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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单干户从哪儿来的“优越性”？
本报评论员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不是有优越性”目前仍然是农村大辩论中的一个重要题目。
已经入社的人，有一小部分仍然是动摇的。他们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随大流”涌入了合作社，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认清和坚决相信合作制度的优越性。
没有入社的人，本来就不承认合作制度有优越性。他们在农村已经只不过是零零落落的极少数了。可是，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仍在极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宣扬着他们制造出来的所谓“单干的优越性”。
确实有一些单干农民近一两年的日子过得似乎“挺不错”，比起一部分社员来，粮也多，钱也多，“自由”也多。他们甚至故意在社员面前夸耀自己的“好生活”，挑拨社员和合作社的关系。这样，思想仍然有些动摇的一部分社员，心里就更不安稳了。
这一部分单干农民的“优越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在许多地方，经过大辩论，已经揭露出来了这个“谜”的“谜底”。
一部分单干农民的日子过得比一些社员好，原因之一是：大部分单干农民本来就是富裕中农，底子比较厚，土地比较肥；一些新办起来的合作社，在生产投资和社员生活费用等方面，一时还没有赶上富裕中农的水平。这是事实，应当承认。可是，事实也证明了：一个合作社，办了五年左右，就可以赶上以至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而且以后还会一年比一年办得更好，农副业生产可以全面大发展，农田基本建设可以发挥巨大的力量，社员的收入的增加、物质生活的有保证、精神文化生活的愉快，不是任何单干农民所能比得上的。
又一个原因是“有些单干农民不再从事农田基本建设了，不再储备和投入更多的生产资金了，他们尽可能把钱和粮食多用在‘改善生活’上边，甚至把牲口卖了把钱花掉。”这样，一时看起来，他们的生活过得挺好。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党的政策有疑虑和抵触的情绪，一方面是想用这办法引诱社员退社，是用的“破釜沉舟”之计。很明显，这办法是不能持久的。许多农业社坚持勤俭办社的原则，社员们为了长远的更大的利益，宁愿节衣缩食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农田基本建设，这样，就立于永远不败之地。那一部分单干农民表现出来的是败家没落气象，合作社表现出来的却是兴家立业气象。
一小部分合作社，由于干部缺乏经验或者作风不好，工作上出了一些毛病，没有把生产和分配工作做好，以至使较多的社员的收入比不上一部分单干农民，或者使社员感到家庭副业和日常生活上受到过多的限制，这些也是事实。但是，有些合作社内部不团结，社员情绪动荡，生产或分配没有搞好，却正是社内外反对合作社的人（包括一部分富裕农民在内）兴风作浪的结果。社干部工作上的缺点并不是合作制度的缺点，是可以改正的。
比较起来，以上谈到的都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从许多地方揭露出来的一些单干农民的情况看来，“单干优越”的来历，不外乎欺骗和剥削。许多单干农民的土地上的单位面积产量并不比合作社的高，他们的口粮和钱却比社员的多，这是为什么？一因他们瞒地、瞒产少交了公粮、少卖了余粮；二因他们年年拖欠公粮、统购粮；三因他们违法进行粮食投机和别的投机买卖，牟取暴利；四因他们向别的单干农民高价出租牲口、向贫困农民放高利贷；五因他们不服从国家计划的指导，把粮田棉田改种药材、荸荠等等；六因他们不遵守国家法律，逃避义务工，不修水利却坐享其成；……。粮多，钱多，原来是从这些邪门歪道里面得来的；“自由”，原来是用别人的痛苦和国家的损失换来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根本的原因，还是单干农民本身有毛病。一般地说，农民都有两重性。这一部分农民（其中绝大部分是富裕中农），作为劳动者的一面比别的农民要小一些，作为私有者的一面比别的农民要大一些。这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同时，同他们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也有很大关系。他们还把不参加开会、不受思想教育也当作单干的一大“自由”、一大“优越性”呢！实际上，他们这样做，从长远来看，对他们自己也是不利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结果，只可能有极少数人爬上去，大多数人会跌下来。这样做既然对国家不利，国家不能富强起来，对他们就也会有所不利。这样做，生产不能大大发展，他们的“有钱、有粮”和“自由”也就都很有限。