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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去年因灾饿死人的地方，今年怎么样？
平乐地区平稳渡过春夏荒
广大农民踊跃缴纳公粮交售余粮
本报讯 广西平乐专区去年遭受了数十年未有的大旱灾，曾发生严重的因灾饿死人的事件。党和人民政府接受这次事件的沉痛教训，全力领导灾民生产自救，在今年入春以来，连续普查灾民吃粮情况，逐户作了安排，保证了二十万零八千五百多缺粮农户八十七万二千多人的粮食供应，平稳地渡过春夏荒。
为了保证及时供应，平乐专区全部汽车和二万三千吨民船运力全力投入运粮；另外还从其他地区调拨汽车、民船，接运从江西、湖南、云南调入的大米。运粮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从今年1至7月，仅从云南、江西、湖南等四省和省内三个专区运进的大米有六千七百一十一万余斤，小杂粮、面粉三百一十七万余斤，保证了灾区的需要，而且调剂了市场副食品用粮，活跃了市场。
粮食是从遥遥千里运来的，经过了多次中转环节，车船、搬运费很大，但国家还是按照当地牌价把粮食卖给灾民。例如从湖南调入的五百万斤粮食，单运费一项就多开支八万余元。1至6月由云南、江西等地运入的粮食，每担运输成本高达五元二角五分，可是国家售出的粮价仍然不变。全区运进的六千多万斤粮食，国家补贴差价、车船费、搬运费共为一百零六万余元。按当地中等稻谷价每百斤六元计算，等于一千七百六十六万斤粮食。
平乐专区的人民，在历史上曾多次受灾害的浩劫。过去，只要一遭灾荒，逃荒、求乞、饿死人的现象到处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广西去年因灾饿死人的事件恶意攻击党，说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请他们睁开眼睛看看事实吧！
回忆过去的苦，才能想到今天的福。这里的农民说：如果没有粮食统购统销，国家就不能掌握粮食，接济我们灾区农民就会是空话。
夏季收获以后，平乐专区的广大农民，踊跃交公粮，卖余粮，到8月19日止，全区已入库粮食有一千四百四十三万余斤，其中有些区乡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 （蓝忠、邓瑞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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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荒年之后 空前丰收
山烈英
广西平乐县茶林乡，这个去年曾经发生过逃荒和饿死人事件的地方，今年到底变的怎样了？这不仅是去年曾来这个乡采访过的我想急于了解，也是一些关心农民生活的人所希望知道的。
现在，茶林乡四个农业社的所有的晒谷坪上，都铺满了金黄色颗颗饱满放着清香的谷粒。全乡今年早稻的总产量达到了去年早稻的一倍多（去年早稻是三十二万斤，今年是七十五万斤）。四个社的劳动日值都达到了五角钱。这，和去年的一角八分钱相比，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
在这里，每当早餐或晚餐，许多社员家里都可以闻到香喷喷的新米饭。人们的口粮比去年增加了，80％的社员除了能够得到吃到晚稻收割的口粮之外，还能分到现金，四个社的留粮量都比去年增加了。而且全乡不久就可以把今年上半年应交的公粮和打算卖给国家的七万斤余粮送给国家。
丰收，它给茶林乡的农业社带来的不仅仅是上万箩金黄的稻谷，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们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影响——人们对农业社，对党和政府有了新的认识，不满情绪开始消除；退社，单干，很少有人提了。
“有一天我去赶闹子，金山乡的一个熟人拦住我说，‘退社书’，你不买一本？”茶林乡马安山社社员陈家才对我说，“我告诉那个人，农业社越干门路越多，还讲什么退社！出把力，把社搞好才对！”是的，陈家才再也不像去年那么对社离心离德了。他一家三个劳动力，今年早造他们干了两百多个劳动日，在夏收预分中分得了足够的口粮，还有五十多元现金。他兴奋地告诉我：“今年夏收不知要比去年好几倍，下半年的生产万不能放松，捞个全年丰收多好。”
在茶林社社员李冬英家里，一天晚饭后，有好几个女社员和她们的生产队长议论着如何用新稻草盖牛栏，这当儿，我走了进来。
关于李冬英的故事，我早就听乡干部讲过。去年，在严重的春荒中，她死去了一个儿子，另一个正在读书的儿子也因生活困难而辍学。早已死去丈夫、素以勤劳闻名的李冬英这时对农业社凉了半截。但事情并没有像她所想的那么糟，政府从今年春季一直到夏收，给她全家发放了救济粮，社里还帮她买了十几只鸡来养；社里的生产不但没有停顿，而且越搞越热火。李冬英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她又恢复了从前那种起早贪黑下力劳动的劲头。到这次预分，她全家三口，每人都得到了口粮，儿子也可以复学了。
去年曾经逃往外地的马鞍山社社员宅玉美，这次常常笑呵呵地和同他开玩笑的人们说：“社搞起来了，还逃什么荒！”今年他一家的生活并不次于李冬英。
