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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反右派斗争的风浪里改造自己
上海一些民主人士检查立场和思想
新华社上海1日电 上海一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在反右派斗争中提高了认识，先后在上海市人代会会议上对自己的立场和思想问题进行了自我检查。
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周煦良说：知识分子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必然会迷失方向。
民进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周煦良说，他在大鸣大放期间，夸大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甚至把许多马列主义基本真理当作“教条”；在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他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忽略了知识分子的落后意识。在国家的人事、教育等制度上也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言论。这个时期中，他和某些右派分子气味相投，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几乎掉进右派分子的泥坑里去了。周煦良说，经过一个时期的检查，他逐渐认识到自己所以犯这些错误，和平日不严肃对待自己的思想改造分不开。他的灵魂深处还保留着强烈的资产阶级意识，到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立场问题，一遇到大风浪，他的资产阶级意识便泛滥开来。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他一直强调接受共产党的政策方针的领导，而不强调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共产党员的具体领导。没有看出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主要是通过党员来忠实而正确地进行贯彻的。周煦良最后说，最近他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来检查自己，发现像他这样的旧知识分子，除应通过各种方式改造自己外，首先必须树立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忠于党就是忠于人民的利益，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不可分的。知识分子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对党的忠诚，必然会迷失方向。他在反右派斗争以及今后一切工作中，要时刻在这方面检查自己。
农工上海市委副主委申葆文说：旧知识分子不经过彻底地自我改造，不可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申葆文着重检查了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他说，作为农工上海市委主持实际工作的一个负责人，他对上海市农工组织被右派分子篡夺了部分领导权，成为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有责任。由于他的右倾思想和严重的温情主义思想以及优柔寡断的作风，使他在前一时期主持的上海农工反右派斗争软弱无力。对以章伯钧为首的农工中央右派集团揭发不够，同农工市委中已被揭发的右派分子夏高阳等界限不清，斗争无力；右派分子连瑞琪、胡淼年等闹大民主来破坏反右派斗争的阴谋虽被识破，但没有及时进行坚决斗争，使全般真相暴露。申葆文还检讨了他对章伯钧的一些谬论没有同章当面进行斗争的错误。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揭露章伯钧在1955年路过上海时对农村干部表示极大的仇恨，说要“杀一批”。当新闻记者向他核对材料时，他又犹豫起来，担心这样揭露会把章伯钧搞成和葛佩琦一样的要“杀共产党”。这说明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还没有高度的热爱，对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就不会有刻骨的仇恨。申葆文说，他现在深深认识到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体会到旧知识分子不经过彻底的自我改造，不可能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表示要在反右派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漫画家张乐平说：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大是大非看得很清楚，而自己当时却不辨是非。
漫画家张乐平检查自己在大鸣大放中和另一位画家张文元根据右派分子沈志远的“共产党管得太多太死”等谬论，合作了一幅题为“辛辛苦苦的当家人”的漫画。张乐平说，做了帮助右派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错事，他感到非常痛悔。尤其是在这幅漫画发表后，有一个小朋友写信来责问他说：“张乐平叔叔：我一向喜欢看你的画，但在17日解放日报上你和张文元合作的画，我非常不喜欢，你难道忘记了你自己画的‘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了？难怪你的新三毛到现在还画不出来”来信短短几句话，却深刻地批判了他的立场和观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大是大非看得很清楚，而自己当时却不辨是非，惭愧得他好几夜没有好睡。张乐平说，他要接受这次的教训，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拿起笔杆坚决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民建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盛丕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任委员卢于道等，也在人代会的大会发言中作了自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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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农工民主党彻底改造过来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 季方
