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凯恩斯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有什么价值
北京大学教授 樊弘
一
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是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它的地位是属于庸俗经济学在垄断资本统治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学派。它的任务，就是把垄断资本巨头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庸俗的观念教条化，并宣布它们是真理。它一方面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另一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进攻，向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进攻。陈振汉及其追随者徐毓枬等，在他们所草拟的经济学纲领中，强调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接受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中的概念和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在实际上就是企图以凯恩斯的概念和方法，来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恢复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在中国的复辟。因为在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中，所有的一切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都是为垄断资本巨头服务的，都是反科学的和反人民的。它们绝对不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而只能用来作为帝国主义及其买办、替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现在我来谈谈，为什么在凯恩斯的就业一般理论中，所有一切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都是绝对不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而只可以用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企图帝国主义的复辟的。
二
在凯恩斯的就业一般理论中共有六个基本概念，所有这六个基本概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都是庸俗经济学的概念。因为他们都是把资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庸俗观念教条化和企图对于表面的经济现象，作些似是而非的解释，以备资本家的需要的。
在这六个基本概念中，第一个就是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的概念。凯恩斯说过：“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如果聪明底加以管理，比较任何其他看得见的经济制度，从实现经济的目的上说，大概是最有效率的。”这个概念是凯恩斯用来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具。当然不可能用来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个是充分就业的概念。应当着重地指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的概念，在文字上，虽是充分就业，在本质上乃是强制进步工人失业的概念。为什么说它是强制进步工人失业的概念呢？如众周知，在失业工人中，有两类工人的失业：一是愿意实际工资被降低，但还找不到工作的工人的失业。二是反对实际工资被降低，因而为资本家所排斥的进步工人的失业。充分就业应包含这两种失业工人的就业。但凯恩斯的“充分就业”，并不是兼指两类失业工人的充分就业，而是专指第一类失业工人的充分就业。所以凯恩斯的充分就业只是部分的，即是虚伪的充分就业，而不能称做真正的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在物价上涨时，货币工资不能上升，工人必须听任他们实际工资被降低，才应得到工作；如果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工人要求增加货币工资，那么，凡属这些因为要求增加货币工资因而失业的工人，不问他们有多少，都是咎由自取，资本家要管也管不了。这种失业是自愿的，不应称做失业。因此，在充分就业的概念中，就不应该包含自愿失业的工人的就业。所以说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的概念，在本质上不但不是真正的充分就业的概念，而且是强制进步工人失业的概念。由此可见，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的概念，并不是要使所有的工人依照现在的生活水平或更高的生活水平，都能得到就业，而是要使不甘心于实际工资被降低并起而反抗它的进步工人失业，从而，把这些工人的失业作为更进一步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的杠杆。斯大林说过：不论哪一个资本家，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完全消灭失业的现象，消灭失业后备军。因为失业后备军的使命，就是压迫劳动市场，保证工资低廉的劳动人手。这一句话，对于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完全适用。显然，任何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不能接受凯恩斯的虚伪的充分就业的概念，来强制进步工人失业，并把它作为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的杠杆的。请问陈振汉和他的追随者徐毓枬等，我们能接受这个概念来建设社会主义么？
