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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唯一道路
地质部副部长 许杰
右派分子在向各方面进攻的同时，曾把他们的魔爪伸进了正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科学技术界，他们假借民盟中央科学规划小组的名义，公开提出了所谓“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关于这一点，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及其他科学家们已严正地予以驳斥，并指出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了。右派分子向科学界的进攻及科学家对他们的回击，是我国科学工作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科学工作的两条道路有什么不同呢？我国绝大多数科学家是可以根据亲身的经历来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很多科学家解放前后都是从事科学工作的，解放前的科学工作在反动统治的压迫下，所走的道路只能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更确切地说，是在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国内反动政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的半殖民地的道路。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科学工作已改弦更张，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作为一个地质工作者，我愿意以解放前后我国地质工作的不同情况来说明这两条道路的不同。大家知道，解放前我国地质工作的特点之一，是远离国计民生，是脱离实际的。反动统治者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把地质科学利用于生产建设，使地质工作者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只能从“为科学而科学”的个人兴趣出发去进行工作。当时地质家的工作基本上被局限于“纸上谈兵”，得不到生产建设的实际考验和推动。解放前我国地质工作的另一特点，是自由散漫的无政府状态。全国地质工作是由各地质单位分散进行，没有统一的规划。在反动统治和旧社会风气的恶劣影响下，人数很少的地质界，是各立门户，互不协调，甚至互相嫉视。由于存在以上特点（实际上是最严重的缺点），至使地质科学在旧中国经过很长时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解放后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地质工作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变化的特点之一是：地质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与之密切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所展开的大量的地质勘探工作，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矿产资源，同时更促进了新技术、新方法的发展，并不断地充实着科学理论，推动着科学研究的前进，使我国地质科学走出了过去狭小的领域而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解放后我国地质工作的另一特点是：全国地质工作已逐步纳入统一计划，根据国家当前与长远的需要及任务的轻重缓急，有重点有步骤地布置工作，并为此适当地集中了人力物力，培养了各种地质专业人材。解放后的短短几年，地质队伍的迅速壮大，地质工作者在实际锻炼中的不断提高，调查研究地区的扩展，都远非解放前所可比拟。
概括说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地质工作模仿资本主义国家，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其结果是使地质科学在很长时期处于停滞状态。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地质工作进入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我国地质科学有了蓬勃发展。
事实上我国其他各门科学工作在解放前后所经历的不同的道路及其不同的后果，是与上述地质工作在解放前后的情况大致相似的，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科学工作在解放前后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
右派分子在所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中，绝口不提科学工作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相反地，却主张科学工作不要计划，不要重点，要分散地、自发地进行。这实际上就是要使科学工作脱离国家建设的需要。很明显，假如让右派分子的荒谬主张得逞，我国科学界就要被拖回到旧中国的老路上去，我国科学事业就会由现在的蓬勃发展而转趋于停滞和萎缩；而科学工作者本身，就会被引导到离开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广阔前途，重新陷于像解放前那样把科学工作局限于少数人纸上谈兵、一筹莫展的凄惶境地！
右派分子为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以偷天换日的手段，使我国科学工作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以便其削弱和取消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其阴谋一经揭穿，广大的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其他各界人民一样，是无比愤怒的。
