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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烧成灰也不反共？一挖根就露原形！
章乃器的反动丑史触目惊心
他所谓“爱党”，爱的是“蒋家天下陈家党”，他所谓“革命”，革的是共产党的命
据新华社20日讯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民建、工商联中央委员联席会议上对右派头子章乃器作了比较系统、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章乃器呼吁一切反共势力团结起来对付共产党
千家驹、吴大琨、冯和法、王达夫、何萼梅五人的联合发言，着重揭露了章乃器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一贯的反共活动；千家驹代表他们五人所作的联合发言中揭露，早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章乃器就号召一切反共势力团结起来，进行“彻底的有效的反共”。他在1927年12月15日创刊了一个彻底反苏反共的“新评论”半月刊，开始以一个政治投机家的面目出现。在“新评论”第二期上章乃器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共势力的自杀”的文章十分强烈地表明了他的“反共”态度。他表示“伤心于这次广州的变故”，（指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所领导的广州起义）他怨恨地说：“共产党的势力，实在是自命为‘反共’的人一手造成的”。他责怪国民党反动派“以
‘反共’为门面话”，进行内部纷争，形成“反共势力的自杀”，并且“还替共产党造势力！”他责怪帝国主义列强“在国民党宣布反共以后，它们仍旧是帮助军阀来对抗国民党”，他还责怪中国的资本家，“在总工会飞扬跋扈的时候”，“连应该做、可以做的事都不敢做；应该讲、可以讲的话都不敢讲”。“那种懦怯无能的样子”，“比较欧美资本家真真差远了”，他大声呼吁一切“反共势力”，“不要涣散”，不要“自杀”，不要“为共产党造势力”。章乃器还千方百计为国民党献策，要国民党“用纪律来解决内部的纷争”，要国民党“积极的致力于阐明党义，增高宣传效率”，要国民党“延揽人才”，最后他说：“倘使能照我上面所说的，我敢说共产党的势力，确是可以不反而自灭的。就是共产党党员，也尽可以心平气服，不必再做什么捣乱的勾当了。”
千家驹说，章乃器对共产党是表示刻骨的仇恨，另一方面他对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却表示衷心的拥护，他在“新评论”第四期所写的一篇“党国的新命脉”中说：
“倘使稍微地意志薄弱一些的人，总不免对国民党灰心”，“但是我呢？我决不灰心。”“我仍就把党国两个字用在一起。”千家驹说，章乃器说他：“爱护党真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不过他爱护的“党”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党”，而不是“共产党”。不仅如此，章乃器在当时还恶毒地说：“只有革命的反共，才是有效的反共。只有革命的反共理论，才是有效的反共理论，谁都晓得，最危险的要算是青年心中的共产毒。所以要从青年的心理中逐去深入的共产毒，只有灌输比共产学说更完善、更透彻、更有效的革命理论。”千家驹说这就是章乃器所谓“解放前参加政治生活二十多年中，决心不反共”的真相！原来章乃器是一个“革命的”反共专家，是提倡“真正有效的反共方法”的先驱者！
抗战开始以后，章乃器针锋相对地反对共产党的进步主张，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千家驹又指出：在抗日战争以后，章乃器背叛救国会，发表了臭名远扬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继续进行反共的阴谋。章乃器的这篇文章采取了答辩的方式，内容完全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针锋相对的：（一）中共号召“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章乃器却说：“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些充实起来”。（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毛主席坚决主张“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对国民党作右倾机会主义的迁就，章乃器却对此进行恶毒的诬蔑，他说：“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他这些话的用意就是要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作无条件的投降，否则就是“标新立异”，没有“心肝”。（三）中国共产党提出“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予人民以爱国自由，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正确主张。但是章乃器却反对动员民众，主张帮助国民党政府继续“统制”民众。他说：“对于民众组织方面，我们现在就用不着而且不应该再提出原则的‘开放民众组织’的政治号召”。其次，章乃器反对给予人民以民主和自由，而主张加强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他说：“国策的详细内容，和大政的具体步骤，人民是不应该要求知道的。好比坐船一样……我们却只好信任舵师”。他是要人民盲目“信任”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这样的舵师。（四）中共十大救国纲领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针对着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财政经济政策而发的，但章乃器就出来为官僚资产阶级作辩护说：“在金融方面，目下已经施行战时的金融政策了。我们便不必再以‘实施战时金融政策’的口号来号召，而且也不必再来一套耸人听闻的战时金融政策以扰乱人心。”
