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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救灾工作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五十七次会议通过）
今年7月以来，山东、河南、安徽、江苏、黑龙江、吉林等省的部分地区遭受了水灾，内蒙古、山西、陕西、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区遭受了旱灾；广东省的部分地区遭受了台风灾。据目前情况看，在全国范围内灾情较1954、1956年为轻。但是在局部地区还是重的，救灾工作是艰巨的。为进一步做好救灾工作，现在决定如下：
一、农业生产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农业为工业提供粮食与原料，农村是工业品的巨大市场。没有发达的农业，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工业。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土地十分广阔，气温跨寒、温、亚热三带，局部的自然灾害是每年都有的。因此，从事农业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同灾荒作斗争，才能得到发展。为此，各地不要孤立地去看救灾工作，应当把救灾工作看作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救灾工作也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结合进行。今年特别是要通过今冬明春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来结合进行救灾。
二、救灾工作的关键在于领导的重视。有灾各地应当把救灾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领导负责，全体动手，把得力干部派到重灾区去从始至终地负责指导工作，不到荒期结束，不轻易调动。对轻灾区也要经常派人下去检查。灾区的干部应当同群众密切联系，同甘共苦，严格防止官僚主义，及时掌握灾情和它可能发生的变化，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生产救灾委员会和它的办公室应当加强，各有关部门应当密切配合，以发挥一切救灾的潜在力量。
三、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战胜灾荒的有力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在抢救、补种阶段发挥了组织起来的优越作用，还要继续在救灾工作上发挥作用，并且通过救灾工作使合作社更加巩固。目前应当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大辩论，使灾民认识：依靠合作社战胜灾荒的优越性，同一切破坏合作社的坏分子作斗争，同时并且应当克服悲观、散伙、外逃等错误思想。
四、灾区应当进行全面规划，逐社逐户安排。首先，核实灾情，做到实事求是，纠正夸大灾情的偏向。其次，安排生产，不仅要安排合作社的农业和副业生产，而且要安排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生产。安排生产应当尽量同国家举办的农业基本建设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以工代赈。再次，安排灾民的生活，组织互助互济，或者由政府的农业贷款或救济费中给以帮助。由于经过了对每一灾民都负责任的全面规划，不但可以使政府做到心中有数，能够有计划地使用贷款、救济款，而且也可以使每一户灾民增加信心，鼓舞起生产的积极性。
五、在水情仍很紧张的地区，应当做好护堤、抢险的工作，并且做好抢救灾民的各种准备，以便万一村落被水淹没的时候及早安全转移。已经集体转移的灾民，如家乡被淹短期不能返乡的，应当即在非灾区分散插社，但是不应过于集中。
六、灾区应当掀起生产运动的高潮。加强受灾作物和晚秋作物的田间管理，积极准备冬麦的肥料和种子，适当扩大冬麦播种面积，保证做好种麦工作。凡能抢种蔬菜、荞麦、红薯的地方，应当抢种。有灾省、区的非灾地区，应当尽力争取超额增产，以丰补歉，支援灾区。今冬明春还应当开展防洪、防涝、防旱等各项水利建设工作，开展积肥工作，以掀起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应当保护灾区的耕畜，用割草贮青和赶种谷草、转移牲畜等办法来解决饲草不足的困难。灾区还应当实行多种经营，开展集体副业和家庭副业生产。各省、自治区应当责成财经部门做好灾区副业生产的安排和组织工作，积极解决原料供应和产品推销问题，避免生产中的盲目性和商业投机活动。经常遭灾地区的农业社，应当建立比较经常的副业。
七、对水灾地区的被毁房屋，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合理调配劳动力，利用旧料，因陋就简，在冬前迅速修复，但是也应当保证坚固安全。对于资金材料不足的分别情况酌给救济或者贷款。应当设法解决灾民烧柴的缺乏，并且提倡节约燃料。
八、灾区应当防止疫病流行，纠正干部只重救灾疏于防疫的偏向，发动群众开展卫生运动，改善环境卫生，实行饮水消毒。并且组织中西医务人员深入灾区巡回治疗。
