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入
（1957年9月18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
郭沫若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许多代表曾经对章罗联盟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进行了批判。接着在首都和全国许多城市的科学界中也展开了批判。七月间，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有一百多位科学家参加的座谈会，费了五天工夫，集中地批判了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经过这一时期的斗争，资产阶级右派在科学工作方面的政治阴谋初步被揭发出来了，科学界的右派分子的反动政治面目在人们面前暴露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科学工作者在各个场合积极参加了这个战斗，表现了保卫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积极性。这就既保证了科学工作方面的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又大大提高了许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水平。我们认为，这是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重大的成就。
但是，在前一阶段的斗争中，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国科学工作者面前，在全国人民面前，揭发资产阶级右派在科学工作各方面的罪恶活动，还没有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在具有最强烈的阶级性的科学部门——社会科学工作方面的阴谋活动。我们认为，前一阶段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是尚未获得全胜，我们决不能就此结束战斗，中途收兵。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今天开始的这个座谈会，是七月间举行的座谈会的继续，是科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就在不久以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召开了两个座谈会，分别对资产阶级右派及其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作了初步的揭发和批判。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这两个座谈会，为我们今天开始的这个座谈会作了必要的准备。
章罗联盟提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的一个具有严重意义的行动。这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一方面，这个纲领是资产阶级右派整个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围绕着这个纲领，资产阶级右派在科学工作，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阴谋策划和具体活动。资产阶级右派对于提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这件事，作了很高的估价。他们在六月九日光明日报上，和发表这个纲领的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的“短评”。这篇“短评”是章罗联盟中的权威人士直接授意写的，足以代表资产阶级右派的意见。“短评”写道：章罗联盟提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不仅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向来说，具有新的意义，而且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式来说，也有新的意义。“短评”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右派早已决定，在他们的所谓“协助”共产党整风中，不仅要按照他们的设想“揭露”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而且要经过他们“调查研究”之后，提出意见，由他们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并且告诉我们，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提出，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参与国是”“体现相互监督”等方面，“丰富了新的内容”和“开拓了新的道路”。他们并且说，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以后“在每一时期或每一阶段”，都要抓住有关国家方针政策的中心问题，经过“各级组织”，去“调查”和“分析研究”，然后提出“建议”，以进一步“发挥”资产阶级右派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这篇“短评”表明，资产阶级右派自鸣得意，把提出这个纲领看做是实现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阴谋的一种十分高明的手法。他们准备参照这种做法，不仅在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国家工作的其他方面，例如在文教工作方面，政法工作方面，财经工作方面等等，广泛施展类似的手段。几个月以来各方面揭露出来的事实，难道不足以说明事情正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单就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来谈一谈。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中，有一章叫做“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在这一章里，右派提出了几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他们提出了应不应当重视社会科学的问题，说“社会科学并不是不重要，也应该有相应的发展”。