但右派分子为什么敢于向科学界进攻，并毫无顾忌地提出了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呢？这是因为我们科学界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弱点，使他们认为有隙可乘。这就是说，至今我们科学界，还有部分科学家仍然不习惯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工作的原则，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错误想法和看法，这些正是右派分子有可能加以利用的一个薄弱环节。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从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中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继续认真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觉悟。当前的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最好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科学家，必须和广大人民一起，积极参加这一斗争，以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只有这样，我们多年努力的科学工作，才能在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继续顺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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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谎言揭穿记
新华社记者 孟帆
9月10日，在天津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讲坛上，一位代表以有力的事实揭穿了右派分子杨济时攻击共产党所依据的“林必锦事件”的谎言。他的发言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了热烈的掌声。这个代表就是林必锦本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右派分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杨济时所依据的“林必锦事件”是在1951年发生的。当时他同时在天津恩光医院和人民医院工作。9月29日上午十一点，林必锦在恩光医院为一个老工人的独生子动了乳突凿开手术。下午五点林就因私事去北京。第二天夜半他回天津后，发现病人患了破伤风，不数日这个病人就死亡了。这件事当时引起了各界人士对林必锦的严正谴责，人民法院为了教育广大医务人员，曾判处林必锦劳役半年，缓期执行。五年过去了，右派分子杨济时在今年5月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为“林必锦事件”叫屈，他说：“党没有经过专家们的鉴定，对于技术判断着重于政治角度，而忽视了事实真相。”他还依据这个事件诬蔑共产党把医务人员“整得太厉害了”，“成了被压迫的阶级”，“医生都不愿看病”。杨济时的谎言在报上登出以后，医务界的一些右派分子就叫嚷政府对林必锦的处理是对医务人员的打击；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一度被蒙蔽，对政府的处理表示怀疑。
林必锦在会上讲到他对于这个事件的认识时，坚定地说：“这个事件决不是政府对医务人员的打击，而是反映出当时医务人员中存在的轻视工人子弟，对病人生命漠不关心，极端不负责任的作风。”他说，当事件刚发生的时候，他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后来耳鼻喉科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以及医务界人士的分析和帮助，他才认识到主要的错误是对于这样重的病人，动了手术后，当天竟离开而不顾；特别是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指出的“如果你的孩子动了手术，你去不去北京？”他说，这一席话曾引起他强烈的自疚。
林必锦说，这事件以后，政府对他的工作和生活还是十分关心的。他说，他原来在人民医院（前为马大夫医院）工作了六年，耳鼻喉科始终只有他一个大夫；可是这事件发生后，政府给他配备了助手，床位也由六个增加到三十个。当几个医院的耳鼻喉科合并到第一中心医院以后，有了一所专用的楼房，现在科内大夫增加到十几个人，床位也增加到七十多个，需要的医疗器械也齐备了。过去，他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后来医院每天用汽车接送。1953年夏天，政府又请他全家到北戴河去避暑。
对于右派分子杨济时散布的“林必锦事件”打击了医务人员，医生都不愿看病的论调，林必锦也以他自己的工作情况做了批驳。他说，通过“林必锦事件”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加强了，积极性也提高了。他自己对于从前很少做的大手术，像“内耳开窗”这样细致复杂的手术，过去几年不见得做一次，现在也做得多了。几个月以前，他为两个患“喉头癌瘤”的病人做的喉全切除术及双侧颈部淋巴清除术，也很成功。他说，在工作中，他从来没有想到因过去犯错误而不敢大胆负责。当然，现在动手术都是非常慎重的。但是这对一个救死扶伤，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医生来说，难道不是应当的吗？
