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在新华社建社二十周年纪念会上
陆定一谈新闻工作中几个根本问题
记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中去
新华社21日讯 新华通讯社总社19日集会纪念建社二十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出席纪念大会的有北京新闻界各单位的代表。
大会由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主持。
陆定一向新华社的全体工作人员致贺。他在讲话中谈到了新华社的作用和任务、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和思想改造以及新闻工作中其他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陆定一指出,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同党、政府、军队、法庭、报纸、学校等一样,新华社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之一,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手中的用来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新华社每天发稿几万字,是为了教育和团结人民,揭露和打倒敌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陆定一说,研究新闻学,应该从政治出发。新闻学是政治性极其强烈的一门学问。离开了政治来谈新闻,这是资产阶级的作法,我们不应当这样做。一件消息早发表、迟发表或不发表,都要从政治上来郑重考虑。记者和编辑有两种任务:一是抢,一是压。有的新闻要抢时间发出去,有的新闻不该发表就要压下来。记者一定要懂得政治;什么该抢,什么该压,什么该取,什么该舍,都必须从政治上考虑。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因为要维持生活,非完全服从他们的资本家不可,所以他们也非懂政治不可。他们懂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帝国主义的政治。我们的记者,要懂我们自己的政治,无产阶级的政治,人民的政治,社会主义的政治。
关于新闻的技术问题,陆定一说,我们要团结自己,争取朋友,打倒敌人,就要有好的武器,因此,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要讲究新闻的技术,我们的技术有缺点,需要大大改进。有的现在可以改进,凡是可以改进的就要坚决改进。有的现在还不能改进,比如消息要发得快,这就需要有各种条件,要有工业基础,没有很好的工业基础,发消息只能快到一定限度,再要快就快不了。在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上,我们向来主张政治第一,技术服从于政治,因为技术必须为政治服务才有意义,而且,只有有了政治热情,才能迅速改进技术。我们的技术好不好呢?我认为基本上是好的。我们的新闻是准确可靠的,这是新华社的优良传统,必须保持这个传统。但是,冗长和迟缓等缺点,必须改正。
关于新闻要有兴趣的问题,陆定一说,我们要搞清楚是什么样的兴趣,是那个阶级的兴趣。兴趣也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的消息,不是为了使我们的敌人看了有兴趣,而是为了使赞成和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们看了有兴趣,在国际上要使赞成新中国和可以赞成新中国的人们看了有兴趣。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广大人民的兴趣,认真研究朋友们的兴趣。反动派的有无兴趣是无足轻重的,可以置之不理。在大鸣大放期间,右派的兴趣是放火,新华社不放火,于是右派自己派人去放火,对你们新华社不感兴趣,这有什么不好呢?
陆定一说,资产阶级右派说我们的记者都是木偶,没有大将。这也要看看大将和木偶是那个阶级的。资产阶级记者中的大将,不过是资本家手中完全听话的木偶而已,资本家老板要他怎样做怎样想,他就得怎样做怎样想,否则他就有丢掉饭碗的危险,什么“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之类的机关就会光顾他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可以出现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记者和编辑,就有可能成我们的大将,好记者、好编辑。但我们对于记者编辑决不要吹捧,吹捧是资产阶级的恶劣风气。
关于新闻的指导性和客观性问题,陆定一说,我们的新闻报道可以分为两种。有一种,如像“鱼能上树”“对牛弹琴可以增产牛奶”等关于自然现象的。这在新闻中占极少数。占绝大多数的是另一种,是关于社会现象的。这类消息,同各项对内对外政策密切相关。记者报道这些新闻时,记者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在新闻中表现出来,而给读者以影响。这种影响,就是指导性。绝大多数的新闻报道,都是不能没有指导性的。不是以资产阶级观点去影响读者,就是以无产阶级观点去影响读者,二者必居其一,要想逃避是不可能的。客观性也有阶级性,这个阶级认为是客观的,那个阶级认为不客观。帝国主义要灭亡,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代表中国人民,定息是剥削,统购统销政策是好的,这些话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都有十足的客观性,但是杜勒斯们和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一定会说这是不客观的。有人说新闻如果有了指导性就会“闭塞人民的聪明”。有人不谈阶级而谈超阶级的客观性。这两种说法实质都是一样,就是要革命的新闻记者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如果放弃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就一定走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不要无产阶级的指导性,就是要资产阶级的指导性。教条主义会闭塞聪明,修正主义更坏,会把人们引导去投降资产阶级。但是马克思主义把人们引上正确的道路,只会使人们聪明起来,看透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的客观的发展规律,那里会闭塞聪明呢?记者在报道中是一定要表示自己的立场的,有时表示得明显尖锐,有时表示得含蓄晦涩。有的记者,能把自己的观点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有的记者则在这点上做得比较笨,不懂策略。在一定的时间,对具体的事件,应该用什么态度恰到好处地表示自己的观点,这又是一个政治考虑,有时是很严重的政治考虑。要考虑到怎样表示自己的观点才能够正确指导读者,并说服和争取可以争取的大多数人,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事业。这就又需要很高的政治修养,需要技巧,需要经验。