为了抢插晚稻，社员们几乎全部出工，不管天气怎么热，他们也坚持着烧石灰，准备更多的肥料。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使我深为激动，特别是当我回忆起去年此时我在这里采访时所遇到的不景气的气氛时，我就更加为这个乡庆贺了。
荒年之后有空前丰收的年成，国家的扶助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数字虽然不易逗人爱读，我还是列举几个。
去年春季茶林乡发生了逃荒和死人的事情以后，国家采取了许多办法扶助这个乡发展生产。全乡四百一十七户社员中，几乎每户都得到了政府的生活贷款、救济款或救济粮。因灾逃荒或受灾死人的家庭的生活都很快的得到了安置。仅今年上半年，全乡就有二百二十四户得到了共四千三百多元的生活贷款，二百六十一户得到了共约一千元的救济款（其中也有兼得贷款的），全乡总共得到了六万一千六百斤救济粮。
能够丰收，当然还有更多的原因，县、区党委和乡的党支部改变领导作风克服主观主义是要讲到的。比如，在早稻生产中，干部们克服了主观主义，听取群众意见，因地制宜采用种植技术，像去年那样干部拿尺子下田量规格、硬性规定单株密植和旱地育秧的现象已经没有了。 （原载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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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产增购 以丰补歉
四川今年可征购粮食一百亿斤
本报特约新华社成都电 新华社记者就四川省今年粮食统购任务有所增加的问题访问了四川省人民委员会负责人。负责人说：今年四川省确定的粮食征购任务是一百亿斤，比上年增加四亿斤。这个增购数字只占今年全省粮食计划增产部分的16％。今年小春作物虽然增产不多，但全省一千一百万亩早稻收成很好，平均产量四百五十斤左右；一亿二千多万亩秋粮作物生长良好，如无意外灾害，可望全面丰收。估计今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能比去年增产7％，即三十亿斤左右。本着“增产增购”、“以丰补歉”的原则，本省适当多购一些粮食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负责人在具体计算了全省今年粮食增产指数和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以及人口增殖所需粮食以后，指出今年即使征购任务略有增加，农民留粮水平一般仍可比去年略有提高，至少也可保持去年的水平。
负责人说：四川粮食连年丰收，粮食生产比较稳定，大部分地区都有余粮。几年来，四川每年都有成百万吨粮食外调，供应范围达全国的二十一个省、市。今年我国部分地区又遭受灾害，四川省稍为增购一些粮食，是全省农民光荣的政治任务，是应当完成的。
当然，今年完成统购任务也还有困难。负责人说：这主要是思想问题。目前四川农村中相继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以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广大农民说明全国粮食的情况，重申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重要意义，许多地区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回忆、算账、对比和辩论等方法，对乡、社干部和农民进行“两条道路”、“爱国爱社”的教育，批判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批判从事粮食黑市活动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危害性；与此同时，各地分别召开了专区的县长会议和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扫清了干部在粮食问题上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样，使统购工作得以迅速进展。（附图片）
上图：大批的四川大米运到今年遭受水灾的河南省。仅7月份一个月就有八百七十二万斤。图为四川大米已运到河南郑州。
谢延华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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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查哈阳、红星农场
违反国家粮食政策私售余粮
本报讯 最近黑龙江省监察厅对查哈阳、红星农场执行粮食政策和粮食保管、加工等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中发现这两个农场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情况相当严重。如红星农场未经上级和粮食部门同意，私自出售给职工家属、农民和当地豆腐房粮食二十五万余斤；查哈阳农场仅三分场一队和四分场一队以低价卖给职工家属糙米和碎大米达一万三千余斤。有的家属将买到的粮食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有的串亲戚还用大米送礼。这两个农场在执行粮食供应制度上也很松懈，如查哈阳农场在1956年，让没有粮食供应关系的临时工吃掉粮食八十九万余斤，今年也有三百名长期临时工没有粮食供应关系，照常吃粮。此外，查哈阳农场现有一千四百多吨余粮应该卖给国家，而未交售。