林必锦最后说到，他初看到杨济时的谬论以为杨济时平时即好骂人，个性不好，反对共产党只是思想问题。在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他认识到杨济时是有意以“林必锦事件”挑拨医务人员和共产党的关系，完全不是什么个性问题，而是站在反动立场的政治问题。他说，杨济时好骂人是事实，但是只骂共产党，不骂民主党派；只骂苏联，而不骂美国；只骂社会主义，而不骂资本主义。杨济时的骂也是有明确的反动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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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数字与事实
我国中医事业空前发展
河南省中医界的败类、右派分子王昆山污蔑共产党说，党一贯不重视中医，要消灭中医。每个正直的中医，都可以用亲身的经历来证明王昆山的说法纯属谰言。解放以来，中医事业不是被“消灭”了，而是空前的发展了。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历来是重视祖国医学遗产的。早在1944年，毛主席就在“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一文中规定了团结中医的政策是整个文化统一战线的一部分。解放后，党更明确地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解放后的八年中，中医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目前全国已经成立了一百四十四个中医医院，四百五十多个中医门诊部，各地公立医疗机构共吸收了约三万名中医参加工作。以外还组织了联合中医医院八十余座、联合诊所五万余个、农业保健站约一万个，在这些医疗机构中工作的中医约有二十万人。
为了培养新的中医，各地除利用中医传统的方法带徒弟以外，还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创办了四所培养高级中医人才的中医学院，在广西、河北、天津、山西、江苏、吉林等省成立了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专业人员。另外，还举办了中医进修学校，中医进修班等以提高中医的学术水平。中医队伍有了飞跃的发展，目前全国已经有五十万中医师。
中医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地提高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协都有中医代表参加。卫生行政部门和各种医疗机构也有不少中医担任领导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十二个省（市）吸收中医担任卫生厅（局）的副厅（局）长。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医学遗产，党号召西医学习中医。目前，各省、市已经有三百多位高级西医脱离生产学习中医；有四千八百多名医务人员参加在职学习班学习中医。各地医疗机构还举办了中医学术讲座。许多西医已经对中医的分析病源的方法、诊断和治疗的方法有了概括的了解，并且能够把中医的治疗方法应用到临床上去了。同时，经过中、西医的临床合作，已经初步总结出二百多种疾病的有效疗法，如在医疗血吸虫病、脑炎、白喉、痢疾、猩红热、百日咳、疟疾等等方面，都总结了中医的宝贵经验。
这只是解放后中医事业伟大成就的一部分。这些成就，难道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是可以想像的么？右派分子企图抹煞事实；但是，他们的黑手是不可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的。
（本报国内资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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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论坛
所谓“反盘哲学”
黄植
山西省监察厅办公室副主任、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潘实生鼓吹一种“反盘哲学”。这种“哲学”的要义就是：“你们说好，我就说不好；你们认为是好事，我就认为是坏事；领导认为是好干部，我就认为是坏干部。”
潘实生创造这套“哲学”的根据是什么？原来是他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看法“独具慧眼”，他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没有是非”，“没有生活准则”。他说：“鞋有样，靴有样，就是事情没有样。”“一块黄土捏成个菩萨就有人给烧香磕头，扔在厕所里就有人擦屁股”。于是他进而一口咬定，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谁的力量大，谁就是真理”。他甚而感慨地说“过去是有强权无公理，现在是有强权就有公理”。于是，在大鸣大放中，他就对党，对领导进行恶毒的攻击。
本来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对好坏、善恶、是非，自有不同的看法。潘实生在这里散布“反盘哲学”，说反话，正是他所站的反动立场的具体表现。他攻击“强权”，混淆真理，实质上正是在攻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他看到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日益巩固和党在人民群众中间威信在日益增长，便忧心忡忡，企图利用人们对过去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不满，来模糊人们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视听，把团结在党周围的群众拉开，使党陷于孤立，使社会主义垮台。但是，潘实生不过白费心思。因为人民群众按照自己生活的逻辑，知道什么是强权，什么是真理；知道：“谁依靠着真理，谁就力量无穷”。