起草这个纲领的幕后重要人物费孝通，三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了与此有关的问题，他说，“很多人耽心社会科学没有前途”，一直到他听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社会科学还有前途。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南，曾经指导了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正在指导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历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教育人民。并且一直提倡和鼓励社会科学的研究，去年还制订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二年远景计划。为什么现在突然会发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不重视社会科学的问题呢？为什么居然会发生社会科学有没有前途的问题呢？原来并不奇怪，因为右派心目中的“社会科学”，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而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他们这样提出问题，目的就在要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发展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
第二，他们更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写道：“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他们指责说，“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等等。他们并且积极主张：“应该恢复的应即采取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当重视起来”。也是费孝通，四月五日在民盟的机关刊物“争鸣”月刊召集的座谈会上发言，他说：“要发展社会科学，还有许多基本的认识问题要澄清一下”，“问题是不少的”，但“关键还是在我们怎样对待旧的社会科学，这个态度问题不解决，那些过去搞过社会科学的人的力量还是发挥不出来的”。在这里，右派居然狂妄地要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改变”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的态度历来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上一切阶级的学术文化，并且给以科学的评价，抛弃其中错误的反动的糟粕，批判地吸收一切有用的遗产。资产阶级即使当他们在历史上还起着革命作用的时候，由于他们的狭隘的剥削阶级利益的限制，他们尚且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科学，到了他们成为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后，他们的所谓“社会科学”，更只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哲学和反动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历史学等等，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只能采取原则否定的态度。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居然公开要求我们改变这种态度，并且用一切卑鄙的手段，来辱骂、污蔑和丑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企图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战斗的旗帜，以便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铺平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难道能够作丝毫的让步吗？
第三，他们进一步提出用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来指导我们国家的各项工作的问题。他们说，我们有“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的“偏向”，并且说，“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他们在这里，一方面污蔑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据客观规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产党和政府不准“学者们”从事科学研究，只准他们作些政策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事实是这样吗？暂且不说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体现着客观规律的，也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现在我们只问问右派先生们：党和政府究竟在什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资产阶级右派的无耻造谣，除了证明他们别有用心以外，还能证明什么呢？他们之所以这样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各项工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其目的就是为资产阶级右派参与制订国家的重要政策法令制造借口。他们说，“开国以来”，“在政法、财经等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不是“毫无缺点的”。应该鼓励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有关材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图谋改变我们国家各项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夺取国家整个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步骤。