这样做下去，他们这些人一定要落在时代后面；大多数人都光荣地愉快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着，他们这少数人终于会发现自己是多么近视，在大白天做“黄金梦”是多么可笑。当然，他们毕竟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积极的一面。只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他们是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一定要看清，在一些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对待单干农民方面也有一些缺点：对于单干农民放弃或者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和经济上的领导，不是粗暴、歧视，就是放任自流。曾经有一个时期，有一些地方对单干农民采取了“压”的办法。从今天本报发表的江苏宝应县委的文章里就可以了解，这种办法只能使这些单干农民更远地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甚至使有的人伤了感情，在懂得了合作制度的好处以后仍然不肯入社。有一些地方，对单干农民采取了“纵”的态度。一切工作，只抓合作社。单干农民既然成了极少数，对于完成各项经济工作的任务似乎是“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了。单干农民不交公粮，不卖余粮，不出工修堤修路，不按国家计划种植，甚至荒废土地去做投机生产，都没人管。既然留下了许多空子，单干农民自然就要去钻。开什么会都不找单干农民，不用社会主义的光芒去照射单干农民，却又总是一提起他们来就简单地说他们“顽固、落后”，大有“拒之于千里之外”之势，单干农民自然就难进步。
江苏宝应县召开单干农民代表会议的经验说明，对单干农民，既不可“压”，也不可“纵”。耐心地热心地启发他们，向他们讲清道理、摆明事实，让他们“大放大鸣”，自由争辩，他们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一次会开得好，不但统购统销问题解决了，而且有88％以上的单干农民表示愿意入社。这当然不光是这一次会的效果，是同办社工作和别的工作的成绩分不开的。但是，也决不可忽视这样一次会的作用。有些地方采取了让社员和单干农民在一起开辩论会的方式，解决“究竟是合作制度优越还是单干优越”的问题。只要坚持说理，不要开成“斗争会”，那也是可以的。
至于少数单干农民的违法活动，当然应该依法处理。在各项经济工作上，都要使单干农民没有空子可钻。不过，也要注意对合作社和单干农民同样对待，不加歧视。在同样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单干农民同合作社比赛。只有这样，才能使单干农民真正心服。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合作社一定能够比得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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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召开个体农民代表会议的收获
中共江苏省宝应县委员会
江苏省宝应县现有个体农民一千二百三十八户，占总农户的0.7％。合作化以后，放松了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有的地区除了征粮的会之外，没有找他们开过别的会。有些基层干部和农业合作社对于个体农民不是从团结出发，教育、争取他们入社，而是采取了排斥、打击的态度，在生产上对他们作了不应有的限制，在政治上歧视他们。由于这些缺点，再加上许多个体农民有资本主义思想，因而在个体农民同基层干部、农业社、国家之间产生了不应有的隔阂，不少个体农民，特别是他们中间的富裕中农公粮不肯交，余粮不肯卖，甚至同农业社“摆阵势”，企图拉拢一些思想不坚定的社员出社。有些个体农民故意把猪肉、白米饭捧出来吃给社员看。泾河区张桥、左堡等乡的社外富裕中农把麦糊饼带到田散给社员吃，并且讽刺地说：“你们今年可曾尝到过麦糊饼啊？我们已经吃过好几顿啦！”有些社员受到了个体农民的引诱和迷惑，也认为“入社不自由”，“不如单干好”。
为了巩固和扩大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中共宝应县委曾经在7月27日召开了一次个体农民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个体农民二百七十四人。