章乃器称颂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独裁是“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功业”
千家驹等接着揭露章乃器为国民党的假统一，真独裁说尽了好话。首先章乃器说：“抗战以后，我们已经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统一起来了；这是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功业，我们千万不要轻视它，而要极端珍爱它”。这是他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章乃器居然在今年8月17日粮食部大会上说：“对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我向来是反对的”。
第二、章乃器用了巧妙的言词，来为国民党制订伪宪法制造理论根据。他还和当时国民党党棍一样，把一切“光荣”归于蒋介石。他说：“蒋委员长对于宪政，曾有‘重礼守法’四字的名训，所以要在守法之外，还要重礼，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章乃器特别崇奉“一个领袖”。他认为，归根到底，“一个领袖”就是“团结之道，建国之道”的根本。他说：“要邻里和睦，贤明的家长总要嘱咐众人不许互相冲突，而要把一切纠纷报告到家长面前来解决。 这是对团结的忠诚，也就是对邻里的信义。不如此，纠纷一定要层出不穷，而终不免于决裂。邻里间的事情如此，党派间的事情也是这样”。章乃器也竭力为国民党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反动统治辩护，这也可以从章乃器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经济论文中得到答案：
第一、章乃器公开提倡希特勒式的绝对统制，他公开主张“经济独裁”，从经济独裁的理论体系出发，又提出了所谓“立体发展论”，以便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控制。
第二、章乃器公开为国民党的恶性通货膨胀辩护。他为了向蒋介石捧场，竟丧心病狂地和孔祥熙、宋子文一鼻孔出气，根本否认有所谓通货膨胀。他在“论恶性膨胀”（1939年9月大公报）“物价问题的症结”（1940年9月大公报星期评论）“涨价休战”（1942年9月西南实业通讯）一些文章中说：“货币基础，极端巩固”，“当前货币问题与其说是膨胀问题，无宁说是紧缩问题”，“物价上涨与通货无关”，等等谬论。凡曾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活过的人们都知道当时由于滥发纸币，物价飞涨，严重的形成经济危机，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惶失措，当时蒋介石暗中下令不许报章杂志写“膨胀”二字。章乃器为了向蒋介石、孔祥熙献媚，维护反动派政权，就不惜昧了良心，一唱一和。章乃器的恶毒尚不止于此，他还进一步为国民党反动派献计，要举办国民财产总登计，也就是把人民的购买力全部移交给国民党反动派，这是多么毒辣凶狠的计划。大家总记得，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发行金圆券时，就曾部分地实行了章乃器的计划，即登记全国人民的黄金外汇，结果那次的登记使四大家族发了一亿七千万美元的横财。章乃器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自居，事实上，他所代表的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抗战时期一小撮最无耻的官僚资本家。
章乃器欢迎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否则他认为民族工业就会衰亡
千家驹说，不仅如此，章乃器为了巩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惜主张出卖民族利益，向美帝国主义大借款。主张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投资。他还荒谬绝伦地创造了一种理论，叫作“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无竞争者业必衰”。这就是说，要是没有外国投资的“竞争”，中国的民族工业就会“衰亡”。直到临近解放的前夕，章乃器还在主张继续向美国大借款，以巩固信用扫地的伪法币制度。
千家驹最后说，从上面我们所引证的章乃器的亲笔自供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自称“出污泥而不染”的章乃器，原来是一个三十年来彻底反共的家伙，是一个披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外衣而混进了新中国来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忠臣孝子”。他既没有过民主革命这一关，也没有过土改这一关，也还没有过“五反”这一关，因此自然更不可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过去三个关他都是用两面手法混过来了，但在社会主义这一关头，他却无法再行蒙混过关了。我们的结论是：章乃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老手！