各位先生！章罗联盟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在社会科学方面提出的问题的实质大致就是这样。但是问题决不仅限于此。问题还在于，他们不仅提出了这样一个纲领，而且早在这个纲领提出以前，他们就已经在各个场合酝酿和宣传这个纲领的基本思想，并且进行了许多组织活动，把这个纲领的内容，从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等方面，加以进一步的具体化和发挥。这就使得这个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反动性质更加鲜明，所起的恶劣影响更加严重。
关于资产阶级右派所谓“恢复”旧社会学的问题，我想请大家看一看费孝通二月二十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费孝通表示，“社会学”这块牌子是否恢复，他并不重视，他所真正关心的是要在实际上用资产阶级社会学来进行“社会调查”，来“研究”“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阶级消灭后的人和人的政治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与“人事管理制度”等等问题。费孝通的这些文章充分表明了主张“恢复”社会学的真正用意，这种主张和章罗联盟的整个政治阴谋完全合拍。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费孝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资产阶级右派这个时期中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要题目。右派所以注意“党和非党的关系”，“人和人的政治关系”，就是要煽动党外人士起来反对共产党。右派所以注意“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来代替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例如采用“两院制”之类。右派所以注意“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就是为了用民主党派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以至使民主党派成为反对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的工具。右派所以注意知识分子问题，就是为了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知识分子引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右派之所以要讨论什么“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管理制度”等问题，意思那就更明显了。他们不是大喊大叫我们没有充分“发挥”右派知识分子的“力量”吗？他们不是集中火力来攻击我们的人事制度，造成口实，好让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出来染指国家工作的决策吗？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这些积极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右派分子，都十分强调他们的所谓“社会调查”，他们的用意又是什么呢？我们只要看一看这样一些事实，便知此中消息：罗隆基、黄绍竑、谭惕吾等等右派首脑人物，不也是利用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去“视察”，也就是“调查”，乘机捕风捉影，歪曲真象，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吗？最近发表的费孝通的“重访江村”和李景汉的“北京郊区农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两篇所谓“调查报告”，不全是假借“农村调查”之名，大肆歪曲事实，污蔑农业合作化，极尽挑拨农民和政府的关系，挑拨工农关系之能事吗？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他们在“社会调查”的幌子下，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的活生生的写照吗？
现在看得很清楚，资产阶级右派所以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其目的不是别的，是为了实现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是为了以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来反对并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是为了到处挑拨和扩大矛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为了组织和动员反动力量，准备条件，逐步实现资产阶级右派的穷凶极恶的政治阴谋，造成天下大乱，动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迫使共产党“下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说，资产阶级右派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不是什么学术范围以内的问题，而是一种重大的政治阴谋。