农工民主党的反右派斗争，自7月初以来，已经从中央开始，逐渐扩大到地方各级组织，揭发、批判了以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为首的全党大小右派集团和他们的骨干分子，将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暴露于全党、全国人民之前。从而开始扭转了党的政治方向，使全体党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应该说，这些初步成绩，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的。但是，在这两个月来的斗争中，以章、黄、李为首的党内右派分子，他们一直还在躲躲闪闪，企图蒙混过关，甚至有的还在抵赖顽抗，拒不交代；同时全国各级地方组织中的反右派斗争，也还没有普遍深入的展开，因此，如何进一步普遍深入地展开反右派斗争，以彻底揭发、批判党内的一切右派分子，把农工民主党彻底地改造过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这个任务能否完成，正如8月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在当前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各民主党派正在经历着一个严重的历史考验”。我们认为，这正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为了关心、爱护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再一次地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从目前全国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来看，农工民主党的问题是最为突出、也最为严重的。以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为首的大小右派分子，他们不但在农工民主党内部上下串连，长期把持着中央和大多数地方组织的实权，从而利用合法的组织和合法的地位，把农工民主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按照他们的阴谋拉上了反动的道路；而且他们在全国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中，还充当了主帅和大小头目，积极策划、煽动、号召和组织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语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作为身居虎穴的农工民主党的全体成员来说，就应该更有责任和决心充当捣毁这个虎穴的勇士。为了完成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任务，使农工民主党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时经得起考验，我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进一步坚定立场，加强左派领导核心，团结、教育中间分子，继续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普遍深入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从而彻底粉碎以章、黄、李为首的大小右派分子以及党内的一切右派分子，帮助党内的广大成员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进一步改变他们的政治立场，从此使农工民主党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继续不断地实行改造，使本党政治面貌、组织面貌和全体党员的思想情况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使本党成为忠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真正的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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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和政府领导水利工作的成绩不容抹煞
河北省人民代表痛斥王葆真
据新华社保定1日电 在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河北省党和政府对水利工作的领导是否正确问题，展开了大辩论。会上彻底驳斥了王葆真在这方面对党和政府的恶毒攻击。
王葆真是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政协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在今年3月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5月间召开的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以及在很多地方，借水利问题对河北省的党政领导机关发动了恶毒攻击。他根本否定河北省几年来水利建设的成绩，说什么“水利经费等于虚掷”， “水灾年复一年的严重”，“尚未放出一线曙光”。他歪曲河北省治水真象，而后加以攻击，说党和人民政府在水利工作上“计划不善”，“没有切中要害”，“是一些弯弯曲曲的、枝枝节节的没有切实效果的一些治水办法”，并污蔑党和政府“坐看年复一年的严重水患，房倒屋塌数百万人民沐风沦雨，忍冻受饥，时疫流行”。他为了攻击党政领导机关，竟把1956年不可抗拒的水灾硬说成是人力未尽的结果。他的荒谬言论，曾在全国和河北省各地广为散布。他的言论在水利问题上掀起了一股逆流。同他有密切关系的右派分子陈迪庵（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抓住这个问题大肆煽动，大作文章，先攻击省的水利工作是“劳而无功，群众怨声载道，各界人士群起指责”，说河北省治水没有积极措施。后来又攻击中央制订的海河规划草案是“远不济急，使人民沉没于波涛急流中等待十五年后出深渊而登诸衽席”，并进行恶毒的煽动，在省政协会上串连在他写好的发言稿上签名，想组织一些人向政府大兴问罪之师。农村的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对王葆真的发言拍手称快，并抓住他的发言作武器反对共产党和政府。这样就给党政领导水利建设造成了极不利的影响。
