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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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中央首长看大字报
前几天,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到厂里来看我们的大字报,这件事马上便传开了。中央首长们那么忙,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的工作,还抽出时间到工厂里来,听听工人的意见,真叫我们感动。他们看大字报看得那么仔细,简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有的还掏出小本子记下来。看到中央首长那么重视工厂的整风,大家对改进工作、加紧生产就更有信心、更有劲头了。有一位同志说:我看见中央首长在我贴的那张大字报前面看了好久,我提的那个建议,暂时也许不能解决,但是中央首长知道了,我心里也就痛快了。
(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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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到农村去
(这是前天晚上在末班的二路电车上听到的一段对话)
  甲:这么晚回去,开反右派大会?
  乙:不是,开欢送会。欢送一批同志到农村去。
  甲:你们机关去多少?
  乙:今年去五十个人,明年还有第二批。
  甲:去那么多,工作不受影响?
  乙:大家紧一紧,没问题。……领导上批准了我明年下去。
  甲:是么?那可好。孩子咋办?
  乙:能带就带下去,让他从小就学会劳动,长大了,我看一定比我们这一代强。你下了?上哪儿去?
  甲:到火车站去,也是送科里同志到农村去!
(北京东四南大街居民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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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小二姐上楼梯
我家六口人,解放前种了地主十二亩田,年年闹饥荒,丰收年的粮食也吃不到过年。野菜、树叶是家常饭。解放以来,生活步步上升,一天比一天好。可是有些人是“好了疮疤忘了痛”。我父亲就是这样。他现在天天吃干饭,连稀粥也不愿意吃了。可是他也说现在的粮食少了,还有一些人也是这样随嘴瞎说。这不是忘本了吗?有人说,现在的生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是地主富农分子的胡说。我说,现在是小二姐上楼梯,步步登高。
(安徽肥东县安乐社社员张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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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想起了泰绮思的故事
  唐弢
说起来已经是很熟悉的故事了,然而偏有人没有从这里接受教训,老是重演着前人已经讲过的情节。
亚诺托尔·法朗士写过一本小说,述说一个正在修行的僧人,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觉得这是一个蛊惑青年、贻害世道的尤物,为了积些功德,也为了挽救泰绮思和被她蛊惑的青年,决计去感化她。他用了很大力气才把泰绮思说服,这个妓女毁掉在俗时的衣饰,出家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完。僧人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修行时,却再也安定不下来,闭上眼睛,立刻看到妖怪,看到裸体女人,白天黑夜一直神魂颠倒,他急遁,远行,都没有效。许多人又总是向他礼拜、祈祷,称颂他的道行,他心里有苦说不出,最后还是跑到泰绮思那里去,摊开双臂,叫道:“我的好人儿,我爱你。”不料泰绮思却自说已经看到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我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因此并不同意法朗士小说主题所暗示的结论。我只想借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反党分子陈涌堕落的经过。当1955年批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文艺思想时,陈涌曾经以“勇士”的姿态,对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行鞭挞。曾几何时,胡风的阴魂却附在陈涌的身上,这位“勇士”竟把他所批判的敌对的观点全盘接收过来,装入自己的脑袋里:胡风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主张取消作家协会,陈涌也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反对作协对创作的领导。胡风反对思想改造,强调创作实践,陈涌也反对作家参加政治活动,认为通过艺术实践可以改造思想。胡风主张到处有生活,作家不必到工农兵中去,陈涌也反对描写工农兵,认为题材没有什么差别,深入生活不一定能写出好作品。胡风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所取得的成就,一笔抹煞,陈涌也否定成绩,夸大缺点,把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一一加以枪毙。总之,今天的陈涌,已经成为当时被批判的胡风,很难从他们中间看出什么区别来。这就使我想起了法朗士笔下的故事。当然,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泰绮思并不一定就是坏人,胡风并没有像泰绮思一样“出家”,出胡风自己的反革命的家,更不会看到“天国”,社会主义的天国。不过陈涌的着魔倒是实在的,当他朝着胡风大叫“我爱你”时,这回却是胡风摊开双臂,说道:“来?!”他们就在反党的基础上双双拥抱,一齐堕落了。