第三个是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物的概念。这个概念说，工人的工资等于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物。意思是说，工人的工资业已收回工人所生产的全部劳动的成果。工人的工资既已收回工人的全部劳动的成果，当然，工人阶级的革命就变为侵犯资本家的神圣财产的权利，而应当请进监狱或枪毙。资产阶级曾经使用这个概念作根据来屠杀成千成万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弟兄。请问陈振汉和徐毓枬等，我们能接受这个概念么？
第四个是资本的边际效率的概念。这个概念说，资本家的利润率，乃是资本的生产的效率的酬报。有时凯恩斯还说，它是资本家企业家经营管理企业的劳动的所得。这即是说，资本家的利润率和利润量都不是来自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显然，这个概念是凯恩斯对于资本家所提供的偏颇的阿谀和辩护。请问陈振汉和他的追随者徐毓枬等，我们能接受凯恩斯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的概念来给剩余价值辩护么？
第五个是灵活的偏好的概念。这个概念说，利息是来自货币所有者对于货币的灵活性的牺牲所当取得的酬报。即是对于货币的用途的牺牲所当取得的酬报。显然，这个概念乃是代表金融资本家对于利息的看法，和对坐吃利息的资本家所作的偏颇的和阿谀的辩护。
第六个是边际的消费需求递减的概念。它的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的支出在个人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降低。这即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需求的缺乏，不是取决于在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大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而是取决于人们关于消费的心理的倾向。如大家所知道的，在资本主义下，由于资本的积累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从而使消费品的需求相对地降低，乃是资本蓄积的绝对的法则，而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需求递减的概念，就是用来否认资本蓄积的绝对法则的客观存在。请问陈振汉和他的追随者徐毓枬等，我们能接受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需求递减的概念来否认资本蓄积的绝对法则么？我们能够以事物的表面的现象来掩盖事物的本质么？
由此可见，在凯恩斯的就业一般理论中，所有的基本概念，都是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的教条化。都是用来欺骗工人阶级和否认剩余价值法则的存在的。他们乃是无产阶级之敌、人民之敌和科学之敌。
三
陈振汉及其追随者徐毓枬等，不但主张吸收凯恩斯反科学和反人民的经济概念来帮助社会主义建设、科学建设和经济建设，而且强调吸收凯恩斯的经济分析的方法来指导经济研究工作和财经部门的工作。应当指出，凯恩斯的分析方法，如同他的经济概念，也是浸透着剥削阶级的偏见的。因此之故，它也不可能用来建设社会主义，而只能是用来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从凯恩斯的就业一般理论中，知道凯恩斯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什么科学的方法，而只是把垄断资本巨头所惯常使用来欺侮工人阶级的骗术来典型化。连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也不够格。这种典型化的骗术，当然也是用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向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进攻的。
凯恩斯的典型化的骗术，体现在凯恩斯在经济分析上所应用的模型法中。凯恩斯在分析工人的就业关系时，首先要在他的脑子里构造一个经济的模型，作为分析的对象。然后就此经济模型，对于就业问题进行分析。这个方法，就是凯恩斯所用的模型法。但凯恩斯在构造他的分析模型时，是极不老实的。因为在他的分析模型里，把许多关系工人失业极为重要的现实条件都撇开了。应当着重地指出，凯恩斯在他的经济研究模型中，曾经有意地撇开了垄断统治的条件，只假设了自由竞争的条件。有意地撇开了技术进步的条件，只假定了技术不变的条件；有意地撇开了劳动收益递增的条件，只假定了劳动收益递减的条件；有意地撇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劳动力的需求相对的减少诸条件，只假定了在固定资本不变、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和劳动力的需求没有相对降低的诸条件。凯恩斯就是在他所假定的这些不现实的条件下，来研究随着对于商品的货币支出的变化，或用凯恩斯的话来说，随着商品的有效需求的绝对的和相对的变化，工人就业变化的关系，来研究失业的根本原因和医治它的方法的。当然，在他所虚构这个经济的模型中，即在他所虚构的这些不现实的条件下，会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结论：即工人失业的根本原因只是由于工人不同意他们的实际工资被降低，或要求增加货币工资。如果工人能够同意他们的实际工资被降低，或在物价上涨时不要求增加货币工资，那么，在有调节的资本主义下，是会达到“充分就业”的。由于在凯恩斯的经济模型中所假定的条件，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因此，他所提出的工人失业的诊断书和药方也是不能实现他所预期的效果的。尽管他所开出的药方，经资本家服食之后，亦起了些微的玛琲针的作用。再说一遍，凯恩斯的经济分析的模型法乃是一种不从客观条件出发，专从垄断资本家的愿望出发，对于工人阶级所策划的一种典型化的骗术。工人阶级如果不幸中了他的骗术，那么，他们便只能永远给资产阶级作奴隶，别无什么出路。