在这次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王葆真歪曲河北治水真象，进行了揭发批判。王葆真在3月全国政协会议上，把河北完整的治水规划加以歪曲割裂，杜撰出河北治水“七说”而后加以攻击。代表们指出，王葆真身为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应当知道河北省自1952年即由恢复时期的着重修整河道堤防（那时是完全必要的）转向了综合治理，结合国家举办的大、中型根本性工程，广泛地展开了群众性的山区水土保持和平原防涝工程，并且从1954年开始着手编制海河流域的全面治理规划。更明确地提出贯彻执行防洪、防涝、防旱并重兼顾的方针，采取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蓄泄兼施的方法，全面发动群众，结合国家重点工程，广泛开展群众性小型水利，充分利用水利资源，逐步改变山区、平原和低洼地区的面貌。几年内，河北省按照这个方针，在水利建设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王葆真把去年不可抗拒的天灾硬说成人力未尽，把责任强加到河北省党、政领导头上，很显然这是别有用心的。
在肯定了巨大成绩的同时，代表们也检查了河北省水利工作中的缺点，并讨论了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河北省第二个五年水利建设规划草案。代表们对这一规模宏伟的水利规划感到十分兴奋。
王葆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在歪曲事实贬低河北治水措施斥为 “七说”的同时，提出了他的“七项建议”，说他这七项建议曾在1956年10月向河北省人代大会提出，“尚不知是否采纳”。代表们把他这七项建议和河北省治水措施比较了一下，发现他的所谓“七项建议”除去他过去提出的“沟池制”外，都是河北省早已实行或正在实行的东西。他把他的沟池制用“七项建议”装璜起来，就大肆吹嘘，把自己描画成为一个水利革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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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庄严的人民讲坛决不许右派猖獗
彭文应反扑未成遭到迎头痛击
在代表们进一步揭发和暴风雨般的质问下彭文应狼狈万状
据新华社上海1日电 章罗联盟的大将极其顽固狡猾的右派骨干分子彭文应，昨天下午借检讨交代的机会采取吹、赖、辩、死不认账的手法，在上海市人代会全体会议上向共产党和人民反扑，引起代表们极大的愤怒。
两个多月来，彭文应参加了揭发批判他的罪行的十六次大小会议，在这次的人代会上又和人民代表们进行了六天的激烈辩论，已被驳得理屈词穷，丑态毕露。而他还是抱着顽抗到底的态度在今天的自称为“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交代”中极尽造谣歪曲颠倒黑白之能事。
彭文应厚着脸皮首先吹嘘自己作民盟地下工作“有功”，解放后竟受到史良等人的无理打击，而他“总是多动脑筋，想多为人民做一点事情”。关于章罗联盟，他是“看了报纸才晓得，而且感到惊异”。他说，说他的一些反动言行是放火，是恶意中伤，“这就像晴天霹雳”，使他“彷徨失措”。这时，代表们纷纷递条子，指责他在庄严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瞪着两眼说瞎话。
但彭文应仍然不考虑大家的警告，更猖狂地在会上谩骂已作初步交代并揭发了他的一些罪行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陈仁炳、沈志远。而对自己疯狂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只轻描淡写的说成是“糊涂天真”、“常常夸大细小”、“不调查事实，只凭主观，轻于说话”……。他还没有来得及念到发言稿中给自己下的结论：“热爱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他不满现状，他想到将来，一天到晚用尽心思，采取办法，来改进工作，消灭缺点，以增进人民的福利，把社会推向前进”，人民代表们以实在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一百多张抗议、揭露他的条子雪片似地送到了主席台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代表都纷纷起立，要求发言驳斥彭文应，大会主席团接受代表们的要求，制止了彭文应的无赖的“交代”。
列席代表蒋学模原来准备了以“拆穿右派骨干分子彭文应坚决顽抗的狡赖狡辩的无赖手法”为题的发言。这时他声明，他不准备多说了，彭文应刚才已经现身说法，把自己的无赖手法表露无遗了。
民盟盟员复旦大学讲师刘德中气愤地登上讲台以亲身参加者的身份揭发彭文应在民盟基层干部大会上张牙舞爪地动员盟员“誓师”“向民主进军”。在提篮桥区盟员大会上，彭文应曾高呼“革命一定要有斗争，斗争一定要流血！”他要盟员到处去放火。一时台下的代表纷纷质问彭文应：究竟向谁斗争？要谁流血？彭文应在这暴风雨般的质问下，坐立不是，支吾其词。他最后还想狡赖。当场又有一些代表站起来说，他们亲自听到彭文应讲过，有记录可查。接着，胡子婴又揭露彭文应在救国会时就是个右派。他曾以救国会的名义向阎锡山捐过一笔钱，结果全部给他贪污了。胡子婴要他当场答复这是不是事实。彭文应面色苍白，矢口否认。胡子婴说，前两天彭文应还为此事向她道歉，现在翻脸不认账，真是无耻之极。当场代表质问彭文应：你既没有贪污，为何要道歉？彭文应无言对答，狼狈已极。苏步青教授指出，就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顽固性和死硬性来看，彭文应在章罗联盟上海右派集团中居第一位。彭文应猖狂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右派对社会主义道路坚决顽抗的一个缩影。
工人和农民代表也纷纷上台，他们对彭文应的猖狂进攻表示万分愤怒。要求发言的人非常多，主席不得不宣告延长开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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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称“旧法堡垒” 阴谋旧法复辟
