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天下究竟应属于谁？
中国人民大学 理夫 林岐瑞
在党的这次整风运动中，资产阶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动联盟，对党发动了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猖狂进攻。他们用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一，就是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谬论。他们要通过这个“理论”，使人民的天下成为右派分子的天下，使社会主义的天下成为资本主义的天下。
储安平的“党天下”的主要内容，是把党污蔑成为“排斥异己分子”的宗派，把党对国家的领导说成是“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的“根据”之一，就是歪曲事实，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很明显，储安平的这种说法，是集中地从组织方面向党的领导发动进攻，企图要党员领导干部下台，以便右派分子取而代之。
谁都知道，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而党的领导作用，首先表现在领导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为全国人民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和道路。如果没有党员担任领导干部，党能不能领导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呢？当然不能。其次，为了实现国家的方针政策，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党还必须组织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的方针政策而奋斗。如果没有党员担任领导干部，党能不能组织动员全国人民实现国家的方针政策呢？当然也不能。所以，挑选党员担任领导干部，是党的组织领导的中心内容。这也就是说，全国各部门的领导骨干，必须由党员来担任，而不能由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特别是不能由右派分子来担任。否则，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无法坚持，资本主义就必然复辟。储安平反对党员“做头儿”，企图由右派分子取而代之，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么！事实上，根据已经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说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早已利用他们的领导职位，进行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储安平本人也利用了总编辑的职位，在一定时期内把光明日报引向了资产阶级的方向。这些怵目惊心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每个人的警惕么？！
为了达到要党员领导干部下台，和要右派分子上台的目的，储安平首先给党员干部抹黑脸，说什么“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然后就把这种“责任”推到党的身上，说什么“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在各种岗位上”“很多”“很不称职”的党员当然要下台，而由“很多”“很称职”的右派分子上台了。不仅如此，“包庇纵容”这“很多”“很不称职”的党员的党又该当何罪？这样的党还能让它领导？还能让它存在？好一副阴险恶毒的嘴脸！好一个包藏祸心的右派！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没有很多党员在各种岗位上的具体领导，党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下，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当然不是一小撮右派分子所能抹煞的。试问，党的领导的这些成绩，是不是很多党员在各种岗位上的具体领导的成绩？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党的领导，是不是具体地表现在热烈地拥护在各种岗位上进行具体领导的党员？那么，究竟是“很多”党员“没有做好工作”，还是把工作做好了呢？究竟是“很多”党员“很不称职”，还是称职呢？党把这些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究竟是做错了，还是做对了呢？
与从组织上向党进攻相配合，储安平对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说，在国家大政上，党独断独行，拒绝采纳党外人士“自己的见解”，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没有使党外人士“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家有所贡献”，要求党今后应该“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更宽容”，“更以德治人”。
事实如何呢？谁都知道，党在领导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过程中，首先和主要地依靠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的研究，同时也重视了同党外人士的协商，采纳了党外人士的有益的见解，而在党领导实行国家大政的过程中，又首先和主要地依靠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时也吸收了党外人士参加，发挥了党外人士的积极作用。建国以来，如共同纲领，土地改革法大纲、镇压反革命条例、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等国家大政，没有一件不是这样制定和执行的。所以，党领导制定和实行国家大政方针，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试问，这与独断独行有什么相同之点？难道这不是尊重党外人士的“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使党外人士“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家有所贡献”么？难道这不是党在政治措施上“宽容”，“以德治人”，而是在政治措施上“独裁”，“以力服人”么？
当然，在国家大政上，在党和党外人士共同协商、共同讨论和共同执行的过程中，也有不采纳党外人士“自己的见解”的现象。但是，这和党独断独行并不相干。因为国家大政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集中表现，党在国家大政上是否采纳党外人士的见解，是以这些见解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标准的。换句话说，是以这些见解是否符合毛主席所提出的六条为标准的，特别是以其中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为标准的。有些党外人士的见解虽然出于善意，但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这些标准，党就不能或不完全能加以采纳，而是加以适当的解释。否则，就会是非不分，影响国家大政的正确制定和正确执行。特别是少数右派分子“自己的见解”，尽管披着“心心愿愿跟着党走”、“对国家的责任感”等等外衣，目的却在于挑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以破坏这些标准，满足他们的个人野心，党对这种见解当然不但不能加以采纳，而且要坚决地加以驳斥。否则，党不是放弃了领导制定和执行国家大政方针的责任，而把它交给了少数右派分子？
为了“击中要害”，储安平特别举了党外人士“搬椅子”的“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以“证明”“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根源于党中央，和党中央的领导“有关系”。并且以“拥护”毛主席曾倡议过的联合政府的姿态出现，以掩盖他猖狂地向党进攻的实质。