千家驹的发言，吸引了到会的全体人员，发言后掌声经久不息。资耀华、吴羹梅、李文杰的发言，系统地揭露了章乃器从解放以来在经济方面违法乱纪的罪行；孙晓村、华煜卿、吴觉农、章元善、王艮仲的联合发言，揭发了章乃器力图把民建会变为反动的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阴谋和活动。来自四川省的委员徐崇林和童少生揭发了章乃器在四川省合川县云门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时包庇地主、打击农民，破坏运动的大量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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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建工商联联席会议举行大会讨论一致认为
改变政治立场是工商业者当务之急
据新华社20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大会讨论。在会上发言的有十七人。
大家一致认为经过一星期来的学习和讨论，使大家从思想上逐步认识到当前在工商界全面开展一个以反对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要求通过这个运动解决工商界的政治立场问题。
有些委员的发言，联系到自己的思想情况，说明只有继续接受改造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光明的道路。胡厥文说：“我是资产阶级的一分子，还有不少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必须继续接受改造。”盛丕华说，在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中，由于思想意识远远落在经济地位变化的后面，就难免有身在社会主义，心在资本主义的情况发生。他说，他直到李维汉部长指出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时，才大吃一惊，感到问题的严重。刘国钧说，他自以为把企业交给国家，对国家就算尽了一点责任，很自满，认为自己政治立场已没有问题了；在大鸣大放的时候，自己却有一些和右派共鸣的错误言论，这才使自己吃惊，感到工商业者还要继续加强改造。
委员们的发言中，都谈到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的认识，以及对整风运动方针政策的一些体会。巩天民谈他在参加对右派头子章乃器的斗争中，逐步提高思想认识的情况。张敬礼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时，由于自己患得患失，唯恐多言取咎，因而没有采取积极、诚恳的正确态度。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时，由于自己看不到右派的反动本质，也就没有引起义愤。他说，如果不改变原有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来，就不可能和党员、工人有共同的语言和感情，也就不可能达到脱胎换骨自我改造的目的。韩望道认为工商业者当前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下决心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真正的站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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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联合作战揭露一批右派分子
本报讯 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在反右派斗争中联合作战，两个月来已经获得初战胜利。两社配合首都出版界座谈会，斗倒了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党内右派分子曾彦修；同时还揭发和批判了一批右派分子。
在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当中，有民盟盟员、世界知识出版社图书编辑室副主任彭世桢，民盟人民出版社支部委员、人民出版社编辑董秋水，民主促进会人民出版社支部主任委员、出版部副主任刘龙光。彭世桢和刘龙光都曾企图把出版社的党组织置于民盟、民建组织的领导、监督之下。例如彭世桢宣传他的谬论，说互相监督要有条件，条件就是对共产党实行“事先监督”，他们还极力诽谤共产党，把党说成是自私自利的“宗派主义集团”。董秋水恶毒地污蔑说党员对群众有三板斧，“先是教条，教条碰壁时就压服，压服不行就打一棍子，戴上一顶帽子。”
揭露的另一个右派分子是人民出版社前第三编辑室主任史枚。这个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时期一反平常不问政治的态度，猖狂地鼓动群众反对整风领导小组，并以退出整风相要挟。他诬蔑说党和政府是人民的“统治者”，认为党在解放后搞的历次运动都不对头，诬蔑群众性肃反运动“是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