凯恩斯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在他的分析就业关系的模型中之所以要撇开垄断统治的条件并只是假定自由竞争的条件，在本质上，就是想以自由竞争来掩盖垄断资本巨头的统治。使工人阶级相信，好像今日的资本家还是在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家，从而他们所得的利润率乃是日在降低的平均利润率，工人非要资本家不可，资本家非要取得预期的最低的利润率不可。假如资本家真是因为得不到预期的最低的利润率而消极，那么，企业便要关门，工人便要失业了。所以当物价上涨之时，工人阶级千万不要要求增加货币工资，而应在物价涨高之时，按照现存的货币工资工作，给资本家以鼓励。由此可见，凯恩斯之所以要在他的就业研究的模型中，撇开垄断资本统治的条件，只是假设自由竞争的条件，其唯一的目的，只是在于帮助垄断资本家向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猖狂的进攻。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卑鄙的目的，那么，为什么凯恩斯生在垄断资本的时代，不谈垄断资本的统治，只谈自由竞争呢？这是完全不可以想像的。
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的收益在历史上是递增的。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在企业开工不足的条件下，劳动的收益纵令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亦是递增的。可是凯恩斯在他的就业研究的模型中，对于劳动收益递增的趋势，和对于1936年英国企业开工不足的条件，均一概置之不论。他只在虚构的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大谈而特谈那“劳动的边际生产物递减的规律”。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就是为了他要欺骗工人阶级说：“你们的劳动生产物是随着你们就业人数的增加而降低的，因此，你们的实际工资也应降低”。从而达到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卑鄙的目的，为什么当劳动的收益递增之际，不谈劳动收益递增，只谈劳动收益递减呢？这是不能想像的。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时代，工人的就业都是取决于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的两大因素，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随着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力的需求日益降低。特别是由于自然科学日益发达，工厂中自动化的装备日益增多，在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必然有相对剩余人口的诞生，必然使失业的大军成为资本主义永恒的伴侣。可是在凯恩斯的分析就业的模型中，讳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只谈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例如凯恩斯在他的就业一般理论中，首先假令技术条件不变，单位成本不变，供给曲线不变，便是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意思。凯恩斯清楚地知道，假如把资本的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考虑在内，那么，他的充分就业的学说就将失掉欺骗工人的可能性。为了达到这一可耻的目的，凯恩斯决定，以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来掩盖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工人阶级相信，只要工人肯接受更低的实际工资来扩大劳动力的需要，那么，充分就业就能实现。这样就使垄断资本家降低工人实际工资和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更有了保证。由此可见，凯恩斯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来掩盖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是为了欺骗工人。如果不是为了实现这个卑鄙的目的，那么，为什么他要把这个在实际上对于工人的失业具有莫大意义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完全撇开不谈，单谈那个在实际上对于工人就业并无什么现实意义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呢？这也是不能令人想像的。
应当着重指出，凯恩斯在经济分析上的模型法，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抽象法”，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前者是从垄断资本家的愿望出发，后者是从客观存在出发的；前者是随心所欲的骗人技术，后者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陈振汉及其追随者徐毓枬等，想以凯恩斯这种骗术来建设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想以它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
四
政治经济学是有党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尤其是在垄断资本统治时代的庸俗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学说，是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买办服务的。它是无产阶级之敌，劳动人民之敌和科学之敌。为了中国六亿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旗帜，对于垄断资本巨头的经济学，特别是要对凯恩斯的学说，包括它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进行彻底的批判；要对陈振汉及其追随者徐毓枬等所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进行彻底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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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容陈达的“劳工问题”和“社会调查”复辟
吕文远