解放以前，毛主席倡议的联合政府，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府，它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解放以后，民主革命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我国的政府已经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1953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广泛地深入地展开。党根据这种形势，在1953年秋季向全国人民宣布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并在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更好地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因此，经过了党与党外人士的协商，并经过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决定，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的职务才作了适当的变动。试问，这样做与“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有什么相干？储安平提出联合政府的问题，难道不是故意歪曲我国政府的性质，模糊我国政府的任务，企图把我国的历史拉向倒退么？
储安平散布“党天下”的种种谬论，显然是把党形容成为“谋一己私利”的宗派，说党领导的国家不是“为人民所有”，而是“为党所有”；党“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是“共产党专政”，而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其实，这种把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的反动言论，并不是储安平的独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外部和内部，这种反动言论早已成为陈词滥调。
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刚刚诞生的时候，国际帝国主义者就对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进行过这样的谩骂，说这样的政权就是“共产党专政”，共产党是“集体的独裁者”，俄国人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内的反革命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则在“拥护”苏维埃的幌子下，大肆反对共产党，说它“强制人民的意志”，把一切“都搞糟了”，因而提出“不要共产党参加的苏维埃”，以达到推翻苏维埃的目的。国内外的这两种反革命力量，为了“铲除”“共产党专政”，还联合起来发动过武装进攻。但是，刚刚获得解放的苏联人民清楚地知道，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就是他们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因此，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地支持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粉碎了敌人的武装进攻。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也有过把共产党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立起来的说法。例如，以劳芬别尔格、沃里夫赫木等为代表的德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谈道：“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共产党呢，还是无产阶级呢？在原则上应努力实现共产党专政呢，还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呢？”他们回答说：要实现“群众专政”。这是他们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发表的言论。列宁当时对这些荒诞言论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他说：“单从提出……这一问题的事实来看，就可知道人们思想糊涂到了极端不可思议，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枉费心机，异想天开，结果却弄巧反拙。谁也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极大多数并不区分其在生产中之社会地位的人民与在生产中占有特殊社会地位的类别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谁也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是在现代文明国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负责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明的事实。为什么偏要来这一套胡说八道？偏要这样标新立异呢？”（以上引文均见“列宁文选”第二卷）
从上看来，储安平反对我们的党的滥调，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所不同的，是他在“拥护”党的领导、“帮助”党整风等美名下来反对党，其手法比前者更加阴险、更加恶毒罢了。
同苏联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国共产党一样，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党也是为整个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政党。除了整个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党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私利。什么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旧中国，这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新中国，这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党领导我国劳动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正在领导我国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呢？当然是。我国劳动人民之所以热烈地拥护党，原因就在这里。这些简简单单的道理，是连三尺之童都知道的，而储安平却要故意歪曲，说党是什么谋一己私利的宗派集团，企图挑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党的关系，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仅如此，在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我国劳动人民反对三大敌人的斗争，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有利的。因此，他们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曾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一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实行了赎买政策，把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调节起来。这样，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也表示拥护党的领导，愿意跟着党走。难道这不也是证明我们的党大公无私和具有宏伟的气魄么？
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没有阶级统治的政权，政权就是统治阶级用来达到社会目的的工具。我们国家的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工人阶级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只有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实现的。由此可见，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不但不排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参加国家政权；相反的，这正是他们当家作主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保证。