另一个右派分子张梁木（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地理组组长）在鸣放时期篡夺了黑板报的领导权，与两社的右派分子日夜串连，密议举行三反、肃反不满分子的座谈会，把黑板报变成攻击党的武器。他还和右派分子曾彦修一唱一和，让曾彦修在黑板报上发表了疯狂反党的“答记者问”，从此掀起了两社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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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发展科学普及工作
科普协会的成绩驳倒王天一的谰言
本报讯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最近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天一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王天一是九三学社的社员，现任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宣传部副部长。大鸣大放期间，王天一到处点火，抓住部分群众的一些不满情绪，大肆煽动，画漫画，写大字报，把共产党所领导的科普协会几年来的工作说成“一团糟”。王天一还诬蔑说：“党不重视精神砖瓦，只重视物质砖瓦，”企图煽动一些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过的和过去被批评过的知识分子起来闹事。
在大会上，大家用活生生的事实驳斥了王天一的谰言。章道义说：“过去，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没有管过科学普及工作，只有共产党才把这个事业真正发展起来。去年科学讲演一项近三十万次，超过1955年讲演次数的二十三倍；全国已建立了一千一百多个支会；发展了二十一万多会员；此外还成立了一个科学普及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九百多万册科学小册子；还筹办了新中国第一座天文馆。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足以证明共产党和政府关心我国科学技术普及事业的发展，那种说科普协会几年来的工作是‘一团糟’的论调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王天一说科普协会不如九三学社“温暖”，他提出了所谓“科学家当家作主”的口号。在会上大家一致指出，协会在团结和发挥科学家对协会的指导作用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拿去年来说，学组委员已经增加到五百多人，并且设立了三个科学室专门负责联系科学家，给他们创造了便利条件。曾经在1954年，组织了科普协会访苏代表团赴苏联各地参观了科学普及工作，他们回来后，许多人已经成了协会的领导骨干，现在都积极参加科学普及工作。
王天一还喊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口号，意思是指党不能领导科学普及工作。在会上大家指出，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党是能够领导科学家发展科学普及事业的。王天一在解放前所办的民本出版公司所出版的科学大众每月平均发行量不超过三、四千份，可是科普协会在去年成立的科学普及出版社不到一年时间，“科学大众”的最高发行量达到过十一万多份，并且已经发行到国外。王天一闭口不谈这种事实，却说什么：现在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党员领导干部箝制我不能发挥作用，出版物质量不如过去。”
全国科普栾兰玉在会上揭露：1936年王天一被国民党派到苏州受国民党的集中军训后，第二年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文化特务张道藩，国民党特务头子潘公展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以后在伪交通大学积极进行过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双十二”蒋介石在西安被释放后，王天一曾率领学生高呼：“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此外王天一还曾经加入过中国革命青年力社等许多反动组织。
右派分子王天一也在大会上发了言。他承认自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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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谬论破产
姚启润在群众反击下丑态毕露
本报讯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的右派分子姚启润（技术员），在鸣放期间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他企图挑拨党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说党对高级知识分子连起码的尊敬也没有。姚启润在肃反中曾被审查，他诬蔑肃反运动是用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审查他，是以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主义来整好人。他更以要挟的口吻说：“解铃还得系铃人，也得把我的问题摊开来谈一谈。”