资产阶级右派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其目的也是一样。他们的这个企图，集中地表现在右派分子陈振汉草拟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这一纲领性的文件中。陈振汉秉承章罗联盟的意旨，首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中包括计划工作、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没有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以致偏差颇大，错误很多，损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据陈振汉说，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过了时”的“敝屣”，不能指导当前的国家经济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员不懂得经济学常识，是一些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这个局面岂不是糟糕透顶吗？那末怎么办才好呢？陈振汉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回答：这好办得很！他的办法的第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然既早已过时，“是敝屣就应摒弃”，干脆把它扔掉，改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凯因斯的经济学说，把它作为国家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好了。办法的第二条是：现在的国家经济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员，既然不能担负领导的重任，那末干脆请他们下台，让这批资产阶级右派的“经济学家”或者喜欢这批“经济学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经济工作方面应该如此这般，经济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也应该如此这般。陈振汉的“意见书”数易其稿，洋洋数千言，其主要内容，事实上就是这样。
根据以上所说的这些事实，请问右派先生们：你们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张，不正是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组成部分及其具体化吗？不正是资产阶级右派重大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吗？你们要作出否定的回答，那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各位先生！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保证学术的繁荣和发展的方针以来，我们科学工作者是衷心拥护这一方针的，并且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是坚决执行着这一方针的。当一些右派分子的反动政治面目还没有暴露的时候，虽然他们对旧社会学表示留恋，可是我们仍然尽可能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期望他们能够贡献有用的知识和能力，做出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并且在工作中逐步改造自己，但是这些右派分子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学术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一回事。这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条界线是绝对不能混淆的。现在有些右派分子企图混淆这条界线，颠倒黑白，淆乱视听，这是不能容许的。
在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中间，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是比较深的。经过了几年的思想改造，大多数人都有了进步。一个有浓厚资产阶级思想的科学工作者，要彻底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在这种改造过程中，难免还有旧的思想残余。重要的是要不断自觉地用新的思想来克服旧的思想。但是右派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坚持反动的立场和观点，对新社会充满敌意，处处与人民为敌，一有机会，就出来反对人民政权，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仅仅有一些错误思想的人，和在政治上站在反动立场的右派分子，当然不能混为一谈。反右派斗争，使得我们所有的科学工作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哲学社会科学是阶级性党性特别强烈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直接担负着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任务，更应该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真正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旗帜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战斗。
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续胜利，还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社会思想复辟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性质的斗争，当然不能不是十分尖锐的。我相信，到会的所有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说理斗争的原则，对右派分子进行揭发和批判。同时，我们希望社会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能够在全国各地进一步开展和深入。最后，我们希望科学界的右派分子最后不至于完全辜负人民的期待，能够有所悔悟，彻底交代他们的罪行，以取得重新做人的机会。
第2版()
专栏：
煤炭工业部反右派斗争节节胜利
中间状态群众向左转工程技术人员投入战斗
部分右派分子低头表示要彻底交代重新做人
本报讯 煤炭工业部反右派斗争向深入发展。在反右派初期，约有60％左右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目前绝大多数已经向左转，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也都积极地参加了说理斗争。