检查中还发现查哈阳农场有浪费粮食的情况。仅加工厂和四分场由于保管不善就有二十多万斤粮食和四万九千多斤饲料发霉变质。目前加工厂储存的成品粮大部分温度过高（有些已达到摄氏45度），危险性很大。在加工方面由于管理混乱和设备陈旧，出米率低。今年1至6月，加工原粮一千八百余吨，照国家规定出米率应为75％，而实际出米率只有66.5％，少出粮食一百五十余吨。该场职工食堂常用大量的剩饭喂猪，桌上地下撒饭很多，如此浪费粮食，每月尚有结余，如总场平均每月有五百到七百人吃饭，今年1至5月，就结余粮食一万余斤。
黑龙江省监察厅在检查后已建议省人民委员会责成这两个农场，把应卖给国家而未卖的余粮立即卖给国家，并切实改进粮食保管、加工工作，制止违反粮食政策和浪费损失粮食的现象。 （坚言）（附图片）
下图：江西省南昌市郊区青云谱乡和城南乡的农民学习了统购统销政策以后，积极地向国家缴纳公粮和出售余粮。这是往三家店粮管处第一库送粮的队伍。 万朗庭摄（江西日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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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宜兴“香粳稻”丰收在望
被誉为“一亩稻香飘十里，一家煮饭十家香”的江苏宜兴县香粳稻，现在正在扬花吐穗，生长良好，丰收在望。
宜兴县今年香粳稻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了两倍多。目前，香粳稻正在与同伴争艳夺美，周围的中、晚粳稻还在圆秆拔节的时候，它已经扬花吐穗，飘撒着芬香的花粉。为了鼓励种植香粳稻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部门特以高出一般粳稻20％的收购价格，准备收购即将出产的名稻。
香粳稻在全国农业展览会展出后，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意。宜兴县人委农业科先后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三十多封。为了满足各地的要求，该县已分别寄赠了一些稻种。今年香粳稻已经在四川、河南、江西、福建、安徽、浙江、广东、广西等地繁殖生长。
（许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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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宣化葡萄上市
全国有名的宣化葡萄与宣化镇的消费者见面了，仅在上市当天下午，全宣化镇就售出了八百多斤。
今年宣化镇的各个农业社，因为改进了经营管理，提高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因此，今年葡萄的收成很好，估计全镇可产一百万斤。目前，农业社的社员们正在忙着收摘葡萄，蔬菜公司副食品站的职工们正在忙着收购，包装，发运各大城市。不久，著名全国的“白葡萄”、“马奶子”、“老虎眼”、“玫瑰香”等宣化葡萄就可以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大量上市。
（李惠春，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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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连生两个蛋 都是蛋中蛋
——一个鸡蛋十两八钱重
江苏省灌云县树云乡裕丰农业社社员王景和家的一只母鸡，在7月2日生了一个大鸡蛋。这个蛋长四寸五分，腰围九寸七分，重十两八钱。这个蛋里面还有一个蛋，和一般鸡蛋一样大（重二两二钱）。这只鸡在生了这个大蛋后的第三天，又生了一个大蛋，重五两九钱，里面也有一个蛋，重二两一钱。这两个大蛋内外都是硬壳子，外蛋壳粉红色，比一般鸡蛋壳厚一倍，内蛋壳色较淡。内外蛋都有蛋白和蛋黄，在蛋打开前，摇晃内有动荡声音。
王景和家共饲养了六只母鸡，这些鸡是用当地土种公鸡与“澳洲黑”母鸡交配生的蛋，去年春一窝孵出的，其中最大的一只重六斤多。连生两个大蛋的这只母鸡体重四斤十五两，羽毛酱色。它在生这两个大蛋以前有半个月没有生蛋。在生了第二个大蛋的第二天以后，每天还照常生一个像平时生的一般大的蛋，连生五个没有间断。现在王景和家将这只母鸡特地加工饲养，看看它还能不能再生大蛋。
（曹恒恺、周良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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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从水利建设的成就看社会主义的优越——
先流 正章 中西 洪崖
八年来的水利建设，对我们伟大的未来而言，仅仅是个开端。然而在这个短短的八年中所获得的成就，却已赛过了历史上的几千年。
