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某些抵触情绪，同时也检讨了自己放松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和瞒产私分等的错误行为。各地会议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初步辨明了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各地一般都着重讨论了以丰补歉、丰年多购少销的粮食工作方针，辩论了农村的留粮标准低不低、瞒产私分好不好这两个问题，深入地批判了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
在口粮标准问题上，各地干部通过回忆对比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都认清了目前农村中除少数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以外，广大农民的吃粮水平已有很大提高；认为除了少数单身汉和大吃大喝的人、进行黑市买卖的人口粮稍紧外，绝大多数农民都是够吃的，有的地方还有30％左右的农户有余粮。瞒产私分问题，是许多地区干部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干部的思想斗争最激烈的问题。到会干部回忆了前一时期少购多销、瞒产私分的教训，认识到瞒产私分是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既对国家不利，也害了当地人民。
各级党委通过这次会议，都初步学会了开展辩论的方法。辩论开展得比较好的溧阳、六合、江阴、滨海、射阳等县，不但干部的思想问题解决比较深透，还初步解除了部分干部怕农民放不开、辩不好的顾虑，树立了相信群众多数的思想。泗阳等县还总结了前一阶段试点的经验，批判了在辩论中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不少县为了防止简单粗糙的做法，还订出了工作纪律。
目前，江苏省大部分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逐步深入到乡社。进度较快的苏州、镇江等专区，社、队干部大部分已经训练完毕，正在普遍召开贫农和下中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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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气上升 邪气下降
王舍人庄乡大辩论后面貌一新
叫嚷粮食紧的声音听不到了，要求退社的人不退社了，贫农也直起腰来了
新华社济南23日电 山东省历城县王舍人庄乡经过社会主义大辩论，正气上升，邪气下降，面貌一新。
在这个乡里，喊粮食紧的叫嚷声听不到了。全乡不但不再要求国家供应粮食，而且除完成征购任务以外，还确定多卖粮食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斤给国家。原来坚决要求退社的人现在不退社了，还有不少单干户申请入社；过去贫农不敢抬头，现在直起腰来了；过去三心二意的富裕中农，现在表示要好好和大家一起干了；以前地主富农说，大伙都是社员，都一般高，现在他们承认自己没有改造好，今后要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目前，这个乡每天有二千七百多人刨地抢种小麦，出勤率由70％提高到95％以上。全乡小麦播种工作绝大部分可以比去年提早十天。
王舍人庄乡在辩论以前，歪风邪气很盛。今年夏季，全乡有不少户坚决要求退社，有的动摇。不少坚决要退社的人牵回了耕牛，不让社里使用自己的农具和自己积的肥料，有些人竟背着社在自己原来的地里种上庄稼。叫嚷粮食不够吃的更为普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据十六个社的揭露，其中有六个社和二十七个生产队直接被地主、富农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所把持。他们在辩论以前的一个阶段，利用乡里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制造混乱，企图搞垮合作社，夺取领导权。经过十多天的大辩论，现在这些地主、富农的反动气焰被打下去了，广大农民认清了大是大非。
全乡二十三个农业社，目前已有十六个社辩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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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伦县第一批农业社大辩论结束
农民觉悟提高积极卖余粮
本报讯 据黑龙江日报消息：海伦县第一批八十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结束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有80％以上的男女社员受到了社会主义教育，大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
经过这场大辩论，广大农民进一步认识到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意义。他们说，为了过更幸福的生活，就要卖一些粮，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同心乡中心社在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前，已经超额完成了征购小麦任务，经过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后，社员们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本着够吃和自愿少留的精神，又多卖给国家一万斤小麦。前进乡民主社今年种一百一十公顷小麦，原来打算多留些麦种和人吃的麦子；经过大辩论，认识到了光顾个人不顾国家是不对的，决定尽量多卖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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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阻挠职工鸣放者戒！
岳书亮被责令停职检讨
据新华社天津23日电 天津市公私合营内燃机械制配厂副厂长、共产党员岳书亮，在整风运动中，压制批评，阻挠职工“鸣放”，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在发现后已坚决制止了他的错误行为，天津市机电工业局已经责令他停职检讨。
这个厂的职工从9月11日开始“鸣放”。12日，人事科干部刘凤鸣所在的整风小组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岳书亮工作不深入，作风生硬。岳书亮看了大字报以后很恼火，在14日人事科召集的科务会上，他便当场给刘凤鸣难堪，随后，他又调换了刘凤鸣负责的干部工作，让刘管理档案。干部刘元茂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岳书亮不按制度办事，请假没有大夫证明，却按病假处理，照领工资（因事假不发工资）。第二天，岳书亮就以“工作不需要”为名，要把刘元茂调离厂长室，后因党支部阻止，才没有成功。第二车间办公室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岳书亮，以后，车间主任邢万和在工作中就受到岳书亮的刁难。这都影响了职工“鸣放”。
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在21日就这件事发表短评说：党经常教导我们要重视群众自下而上的批评。这次工厂企业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对待职工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应当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态度，虚心接受其中正确的部分，认真加以改正；决不应有任何不重视以至限制群众批评的现象发生，更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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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能解决的问题就及时解决 广州铁路管理局边整边改