潘实生的“反盘哲学”是一套露骨的反共“哲学”，它明白地反映出这个右派分子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但也不仅限于此，他这一套“哲学”又正是这一时期所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言行的总结。因为不管右派分子耍了多少花招，使了多少遮眼之法，都无非是“你们（指人民）认为是好事，我（右派）就认为是坏事”，从而处心积虑，企图把历史倒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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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廖冰兄在讽刺谁？
漫画家廖冰兄在“漫画”半月刊中发表了不少漫画，向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进行了恶意的攻击。现在，廖冰兄的右派言行已被进一步揭露出来，并遭到严正的批驳。
在“漫画”半月刊上发表的两组“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诸公”中，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对党进行了刻毒的攻讦。在这组画里，有一幅画的是捺机器人作画，（见“漫画”第九十二期）就充分表明了廖冰兄是怎样歪曲事实恶意向党进攻。他漫骂党的领导，讽刺说：“尔为画匠我为官”，说“最好人如机器”。发表在“漫画”半月刊六十七期的“千手观音”寓意极为刻毒。作者把某些国家工作部门的领导人涂抹成盗名窃誉、明目张胆地抢夺群众劳动成果、卑鄙贪功、形象丑恶的小丑，恶意地挑拨了群众与领导者的关系。
廖冰兄发表于“漫画”半月刊八十五期封底的“懒人工厂”，画着一个工人“日上三竿，躺着上班”，“整天工作，只此一按”（一天工作不过是用手指按一按电钮而已），“其余时间，看看玩玩”（大打其扑克），就是这样“懒人工厂”的“懒人”，竟“月月得奖，名利双全”，既领了大笔工资，又获得了巨额奖金，还戴上了大红花，名列光荣榜。这样荒谬绝伦的别有用心的捏造，找不到一点儿现实的根据，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恶意的污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是到处叫嚣说“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接近饿死边缘”，这幅“懒人工厂”，不正好给右派谬论作了插图吗？
廖冰兄在实际工作中也以能摆脱党的领导为快事，企图独断独行，为所欲为。他在组织清除“三害”漫画展览的时候，就主张可以不必给党委知道，也不必先举行预展听取党委意见，只要搞出来了便展出去。广州即将创办晚报消息传出后，廖冰兄便声言要向广东省委文教部争取将晚报划出一定的篇幅由他来编漫画副刊，这副刊的文画不要报纸编辑部过问。所谓不要编辑部过问，也即是不要党的领导的同义语。
廖冰兄的错误是严重的，他的错误已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了损失。因此，广州美术界人士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廖冰兄也曾作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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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辨明是非 继续前进
上海毛麻纺织工业公司副经理 刘念智
我过去受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动言行影响比较大，对他否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我曾说他用心是好的，不要像打落水狗那样去打他。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我只认为自己是人民的财富，而且财富还不少呢！我父亲不是把二千万元的生产资料都交给国家了吗？总对得起共产党，还要谈啥改造，更不要说脱胎换骨了。高潮前我对首长做政治报告，想尽办法争取去听。高潮以后，我就很少去听了。我搞工商联工作，听到有关公方的偏差就立刻向上反映；听到私方不良倾向，就不愿反映。看到报纸批评私方，就起反感，埋怨报纸拿工商界显丑。我特别反对在公私共事关系中强调阶级关系。我更错误地提出私方人员工龄要同工人同样计算。这一切说明我的资产阶级意识多么浓厚，我原来的政治立场还没有完全转过来，我的骄傲自满情绪多么嚣张。实质上我中了章乃器的毒，也放松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重视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否认了高潮后剥削还存在。我在一个时期，受到了右派思想的不少影响。
直到民建工商联提出对章乃器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后，我才大吃一惊，特别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使我清醒过来了。解放几年来党不正是时时刻刻领着我们向和平改造的道路上走吗？既照顾到我们的生活，如高薪不减，定息七年，又关心到我们工作，如人事安排量才使用。而章乃器却一心想破坏我们刚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感情，拉我们的后腿，要我们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这是何等毒辣的手段啊！
平心来想，八年来通过多少斗争，我才和工人阶级初步地建立起珍贵的感情。