陆定一在谈到记者的思想改造时说,记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他说,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光熟读马列主义书籍不行。知识分子要改造,不能轻视劳动,不能看不起劳动群众。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口头上说无产阶级领导,实际上却看不起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因此,有出息的记者,要下决心,长期地到劳动群众中去,和劳动群众共同劳动,同生死,共患难,打成一片。只有改变了自己的感情,自己变成了劳动者,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才会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这样做,有利于改变社会风气,因而是很重要的。资产阶级右派说马克思主义要不得,我们说我们的许多记者,马克思主义还懂得太少。我们的记者没有长期到群众中去,没有深入地调查研究,因此写出的东西有些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右派就趁机钻空子。革命的记者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陆定一谈到新华社同报纸的关系问题时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和报纸是一体的,都是工人阶级手中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利益是一致的,是团结、合作和互相配合的关系。应该考虑通讯社、报纸记者力量如何合理地使用的问题,研究怎样共同把我们的新闻工作办得更好。
最后,在谈到改进工作的问题时,陆定一说,我们要有三个狠:第一个狠狠地反右派,这个斗争是长期的,但这次反右派斗争是有决定意义的;第二个是狠狠地改进工作,我们工作中有很多错误缺点,应努力纠正;第三个是狠狠地改造思想,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中间去。
新华社在1937年4月成立于延安。二十年来,新华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而逐渐成长、壮大。现在,新华社在国内有三十个分社,在国外有二十一个分社。它目前每天向国内的报纸和广播电台发布约六万字的国内和国际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消息;同时,每天还向专区级报纸、中小城市和工矿区报纸发六千字简要消息和三千字的口播记录消息;用英文(对莫斯科用俄文)向世界各地发布约一万字的中国和国际消息,并向国内外报纸供给新闻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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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我国科学工作者集会上
拉达克里希南发表演说
他说:两大阵营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可以运用和平共处的精神来加以解决,完全不必诉诸武力或原子战争。
新华社21日讯 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今天上午在给五百多名中国科学工作者所作的一次讲演中说:“存在于世界两大阵营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可以运用和平共处的精神来加以解决,完全不必诉诸武力或原子战争。”
今天的演讲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持。参加听讲的有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东方语言学家和其他科学工作者。在演讲会前,拉达克里希南还由郭沫若等陪同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在半个多小时的讲演中,拉达克里希南博士曾着重从哲学上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世界和平的思想基础。他在演讲中还概述了印度、中国、希腊和罗马等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阐明了在目前加强各国文化交流的必要。他说:“印度和中国在过去历史上的文化合作,曾经对亚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过去这样做了,今后还应该继续这样做。”
拉达克里希南博士指出:“印度和中国的友谊巩固地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国际行为准则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继续忠实地、坚定地执行这种原则,我们的国家将有更加光明的前途。”
他最后还代表印度科学工作者祝贺中国科学事业在建设未来的伟大文明方面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拉达克里希南博士的讲演不时地为会场上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所打断。
郭沫若院长在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的演讲前后曾致词,对拉达克里希南的出席讲演表示衷心的欢迎和谢意。郭沫若说:中印两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和技术科学工作者要携起手来,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为建设各自的国家,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出贡献。他并希望中印两国的兄弟友谊不断扩大。
郭沫若说:“祝人类文化的力量,和平的力量,永远全面地彻底地消灭人类的灾害和战争。”
最后,郭沫若院长和所有到会者一致用印地语高呼“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友谊的热烈气氛洋溢全场。
今天下午,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及其随行人员由郭沫若陪同,游览了北京天坛和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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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伏克曼诺维奇离广州回国