陈达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有“名”的“社会学家”，特别是所谓“劳工问题”、“人口问题”和“社会调查”的“专家”。但是我们早就说过，他的那些“理论”和“研究的方法”，完完全全是反动的，反科学的。以马列主义的观点、人民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社会学是必须从原则上加以否定的。因此，在解放以后，更具体地说是在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的时候，人民政府决定取消了社会学系，停止了陈达这类“社会学家”所讲授的“劳工问题”等等课程，不再让他们向青年学生散布毒素。这一措施，毫无疑问是十分正确的。与此同时，党和政府根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对于陈达这些人，不咎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如何，都给予了适当的安排。陈达担任财经学院和人民大学教授、劳动部副司长、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去冬今春又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党和政府给予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便利，希望他们改造思想，改变立场，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这些安排，对于陈达这样的“学者”，待遇可谓优厚了。
但是，陈达怎样回答党和人民对他的期待呢？他的回答是：八年如一日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在今年的春天他更利用党的百家争鸣政策和整风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陈达在今年年初以来，除了在劳动部等单位召集的座谈会上发表了许多放火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而外，还同章罗联盟骨干费孝通等纠合一起，积极执行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进行了一系列的妄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阴谋篡夺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为章罗联盟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阴谋开辟道路。右派分子们叫嚣说：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许多宝贝东西在我国快要失传了，马列主义有许多“空白点”，必须用资产阶级社会学来补足；人口、劳工、社会调查这些事你们共产党不会研究，就让我们“社会学家”来干吧；像陈达这样的“大学问家”多年“闲置”，是太浪费人材了，陈达应当原封不动地是“劳工问题专家”、“人口问题权威”……。
事实果真如此么？
人民政府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么？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级劳动部门、工业部门、计划部门、统计部门、工会组织以及学校中的工业经济、劳动经济系科，对于劳动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际工作、研究工作和培养人材的工作，这在旧中国又有过么？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从成千上万户的工人、农民的家计调查到各种各样的城市和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这在旧中国又有过么？所有这些，从立场、观点、方法和工作的质量来说，资产阶级社会学当然根本不能比拟；就是从数量来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同国民党时代伪社会部加上陈达的“国情普查研究所”，甚至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什么调查组织所做的来比较，也是他们所根本不能比拟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吹嘘他们有经验，共产党不如他们，这简直是蜗牛倒来嘲笑大象了！
陈达这种“劳工问题”和“社会调查”的“专家”所贩卖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干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勾当呢？
陈达在“劳工问题”上的根本主张，见之于他的代表作“中国劳工问题”一书，那就是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工人生活的任何真正的改善。这也正是陈达一贯的根本政治态度。陈达宣传资本主义社会“实为自由劳工时代”；他说社会财富的产生，“资本、土地、管理、劳工四种要素都有功劳，都须有相当的报酬；他认为“社会里有一部分人要终身受雇于资本家”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资本主义制度是应该永远存在的。他提出所谓“工业和平”、“渐进式的改良”等口号来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他把因私有制度和阶级剥削所造成的阶级斗争，归罪于工人阶级，说“社会不安大概是由于工人的骚动”。他坚决反对工人对资本家罢工，污蔑罢工“损害社会利益”。他一面叫嚣要“工界自己改善，不作无谓的骚扰，举凡和资本家捣乱，在社会里发生暴动种种情事，理应充分抑制”；一面竭诚拥护反动统治对于罢工的血腥镇压，说“军警和捕房弹压，是他们职分内之事”，“政府用武力完全是为维持治安或执行法律，遇必要时可以剥夺人民的生命”。他的所谓解决“劳工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第一，对于工界，“最重要的问题是减轻生存竞争（意思就是要工人连经济斗争也都放弃），加强成绩竞争（意思就是要工人为资本家更多地创造利润）”；第二，向雇主们，宣传对工界表“同情”。尽管陈达口口声声说要请雇主们向工界表同情，但压根儿他是反对改善工人生活的。他说：“工人的进款增加，奢侈的恶习跟着发现，劳力供给因受刺激而增加，生殖率因此提高，社会痛苦因此产生。”陈达还认为与其提高工人的待遇，还不如要工人限制生育。陈达的所谓解决劳工问题的办法，实质上就是要工人永远勒紧裤带，忍受剥削。