九、救济款应当用在最需要的时候和必须救济的灾民身上，严防滥发，以免助长灾民依赖思想，减弱生产积极性。应当酌情降低救济标准，反对平均主义和发放不公的偏向。发放救济款的时候，应当同全社的逐户安排生产结合起来，实行民主评议，只对毫无生产能力或者虽生产自救还不能维持生活的灾民酌情救济，并且应当严格手续，公开账目，经常加以检查监督，以免发生浪费、贪污、挪用、发放不当等弊端。个体农民合于救济条件者，应当一视同仁。贷款应当视各农业社的情况分别发放，并且在非灾区做好归贷工作以支援灾区。
十、灾区应当大力提倡节约，发动灾民搜集一切可供食用的代食品，禁止用粮食煮酒熬糖。对于送礼、请客等铺张浪费行为要加以纠正。有灾省、区在所属城市、工矿区和非灾农村也应当厉行节约，适当地降低粮食供应标准，以适应全省遭灾的情况。
十一、今年有些灾区粮食减产很大，须从外省调运，还有很多有关恢复灾区生产和灾民日用必需的物资也需要调运，各省、区务须全盘计划，及早动手，以保证灾民需要。
十二、灾民盲目外逃的现象应当及早制止。主要靠加强灾区救灾工作，救得好，劝阻灾民外逃就有力。同时，要加强灾民思想教育，对个别不事生产串连外逃的，应当努力制止。各城市和工矿区要严格执行用人制度，不许私自招工或者随意吸收临时工，对盲目流入人员要动员遣返。铁道部门要严格查票，对无票外流人员要负责交就近车站遣返。
十三、各地不但要做好救灾工作，同时应当结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讨论，定出切合本地情况的具体规划，开展小型水利建设，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加强植树造林，争取逐步减少灾荒，以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丰收地区并且应当开始储积余粮，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
根据以上各项决定，各地应当结合当地具体情况研究执行。有灾各省、区的救灾工作进行情况，今后务必于每季度向中央救灾委员会作一次报告，临时重大问题应当随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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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工会代表会议开幕
准备第八次代表大会、研究整风工作、迎接建设高潮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今年12月2日召开。这次大会将全面总结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会工作，选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会和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的报告。这项决定，是今天在北京开幕的全国工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
赖若愚在今天的代表会议上致词。他说，这次代表会议除了讨论有关召开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以外，还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着重研究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迎接在整风的基础上即将出现的生产和建设新高潮的问题，同时讨论一下有关工资和职工生活福利的问题。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工会联合会和各个产业工会的代表共一百八十九名。
北京市工会联合会主席王炯在今天的会议上介绍了北京市工矿企业整风的情况。
全国总工会生产部部长王家扬，在今天的会上作了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发言。他分析了今年上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情况。王家扬说，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深入、广泛的，职工群众的生产情绪也是高涨的，1到8月份的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都已经超额完成，并且在运动中取得了许多新的经验。王家扬说，目前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企业中逐步普遍深入展开，经过大鸣大放、辩论和边整边改以后，企业面貌必然焕然一新，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也将大大提高，增产节约运动将会出现新高潮；加上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职工群众要求全面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热情也很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和掌握这个有利的新形势，主动做好准备工作，以促进生产上、建设上新高潮的到来。