由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决定了在我们的国家除去工农联盟之外，还存在有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联盟，在共产党领导下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成为参加国家政权的成员之一。与这种广泛的阶级联盟相适应，共产党还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的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且宣布与它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试问，这一切事实，难道是“党天下”的思想所能作到的吗？
储安平之所以这样仇视共产党，对党的领袖和党员干部大肆诬蔑，企图让共产党下台和让右派分子上台，是有他的原因的。他不是明明白白地说：“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么？试问，谁是“才智之士”？当然是指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大知识分子”之流；谁是“孑孓小民”？当然是指劳动人民和“大和尚”、“小和尚”的共产党员。话虽无耻和恶毒之极，但也确是为旧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才智之士”的原形毕露。在这些“才智之士”看来，那些在旧社会被统治的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都是毫无知识的“孑孓小民”，是天生的“治于人”的材料；只有他们才是“才智之士”，有天下的“大知识”，是天生的“治人”的材料。现在，这些共产党员却居然从“孑孓小民”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者，工人和农民也居然从“孑孓小民”一跃而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他们这种“才智之士”却被告诉曰：要“被领导”，要“为工农服务”。这还了得？！这还有什么“自己的见解”？！这还不伤“自尊心”？！于是，“对国家（？）的责任感（？）”不禁油然而生，处心积虑千方百计，请“孑孓小民”下台，让“才智之士”上台，好“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
正告右派分子储安平之流，你们想要共产党下台和让右派分子上台，完全是痴人说梦！这种梦幻尽管十分“美妙”，但是人民的铁拳已经把它打得粉碎！今日的天下已定，它必须是属于人民的，必须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活生生的现实都证明，有天下的“大知识”的是共产党和劳动人民，而不是你们这些右派分子！你们只有睁开眼睛，认清形势，真正学点“知识”，憣然悔悟，向人民低头认罪，并在今后诚心诚意地跟着党走，老老实实地为工农服务，才有你们的出路。否则，你们就是自绝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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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徐懋庸的“共同人性”论
李凡夫
人性问题，从古到今，是常常争论的问题。远的不谈，十五、六年前，延安有一个王实味，曾经提倡过一种反动的人性论。王实味的人性论就是把人性抽象化，把人性曲解为超时间空间的绝对概念。在王实味看来，每个人有两种互不联系的本质：一种是当作人的人性，另一种是当作政治上的人。当时他在墙报上曾经写过，他的骨头分为两种：一种是做人的骨头，要由了解他的人和接触他的广大群众来鉴定，一种是党员政治上的骨头，要由中央组织部来鉴定。王实味把人抽象地了解为脱离社会、脱离历史的怪物。王实味的谬论，也不是他自己的新发明，而是根据托洛茨基的见解。托洛茨基认为革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而是超阶级的人性的解放与发扬。托洛茨基诬蔑农民为“反动的力量”，说这是农民自私自利的不良人性的表现。托洛茨基认为艺术也是超阶级的人性的表现，所以他否认有无产阶级的文艺，抹煞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必要。王实味就是拿着这种反动的人性论来进行反党反人民，宣传他们自己的人性如何优良，共产党的人性如何“腐化”等等。这些反党反人民的谬论，在十五年前的一场斗争中早已被粉碎了。所有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同志，都是记忆犹新的。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又重复王实味的滥调，诬蔑共产党只知有党性，不知有人性。这本来并不奇怪，因为右派分子为着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什么反动的武器都可以用上，包括反动的人性论在内。
但是，也曾经参加过整风的徐懋庸，却在右派猖狂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重要关头，重新唱起了共同人性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徐懋庸在6月7、8两日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过了时的纪念——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关于人性”的一段，他一方面不否认人有阶级性；另方面，他却主张人有共同的一般人性。他说：“人类之有共同的一般人性，正如它还有与其他生物共同的生物性一样，是不能否认的。只是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就‘带有阶级性’”。他这种理论与上面说的人有两种骨头的主张是一致的。当然今天的徐懋庸与王实味是不同的，但是，徐懋庸的共同人性论比王实味的人性论更有所发展了。
第一，徐懋庸引了许多马克思的词句以及哲学术语，企图证明，人类确有一般的共同人性，他企图套用一般与具体的哲学范畴，来说明一般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并且把人性与“生产一般”或“共同生物性”相类比。这样乱套和乱比，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如果在同一阶级内，用一般与具体来说明阶级性与个性的关系，还是可以的；如果认为不同的阶级也有共同的一般的人性，那就是完全错误了。我们知道，人性是社会的、历史的东西，是某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并不是先天带来的。费尔巴哈也曾经把人的本质看作脱离历史的抽象的东西，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智、意志和爱情。马克思在揭露了费尔巴哈的这种错误之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了解：“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个别的个体所具有的抽象属性。就其现实性来说，它是一切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马克思的话不是说得明明白白么？为什么这些话不引，却引了一些与此毫不相干的话呢？马克思在什么地方说过，他赞成有一般的抽象的人性呢？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阶级组成的。阶级地位不同，人性也不同。因此，除了具体的阶级的人性之外，不可能再有什么一般的共同的人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不可能有共同的人性。剥削阶级的人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剥削被剥削者，而且要剥削得愈多愈好，而被剥削阶级的人性，则与之相反，他们反对剥削，要求改造社会制度。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与人性是一致的，不能分割开来，而党性则是阶级性集中的表现。