然而，一些右派分子却喊叫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新中国不如旧中国”、“治水带来了灾害”等等。水利建设者，特别是从事水利建设多年的工人、农民，对这样的诬蔑是不能答应的。淮河、黄河、长江、海河、辽河流域以及广大农村的身受治水好处的人民群众，也是不能答应的。
在历史的陈迹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我们祖先在几千年水旱斗争中曾经为我们留下来许多宝贵的水利工程和宝贵的治水经验。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许多古老的水利工程备遭破坏，灌溉、航运等工程也逐渐失效，有的还被官僚地主霸占，造成水利纠纷。即以都江堰而言，这样一个规划合理、设计科学、效益显著、闻名中外的古老工程，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管理不善，渠道淤塞而效益大减：灌溉面积由原来的三百万亩缩小到一百九十万亩，而且大部为地主豪绅把持，盘剥用水农民，还有十余万亩田经常遭受水灾，把本来完整的渠系，弄得支离破碎。
1949年，刚一解放，人民政府就拨出三百万斤大米为经费，全面地整修了都江堰渠道，在蒲阳、走马两大干渠上兴修了两座新式水闸，新开了官渠堰、三合堰等三个灌区，扩建了通济堰，使灌溉面积扩大五百六十万亩，使成都平原仍保有“天府之国”之誉。
历史上沟通南北交通的大运河，由于通航设备残破，堤防损缺，洪水年河水往往溢堤成灾，国民党反动派只修了刘老涧、淮阴等船闸，利用它来收船费。当运河回到人民手里以后，我们只用了几年的时间，不但修复了这些已经残破不堪的船闸，还新建了淮安、仙女庙、邵伯等船闸。还使二千公里长的运河，有一半以上里程恢复通航。人民政府并大力整修两岸损害严重的堤防，保证运河的山东和苏北里下河地段，在汛期不成灾。
说到解放后水利基本建设方面的成就，那就更大得多了。国家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以巨额投资，对淮河、海河、辽河以及长江、黄河进行了治理。而且在解决河流的洪水问题上，采用了带有根本性的治理方法。为着使自己永远摆脱水灾，几万到几百万有组织的农民，以忘我劳动精神战斗在千里淮河工地上。几十万工人、学生也都自愿来到偏僻的乡村、山谷里，从事艰苦的水利建设工作。许多城市工厂，也都为及时供应水利建设器材而夜以继日地忙碌着。这一切难道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了人民民主制度是水利建设力量的泉源吗？
不堪回首话往昔
在旧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年代，也曾修建过一些工程。如明清两代为把江南征集的粮食运往北京，供皇室享受，曾把淮河的洪泽湖大堤特地用块石增高培厚，以抬高航道水位。明代曾治理过黄河，目的是为了保护皇族在淮黄之间的凤阳皇陵和运河的运粮航道。清代曾在永定河北岸筑上石堤，而在南岸却只修了土堤，因为北岸保护的是帝王的京城，南岸住的是老百姓。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但河流的治理未得到反动政府的重视，就是许多热心于黄河治理的水利专家主动提出的不少治理方案，也都被置之不理。“导淮委员会”的大员们却借了“导淮”名义大发水利公债，敲诈了二千多万银元。他们请来了美国专家，但只在运河上修了五座没起作用反而把水归入农田的“归海坝”，每当开坝放水时，就使苏北里下河以东十余县的农田变成海底。除此以外，国民党也曾在几段淮堤上加过一点新土，但就连这一点也是导淮大员和工头们的发财时机，听听当时的民工们的控诉吧：“导淮大员把人伤，区长盖大楼，乡长砌瓦房，‘小伕子’饿断肠！”
确实是这样，国民党在水利上真是坏事做尽。1938年，当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国民党竟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让混浊的黄水泛滥淮河流域豫皖苏三省，淹地八千一百万亩，死亡人口九十八万，使淮河流域从此变成“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重灾区。
中国水利史上从来没有的事
解放后八年来，在淮河上建成了白沙、板桥、石漫滩、薄山、南湾、佛子岭、梅山等七座大水库，还有今年汛期中已能拦洪的响洪甸、磨子潭水库正在施工。永定河上建成了官厅水库，辽河支流浑河上的大伙房水库今年也开始拦洪，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已开始施工。这十二座已建成和正在施工的大型水库共能拦蓄一千多亿公方的洪水。这些水库都是蓄纳洪水的一个有控制的人工湖。
水库，在旧中国的水利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拿官厅水库来说，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还有日本帝国，都一直空谈修建官厅水库，可是直到解放，连修坝址的岩芯都还没有取出来。然而人民政府只用两年的时间，就把能蓄水二十二亿七千万公方的官厅水库建成了。