王家扬针对当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先进生产者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今后应注意加强和改进的几项工作：（一）继续重视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组织群众开展合理化建议；（二）要依靠老工人、团结青年工人，同时要发挥科室人员的作用来共同搞好生产；（三）改进社会主义竞赛的总结评比和奖励工作；（四）改进社会主义竞赛的组织领导工作；（五）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全国总工会工资部部长王榕也在今天的会上就工资问题作了发言。
这次会议预定举行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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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汉宸举行宴会
祝贺印度展览会在北京开幕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今晚举行宴会，祝贺印度展览会18日在北京开幕。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代办辛格、拉·库·尼赫鲁大使夫人、代办辛格夫人、印度展览会代表团团长潘尼克和代表团工作人员。
南汉宸在宴会上致词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最古老的国家，在过去几千年中就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一直是友好的。现在两个国家都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都在全心全意地建设着独立、幸福、自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国展览就在印度举行，我们愿意让印度老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就。中国人民很早就盼望印度到中国来举行展览会，我们很愿意看看印度人民在建设中的伟大成就。我们对这个展览会非常欢迎；互相观摩成就，会更加增进互相的了解和更加巩固友谊。
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代办辛格致答词说：我们两国过去已有很多友好接触，今后会有更多友好来往，这次展览会是中印两国经济、文化联系方面重要部分之一。它会促进互相了解，更好地表达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和印度展览会代表团团长潘尼克也在宴会上讲了话。
出席作陪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陈翰笙，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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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俭建国勤俭持家 妇女责任十分重大
据新华社16日讯 出席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今天在大会讨论中强调指出，妇女们坚决拥护这次大会所提出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根本方针，认为贯彻这个方针，将会更充分地发挥广大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代表们特别指出了妇女在勤俭持家中的特殊作用。她们说，所谓“女好一家”，正说明了妇女在勤俭持家中的重要地位。鞍山市妇联代主任管冀明在发言中谈到，鞍山市职工家属今年在受到“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教育后，开始改变比阔气、比排场的风气，使市场有了新的变化，当时几种主要消费物资的供应紧张情况很快就有了缓和。根据统计，今年第二季度比去年同期节约了自来水三十七万多吨，电二十三万多度。有一个区在6、7两月中就节约了三万四千多斤粮食，有一条街7月份一个月自动交出节余的布票八百尺。7月份全市存款比去年年末增加了四十万元。管冀明说，她从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这一方针的重大意义，她保证今后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认真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
江苏省妇联会主任石坚举出很多生动的事例来证明妇女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重大意义。她认为勤俭持家是勤俭建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庭的基本方法。石坚说，江苏省在今年“三八”节时，开始向农村妇女进行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宣传，目前农村正在大力开展这一工作。群众说，“我们的国家大，底子穷，勤俭人人有责任”。