首都法学界严正批判俞钟骆
新华社1日讯 首都法学界从8月13日到30日连续举行了四次座谈会，全面揭露和批判了法学界右派骨干分子俞钟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
俞钟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顾问、民盟最高人民法院支部主任委员。他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怀着根深蒂固的旧法观点，一贯仇视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自称“旧法堡垒”的俞钟骆，在大鸣大放期间，充当了法学界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首先从人民法院的职能方面来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制度。他污蔑法院“过去只强调专政，不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反对把惯窃、诈骗、凶杀等严重的刑事罪犯列为专政的对象。会上发言的人还揭露出大量事实，说明俞钟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一贯的。1951年镇反运动时，他曾说：“革命与反革命互相屠杀，其性质是一样的”，“镇反人民法庭和国民党的特刑庭一样”。他污蔑我们镇反、肃反运动是“乱世用重典”，并公然主张对反革命分子“不溯既往，打击面不要太宽”。据揭露，俞钟骆还利用其工作职权，不遗余力地为反革命分子辩护，而对于劳动人民却百般进行污辱。早在1950年，他曾为殴打我国劳动妇女刘改英的一个外国神父开脱罪责；对中国籍神父乔志亮奸污刘改英的罪行，竟说成“刘改英与有宗教束缚不能结婚的神父相奸，按照反封建的观点，即便乔志亮主动，也谈不上什么错误与犯罪”。最近他又力图为解放前残杀过革命干部和群众十八人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黄云涛开脱死罪，说不应该判处死刑。俞钟骆对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国家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特别仇视，诬说公安机关的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咒骂检察机关“吃粮不管事”。他在为起草刑诉法提供资料的工作中硬说“刑诉法中没有公安机关的地位”。
俞钟骆对于国家的审判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攻击我们审判工作“罪与非罪界限不清”，不顾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历来就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事实，否认执行政策应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工作的需要来掌握从宽从严的界限。他把司法干部在执行政策中的个别缺点，夸大为整个指导思想的错误，攻击镇反政策“左右摇摆不定”。会上指出，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俞钟骆恶意的污蔑是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党所制定的镇反政策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在审判制度方面，俞钟骆故意不谈“逮捕拘留条例”第十一条关于逮捕后应于二十四小时内进行讯问，决定羁押、释放或取保候审的规定，同时，无视实际工作中捕、押的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即使有个别的错捕、错押，也已本“有错必纠”的原则及时予以纠正的事实，而肆意攻击司法工作是“捕押不分”，“有捕必押”，“乱捕乱押”。俞钟骆故意不提审判机关对于二审案件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就地审判、下去调查或传唤当事人到庭等便利人民的审判制度，而对法院为了避免劳民伤财，对某些不必要传唤当事人的案件不传唤当事人的作法，却笼统地说成是“二审不传唤当事人”。他并借此攻击和咒骂人民政府。与会者痛斥了俞钟骆的这种荒谬的恶意的叫嚣。
会议还揭发出俞钟骆对司法改革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他竭力污蔑司法改革是“宗派斗争”，对旧法人员是“一棍子打死”。他说现在的审判机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污蔑政府在司法改革后“与否定旧法的同时，否定一切法律科学知识”，“对于培养新的法律人才很不重视”。而他对于人民司法机关一贯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法律的基本理论和法律科学知识，培养了大批新型法律人才的事实，却绝口不谈。大家指出，俞钟骆的这种谬论，其实质就是要恢复资产阶级的旧法统，让旧法人员“上台”。
会上，大家指出：俞钟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并非偶然，而是有其阶级根源的。俞钟骆在解放前，长期住在上海，任旧律师二十多年，在抗日战争后为大汉奸作过辩护。俞一向自称是自由职业者，实际上在抗日战争中他还是上海通用药厂的经理，拥有黄金三百多两，股票近万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本家。解放后，他一贯对共产党不满，甚至连“法院、银行、解放军”之上有“人民”两字，他也表示极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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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强迫筱翠花演坏戏“马思远”
张伯驹是文化艺术界的绊脚石
本报讯 严重破坏和危害人民艺术事业的右派分子张伯驹，在8月30和31日两天戏曲和艺术界举行的反右派大会上，他的一系列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已被彻底揭穿。
在鸣放期间，张伯驹到处放火。不仅在戏曲界放了大火，在国画界、书法界也进行了许多活动。特别是戏曲界这场大火，殃及许多城市——前一个时期各地一度上演坏戏，使剧目混乱的祸根就是张伯驹。