八年来还在淮河、长江、汉水以及海河上，兴建了三河闸、涧河集分水闸、荆江分洪工程的进洪闸和节制闸以及杜家台分洪闸，独流减河进洪闸等十一座大型水闸，六十五座中型水闸。这些水闸都是为控制平原湖区蓄水、分洪以及排水而兴建的。荆江分洪在长江发生洪水的时候，可以分泄六十亿公方的洪水进分洪区，确保荆江大堤和堤外八百万亩农田三百万人民的安全。汉江下游杜家台分洪区可把汉江洪水分泄二十二亿公方入分洪区，保证十五县以上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安全，改变“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局面。
在旧中国建造这样新式的水闸，也是没有的。至今我们还记得起国民党建三河活动坝的故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以建三河活动坝为名，向美国借债，招兵买马，成立了庞大机构，大吹大擂在三河口建活动坝，可是好几年中只打了几根桩，这是何等荒唐的大骗局啊！
在人民政府领导下，长达六百七十多公尺，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河闸，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建成了。它不但在淮河汛期可以每秒分泄七千八百秒公方的水入长江，而且在汛后可以拦淮水于洪泽湖，以便苏北灌溉总渠通过渠首高良涧进水闸，引水灌溉二千多万亩农田。
为了使江淮河汉驯服
我们还着力于河道和堤防的整理工程。八年来，全国已完成土方八十五亿公方、石方一亿多公方、混凝土二百五十五万公方。如果把这些土石方、混凝土方按一立方的体积连接起来，差不多等于地球赤道的二百一十六倍长。
八年来淮河培修堤防总长已达三千公里，整理河道与开挖沟洫二百九十八条，总长六千三百公里，同时还修一百六十座涵洞和水闸以及一些水库和十多处的湖泊洼地工程，这就可以防御淮河的五十年一遇的洪水，根本改变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和“五年小灾，十年大灾，百年特灾”的命运。
在过去的三千年中，黄河几乎每两年就要发生一次大水灾。自1946年解放时起，我们就在黄河下游整修了黄、沁河两岸一千八百二十二公里的大堤，把四千八百多道不巩固的草埽，改为石埽。共做土方一万五千余万方，使黄河防御超过有水文纪录以来1931年那样大的洪水，同时还在东平湖、北金堤建立了滞洪工程、花园口淤灌及打渔张引黄灌溉济卫等灌溉、航运工程。由于这些工程的作用，黄河在这十年间没有发生一次水灾。
在长江流域，自1951年起除兴建三处、蓄水共达一百三十多亿公方的蓄洪分洪工程外，并全面地整修堤防和护岸等土方工程，几年来共建成涵闸九百五十多座，这样就使长江的一些重要堤段都提高到1954年以上的洪水位的高度，一般堤段都已超过1931年的洪水位。
在海河水系，在解放后除做了官厅水库和唐山附近的徒河水库蓄洪工程以外，并大力地进行河道堵口复堤、永定新泛区整理、金钟河疏浚、潮白河河道整理工程。为了减轻大清河、子牙河洪水汇合后对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威胁，还新开了一条四十公里长的独流减河，南运河四女寺减河的扩大等工程。海河其它河流堤防也都大部用三合土、砖、石加以巩固，使抗洪能力大大提高。
东北地区的各河堤防也都分别进行了岁修工程。
国民党政府在河道和堤防的整理上做了些什么呢？国民党曾经在废黄河开挖过一条极狭窄的，每秒只能通过五十公方水的河道，然而这条对排泄淮河洪水不大的河道，很快就被泥沙淤塞了。
在过去的年代里，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修什么工程，就连兴修水利必须的水文、地形等有用的治水资料都未留下，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八年来，国家组织了庞大的查勘、测量队伍，平面查勘了一万零二百平方公里，沿线查勘了一万公里，地形测量五十六万公里，水准测量十九万公里，三角测量五十七万点，建立水文测站六千六百四十处。这些成绩都是无数勘测队员用心血换来的。
洪水考验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洪水是无情的，它严酷地考验了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从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就发生了较大的洪水一千零三十一次。1931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不但到处堤防决口，就连武汉市和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也浸在水里四个月之久，农田被淹了一亿二千一百五十万亩。解放后的1954年长江所发生的洪水，比1931年大得多，武汉关水位就超过1931年水位一公尺多，但由于荆江分洪工程四次开闸分洪，和党政军民组成的三十万防汛大军的奋勇坚守，全线长江和沿岸各大城市都安全无事。在1931年的淮河洪水期间，惊涛骇浪闯入蚌埠，冲垮津浦铁路，直泻苏北，突破运河堤防，横扫里下河地区，使七亿一千五百四十万亩农田沉入水底，一千八百四十二万人受灾。1954年淮河洪水也比1931年大得多，可是淮河干堤全线都没有决口，蚌埠市、津浦路平安如常。