代表们在会上广泛地交流了勤俭持家的经验。石坚说，农村贯彻勤俭持家时，勤与俭二者不可偏废。目前，勤俭持家的内容应以省吃俭用粮食，动员出售余粮为重点。她说，根据江苏省的经验，为了使妇女容易接受，可以提出“三防”“三养”的口号。即防荒年，防灾祸，防生、老、病、死；负责赡养小孩、老人、病人。另外还可因地制宜提出各种保证自给的要求，如对吃用有余的户，提倡积蓄，争取三、五年积余一年；对够吃够用的户，要求他们不透支，不欠债，争取积余；对少吃少用的困难户，要求克勤克俭，积少成多，逐步依靠自己。这样，使各种不同经济生活的农户，都有自己的努力目标。
代表们还认为，有计划地合理地开支具有重要的意义。承德的职工家属王佩珍和大同市铁路职工家属窦少卿都介绍了这方面的经验。她们还提出，家庭妇女们应该亲自动手，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支。窦少卿为了节省开支和节约物资，全家六口人的衣服、鞋子都是自己做。这样不但省工钱，还能节约棉布。去年她家共领了二十丈布票，只用了六丈。王佩珍亲自动手带着孩子到山上去打柴，在河边上开荒种菜。现在她家不用买柴烧；她种的黄瓜、茄子、土豆等，除了供全家吃用，还卖了钱给孩子添了衣服。
上海的银行工作者王宣淮在发言中说，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需要各方面的配合，节约和储蓄是作到“两勤”的重要环节。
代表们还指出，贯彻勤俭持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必须广泛宣传，深入地进行教育。石坚指出，有些干部对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认为勤俭持家只适用于困难户，或者认为“农民生活已勤俭到顶了”等等错误想法。因此，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在目前应该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大辩论密切结合进行，树立新思想新风气，宣传勤俭持家好，就是爱国爱社好。
湖北省妇联会主任郭力文在发言中说，她们用回忆对比的方法，向妇女进行了深入的教育。同时，发动妇女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和制定家庭计划。并且表扬勤俭持家的好人、好事，培养勤俭持家模范。
今天全天进行大会讨论。会议开始时，大会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德全作了关于选举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报告。今天，共有二十五位代表在会上发言，还有五十六位代表作了书面发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在大会休息时到会场同代表中的烈属、军属模范和部队中的妇女代表会见。甘泗淇亲热地和戎冠秀、胡文秀、施小妹以及史元厚烈士的母亲杜三芳等握手，向她们问好。
下午大会开始以前，越南妇女代表团会见了北京妇女代表团，她们送给北京妇女一幅精致的漆画和其它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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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密信”看钟惦棐向党的第二次进攻
陈荒煤
钟惦棐积极发动的第一场反党的电影锣鼓遭到可耻的失败后，党只是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并没有给他任何处分。文艺报改版后仍让他参加编委工作，担任艺术部主任。可是，他却向人发牢骚：“我不懂为什么错了，还不把我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让我回乡种地好了！”又告诉人说他已看好了两个职业：一是当司机，汽车把首长送到了以后，就可以读书；再就是去百货大楼三楼卖呢绒绸缎处作售货员，因为那里生意清闲。当有人写信慰问他的时候，他又回信说：“现在有人给我打打气也不错。”
事实证明，钟惦棐并没有认真检查过自己的错误，而是牢骚满腹，并且采取了卑鄙的两面派的手法，继续向党进攻：一面故作消极沉痛状，一面等待“翻身”的日子。
钟惦棐是个无所不写的“文章能手”；但是从3月初听到中央负责同志对他的批评后，几个月来，却一直没有写过一篇检讨，这难道是偶然的么？
原来钟惦棐认为他受到批评只是一件“倒霉”的事而已。
在4月11日，他得到天津文艺界右派分子何迟的慰问信后，回信上说：
“得手书，甚慰。三十八岁倒霉，似还不算很坏。如果六十岁，就会再使不上劲，就会（盖棺）‘论定’了。悲剧刚一开始，就结束，本身岂不正是莫大的悲剧！”
“起居亦如往常，只是不写文章了，一是忙——总得先把党交给我做的工作做好，尤其是现在；（这不过是故作沉痛的姿态——作者）二是不作检讨，其他的话就无从说起，而检讨，又不能哭鼻涕。”
然后，他向何迟要求接济，信上说：
“这几年我很糟糕，从不积蓄……这也是因为我没有预计到会有这么一天的缘故。……日后如有翻身的可能，全聚德的账当由我付。”
这封信最后署名是：知名不具。钟惦棐在后面自己还加了注解：
“（这是前几天看‘国庆十点钟’时，从一个特务的署名学来的，不想现在居然用上了。）”