这就是全部事实的真相。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法朗士用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这种现象,那是错误的。撇开泰绮思不谈,以眼前的事实而论,“僧人”陈涌和“妓女”胡风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东西,陈涌的“道行”是虚假的,伪善的,他的主要毛病是“六根未净”,思想深处还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腐朽的文艺观点。就像1955年冯雪峰批判胡风,只好“撕了又写,写了又撕”,终于一个字都没有写成一样,陈涌虽然纵马上阵,却不过虚掩几枪,在胡风的“五把刀子”里照见了自己的灵魂,投降了。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指出:陈涌之所以与冯雪峰嗅味相投,引为“知己”,最后参加他的反党活动,除了别的原因外,其中之一就是因为雪峰的思想和胡风是互相纠结着的。用雪峰自己的话来说,“不知道究竟是我影响了胡风,还是胡风影响了我。”他们所散发的腥臭是一致的,陈涌就是在这点——也即反党的基础上和他们一拍即合。物以类聚,信夫信夫。
知识分子中间“六根未净”的情况还是相当普遍的,因此我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批判别人,我是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严肃细致地来对待批判工作,把批判别人同时看作是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而不是使自己去适应敌对阶级的思想。否则,泰绮思还没有看见“天国”,我们自己倒先去扣地狱之门了。陈涌就是我们一个反面的“教员”。
9月15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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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一个农村辩论会上
  阎铨文
明亮的汽灯挂在戏台的台柱上,在台的下边,坐满了男男女女的人们,十数个人一组在激动地辩论着。我走了过去,找个凳头坐下来。
“她说社会主义不好,这完全是胡说,完全是胡说,就拿我来说吧!单干时我家每人每年才能吃二百多斤粮食,入了高级社每年吃四百二十多斤,还分了七十多元的余粮款。社会主义为啥不好?说这话的就是没有良心,想走资本哩!”这是一个大概有六十多岁的老大爷,他十分激动地讲着,白色的胡子在颤动。
“我要问问她,她在街上说:‘合作化好是好,就是粮食吃不饱,老头饿得不劳动,青年饿得到处跑。’这不是反对统购统销是啥?这是造谣!叫她说,哪一个青年跑了?叫她说!”
“我说这个人最没有良心了,解放前她家过的是啥生活?解放了,分了地,分了牲口,生活好了,可忘本了。真没良心!”又是一个老大爷激动的声音。
群众辩论的热潮在继续上涨,个个人发出了坚定的声音,这声音冲上天空,冲破了天上一时的游云;这声音冲进个个农民的耳中,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声音冲进农村右派分子的耳中,使他们发抖。
在人群的中央站起来一个中年妇女,头上顶一条雪白的毛巾,开口说:“我说,这是我的错误,我说的话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我忘了从前生活的痛苦,忘了本,说出的话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今天我检讨,检讨我的错误,检讨自己想走资本主义,我以后再不说这样的话了,要坚决走社会主义。请大家对我提意见吧!”
发言的这个女人,是本村的一个新中农,在入社前她家有地,有牲口,生活过得很好,想买地,想发展资本主义。后来在合作化的高潮中随着潮流卷了进来,可是自己总想着退社,买地、发财,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时间已经很晚了。
一个人宣布说:“同志们,今天我们的会就开到这里,明天还要生产哩!等到明天夜里我们再继续进行辩论。她在今天才初步认识到错误了,明日还得好好地再认识。”
散会了。我随着人们走出会场。在门口一位老大娘边走边说:“现在的粮食不够吃?真是胡说,从前我们吃的是啥?要不是入了高级社,我这老婆婆现在还不知是啥样呢。我家在旧社会……”我没有听完她的话,就被挤到街的中央。 ——于温县西招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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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老北京剪影

  电车上三十三年
  金受申
1924年12月18日,大概这天是星期四,这天天气很好,虽然快冬至了,却一点不冷,也没有风。我因为要找同学去研究“墨经”,就挟了一部“墨子间诂”,走出了家门。及至走到了大街上,却使我大吃一惊,今天街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瞧什么的?原来,我一时是被蒙住了,实在,前几天的报纸上就登过:今天北京电车开始行车,怎么会忘了呢!我也站在马路边上,看起电车来:远远的一簇像闪电似的亮光一闪,跟着传来噹????噹???的有节奏的铃声,像小房子一样的一辆电车,在马路中心飞奔过去了,大家齐声喊了声:“瞧电车呀!”这一天,北京真像有了什么大事,从早到晚,马路旁边,始终不断瞧电车的人。我从北新桥上了电车,哦,原来电车还分头二等呢!车的少半部(全车三分之一)是头等,头等是藤编软席,多半部是二等硬席,我坐的是二等。车往南走,二等车正靠近驾驶台,我清楚地看见这个司机的年轻小伙子,精神抖擞地开着电车,向前飞跑,一站一站过去了,我在车里听见有两个人在那里谈话,一个说:“这一号司机不软哪!”“可不是,年轻力壮嘛!”从这,我知道他是一号司机,到站下车后,我还多瞧他两眼呢。那天,我买的是五枚小铜元的车票,下车后,顺手把车票夹在“墨子间诂”里了(那时候不收票。这张票见附图),一放就是三十三年,现在拿出来再看,就不禁感慨系之了。那天,坐电车的人特别多,大概都是和我一样的心理:想试试新,坐一段新电车玩玩。
从此,我就成了北京电车的长期乘客。从第一天就坐电车的乘客,一坐三十多年,是有些感想的:最初电车虽少,行驶尚还是平稳的;没到十年,就颠簸起来了。后来,到了抗战时期,车次一天比一天少了。少到1943年春天,有一天,天正下着蒙蒙的小雨,全北京市所有各条路线上,只有一辆电车行驶;少到胜利的时候,北京电车能够行驶的,只有十辆了。车也破旧不堪,走起来,叮叮当当地乱响,东颠西摆地乱摇,有人说:“北京电车怎么这么破呀?”那位司机员苦笑了一下说:“这我们就不用踩脚铃了!”