到会的个体农民各有各的想法和打算。有的不登底，怕“被处理”；有的是在下面受过干部的气，这回要上来讲理、出口气；有的在村里已经长时期没开过会，这回抱着“听听道理”的想法来了；有的估计这次开会，无非是谈入社问题的。对于入社问题，他们也抱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有的认为单干时间不会长了，打算秋后入社；有的要看大势，抱着“人家怎样梳头，我就怎样打扮”的观望态度；有的想再等几年，社办好了再入社；也有的人坚决不想入社。经过教育，大多数人思想通了。在粮食问题上，经过教育，积极拥护国家的粮食政策、报足产量、照缴公粮和照卖余粮的占代表的92.3％，还在豫犹的占4.1％，思想不通的占3.6％。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表示坚决入社的占88.4％，犹豫的占2.6％，思想不通的占9％。思想不通的大都是富裕中农和受过干部的气的农民。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首先统一了会议的领导骨干（县乡工作人员和社干部）的思想，明确指出个体农民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热心对待单干农民，并用百说不厌的精神去教育他们。在这次会议上，自始至终执行了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团结教育上中农的阶级路线，在团结多数的基础上批判少数人的错误思想和言论，这也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会议进程共分三步。
一 进行阶级教育启发群众谈心
会议开始，首先由县委负责同志作了动员报告，说明办合作社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目的。向大家检讨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是没有很好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对个体农民团结教育不够。要求个体农民同广大社员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听过报告之后，在讨论中，不少人打破顾虑，说出了内心话。根据代表们的反映，他们没有入社的原因，除少数人是坚决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外，一般的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望入社不得入。在合作化高潮中，有些贫农要求入社，干部却认为他们的“土地丑、农具差、劳力不行”，不让他们进社。有的人老婆嘴不好，好骂人，群众不肯要他们入社。泾河区张桥乡的徐庄、邵兴庄等村有九十户在合作化高潮中，集中了种子，准备办社，一直等到下秧的时节，干部还不肯帮助他们建社，动员他们把种子分掉了。又一种人是等等再入社。等甚么？无劳力的等儿子长大，有债的等还清债，军属等儿子回来，有的等社里生产搞好，老年人等赚个“棺材本”，少数受过干部打击的人等干部换掉。再一种人是怕入社以后劳动比不过人，收入减少，怕跟干部合不来，怕吃亏，怕受讽刺，怕不自由，等等。
这时，骨干分子同许多代表个别谈心，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然后再由积极分子去影响、教育中间分子。在这一阶段，思想搞通的有一百九十五人，占71％，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
思想没通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受干部打过、骂过的，心怀不满、怨气很大。他们说：“单干像小媳妇一样受欺凌”，救济、贷款没有份，猪糠、油证领不到，正像俗话所说的：“锅不热，饼不靠”。另有少数人是瞒报田亩，少报产量，不肯交公粮卖余粮，认为单干自由，“官不睬民不扰”。这两种人都说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
二 摆出思想问题大家热烈辩论
针对最后这两种人的思想问题，领导方面又作了补充报告，耐心地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对待干部的政策，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当作家务事处理，分清敌我界限，不要上敌人的当，要他们以主人翁的身分，帮助干部做好工作，加强团结，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
接着在小组里就以下几方面进行辩论。
1、新旧对比，谁好谁坏？
大家回忆亲身经历的事情，一致公认新社会不仅是好，而且好得多。旧社会里苛捐杂税多，地主逼租狠，高利贷滚利凶，再加上反动派的敲诈勒索，物价波动，这些像一块接着一块的石头，把农民压得一点气都透不过来。共产党领导农民往光明幸福的路上走，农民有了困难就贷款、救济，不断地从各方面帮助农民生产，再说不好的话，除非没有良心。金沟区林成银说：“1938年的洪水，冲走了我家五口人，一根筷子都不存；去年发了大水，靠了政府的帮助，还收了九十担麦子。……两下一比，一天一地。”过去不相信共产党的鲁光奎的老婆，在发言中也赞美现在的社会是太平世界，睡觉也稳当。活生生的事实，有力地驳倒了少数人认为共产党的领导对他们没有多大好处的说法。有人承认话说错了，还说：嘴上虽然那样说，心里还是拥护共产党的。
2、合作社到底好不好？