从倒霉、悲剧、论定、哭鼻涕、翻身到知名不具这些话中，我们不难看到钟惦棐的真正的嘴脸。他哪里感到什么真正的沉痛？实际上，这位自命为电影理论的“权威”的人是不能侵犯的，是不会自甘寂寞、“忍气吞声”地过下去的。
因此，一旦气候有利，他就立刻来进行“翻身”的工作了。为了给自己严重的反党活动作翻案文章，他不惜在整风期间，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严重关头，积极布置，挺身而出，准备再敲起第二次的反党的锣鼓！
4月底，他利用职权，动员、派遣了文艺报记者周文博去上海。
5月中，钟惦棐亲自访问了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张权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赵蕴如，组织她们写鸣“不平”向党进攻的文章，他还积极组织、主持长影演员座谈会，发表了“长影的第一个声音”这篇带有煽动性的文章，并且计划组织一批攻击音乐、戏剧各方面的领导的文章；可是，就在这时候，他却还伪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给何迟写信：
“关于我——你知道，一向是不挺拆滥污的，我为这些事情苦恼着，它折磨着我，在观众的责难面前，我本能地感到难过。而且我不主张躺在‘讲话’（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面，或者躲在‘讲话’后面。请留心这次纪念‘讲话’十五周年，我们能提出什么实践中的新的问题来？！
这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文艺的实际状况和执行者们的实际状况，能使我因此便十分乐观起来么？牢骚也者，此之谓矣。”
照这封信看，钟惦棐之所以有牢骚，是因为对文艺现状不满，对文艺方针的执行者们有意见，而这些“执行者们”又是“躺在‘讲话’上面，躲在‘讲话’后面”的，所以他就不得不挺身而出来进行攻击。
钟惦棐和青年谈幸福问题的“幸福异议”的文章中，很欣赏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予斯人也”等几句话；他在检讨发言中也认为既然一个士兵夺取堡垒可以牺牲自己，为什么他总要“患得患失”，所以他坚决要发表“电影的锣鼓”，便是采取了这样一种“英雄”的姿态的。由此可见，这第二次反党的锣鼓之所以更加嚣张，正是钟惦棐这位以为天降大任予我的“英雄”要来改变“文艺的实际状况和执行者们的实际状况”的斗争。
从钟惦棐给周文博的几封密信来看，他的反党活动确实比第一次更加猖狂、阴险、恶毒，也更加有决心，布置也更加周密了。这是他向党的文艺事业的全面宣战！钟惦棐进攻的锋芒首先还是针对着文艺的领导：“执行者们”。
在5月21日给周文博的一封信上，他布置了对上海京剧、戏曲、话剧、电影各方面的进攻。他说：
“关于未按艺术特点领导艺术的问题，目前各报揭露已多，……不少单位的领导人，不但不是这方面的内行，倒是成了它的对立物，而且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言党性！
“不务正业的，决不止作协。搞戏的人不说戏，并以不说戏为进步的表现，正业何在。请调查一下，上海剧协作了些什么事情，送往迎来？还是别的？简直可以调查上影一位演员的日记（如张莺），她这几年究竟每天在干些什么？献花，还是作消防小组组长？把一个这样的艺术家的日记摘要发表出来，便会是令人心悸的。”
我看到这封信时真是有些“心悸”。党的文艺事业在钟惦棐的笔下，是多么漆黑一团！领导人成为业务的“对立物”，并且以为不谈业务为进步，不懂业务才足以言党性。
按照钟惦棐的逻辑，就是：他是懂业务的，要发展艺术的，而现在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的“执行者们”，都是一批不务正业、不无学术的、窒息艺术创作的打手。所以，他认为文艺的“理论中心”是反党分子冯雪峰。而一向鄙视现在文艺方面的行政、组织工作者；并且居然把他向党进攻的行动，美化为战士夺取碉堡勇于牺牲自己的英雄行为！无怪乎，在他给周文博的信上还劝周“作出行动计划，千万不要太书生气”，并且在这后面打一个惊叹号还不够，要连打三个惊叹号“！！！”。
第二，钟惦棐既然在电影方面“倒霉”，等待“翻身”，这次向党进攻，重点当然还是在电影。
在5月21日的信里，他要周文博对“上影的‘衙门’和‘保密’须密切注视，望你对此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
5月26日信又说：
“许多人建议我们搞电影问题，说是三害在这里为最。我也正在考虑这事，盼你即刻和上海的电影界闻人们交换一下意见：搞不搞，要搞，怎么搞？”
5月27日又去信说：
“今天部里开了全体会，同志们均对电影问题发生极大兴趣，并且说：只要工作需要，大家愿意‘倾巢出犯’。而我的信心却还不足，并表示，讨论起来，我是不能挂帅的了！”
“明天，我们接受长影十多个演员的来访……。我简直一说电影就有充血的危险！……”
（这封信，我须要作若干说明：第一，“部”是指文艺报的艺术部；全体会只是四、五人；据文艺报同志谈，当时因为感到文艺报尚未接触电影问题，人力不足，需要把原来搞戏剧方面的一个记者调过来，钟惦棐自己就说：这一下要“倾巢出犯”了，结果，信上就写成了部里全体会，并表示要“倾巢出犯”。第二，长影演员座谈会，是钟惦棐派罗斗去组织的，“邀请”到文艺报去开的，但他自己作贼心虚，一定要罗斗在报道中说是“接受”“来访”。——作者）
6月3日的信：