群众对姚启润捏造的反共谰言，都一一予以驳斥。气象局副局长卢鋈说：“我可算个知识分子吧，党不仅尊敬我，而且非常信任我，给我很大的权力。涂长望局长不也是没入党就当了局长吗？党不尊敬知识分子的说法真是太荒谬了。”技术员赵君哉说：对于姚启润的历史问题，组织上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收集了很多旁证材料，进行了很多调查研究工作，与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毫无共同之处。恰恰是姚启润自己在“大胆假设”组织上没有掌握他的材料，因而在整风中向党进攻，以“小心求证”的姿态，来试探组织上是否对他的问题心中有数。
据揭露，姚启润于解放前曾担任过三青团区队长。在初中上学期间，他又组织反共小组织“三民主义厉行团”；高中时代他曾向中统和军统特务告密，破坏进步社团“民主党”，阻挠进步学生运动并发动反苏游行。解放以后，他还和军统特务严重谊（已镇压）合谋组织“反共地下军”，企图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这些反动活动，姚启润参加工作后，大部隐瞒了起来，直到肃反运动时才被迫作了初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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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人的”和“挨整的”
易槐
一个共产党员犯了错误，就一定要受到党的批评教育以至纪律处分，这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没有这种经常的党内斗争，党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党的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就没有保证。这本来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却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把严肃的党内斗争说成是“整人”，并且说有一批人是专门整人的，有一批人是专挨整的。
右派分子的这种论调的用意何在呢？那就是要把悍卫党的原则的严肃斗争，曲解成“宗派斗争”，既是“宗派斗争”，当然就无所谓是非和原则，那么，不管他们这批所谓“挨整者”采取什么手段去对付所谓“整人者”，也都说不上是反党了。于是，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一次再次地向党猖狂进攻了。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这次斗争中揭发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有好多都是在过去就犯过严重错误受过党的严厉批评以至处分的。他们这次的反动罪行，按照他们的逻辑，也可以说是一向挨整受气的人要求翻身的正义行为。这些右派分子在受了批评处分之后，往往也会装做低头认错幡然悔悟的样子，甚至抹眼泪揩鼻涕睹咒发誓。其实，这决不是他们有所悔悟了。用丁玲的话，这叫做“逆来顺受”，用钟惦棐的话，则是“忍气吞声”，暂时的低头，为的是混过关去，腾出手来，准备对党的新的进攻。他们表面上惯于装出一付“挨整者”受迫害的可怜相；暗地里却是招兵买马，积蓄力量，等待着有朝一日权在我手，就要变“挨整者”为“整人者”。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在1955年党处理了他们的问题之后，何尝有一天停止过活动，整风运动一开始，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向党发动一个分裂文艺界的大进攻，而他们还总是说，他们并不反党，他们反对的只是文艺界党的个别领导同志。还有安徽省司法厅的那个右派分子陈仁刚。1952年，他在滁县专署任副专员的时候，曾经因为无组织无纪律而在地委会议上受到批评。陈仁刚竟然当场拍桌子威胁地委说：“你们（指地委负责人）把地委的一些部长都搞来斗我，我也可以把专署的科长局长都搞来……。”你既然可以整我，我也就可以整你，这就是右派分子这种“整人的”和“挨整的”论调的结论。
看来这种谬论对右派分子颇为有利，它可以成为他们向党进攻的一种掩饰，有时候也真会赢得某些人的同情。可是，原则斗争毕竟是原则斗争，谎言毕竟改变不了事实的真象。今天，有谁还会相信党对丁陈集团或者其他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的斗争是宗派斗争？其实，这种论调还是害了右派分子自己，使他们失掉了承认错误改造自己的机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反党的无底泥坑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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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栋业一贯庇护特务分子
民建福建组织揭发他的种种恶迹
本报讯 民主建国会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在反右派斗争中，先后联合举行过九次扩大会议，全面地揭露和批判民建中央委员、福建省工委主委、右派分子刘栋业的反动言行。
整风开始，刘栋业即疯狂地向党发起了进攻。他恶毒地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是“重政治不重才干”，说党的人事安排没有做到“知人善任”。他公开提出了他的人事安排原则是“德懋懋官，功懋懋赏”。
刘栋业曾污蔑三反、五反运动说：“已使是非、公道、廉耻、理性一扫而空”。