该部自8月30日起，连续召开了工程技术人员的辩论大会，批判生产司四级工程师、右派分子王复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在批判王复先的“共产党不能领导技术”的谬论时，煤矿地质总局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竹家激动地说：旧中国三十三年培养的地质人员不足三百人，而且大部分走头无路，生活无着，逼得有的人转业教书，有的人当银行会计，有的人下井挖煤，而幸运能作地质工作的只不过百人。旧中国根本没有专门的煤矿地质机构和钻探队伍，地质研究工作更是可怜，那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和“南京地质研究所”，工作人员不过几十人，设备不过是几台显微镜而已。而解放后怎样呢？全国现有大专地质系的学生达一万人。几年来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已有五千人。在地质技术上，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已经掌握了从普查到精查整套的勘探技术。现在，我们已经有五十一个综合勘探队，每年可以完成一百三十万公尺的钻探量，提出百余件地质报告，获得五十亿吨精煤储量。他质问王复先：新旧社会孰优孰劣，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从这些事实中还得不出公正的结论吗？
王逸凡工程师在批判王复先恶毒地挑拨党和技术人员的关系，诬蔑“党不信任技术人员，有职有权只是一种口号”时指出：自1955年开始，煤炭工业系统建立了各级管理机构的总工程师制和技术责任制，部内各技术部门都有工程师负责处理技术问题，凡研究或决定重大技术问题，一向都是经过技术人员讨论而作出结论的。以王复先本人来说，1953年由抚顺调到北京煤矿管理总局当选煤科长，以后又提升为四级工程师，他参加过部务会议，有关选煤技术问题，不少是采纳了他的意见，而王复先硬说党不信任技术人员，这岂不是别有用心的鬼话！
在广大群众的声讨下，该部其他单位的右派分子也都纷纷狼狈溃败。
如北京煤矿设计院的右派分子郭中元，公然提出了一整套取消党领导科学技术的组织方案，企图以此来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在全院辩论大会上，蒋洪巽工程师驳斥他说：解放以前，国内没有一个煤矿设计院，也没有一个现代化的矿井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但解放以来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经有了九个煤矿设计院。其中以北京院为例，已经完成了六十对矿井的全套设计，从中小型矿井设计发展到可以设计年产二百四十到四百万吨的大型矿井，目前还正在准备开始水力采煤的设计。这些成绩都是党领导的结果，取消党的领导，就是断送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
又如诬蔑肃反运动的洗（煤）选（煤）设计院右派分子刘斌，北京设计院的诬蔑和攻击积极分子的右派分子吴永安、杨泰生等，都遭到了群众的痛斥，而完全孤立。
现在，这些右派分子当中，有不少人已经低下头来，服输认错，并向群众表示愿作彻底交代，重新作人。
第2版()
专栏：
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座谈会揭发大量材料
证明钟惦棐仇恨党的文艺事业
据新华社18日讯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最近继续举行多次座谈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反党分子钟惦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座谈会上揭露的许多事实和材料说明，这个自诩为“权威”的钟惦棐，实际上是冒充内行、假充博学。许多导演、演员等人的发言都指出：他的一些文章中除了基本的观点有错误外，甚至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如钟在“电影的锣鼓”一文中大加批评的“纸带录音机可否要改作磁性录音机”也要呈请电影局批准，其实这两者原来就是一个东西。钟惦棐从前在文化部艺术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对党所分配的工作总是兴趣不大，从来不去很好地完成，采取了严重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他所办理的公文，非常粗糙，甚至文字不通。但非常热心自己的写作，追求个人的名利。他在中宣部时，自称与许多文艺处的领导同志“缺乏共同语言”，反对领导，和同志不来往，“离群索居”，但是和一些“知己”何迟、郭维等右派分子和一些被他欺骗蒙蔽的青年往返亲密，门庭如市，泄露党的机密，谩骂领导。他以“帮助”青年为名，将一些人控制在他的手下，企图造成自己的势力，例如他“帮助”青年作者张弦发表电影剧本后，凡是杂志编辑部要同张弦谈话，就必须通过钟惦棐，甚至到阻止张弦参加电影剧作讲习会、亲自代张收转稿费。钟到处搞钱，其手法之恶劣不下于吕班，他写信问张弦可否“送”他一点钱买书，居然受之无愧地接受了一百元。钟惦棐对“不拘小节的人”的剧本提出过一些意见，竟直接向长影编辑处长写信提出：“可否给我一点编辑酬劳”；但是要用“绝对的秘密的方式”。
大会上揭发的材料，证明了钟惦棐顽强地反对党的文艺方针。他厌恶谈艺术为政治服务，说，“不管什么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感动人的就是好影片。”他也否认艺术家思想改造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主张艺术家有“更大的自由”，钟惦棐并且十分厌恶、仇恨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领导艺术的只能是艺术家”。
钟惦棐不仅是在文艺思想上反党、仇恨党的文艺事业，并且对整个党进行恶意的攻击。最近一次座谈会上的揭露，5月下旬，他向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个记者发表了极其恶毒荒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对北大右派向党进攻颇为称赞，认为是“五四精神的复活”。他还诬蔑“好干部”和“党性强”就是“喝喝茶、抽抽烟、看看报、唯唯诺诺。稍有一点独立见解不是扣右倾就是扣左倾。”在多次座谈会中，许多电影艺术工作者热烈发言驳斥钟惦棐的一些谬论。老电影工作者罗静予以解放前后的电影事业作了鲜明的对比。他指出解放以来我国电影放映单位比解放前增加十多倍，观众比解放初期也增加十多倍，建立了自己的电影机械工业，有力地驳斥了钟惦棐今不如昔的谰言。刚访问过法国回来的何文今、王家乙在发言中举了法国广大电影工作者遭受到各种困难，受到失业的威胁，有正义感的电影艺术工作者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所愿意进行的创作等事实来驳斥钟惦棐企图把电影“倒退”回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导演成荫、干学伟，电影学院钟敬之、许之乔等人发言都谈到苏联首先在电影艺术中创造了难忘的工人阶级新英雄的形象，开辟了电影艺术更普及、更深入劳动人民的新纪元，并且列举许多事实说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是和苏联大公无私的帮助分不开的，驳斥了钟惦棐反对学习苏联的谬论。在最近一次大会上，钟惦棐作第三次检讨后，主席陈荒煤向大家宣读了钟惦棐对“中国青年”记者发表的反党言论。指出钟惦棐的检讨仍然没有改变立场。指出钟惦棐不仅是在文艺思想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发展到对党中央领导和重大政策有恶毒的攻击和诬蔑。责成钟惦棐应该向党老老实实，彻底交代。