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人列举了合作社生产上的某些缺点，如麦子没打干净，秧栽得迟了，长得不如个体农民的好，农具没人管，耕牛瘦等等，但是，谈到产量，他们却说他们的产量没有合作社的高。这是想为少交公粮、少卖余粮找理由，并不是真心承认合作社好。等到把合作社在战胜自然灾害、合理施肥、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各种土地入社后增产的事实摆出来以后，他们才服输。望直区张楼乡贫农沈廷官说：“单干不用说没力量抵抗自然灾害，就连我家三口人种六亩四分田都忙不过来，生产上耕牛、农具俱无，求哥哥，拜姐姐，操心劳碌，生产难搞。这次回去就入社”。
3、粮食统购统销究竟好不好？
对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是没有人否认的。但是有人说：“就是口粮少了，四百六十斤不够吃。”经过回忆、对比，大家的意见一致了。夏集区刘迈元说：“过去贫农哪个吃到四百六十斤啊？ 种地主田，租一交，只落一身泥灰，每年秋后逃荒要饭，我长到十四岁没穿过裤子。现在穿吃不愁，再说生活不好的话，真是忘本！”
4、干部有缺点，应该采取帮助的态度，还是采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
到会的人对少数基层干部的坏作风极为不满，因此，开始讨论时有些“顶牛”，但最后还是取得了正确的认识。有的说基层干部都是贫农、中农的子弟，泥腿子出身，多数是想做好工作的，主要是工作方法不好，少数人有些自私自利的缺点，这些是可以改正的，不能一个说嘴歪，个个都喊歪嘴。有的事也不能都怪干部错。吕良区王良山说：“自己思想不通，不要乱怪人，比如干部搞统购统销，我们要私买私卖，这就是我们的错处。”山阳区戴士凤说：“凭良心话，现在干部脾气改得多了，社长卞丹元去年对我们总是呼吆喝之，现在对我们又关心又和气。春天我家的几亩麦子长得不好，我准备耕耖，社长好心劝阻，我听了他的话，每亩终于收了一百三十斤。”又说：“只要有共产党教育，干部都会变好的。”有些人接着说：“不能只要干部变，我们也要变。”最后，许多人一致的意见是：“我们和干部吵嘴是家务问题，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吵过就算了事，我们保证入社！”
会上发言很踊跃。经过讨论，人们分清了大是大非。泾河区到会一百四十五人，有90％的人表示决心在秋后入社。虽然有少数人对入社问题暂时还想不通，但他们也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势是肯定的了。
三 组织大会发言互相提出保证
在大部分人思想通了的基础上，组织了大会发言。同时有六个乡社干部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如割单干户的麦子的表示要赔偿，打骂过人的向大家道歉，应当供应的东西（糠、油等）以后照供应，应当救济的户救济，保证对个体农民和社员一视同仁。到会代表心情愉快，大多数人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泾河区何家宝在大会上保证，除了动员全家入社外，还要动员周围的个体农民入社。吕良乡烈属沈张氏在大会上说，她的大儿子为革命光荣牺牲，她家和共产党有血肉关系，不该不入社。这次回去，除自己入社外，还要动员别人入社。
这次会也教育了到会的干部：人民内部的问题可以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要耐心地倾听正面和反面的意见，然后分清是非，对合理的意见诚恳接受，能够兑现的立即着手办理；对错误的意见，要在多数人提高觉悟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否则得不到多数人的赞同。批判富裕中农的错误思想和言论，也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明确了这一点，对于克服少数同志的急躁情绪，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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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郊区农民大鸣大放
污蔑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的谬论受到群众批驳
乡和社的工作在群众的帮助下逐步改进
新华社18日讯 北京市郊区八十多万农民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现在，郊区的农业社已经普遍召开会议，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在进行较早的八个试点乡里，经过十七天大鸣大放后，群众正在展开大辩论。
北京市郊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8月中旬首先在八个试点乡开始的。广大农民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有90％左右的农户都有人参加会议，70％的人发表了意见。他们就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干部作风、肃反和遵守法制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意见。仅据东冉村、赵辛店等五个乡的统计，各阶层群众共提出一万一千六百多条意见，其中绝大多数是善意的批评和正确的建议。这些意见受到乡、社干部的欢迎，他们已经着手改进工作。