临行前给周总理谢函
据新华社广州21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斯·伏克曼诺维奇和随行人员结束在我国的访问,今晨六时三十分乘火车离开广州去香港。
贵宾们在我国共访问了八天。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行前对聚集在广州车站广场上的欢送群众发表了告别讲话。他说,这次访问时间虽短,但是他了解到了许多新奇和十分有趣的事。他向他所访问过的各个省市的领导同志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使他了解到许多情况,使他能够拿这些成就同南斯拉夫作一个比较。他说,这种同志般的开诚布公的交换意见、交换经验,使他非常高兴。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最后祝中国继续顺利地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祝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合作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讲话之前,广东省副省长陈汝棠致了欢送词。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是昨天下午乘专机自上海来广州的。
新华社21日讯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斯·伏克曼诺维奇在离开我国时,曾给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各一封谢函。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在给周总理的信中说:“在离别你们伟大的国家时,我愿对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停留期间所得到的友谊和关切表示诚挚的谢意。我相信,我们坦率地交换情况和意见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问题和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共同目标的未来发展道路,并且有助于建立世界持久和平。
请接受我最好的祝愿,祝贵国繁荣幸福,祝你本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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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斐德到京
郭沫若设宴欢迎
本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夫人于9月21日设宴欢迎法国著名作家、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世界和平理事会前总书记让·拉斐德和夫人。
让·拉斐德夫妇是20日抵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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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楚图南举行酒会欢迎芬兰友好访华代表团
据新华社20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今晚举行酒会,欢迎以芬中协会主席乌尔霍·卡赫宁为首的芬兰友好访华代表团。这个由六人组成的代表团,是今天下午坐飞机到达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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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石夫子千古
老舍
齐白石夫子在国内与国际所获得的极高的荣誉,是他生平热爱劳动、勤学苦练,及富于创造精神的结果。中年以前,他是工人,文化程度不很高。中年以后,凭着坚定不拔的毅力,日夜不辍的艰苦学习,他成为能画、能诗、能写,和治印的大艺术家。在没有成名的时候,他好学不倦,克服一切困难;成名之后,他并不自满,仍力求精进,要求自己不断地创造。结果,他的画、诗、书法与刻印都独具风格,自成一家。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个人都该学习的。是的,他年将九十时,为了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还养了几只鸽子,精心观察,以便绘画和平鸽。已到九十五的高龄,他还辛勤作画,时得前所未有的精品。只在最近二年,他才不能坚持日课,因为时常生病。
在学习时期,白石夫子并不专师一家,而广为临摹,吸收各家的长处。及至掌握了各种基本技巧,他便力求创造,不再摹拟。以他五十岁的和七十岁的作品比较,简直不像出于一人之手;直到九十岁之后,他还不断有所创造。我们应当学习夫子的下苦工夫把基础打好,然后放胆创造的精神。
近些年来,学习国画的往往偏于因袭古法,不多自振拔。假若这样继续下去,则国画有走入绝径的危险。白石夫子的功绩即在不甘保守,承袭古法而推陈出新,使国画不失其为国画,可是独创了一种新的风格,给国画增添了新的生命力量。所以他成为大师,在绘画史中有他自己的特殊地位。
在他以前,也曾有人尝试改革国画,另辟途径。可是,他们多偏重笔墨趣味,潇洒出尘,不斤斤于形似。这样,他们的作品便只能得到文人雅士的欣赏,不一定为群众所喜。白石夫子非常讲究笔墨,可是笔墨所至,又能形色鲜明,状物传神,雅俗共赏。夫子出身工人,感情与群众一致,所以他的作品变而不幻,新而不怪。他的改革与创辟是健康的。
有一次,我以“芭蕉叶卷抱秋花”为题,求夫子作画。夫子年高,已记不得蕉叶新拔,是向左还是向右卷着。北京又没有多少芭蕉可供观察,于是老人含着笑说:“只好不要卷叶了,不能随便画呀!”是的,夫子作画永远这样严肃,永远要看见真东西,而后独出心裁,设计画稿。他笔下的鱼、虾、草虫,没有一足一须不正确的,不合适的。市上假画甚多,假若我们发现虫或鸟有什么画得不妥当的地方,十之八九就是伪造的。夫子的山水也是先看了名山大川,而后落笔的。
夫子病逝的时候,正值北京国画界进行着反右派斗争。国画界的右派分子的首要罪行,即在打击新生力量,打击新的创造,以便他们抱残守缺,而自居优良传统的继承人与保卫者,称霸画界,垄断市场。他们既破坏了团结,又阻碍了绘画的向前发展。他们与白石夫子所走的显然不是同一道路。他们的小集团,毒恶地攻击集团以外的一切画家。这又与白石夫子完全不同。白石夫子是一代大师,可是向来不随便说别人的作品不好。对于学生们,夫子也时时给予热诚的鼓舞。学生们拿来作品,夫子总要题上些字,给以鼓励。白石夫子与我们长辞了,我切盼国画界能够深入再深入地继续反右派斗争,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以期今后在党的领导下,亲密地团结,使人民所喜爱的传统绘画的确作到百花齐放,日新月异!让我们继承白石夫子的热爱劳动、勤学苦练,与努力创造的精神,把毕生精力献给人民的美术事业吧!