无产阶级是有史以来代表最前进的最革命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人性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人性，共产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党性最坚强的人，其人性必然也是最优美的人；反之，如果党性很差的人，不可能有优美的人性。这是一般常识问题，任何舞文弄墨的哲理，都是推翻不了这种常识的。徐懋庸说：“在实践上，那些不承认人性而自以为无产阶级性极强的人们，则不过使自己的行为变为矫情，并且不能懂得别人的心理；而在创作上，也只会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显得不合情理。”我们说，如果无产阶级性真正极强的人们，其人性必然也是最优美的人们，他们能够体会党的政策，很好的联系群众，懂得群众的心理，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变成矫情？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在创作上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显得不合情合理呢？难道那些大谈一般共同人性而党性或无产阶级性很差的人，倒能够做得更合情合理么？当然，党性无论怎样强的人，也是会有人不满意的、反对的；那就是那些没有共同语言的人，阶级立场不同或相反的人。
第二，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看法上，徐懋庸有了新的见解。徐懋庸说：“倘若没有某些共同的人性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竟可以改造为社会主义者”。这种理论，显然更是十分错误的。
谁都知道，中国资产阶级所以有可能改造为社会主义者，并不是由于他们有“共同人性的基础”。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性，就是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而且剥削的愈多愈好，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他们有些人还很不死心，政府十分优待他们，给他们七年定息，但他们有些人还嫌不够，要拿二十年定息，而且要一次拿清，还要除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这是多么好的打算！这就是他们的阶级性也是他们的人性的表现。中国工人阶级则不会有这样的人性。那么，“共同人性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从剥削关系来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是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又由于资产阶级愿意接受这种政策，于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由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经过改造以后，资本主义所有制被社会主义所有制所代替。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上层建筑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有被改造的根据。在这样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如果资产阶级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将来把定息取消了，剥削尾巴割掉了，并且经过长期实践的锻炼，经过“脱胎换骨”，是可能改造为社会主义者的。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但是徐懋庸却从唯心主义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有共同的人性的基础，所以他们能改造为社会主义者。依照徐懋庸的理论，任何人，连诺兰、杜勒斯之流也与我们有“共同人性的基础”，也可以改造为社会主义者了。这岂不是十分荒谬么？徐懋庸的这种理论，不但根本不合实际，而且对当前的实践，是非常有害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理论家”章乃器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目前正处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中”。徐懋庸的共同人性论，正与章乃器的谬论不谋而合。可以想见，徐懋庸的理论，一定为章乃器等人所欢迎；但是对于当前的实践是有害的。这种理论，不但对无产阶级没有好处，即使对资产阶级中要求进步的人也是没有好处的。因为把资产阶级美化，并不能帮助资产阶级进步，只有使资产阶级认识自己的两面性，在自愿基础上，认真努力学习，这样才有利于他们的改造。
徐懋庸发出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决不是偶然的或个别的错误。他在“真理归于谁家”（文艺月报五月号）一文中，就认为真理归于无产阶级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我国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已经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了……资产阶级人士，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渐渐地带些无产阶级气了”，“被评为无产阶级者，未必完全具有无产阶级的态度；而被评为资产阶级者，也未必一点没有无产阶级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他认为“人人可能发现真理，人人也可能弄出错误”。在徐懋庸看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也不必划清他们之间的界限了。
没有阶级界限，背弃或丧失党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就是徐懋庸犯错误的病根所在。由于这种病根，在大放大鸣中，徐懋庸发表了许多杂文，如“武器、刑具和道具”（长江文艺五月号），“苦闷”（同上刊六月号），“‘蝉噪居’漫笔”（人民文学七月号）等等，这些杂文可以说都是与右派相呼应的对人民有害的毒草。
多年来，徐懋庸不顾党的一再教育与同志们的帮助，还是屡犯错误，屡教不改。现在到了彻底回头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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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试验移植内脏器官
莫斯科谢琴诺夫第一医学院外科手术教研组器官移植实验室，在季米和夫的领导下，最近进行了有趣的移植内脏器官的试验。他们是拿狗来作这一试验的。
试验证明，移植到狗身上的第二颗补充心脏能够负担起一部分维持血液循环的责任。这就大大地减轻了动物原有的心脏活动。换上新的心脏和肺部的狗，对周围的事物都有正常的反应，可以照常饮水、吃东西。这虽然是一件很繁重的手术，但是受试验的动物都能很好地忍受住。目前它们的生命持久性还不超过六昼夜。带着两颗心脏的狗可以活十二到十八天或更多一些，其中有一只狗活了三十二天。
实验室在两只狗身上进行了用不同类型血液的交差血液循环的试验。血液循环是用两个动物的股动脉缝接法来进行的。这样，血液成分的差别会渐渐消失。第一批用交差血液循环的试验动物活了十天。用内胸动脉直接和冠状动脉接合来改进冠状血管硬化的外科治疗法，也在狗和人的尸体内进行了试验。试验证明，这种手术是可靠的，大有研究的必要。因为这可以使在动脉硬化时恢复血液循环。
内脏器官移植研究工作，在外科实验发展上将起重大作用，并将为保持人们身心健康提供极有价值的条件。 （许子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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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电视显微镜
捷克斯洛伐克最近发明一种电视显微镜；在电视屏上可以看到放大两万倍的活的球菌。
到目前为止，只有这种显微镜可以看到活的球菌。在这种显微镜里，影像的清晰度和图形对照都可以放大。这种显微镜能同时供许多人观察，而其他显微镜只能供一人观察。
这种显微镜的操作也很简单。影像从光显微镜的接目镜反映到电视传送暗箱里，暗箱里将影像放大，再通过电线传送到一个或几个收像机里去。利用电缆，影像从暗箱到收像机则可以传送六百公尺。这种显微镜很轻便，可以携带。（许子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