1917年和1939年永定河、大清河的洪水，都曾浸入天津市，京津铁路交通断绝。1953年永定河又发生了比这更大的洪水，由于兴建中的官厅水库拦蓄了洪水，因此保障了天津市、京津铁路和永定河下游的安全。1956年整个海河水系发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但由于独流减河工程分泄了大清河、子牙河流向天津一半以上的洪水，四女寺减河也同时发挥作用，因而也未发生大水灾。
松花江、牡丹江在解放后曾多次发生比解放前历年都大的洪水，但也都平安度过。1956年哈尔滨市松花江水位，就比历史上最高水位高出近一公尺，但安然无恙；可是1932年水还没有这样大，哈尔滨市已成泽国。
几千年间灌溉面积有了三亿亩
八年间灌溉面积增加了两亿亩
我国干旱的灾难，并不亚于洪水灾害。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八年中，黄河流域发生旱灾二百零一次。1876年到1879年间，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旱灾，死亡人口就达一千三百多万。1920年，上述四省连同陕西部分地区，共有三百一十七县发生大旱，灾民二千万人，其中死亡的有五十万人。1929年黄河流域又有大旱，灾民达三千四百万人。即是在雨量充沛的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也免不了闹旱灾。
到解放时为止，我国原有的灌溉面积，几千年积累计仅有三亿亩。绝大多数的土地，还只能是靠天吃饭。解放后，农田水利建设和江河治理一样，也获得了巨大发展。除整顿和恢复了旧有的灌溉工程，使其充分发挥灌溉效益外；还兴修了不少大型灌溉工程。八年来，由国家投资兴办的大型灌溉工程三百余处。其中如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我国在黄河下游引用黄河水兴利的第一个工程，目前灌溉面积已达九十四万亩。在淮河流域，兴建了苏北灌溉总渠，全部渠系网建成，灌溉面积可以达到二千多万亩。我国第一个引用大型水库蓄水灌溉的白沙灌溉渠，已经能够灌溉二十三万亩农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八一”胜利渠、青海省的北川渠、东原渠、陕西省的洛惠渠等，都是解放后新修的大型灌溉工程。
八年来共兴修万亩以上灌区一千多处，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二亿亩，兴建农村小型水力发电站约一百四十处，塘、坝、小型水库一千多万处，打井七百五十万眼，安装水车约一百八十万部，增加抽水机四十三万匹马力。由于国家投资的大型灌溉工程和其它不同形式的农田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八年间总计发展的灌溉面积已达两亿多亩。
谁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
说来奇怪，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几乎就没有兴修像样的水利工程，但是却从国外招来了不少的所谓“水利专家”，知名的有美国的费礼门、德国的恩格斯和方修斯等。这些人与其说是来帮助治水的，毋宁说是来推销美国洋松、洋灰和闸门的商贩，甚至于是到处偷摄地形和军事要地地图的间谍。德国专家恩格斯，只是乘着飞机在黄河上空转了一转，摄了一些图片，回去就写了一个所谓“治黄规划”。“美国水利专家”费礼门，德国专家方修斯都争先恐后地帮助国民党制订过“导淮计划”，并吹嘘着要建“三河活动坝”（即现在的三河闸），如果按照他们的经验，这座坝至少要打一万根桩，而且木料一定要用美国的洋松，闸门也要用美国货。
人民的水利建设开始以后，政府请来了苏联专家。他们和中国的水利工作者一起爬山涉水，辛勤工作。苏联专家不仅协助我们进行设计，而且在施工时也把所有先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例如在修建三河闸时打破中国的常规，建闸时不打基桩而采用土壤荷重法，这样不但为我国节省了16％的建闸经费，而且只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这座大闸。
苏联专家在协助我们进行黄河规划的时候，亲身从黄河刘家峡到海口踏勘了黄河三千多公里，每遇高山深水，他们都不畏艰险地去探询。苏联专家还深入到三门峡工地，帮助解决许多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
*
从大量事实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新旧中国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怎样不同的两个世界：旧中国的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是灾难和死亡，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给人民带来的则是建设、生活稳定和幸福。谁如果硬要否定我国的建设成就，硬要使已为人民唾弃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谁就一定要被历史车轮轧个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