在刘栋业的把持下，民建福建组织实行了恶性大发展。早在1951年，刘栋业就把特务分子萧一健、反革命分子黄其华、黄青松及不法的资本家蔡友兰等拉进会内，并把当时民建福建的组织工作交给特务分子萧一健去经营，大量发展面目不清的人，企图增加他的政治资本，来抗拒党的领导。
刘栋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有其一贯的历史根源的。1919年刘栋业在法国留学时，就与反动青年党头子曾琦、林可机等勾结在一起，并参加反动青年党，成为中坚分子。回国后不久，他就当上了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颜料厂的少将厂长，在任期间，大肆压榨工人。福州解放前一天，他放走了住在他家里的特务分子刘崇丰，解放后仍与特务分子林君扬等勾结。在1951年刘栋业任福州市工商联主委时期，他又利用职权，重新重用一批特务分子，把特务分子萧一健委为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当特务分子林君扬被镇压，萧一健畏罪自杀后，刘栋业表示非常惋惜。他在民建会员联组会上特地拿出特务分子萧一健的遗嘱，当众宣读，表示要好好照顾他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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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部反右派斗争教育了广大群众
中间状态群众觉悟提高 右派分子臭名昭彰
本报讯 劳动部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很大胜利。在斗争中，部和各司、局召开的大小座谈会、辩论会有二百多次，发言的有五百多人。许多原来抱中间态度的人，现在都积极参加了斗争，群众的政治觉悟有显著提高，大部分人开始向左转。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些幕后活动的右派分子和党内右派分子不断被揭露出来。
在反右派斗争中，许多同志都有理有据并且以亲身经历和解放前后对比的方法，对右派分子进行了透彻的批判。如工资局徐公民以亲身经历的新旧社会工人政治地位和生活情况驳斥了右派分子梁世昌诬蔑新社会的谬论，群众深受感动，有的甚至流了泪，经过深刻的批判，广大群众已认清了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如对右派分子叶华湛的批判，开始时有的人只认为叶是腐化、堕落、狂妄自大；经过系统的批判后，才认识到叶的反动的政治本质，并积极参加了斗争。又如柳美德同志在反右派初期沉默寡言，随着斗争的深入，认识逐渐提高，原以为他的爱人，不过是思想落后，对领导有些不满，发发牢骚而已，但将他爱人来信中的一些错误言论，集中起来分析以后，发现与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如出一辙，他才大吃一惊，引起了思想上的激烈斗争，最后终于坚决地揭发了他爱人来信中的右派言论，积极投入了反右派斗争。
右派分子在群众正义的驳斥下，已经臭名昭彰，陷于孤立。他们中大多数已经开始认罪，交械投降。
现在，劳动部正在开展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行中关于党的领导、民主和自由、人性和党性、人事制度、肃反等问题，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并继续挖掘隐蔽在深处的右派分子，争取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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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鞍钢公司工程技术人员揭露王子佑的反共言行
鞍钢公司工程技术人员，揭露了右派分子王子佑的反共言行。
王子佑是鞍钢总工程师技术监督处副处长，他到处宣扬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谬论，并诬蔑鞍钢公司的经理是“白帽子”，要他们下台。他和另一右派分子沈乃敏一唱一和地说：“国民党是小宗派，共产党是大宗派。”他还诬蔑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只不过是打了一针吗啡针。”
王子佑的反共言行是有历史根源的。他1926年就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曾任国民党天津市一个区的执行委员。1936年他到美国留学，回国后，即成为国民党的显要人物。他还恬不知耻地向别人宣扬：“蒋委员长请我吃过饭。”
帮助右派学生策划闹事贲效育成了党的叛徒
江西省南昌师专揭露校长办公室主任、党内右派分子贲效育的反动言行。
整风开始，贲效育就和党外右派分子一道向党大举进攻。他说：“这次鸣放将来会由章伯钧作结论，因为他是民主党派的头子。”他唯恐天下不乱，帮助右派学生策划闹事。有的学生问他是否可以成立全校鸣放委员会时，他说：“别校虽未成立，我们也可以成立，假如能很快解决问题，倒也是创造经验。”以后并以校务委员的名义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了这个意见。他还在三十多名学生中赞扬储安平大胆，鼓动学生向省委提意见。右派分子廖国桢叫嚣要把大字报贴到省委和教育厅去，贲效育就说：“有些问题是需要上面解决的。”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贲效育极力给右派分子策划后路，帮助他们过关。随着右派集团的土崩瓦解，贲效育的原形终于暴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