在鸣放期间，仅在京剧一团内，他就开过七次老艺人座谈会，进行放火。大力攻击文化部的戏改政策，硬说过去禁的一部分戏禁错了。他利用他把持的“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组织，主张复古，组织演出坏戏。最恶劣的是：他强迫筱翠花上演坏戏“马思远”。当筱翠花以为这是禁戏，并有二十年没有演出了，既无服装，又无人，不肯演时，张伯驹却从中硬拉，说一切由他负责，谎称他已经和文化部门接洽好了；而对文化部门说，不让筱翠花演“马思远”，筱有情绪，两头扯谎。
张伯驹在国画界也进行放火。张伯驹积极参与了国画界右派分子徐燕荪、王雪涛等6月间在北京荣宝斋召开的向共产党进攻的座谈会，企图和他的同谋者篡夺党在国画方面的领导权。他们这些活动曾接受章伯钧、李伯球的指使。在书法界他也发起组织座谈会放火。
程砚秋等揭发张伯驹在1952年盗用齐白石、梅兰芳、程砚秋等近百位艺术家的名义，联名上书中央负责人，假借“发扬国粹”的幌子，对文化部大加攻击，并要胁中央负责人支持他成立京剧、书画等组织。当时，他的阴谋企图未能实现，就拉拢老艺人组成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用“团结新委员”、“发掘和研究老戏”等名义，积极发展组织，以极卑鄙的欺骗手段，笼络北京戏曲界的老艺人。在这些组织中，他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国家艺术政策。章伯钧、罗隆基、黄绍竑、张云川等，都是这些组织的赞助人。民盟北京市委负责人揭发，在鸣放期间，张伯驹参加过章伯钧在文化俱乐部召集的秘密会议，并去罗隆基家密谈。
张伯驹在大会上被揭露后，态度仍然十分恶劣，引起了大家的愤怒。会议还要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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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斗争深入
两个右派集团崩溃
本报讯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反右派斗争正深入开展。经过一个多月说理斗争，以副导演拾立廷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和以技师孟庆彬为幕后指挥者的右派小集团，已被揭发出来。另外，还揭发了党员右派分子李元的丑恶面貌。
副导演拾立廷同段中琛等结成反共小集团。小集团首领拾立廷公开要挟制片厂总编辑辞职下台；小集团“理论家”段中琛则运用储安平的谬论，把厂内一切缺点都归结为宗派主义。他们扬言：“不攻破宗派主义，厂内的整风就不会胜利”；“一定要干到底，现在是有领导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领导。”
另一右派小集团自命名为“自愿结合小组”，它产生于洗印工作间，以技师孟庆彬为幕后指挥，洗片员田树坛、林有福为“司令官”，材料员张重杰为“军师”。这一小集团公开提出煽动性的纲领：一、赶走工作间党员副主任；二、搞垮核心组（由工作间党政工团代表组成的领导小组）。他们在进行多次密谋之后，决定拉拢“对领导意见最多的人”和所谓“青年团右派”，组成“自愿结合小组”，排斥党员和团员中的进步分子。6月4日拂晓，这个小集团骨干公然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出成立宣言，捏造该组已经厂领导“批准”，借以蒙骗群众，扩张成号称六十人的大组，并企图组织“民主党”或“反对党”，与党分庭抗礼。
反党分子李元在该厂整风一开始就滚到右派分子的立场上去。他说：“好事干不了，骂街还不行吗？我非和他们（指领导）干到底不可！”
上述小集团经该厂职工揭发和斗争后，已土崩瓦解，被蒙骗的群众纷纷觉悟，反过来揭发那些骨干分子的反动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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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深入 层层挖掘
贵州省反右派斗争在专区级机关展开
本报特约新华社贵阳1日电 贵州省各专区和自治州一级的机关、团体、学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已相继展开。这些机关、团体、学校中的右派分子，正被陆续揭露出来。
安顺专区的文教界，从7月份以来连续集会，对安顺师范学校教员、右派分子吴超展开了说理斗争。他在大鸣大放期间，诬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帽子扣”、“棍子打”；并说今天共产党是“任人唯愚”。他公然叫嚣要安顺师范学校共产党员校长下台。
遵义专区机关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已经揭露出若干个险恶的右派小集团。在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和遵义市支行内揭露出来的以王其海、罗正开为首的七人右派小集团，在大鸣大放期间曾举行秘密会议四次，决定要分头到各处点火，煽动落后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共产党。反击右派斗争展开后，这七个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都暴露出来了。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丘廉白，在大鸣大放期间，煽动工商业者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要撤去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现在，这个州的工商界已向丘廉白展开说理斗争，揭露和驳斥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附图片）
东北工学院院长靳树梁，在大鸣大放期间坚持社会主义立场，挺身而出，有力地反击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有一次，右派分子在学校里准备成立一个凌驾于行政和党之上的非法组织，要胁迫他同意。靳树梁驳斥说：“这是取消党的领导的行动，我完全不能同意。”右派分子还鼓动矿山机电系的学生反对毕业设计，靳树梁对于这种违反党的教育方针的错误行动，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并且教育和说服了被右派分子所利用了的学生。
图为靳树梁正在和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学生们谈话，勉励他们在斗争中锻炼自己。 新华社记者 铁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