白石夫子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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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师精神不死
于非暗
衰老但知煤米价,儿时乐事可重夸;
钓鱼怜汝曾编记,何若先生旧钓虾。
“余小时,尝以棉花为饵钓大虾,虾足钳其饵,钓丝起,虾随钓丝出水,钳犹不解。只顾一食,忘其登彼岸矣。辛未白石又记”。这是齐老师在1931年(辛未)“九一八”事变前夕赐给我的手泽之一(见附图)。在一个扇面上,画了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虾,钳住了钓丝上的棉花球,瘦劲的细竹竿,缠绕着像游丝那样的钓丝,非常生动别致,像这样的画,我还没见过有第二幅。我原来保存了齐老师手泽若干件,在反动统治时期,我都换了柴米。只有这一件铭心的绝品,用来纪念齐老师的长逝,心情是非常沉痛的。
我作齐老师的学生,是从1928年起始的。那时,我还不会画画。我白天教学,晚间写北京掌故之类如“都门钓鱼记”等等的东西,投发各报,换取一些稿费维持生活。齐老师怜我之穷,倾心的教我刻图章,教我在生宣纸上渲染雪景的方法。他老人家既不要我报酬,还送我许多印谱印泥。他不但不反对我不去学他刻印风格,而且他还鼓励我在传统的基础上自创自己的风格。我在旧社会生活的压迫下,没有很好的认真学习,有负于师门的期许。但是,齐老师艺术创作的精神,我从那时起却已学会了不少。
我每到齐老师的家里,觉得齐老师事必躬亲,生活非常朴素。冬天,在屋的一角,总是堆着半麻袋所谓“半空儿”的花生,边教我,边剥花生米吃。从老师的谈话里,知道他早年对旧体诗、各家印谱、法书名画等都下过相当大的刻苦钻研的功夫,并曾对古代名画进行过油素临摹,所谓油素,就是上过桐油的薄纸,透明而不渗墨。
本来齐老师的创作,在我这游夏之门是不敢赞一词的。但是,就我个人的体会,齐老师的艺术创作,是他从生活中千锤百炼的炮制出来的。他对生活的理解,不仅是通过观察分析与比较,不仅是大胆的概括与集中,他在创作之前,总是先充分的了解遗产中有哪些反映和刻画的手法与风格,之后,他才提出他自己对于生活的看法,和自己的表现手法怎样比古人更加适合。所以,齐老师的诗、篆刻、特别是绘画,是从他辛勤劳动、刻苦钻研创造出来的。他的艺术创作被广大的人民喜爱,并不是偶然的。
当我看到他画工笔写生贝叶草虫的时候,他画贝叶,先把贝叶的主筋画出,然后一笔一画的把贝叶上的网状脉,用他瘦硬纤细的笔法,淹润匀停的色彩,把贝叶描绘下来,又真实,又生动,活力充沛,看起来是有笔有墨在写生,而不是一味的纤巧工致在描“花样”。齐老师画工笔草虫,也有他独特的手法。他对六足虫的六条腿,既要表现它有骨有肉有关节,又要显示出用笔的来踪去迹、顿挫转折。他对我说草虫的六足,“既要工,又要写,最难把握”。
齐老师不但工笔写生已到了化境,他的粗笔写意画完全从他工笔写生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首先是他的用意非常工致细密,他所画的长松大荷以及小动物,完全从工致细密出发,不是顺手的胡涂乱抹。因此,就容易使人理解,使人看得懂,使人喜爱,使人百看不厌,而且那一种气魄,那一种富于青春的活力,给予人民精神上莫大的鼓舞,无论是国内是国外的人民!
齐老师是很关心国计民生的,九一八事变前夕,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他在前面那首诗里就写出“衰老但知煤米价”当时老人的心情。在日伪期他画螃蟹,竟用古人的成句写上“看汝横行到几时”。至于画“不倒翁”画“铁拐李”更是借题发挥,连讥带讽的对旧社会的大人先生们表示非常的不满。1949年北京解放,齐老师首先见到了毛主席。1954年齐老师写给东北博物馆的信中说:“白石老年,身逢盛世,国内外人士对余画之喜爱,应感谢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对此之倡导与关怀”。请看,仅仅这几句话,就坚强有力的粉碎了右派分子说什么“不重视国画”,说什么“不尊重老国画家”这些无稽的谰言。
因此,我说齐老师的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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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像(套色木刻) 黄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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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耕图 齐白石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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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老人治印
借山翁 阿芝 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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