新华社广州23日电 广州铁路管理局普遍成立“边整边改”小组，负责研究和处理职工提出的急需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
目前，这个局和所属各单位大都制定了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制度。株洲铁路分局规定：各单位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处理群众来信，并由分局长办公室每周检查一次到两次，保证做到不积压，件件有答复，重要的群众来信，必须由分局长或单位负责人亲自处理。南昌分区工会规定：工会委员要分工参加基层工会研究工作，每月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深入基层。衡阳铁路分局领导干部最近组成了两个工作组，分头深入到十六个车站检查增产节约计划执行情况。目前，发现的问题中属于分局权限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都已解决了，职工群众反映很好。
在整风过程中，广州铁路管理局和所属各单位领导干部的某些不合理的待遇都已经取消，领导干部因私事坐小汽车的现象没有了，处级以上干部因公出差的时候很多都改坐公共汽车。在职工生活福利方面，也尽可能地解决那些急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如群众最关心的住房问题，已经计划在今年内再新建二万二千多平方公尺住宅，并改善必要的公房设备。衡阳铁路分局还对原有宿舍作了调整。为了使沿线小站的职工都能及时买到生活用品，这个局广州职工生活供应段已经添置了一辆供应车，定期把生活用品运到沿线小站销售。在防治职业病、劳动保护和职工子弟入学等方面，也都采取了一些改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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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提出的意见大部分作了处理
广州文化部门努力改进工作
新华社广州23日电 广州市新成立的全市粤剧团调整委员会，已对市属的七个国营剧团进行调整。这些剧团过去因角色搭配不当，力量使用不够完善，以致影响演出质量的状况已经改变。这是广州市文化艺术部门根据边整边改精神积极改进工作的措施之一。
到目前为止，全市文化艺术界人士和其他群众提出的三百八十六件批评和建议，已经解决和正在解决的已达二百二十六件，其余属于转达有关方面参考和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分别作了交代。
对于如何丰富和提高音乐、曲艺、说书节目的问题，广州市也已经着手组织力量，由市文化局、音乐家协会和曲艺联谊会共同发掘整理一些过去为群众所喜闻乐道的传统节目。对表演场所不足和分配不均的问题，广州市文化艺术部门已决定，除适当新建露天杂技魔术场、西区曲艺场等几个场所外，对原有的六个影剧院分别进行扩建，重新添换设备，并且把新华电影院改建为宽银幕电影院。另外在文化公园设立音乐厅，作为音乐、曲艺演唱场所，市内文化宫、俱乐部及其他可供表演的场地，也要充分加以利用。不久以前，市文化局领导干部还深入到各曲艺演出场所，了解情况，和有关方面研究解决演出排演、演员休息等问题。
对文化、艺术工作者和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工作、生活条件问题，也作了许多改进。广州市已决定开辟美术家陈列作品和代售作品场所，由美术家协会负责管理。对失业艺人将予以适当的救济补助。市文化馆也举办了音乐、舞蹈、美术等六个训练班，并拨款给各区文化馆作为建设小型舞台及修饰场所设备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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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害怕群众提意见
南城
在农村中开展整风运动，既要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也要改进干部的工作作风；要达到这两方面的目的，都需要首先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不经过大鸣大放，就不能彻底暴露思想，展开争辩，思想问题就不易彻底解决。不经过大鸣大放，群众对干部的批评、对工作的意见不能通通倾吐出来，也就不能彻底检查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农业社就整顿不好。
现在，在各级干部中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大鸣大放的前一个意义——为了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但是，许多干部还不够注意大鸣大放的后一个意义——为了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要群众在大鸣大放中谈出思想问题来，许多干部已经不再担心会放
“乱”了；要群众在大鸣大放中对干部和具体工作提意见，有些干部却仍然有种种顾虑。一些在思想作风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在工作上犯过错误的人，顾虑群众鸣放起来，会把火烧到自己头上，使自己下不了台。大多数积极工作、一心为社的干部，也难免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他们也怕社员在提意见的时候不够冷静，多看缺点，少看成绩。至于少数品质恶劣、违法乱纪、蜕化变质的分子，对群众大鸣大放当然十分害怕。这些大大小小的顾虑，对于发动群众鸣放都是障碍。这种障碍不消除，整风运动就很难开展起来。
群众大鸣大放起来真会是非不清或专“整”干部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许多经过了大辩论的地方的经验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那些地方，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曾嚣张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干部曾经抬不起头来。可是，当群众把各种事实和意见都摆出来，据理进行争辩以后，是非辨明了，一切邪气和歪风也就打下去了。既然大多数群众能够分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为什么他们会分不清自己的干部的功过，分不清自己社内的是非呢？他们为什么会专门“整”那些忠心耿耿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让他们“下不了台”呢？决不会的。
许多地方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对政策的思想摊了出来，对干部、对工作的意见也通通提了出来。领导方面在帮助群众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接受了群众的意见，边整边改，对缺点错误作了检讨。群众对领导的信心加强了，对社的发展前途看清了，不仅思想问题解决了，生产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社和社员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即使干部曾经有过若干缺点和错误，也容易得到群众的谅解。
福建省有个社干部，平常作风不太好，有一次把一个社员惹火了，那个社员打了他两耳光（当然打人是错误的，在大鸣大放中，无论干部对群众或者群众对干部，都应该“动口不动手”，谁动手，谁就首先没理了）。但在改选干部的时候，这个干部又当选了。他问那位打过他的社员：“为什么打了我还选我？”那位社员回答说：“打你是想打掉你的坏作风，选你是因为你热心办社”。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应该相信群众，不应该害怕群众大鸣大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