解放了,电车越来越多,走得越来越稳,时间又准,我每天上下班都乘电车,有轨电车增加到八路,平常每路都是准五分钟开出一趟,简直不要等车,并且又有了无轨电车。真是说不完的方便。我也始终记忆着三十三年前第一次乘电车的情景和那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号司机”。今年夏天,在偶然一个场合里,听到人说,当初那个年轻小伙子——一号司机,名字叫钱兴宽,他现在还开电车,他是一级司机员;并且说,在北京电车通车前,在天津学习开车的一批六十名司机员(解放前称司机生),现在还开车的,只有钱兴宽一个人了,其余的五十九人,都调职或转业了。这些话,勾起我许多感触和回忆,如果我能见到那个“一号司机”,我要好好向他祝贺一番。
中秋节后的一个早晨,我从崇文门到天桥去,坐的是七路电车,五二七号八轮车,我仍旧坐在离驾驶台最近的地方,习惯地看着司机员开车。看那虽然有了五十岁的老司机员,仍然挺着身杆、全神贯注地开着车,我心里一动:这莫不就是钱兴宽!车走起来了,猛然听到唰的一声关闸声音,我听了那个声音的率劲儿,不由地站了起来,探头一看,这个二目有神、长长的面庞的司机员,真像那三十三年前见过的那位一号司机。车到一站了,我问了一句:“同志,您姓钱吗?”他点了点头:“我姓钱。”没错了,准是钱兴宽,我高兴极了。车又到了一站,我又问:“钱兴宽同志,您什么时候有功夫,咱们可以谈谈吗?”他听我叫出他的名字来,惊讶地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可以。车开到天桥,我就下班了,可以谈谈。”他豪爽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们坐下,谈起来当年的事,他也很兴奋。他笑着说:“那年我才十九岁呀,怎不年轻力壮!今年我五十二岁了!”我说:“您虽然五十多岁,还和当年一样的精神。”他很感慨地说:“好容易盼到了今天,能多给人民开几年电车,就是很幸福的了。”我请他谈谈北京电车的变化,他说:“您刚才坐这趟车,稳不稳呢?”“平稳得很,再不‘摇煤球’了。”他说:“这不是我的技术好,这是解放后修的路基不同了,轨道也用焊接了,怎能不平稳!” 是的,我听说过,最初修电车轨道时,铁轨下面只铺了一层八十公厘碎石,碎石下面只有一层二百公厘块石,接轨部分,也不用电焊,走几年车以后,还不高矮不平吗!我又问他:“现在,比从前车多了吗?车好了吗?”他笑了,说:“这很简单,就是没有眼睛的人,也感觉得出来!您不是说北京有过这么一天,全市只出一辆车吗?这是真事,但那是过去的真事了。现在,平日每天行驶的电车,就有二百一十多辆,节日、假日更要增多到二百三、四十辆,工厂、机关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几条路线,增加班车,这从前能和现在比吗?”我说:“我瞧电车比从前漂亮了。”他急忙地说:“哪能光说漂亮?首先是电车都是自己制造的,其次是电车的质量也提高了,您没看我开的那辆八轮车吗;您没看那八轮车上电缸上铸着‘52式电缸·北京电车公司修造厂制’吗?提起八轮车来,编号都是五○一号编起的,五○一到五○六号,是从日本买来的进口货,开起来还有时候跳闸呢;现在,咱们自己做的电缸,多好使呀!”说着,他用手一比,仿佛他又坐在驾驶台上,抚摸着那可爱的电缸了。我们又谈了些行车班次的事,像环行路,绕北京市内一个圈儿,走三十个站,准准是七十五分钟;现在,各路班车,都是准点行车,谈到这些事,钱兴宽同志很气愤地说:“过去,电车哪里走过正点?谁愿意坐电车?环行路试行了三次都没成功,解放后试一次就通行了,这便利了多少乘客!竟会有人说,现在不如过去了,瞎子也不信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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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猴(雕塑) 捷克斯洛伐克 夫·文·文格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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