在已经开始辩论的八个乡中，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问题上。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坚决维护走合作化的道路。他们说，刚入社时，入社股金交不上，生活困难，在信用社贷了款；入社两三年后，股金交齐了，贷款还清了，按劳取酬，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还有人说，入社后吃穿不愁了，很多人盖了新房子，念书识字的人也多了；入社是第二次翻身，再不挨饿受穷了。但是，也有少数上中农特别是过去经常雇工或搞商业投机的人，认为“农业合作化没有优越性”，“粮食不应当限量，应该随便吃、随便买”。中苏友好农业社上中农社员苏德生经常辱骂干部和政府，认为“入社是进了螺蛳大院”（意思是走上了死路）。在辩论会上，许多农民道破了他的真实目的。贫农王宝山说：“单干时，你种了四十二亩地，有骡子、大车，经常雇工；入社以后，你一直不好好在社里干活，老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你才认为入社是进了螺蛳大院。”西红门乡曙光农业社社员用大量事实批驳了有些人散布的“农业社坑国害民”的荒谬说法。社员杨淑珍说：“过去我们乡里的积水排不出去，村西黄土坑是十年九不收的洼地。只有合作化以后才挖了大水渠，不光解决了排水问题，还开垦了一百多亩稻田，这能说坑国害民吗？”在批驳污蔑统购统销政策的言论中，许多农民用事实说明粮食统购统销后稳定了粮价，保证了农民的口粮。马池乡贫农丁梁氏说：“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治投机倒把的人；有了统购统销，谁想囤积倒把都不成了”。经过辩论，许多人觉得“头脑清醒、心明眼亮了”。
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北京市郊区的乡、社领导干部对农民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分析研究。有的乡、社已经初步改进了工作。丰收农社社员提出应当向社员公布农业社和生产队的账目，社务管理委员会已经决定整顿账目，召开大队代表会议，详细公布。星火农业社社员提出仓库混乱，找东西困难，影响生产。这个社立刻组织十几个人清理仓库，把库里存放的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中苏友好农业社的电磨不能满足社员碾粮的需要，现在社里决定从大车队抽出三十八头驴给社员推磨，并且把电磨改成“三班制”，提高使用效率。六里屯乡有些农民提出，供销社和粮食供应站的营业时间恰好是农民的生产时间，农民休息它们也休息，买东西不方便；经过乡里同有关部门研究以后，现在它们已经调整了营业时间。许多乡、社干部在这次运动当中接受了群众的批评，并且表示要认真改进作风。各乡、社初步改进工作后，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他们认为，意见没有白提，真解决问题。
目前，北京市郊区农民白天正在进行紧张的秋收工作，晚上休息时间继续开会鸣放和辩论，做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生产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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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农民预先交售秋粮
据新华社讯 河南省不少地区的农民在一部分秋季作物收割完毕后，提前预交预售秋粮。
今年粮食丰收的信阳专区，自秋季作物登场到目前为止，农民已预交公粮和预售余粮三千五百万斤。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预交预售秋粮七千多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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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大量养猪种菜
言北京南京等地部队节约大批粮食
本报讯 解放军各部队、机关、学校在不影响训练和不与民争利的原则下，大力开展了养猪、种菜等生产活动，预计今年可生产蔬菜两亿斤，猪肉一千万斤。
根据南京、广州、沈阳、北京部队的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共养猪六万余口，生产蔬菜一千七百余万斤。驻广州部队还养牛、羊和家禽近两万只，养鱼三十五万九千余条。许多单位还根据驻地情况，种植了向日葵和各种果树。
现有不少单位已做到了蔬菜大部分自给或全部自给；肉类也达到了自给3％至8％，个别单位达到了全部自给。这样不仅减少了市场对部队的供应，而且大大改善了部队的生活。