第2版()
专栏：
阴谋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陈达制造了系统的反共谬论
据新华社讯 北京劳动干部学校经过一个多月来的斗争，揭露和批判了副校长、“社会学家”、右派分子陈达的有系统的、纲领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陈达对共产党进行了最恶毒地、有系统地污蔑和咒骂。他说：“共产党最好不用‘党’这个字。在我的思想上对‘党’这个名称是有抗拒的……如果不用‘党’这个名称，改用‘盟’，会更好些，盟是志同道合的意思，盟员即是志同道合的成员。这与共产党员称‘同志’要接近些，与为人民服务和改造世界的崇高理想要接近些。”群众在大字报上指出，陈达说对“党”这个名称有抗拒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要取消共产党。群众揭露出下列事实来论证这一点。陈达说过，“中共领导革命很有办法，而对科学工作，我认为还不能领导”。他又说：“有些党员对他领导的工作不懂，却又要他来领导，许多问题都是从这里发生的。”
陈达又诬蔑劳动部党的领导和被领导者说：“部里的领导分层，每层都要党员负责。这种领导仿佛是下棋的方式。被领导的人好像是棋子，党员说一下，他们动一下，党员不说，他们也不动。下棋的错了，别人也跟着错了。这种领导方式对于工作对于提高干部不会有很好的效果的。”
陈达故意把“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曲解为共产党员自命高人一等的意思。他把共产党员比拟为帝国主义分子，比拟为“自以为高尚的白种人”，比拟为“自以为奉上帝之命的基督徒”，他诅咒共产党将要和这些人一样“由于自以为特殊而衰败，以至走向末路”。
陈达在毒骂了共产党、否定了党的作用以后，再回过头来嘲笑、污蔑工人阶级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他说，无产阶级无知识，怎能称先进阶级？他又破坏党的群众路线说：“以前在解放区里专门性的问题少，可用三个臭皮匠去顶一个诸葛亮；现在不同了，我们要请求诸葛亮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诸葛亮是应该越发受到尊重”“今天的臭皮匠三千个也顶不上一个诸葛亮”，“对于技术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专门的知识，臭皮匠不成了，必须要诸葛亮才能解决”。
按照右派分子陈达的说法，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党的领导干部和群众都是臭皮匠，无产阶级又没有知识，那末，只好请陈达那样的由帝国主义教养出来的“诸葛亮”上台了。
第2版()
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汪岗提出狂妄主张要多办反党的报纸
四川工人日报总编室主任右派分子汪岗，在今年上半年，先后在报社内外，公开地系统地攻击共产党的办报路线。他狂妄地要求取消省市党委的机关报，主张多办不受一定的机关领导、监督，可以随便批评党委的“群众报”。这家报纸在汪岗的操纵和影响下，5、6月份以大量的显著的篇幅，用特大字号标题，连续登载了“童尸案”、“她的死”等耸人听闻的色情、谋杀案件的新闻；还专门开辟了“方方信箱”、“小诸葛服务台”两大栏，经常登载一些“阴阳人”、“失恋的苦闷”、“一个人爱上了两姊妹怎么办”以及讲究吃、喝、闹、玩等低级趣味的东西。这张报纸还辟了一个“讽刺”专栏，专登丑化共产党员和新社会的杂文、漫画。
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制度
张庆恒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言人
党内右派分子张庆恒（原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国营农场管理处副处长），极力诋毁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制度，并公开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污蔑统购统销政策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把农民弄的死死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要闹事，闹起事来人人都会参加，天下就要大乱。”他还说：实现合作化是挖了他的老根，“今后有钱也不能买地，谁还积极生产哩！”因而他疯狂地污蔑和攻击农业合作化制度说：“农村一切问题都是由于合作化带来的”。
现在，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干部正继续深入揭露和驳斥张庆恒的罪恶言行。
攻击党的领导和选举制度
马云风堕落成党的叛徒
北京航空学院揭露了党的叛徒、学生马云风。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就在学校里的马路上、教室里、厕所内写反动标语。整风开始后，他张贴了“组织手段过时了”和“几条拙见”的大字报，集中攻击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他还攻击我国的选举制度说，“公民选举权不平等”，要“自由竞选”，甚至“坏分子也可以竞选”。他公开主张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第2版()
专栏：
谎言不能当作批评
易槐
在上海市人民代表会上，右派分子彭文应向党放出一枝恶毒的冷箭，他说，他的罪过只是“过去对成绩谈得太少了，要求给他一个机会在人代会上歌颂一下新中国十五个方面的伟大成就”。有一些右派分子，当他们的罪行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往往和彭文应一样佯做退却实则反扑，说什么错误在于只讲缺点没讲成绩。言外之意无非是：党只许歌颂不许批评。