“看起来，你在上海所花费的精力已经开始有了收获了。座谈会的事……我很高兴（周文博在上影组织了一次反教条主义的编剧座谈会……你在月底前返京要先想到，你返京后，只要写信，便可以把上海的线接起来。”
到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已经发表后的第三天，钟惦棐还念念不忘再一次敲起电影锣鼓来。他在信上说：
“……你在回来前，必须在电影方面撒下一个大网，以便日后好去抓他们。我很想急于知道：上海方面对电影问题的再提起态度如何？如果他们不能积极支持我们，半壁江山，也就完了。前线出击，后继无人，其尴尬你是可以想见的。”
这几封信证明了，钟惦棐多么急切、多么坚决地企图打起第二场电影锣鼓来，好给他作翻案文章。因为他知道，对中央的批评，他自己是无法翻案的，只有再发起一场进攻，用以证明电影方面“三害为最”，就证明了他过去对电影事业的进攻是对的，也才可以为他所受到的批评“翻案”。
所以，他尽管一谈起电影就有“充血的危险”，还是宁可冒此危险准备“倾巢出犯”地来进攻电影事业。他在以前总不肯承认在文汇报电影问题的讨论中挂过帅，可是这次却不打自招承认了“挂帅”。实际上，他的进攻，有明确目标，有纲领，有计划，有战术，有队伍，他不是“帅”是什么？
当然，他进攻的重点还是上影。这是因为他认为那里是“电影发祥之地”，他的第一次的电影锣鼓也是在那里打响的。所以他还妄想把上影作为支持他反党活动的一个出发点，甚至希望上影某些人为他打“江山”，作为他猖狂向党进攻的后备军！
这样看来，这位电影理论“权威”的确是想把电影事业这座江山打下来的。等他坐了“江山”之后，那么，他就会指挥电影事业“为了前进”而“倒退”自如了，那时候，电影事业就要按照钟惦棐自己的理论来加以改造——根据“票房价值”来否定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了。
第三，钟惦棐在第二次的反党行动中，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改变了战术。他认为，第一次是“赤膊上阵”，孤军深入，吃了亏。因此，他指示周文博：要坚决进攻，可是“在方法上，要注意动员别人来为我们写，无需事必躬亲，要不然，便有所得，亦会很少。”
所以，这次进攻中，他具体拟出了许多题目，但却要别人写文章。“人们对当前的艺术团体的组织形式有意见，但还需要找著名的艺术家们来讲讲……均可要她们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有的可以是文章，有的可以是访问记。”再例如编剧座谈会也不由周文博召集，却另请一位作家来主持会议等等。
钟惦棐还特别指示周文博，组织稿件要“突破中间”；要求多约政治上中间分子写稿，来带动落后的人。
从以上的这些情况来看，证明了钟惦棐在第一次反党的活动受到中央负责同志批评之后，并没有严肃认真地来检查自己错误；反而产生阴暗的报复心理，他向人表示：“将来这笔历史怎么写，现在还很难说哩”。又告诉别人，他将了中央负责同志一军。他说：“我两篇文章都是化名写的，看中央负责同志写文章怎么写，如果他指名批评了我，可见党内思想是不民主的。”
所以到了整风鸣放期间，他就积极活跃起来，乘机而起，组织第二次向党进攻的活动。
这几封密信，它攻击的目标，反党的情绪，措辞之恶毒，实在和胡风的密信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有区别，就是，钟惦棐是一个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已经掌握了文艺报最重要的艺术部，可以公然挂帅，派遣人、指挥人来反党！
钟惦棐第一次向党进攻，发动了文汇报，第二次进攻却直接掌握了、发动了文艺报，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严重关头，坚决掉转枪口来对准自己的阵营。两次进攻一次比一次更加猖狂，狠毒，阴险！
钟惦棐向党的文艺事业的疯狂进攻，实质上，必然要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伟大的文艺方针。当然，钟惦棐不敢公开地来反对。可是，钟惦棐认为纪念这个文献的十五周年，自然不可能提出任何新的问题来，而徒然成了一群不务正业、使创作“窒息”的“执行者们”“躺”、“躲”之处，这和胡风分子曾经叫嚣“这书……现在不行了”污蔑为“图腾”的论点有什么不同呢？钟惦棐如果不反对这个方针，又为什么主张倒退、怀疑为工农兵服务是否一定要尽量描写工农兵的题材呢？为什么钟惦棐这几年的影评总是厌烦阐明影片的政治内容和教育作用，而津津有味地谈什么“美的感受”呢？……
这又一次证明了，文艺这个事业，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的怀疑和动摇，必然投降于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观点，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如果以为自己是权威，向党要地位、要名誉、要凌驾于党之上，要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改造党的文艺事业，其结果，必然走向反党！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反党分子是走的这条路，钟惦棐也是一样走的这条绝路！
钟惦棐反党的锣鼓又遭到第二次可耻的失败。他应该得到教训，“赤膊上阵”固然不行，“倾巢出犯”也不行！只有彻底交代自己反党的罪行，深刻地挖掘自己反党的思想根源，才能挽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