陈达还标榜所谓“独立工会运动”，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他把我党领导下的工会运动称做“过激派”，处处加以反对。对于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他恶毒地歪曲说：“有些人完全出于爱国热忱，有些人要利用时机宣传共产主义”。1927年蒋、汪公开反革命后，陈达高兴地预言：“劳工会左倾的势力，将更受打击无疑”。
以上就是陈达的“劳工问题”的基本“理论”。从这些内容看，说得正确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劳工问题”，实在应该称做“统治劳工问题”；资产阶级的“劳工问题”专家，实在应该称做资本家的代言人，并且，不仅是代言人，有的简直就是资本家。例如陈达，我们最近知道，他也曾经是上海一个铅笔公司的股东哩！
我们再来看看陈达的“社会调查”又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
尽管陈达标榜的是“客观主义”，但是他的调查工作总是有目的的，因而也毕竟是有立场的。一明了他的调查目的，也就看清楚了他的调查立场。陈达所作的每次调查，差不多都有一段“缘起”，大都是受人委托或者同人合作。早如南洋华侨调查，是受太平洋国际学会之托。再如云南四县的户籍调查，是由伪内政部、伪省政府同陈达的国情普查研究所合作办理的，目的是强化户政，编制保甲，便利派款、抽丁和“查究奸小”。再如云南三县社会行政调查，是受伪社会部长谷正纲的委托进行的。又如1945年和1946年在昆明、重庆、上海所作的工厂调查，先是受美国国务院之托，后又同谷正纲、吴开先（伪上海市社会局长）合作完成的。调查的目的是如此，调查依靠的人，在乡村主要靠保甲长，在工厂主要靠资方人员。讲到这里，对于“陈达式的国情普查”的所谓“科学性”和“学术价值”，也就无须多加探讨了。
右派分子叫嚣着要复辟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就包括了上述陈达的“劳工问题”、“社会调查”这一类肮脏东西。这类肮脏东西，彻头彻尾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彻头彻尾是反人民的，同社会主义为敌的，同马列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决不容许这些东西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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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译本出版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已译成中文，由三联书店出版。
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民主派，他的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在我国也早就有他的重要著作“社会契约论”（“民约论”“社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的中译本。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卢梭的早期著作（1754年）。它不仅杰出地阐述了关于社会的不平等及克服不平等的方法问题，而且精采地显示了卢梭的辩证的思想方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一著作予以很高的估价，认为“在卢梭的书上不但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同出一辙的议论，而且还可以看到卢梭所详细叙述的一系列和马克思运用得相同的辩证说法：本质上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朝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最后，作为一切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在这一著作里，卢梭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宣称产生不平等的原因就是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他认为人类有两种不平等现象：一种是自然的或物理的不平等，它是自然所设定的，并且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精神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所构成的；另一种是政治或道德的不平等，它从属于一种契约，并且是由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由人们的同意而授权的。本书讨论的就是后一种不平等的起源问题。
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即原始时代，一切人曾经都是平等的、自由的、没有社会压迫、贫困和不公平，而且在道德上都是天真无罪的。人类不平等的现象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它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二、随着国家的出现，在财产不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三、专制主义的形成。卢梭认为不平等现象的产生和社会文明有关，由此错误地认为科学、艺术、文化不但不能给人类带来好处，并会使人堕落。
卢梭虽然反对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但他只是反对个人财产过多，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私有财产。他反而认为每人有小量的财产既是社会必要的基础，也是人类平等的基础。为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他提出“社会契约论”，并企图建立符合这种理论的民主政权，即小型宗法共和国。卢梭在这里只是企图为未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辩护，这种要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带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韦目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