右派分子的“批评”是些什么呢？请看7月7日人民日报上登载的章伯钧的来信。这个右派头子为了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为了说明共产党的“大势已去”，在他召集的六教授会议上说：“国家计划委员会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可是要求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已贴到李的办公室门口”。计划委员会的同志们向章伯钧提出了抗议，揭穿他的谈话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章伯钧才狼狈不堪的写信给人民日报承认这是他站在反动的立场上造谣。罗隆基反动小集团的骨干分子刘王立明，在攻击新社会社会秩序的时候，曾经煞有介事地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她说，河北省三河县有个王奎村。王奎村一个复员军人的父亲，为了抢劫钱财，竟然把分别多年已不认识的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儿子掐死了。可是，经过调查，三河县是既无其村又无其事。打开每天的报刊，被揭露的右派分子的类似谎言简直是举不胜举。这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捏造和撒谎。这难道能够算是批评？
有人会说，右派分子虽然造了不少谣，可是，有时候他们也多少接触到了党的缺点。这不错，可是，我们还得看看右派分子究竟是怎样谈到党的缺点的。有人说右派分子是拿着显微镜来对待党的缺点的。晴空上刚刚出现一点云霓，他们就要形容成乌云遮天，暴风雨顷刻就要到来。他们可以把党的缺点夸大到十倍、百倍以至千倍。个别党员作风上的缺点，可以成为他们否定整个党的根据；执行政策中的某些缺点，可以成为反对党的政策的根据。发现某一党员领导干部有点官僚主义，他们就要叫所有的领导者“下台”，赶快“让位于贤”。
右派分子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然不是什么认识上的偏差，而是为了否定、反对、以至打垮党的领导。真正善意的批评，则是为了使党更巩固更强大，使党的领导更坚强更正确。二者之间难道有丝毫共同之处吗？
第2版()
专栏：
丁聪妄想挂帅独霸画报界
人民画报揭露这个当副总编辑的野心家
据新华社18日讯 “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丁聪（民盟盟员）与另一副总编辑胡考，编辑沈百昌、周绍昌等勾结，企图篡夺人民画报，独霸我国画报界的阴谋活动，已在“人民画报”编辑部最近连续举行的批判会上被揭发并受到批判。据揭发，他们的步骤是：首先篡夺“人民画报”，然后独霸我国画报界。如果此计不成，他们就打算出版两种“人民画报”，制造分裂，将现在“人民画报”所有的党员赶出去，另出画报，由丁聪和他的小集团来把持现有的“人民画报”，将它变质，专向资本主义国家销售。再不行就专门去搞“同人刊物”，和共产党领导的画报唱对台戏。丁聪参与准备搞的“同人刊物”打算专辟一栏，登载其他画报和杂志不用的退稿，并把编辑部的退稿信件一起发表出来。还计划向国外发行。他们计议这个刊物无论在那里出版，都不容许共产党来“干涉内政”。当他们自以为进攻即将得手之时，丁聪就俨然以中国画报传统的化身自居，积极准备“挂帅登场”，在他的授意下，沈百昌和周绍昌草拟了一个改组“人民画报”编辑部的方案。在这个方案里，丁聪就成了总编辑，六个编辑中没有一个党员。
揭发的材料还证明：丁聪在历史上也并不是像他自己所吹嘘的那样是个进步的民主人士。1944年，丁聪在昆明美军战略情报局心理作战处工作，常为美军座上客。他在为战略情报局所作的一幅除五毒的宣传画中，竟恶毒的污蔑正在英勇领导抗日的共产党是一毒，和土匪、汉奸等相提并论。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丁聪、沈百昌、周绍昌等开始承认了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第2版()
专栏：
对右派温情就是对人民无情
教育犹疑观望的群众参加斗争
武汉工商界又揪出一批右派分子
新华社武汉讯 武汉市工商业者克服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使反右派斗争逐步深入，一个多月来，又揪出一批新的右派分子。
武汉市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前一阶段，有不少工商业者害怕斗争“过火”，认为“区里的小右派分子无什么反头”，“右派分子已经反得差不多了”。他们对反右派斗争抱犹疑观望的态度，使反右派斗争遇到一些阻力。
武汉市和各区工商联、民建会等组织，为了帮助他们克服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举办了大报告，组织了谈心会和个别交谈，向他们介绍右派分子的罪行，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且详细解释政策，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还请他们帮助进行工作，使很多人提高了觉悟。江汉区公私合营新中土产纸张商店主任、私方人员胡靖斋，和江汉区工商联常委、右派分子李仁荪在私方人员讲习班一起学习过，掌握了很多李仁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但是，他开始不肯揭露，觉得同在一个小组学习、生活了四个多月，彼此很熟悉，总有些揭不下脸皮。经过各方面对他教育和帮助，他认识到别人在辛辛苦苦建设社会主义，而右派分子却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认识到斗争右派分子有温情主义，就是对人民无情。因此，他们积极揭露了李仁荪在学习时所散布的诬蔑党的政策和赶走公方代表的“经验”等反动言行。胡靖斋还在休息时间，三次到外区去邀请原来在一个小组学习过的工商业者一起回忆和研究李仁荪的反共言行，邀他们参加斗争会，同时搜集到李仁荪的一些反动文稿。由于人证物证俱全，右派分子李仁荪不得不低头认罪。武昌区工商界青年江华林，过去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可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却沉默起来，原来他认为所以批判区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右派分子刘广仁，是因为工商联领导之间有矛盾，闹宗派。区工商联了解他的思想情况以后，就在对证刘广仁罪恶言行的材料时，邀请他同去。当他发觉大家揭露出的材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时，恍然大悟，积极行动起来，到处搜集右派分子的材料，并且串连、发动和他有同样思想问题的人参加斗争。
第2版()
专栏：
孝子 华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