驻在边防、海岛的部队，由于副食品运输困难，都提出争取肉类、蔬菜生产自给。海军驻岛屿部队，在生产条件困难的情况下，种植了粮食、蔬菜、地瓜、果树，还饲养了许多猪、羊、鱼和家禽。舟山地区多数岛屿缺乏水源，驻岛部队在雨季就多种叶菜，旱季则多种根茎菜，以适应干旱季节。
解放军官兵们的生产情绪很高，他们充分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如抓紧早操、晚饭后的空隙时间下地生产。军官家属，也积极参加了生产活动。
新华社讯 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区部队已经节约了大量的粮食。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部队，在最近一个时期中，节约粮食一百六十三万多斤。部队各级领导十分重视粮食节约，有的单位开办了“节约粮食展览会”，对广大官兵进行了宣传。某部队在官兵中进行了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米支援灾区人民的教育，号召大家跟灾区人民同甘共苦。某部运粮时，大车驾驶手将洒在地上的粮食一粒粒地拣起来。有的单位在面案周围装上布兜，案板和发面缸之间搭上木板，淘米池内装上细纱罗底，防止米面撒失漏掉。
南京地区部队今年已节约粮食三百九十九万多斤。这个地区驻军的许多单位在节约粮食方面，做到了申请领粮数字准确，认真保管，计口下粮，人人爱惜。有些单位的炊事人员做到“四光”——米面袋子倒光，厨房地上扫光，锅碗瓢盆刷光，淘米筐子清光；就餐时全体人员做到“三净”——碗净、桌净、地上净；不掉一粒米，不撒半点饭。驻在海岛的某部队，为了防止仓库的粮食受潮和虫蛀鼠咬，采用垫高通风、吃陈储新、专人看管等办法，保护粮食不受损失。
武汉地区部队在最近也节约粮食一百四十九万斤。广州部队在今年第二季度，将广大官兵在供给标准以内节余下来的六十六万斤粮食上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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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
红安花生
湖北省老苏区红安县四万七千多亩花生丰收，预计每亩平均产量可达六百二十五斤，其中有一万四千亩花生达到亩产八百至一千斤的高额丰产纪录。去年这个县的花生每亩平均产量五百三十四斤，超过全国花生平均亩产两倍，今年将要超过全国花生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的两倍半。8月下旬，全国芝麻、花生参观团到达这里，他们认为全国各地的花生都出现过高额丰产纪录，但像红安县这样大面积的高额丰产是少有的。参观团非常重视这个县的花生栽培经验，将要在全国推广。
中宁枸杞
甘肃省中宁县盛产的枸杞是我国中药材中一种名贵的药材，长期销售于国内外。
中宁县种植枸杞相传已有数百年历史，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动政府用低价收购和加重捐税，压榨农民的结果，大量枸杞被砍伐，到1949年全县只剩下二千八百余亩枸杞田。解放后，党和政府对经营枸杞的农民给了很大帮助，解决了肥料的困难，供应杀虫粉，提高了收购价格，到目前为止，全县培植枸杞面积已达七千八百余亩，平均每亩产量由解放时的二十四点九九斤提高到一百六十一斤。 （新华社）
著名的山东莱阳梨，第一批十四万五千多斤正陆续运往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城市。
莱阳县今年可产梨四百四十九万余斤，较好的社较去年能增产10％左右，一般的也可增产4％—5％。今年梨的质量也提高了，预计一等梨可占50％左右，较去年增加10％。
（吴成殿、孙钦）
河南烤烟
河南省著名烤烟产区许昌专区等地的烤烟，今年虽然曾经遭受水灾，但是仍比去年略有增产。烟叶的颜色金黄，油质很浓，干净无虫眼，质量为数年来最好的一年。现在已经进入大量上市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已经收购八百二十二万斤，平均每天收购四十万斤。省收购部门要求，到年底收购到总产量的80％。 （新华社）
海宁络麻
全国著名的络麻产区——浙江省海宁县，今年所种的十六万亩络麻又获得了丰收。据该县农业部门估计，今年络麻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可比去年增产一成以上。
海宁县种植络麻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这里的络麻素以秆长、皮厚、产量高和质量好而闻名全国，是麻纺织厂的主要原料供应地之一。目前，这个县的麻农，在收剥络麻的同时，正在做着精洗络麻的准备工作，以便精洗络麻卖给国家。 （田明德）
（附图片）
莱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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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北部湾的秋季鱼汛到来了，北海市的渔业生产合作社修船整网，准备出海。 郭伟祺摄（南方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