二十多年前，我从英国学了一套剥削本领回来，管理码头仓库，工人当面喊我总经理，背后叫我“四太子”，“笑面虎”，正因为我不顾工人死活拚命想赚钱，码头照明设备不好，工人从跳板上半空跌下来，我只当无介事。按我们刘家企业规矩，大不了两百只洋钱，一只薄皮棺材。我负责的华东煤矿（即贾汪煤矿）里也完全没有安全设备。因为经常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矿上常备着几只薄皮棺材。有时工人做几天害怕送命不想干了，我们就支持土豪劣绅在矿场旁边摆赌场，开妓院，把工人的钱骗光，迫使他们再下井卖命。章乃器说我们有光荣的传统，试问光荣在那里？他还称我们是红色资产阶级，试问红在什么地方？1950年煤矿上进行清产核资工作，我是私股代表。当时有人告诉我，矿里工人都在说“资本家以前这样残酷的剥削我们，当我们不如牛马，我们没有清算他，他倒敢来清算我们了。”我听了脚骨软了，硬着头皮到了矿上的招待所。许多小孩围在窗外指着我说：“这胖胖的就是大资本家。”可是工人对我还是很有礼貌，还是诚恳的。有些老工人虽然感情上与我冷淡，但还是来和我拉手。回想解放前我是多么残酷，工人却不记前仇，这不是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是什么？为什么章乃器恶毒的说工人与资产阶级分子本质上没有区别？他的用心何在？
这几年矿上已全部改观了，井下采煤，运输，大部分机械化了，包括从苏联运来的世界上最新式的康拜因采煤机。工人工作完了还照太阳灯。矿场有二千五百人座位的电影院，有美丽的公园，有设备完美的工人疗养院，规模相当大的合作社。出国表演的杂技歌舞团，有好几次去演出给矿工们看。我们到处看见工人衣冠整齐，骑着全新的脚踏车，这不但是工人阶级的翻身，我作为一个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业者也感到骄傲。右派分子说不要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接着三反五反伟大的运动后，我参加了民主改革运动。我听到了一位女地下党员控诉，她为了革命几乎家破人亡。她的第一个孩子是养在监牢里的。我也听到一位工会副主席控诉解放前的工资一天买不到几个大饼，眼看着家里人病死饿死，说得全场大哭，我也偷偷掉了眼泪。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为什么工人与资本家要对立，为什么工人阶级那样仇恨资产阶级。反动时代工人吃尽苦头的时候，正是我们成天搞黄金美钞投机买卖、吃喝欢乐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我太对不起工人了！我要问问自己二千万元的资产不是千千万万工人的血汗是什么？我凭什么可以值得骄傲自满的呢？工人劳动的果实，照理应全部归国家所有，但是为了便于我们接受改造，工人不但不究既住，反而同意给我们四马分肥，合营高潮以后，还给我们定息七年。贪得无厌的黑心右派分子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反动建议，就是要我们忘恩负义的否定剥削抗拒改造，要我们再同工人对抗起来。这种反动到极点的阴谋，引起我们莫大的愤慨。试问右派分子李康年，革命流的是谁的血？社会主义建设出的是谁的汗？你的生活与工人的生活比比相差多少？你蓄意想破坏党的和平改造政策，非但全国人民不准许，就是我们工商业者也要起来反对你，打垮你的无耻阴谋活动。
右派分子汪君良、王子建等，一贯破坏社会主义改造，要我们支持章乃器对抗工人阶级的领导。以我亲身的经历，当初章华厂任务不足，国家贷款给我们，工人自动削减工资把企业维持下来。章华厂工人大公无私的忘我劳动，出色地完成了第一次十二万公尺高级呢绒的出口任务。合营以来，在党与公方代表领导之下，企业进行了一连串的改革改造，整个毛纺织工业质量已达到国际水平，新品种增加了三百多种，连资本主义国家都纷纷要向我们订货。解放前在蒋介石反动政权统治下，把我国很宝贵的毛丝原料，山羊绒、兔子毛、骆驼毛，廉价地成批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做了成品增加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售价卖还给中国。现在呢，在党的领导之下，技术人员会同工人一起开动脑筋，把这批国家财富做成品质优美的成品出口，每年要为国家增加千百万美元的外汇。对比一下，右派分子还有什么话好讲呢？
（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人代会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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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所知道的章乃器
公私合营中国亚浦耳灯泡厂总经理 胡西园
我认识章乃器已有二十余年了，曾经跟他有过长时期的一同搞社会团体、搞企业的合作共事关系。他的情况我是了解一些的。
“青田二杰”
章乃器为了要利用工商业者作为他的政治资本，在他丢掉安徽省伪财政厅长的官以后，就挂起了“实业家”的招牌，在重庆搞了三个机构：上川企业公司、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和新兵服务社。章乃器把敲诈上海银行陈光甫的钱，作为资本，开办了上川企业公司后，他借此四出拉股，我也是被他拉入者之一。这个公司的营业方针从地产投机到囤积居奇，只要有利可图，无所不为。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章乃器也有妙用。这个机构的拉拢对象是富商大贾，官僚地主，参加的人只要向该所捐些款，就可得到董事或委员衔头。新兵服务社更是章乃器向国民党反动派献媚的工具，特别是对于反动派头子陈诚。章乃器自称他与陈诚是“青田（浙江青田县）二杰。”
不使宋子文受惊
1942年冬，迁川工厂联合会曾举办过一次会员出品展览会，当时的反动官僚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民办工业，要到会参观，盛传蒋介石也要“光临”一次。章乃器一听到这消息，就千方百计地要当一名“招待”。他对蒋介石“驾到”的日期非常注意，准备抖擞精神“招待”一番。仅从这件事上看，章乃器对蒋介石是怎样地一往情深。
抗战刚胜利，为了工厂迁回问题，重庆一百多资本家向反动政府作斗争，赴伪行政院请愿，质问宋子文，章乃器为此事先对我一再关照，要我向大家转达对待宋的态度要和善，以免宋子文“受惊”。在反动派统治时代，我反对陈立夫，但章乃器对我说，陈立夫确是小人，但小人不一定是坏人，意思是说陈立夫是“好人”，要我不必反对。章乃器还曾对陈立夫说：“像我章某，今天决不会再反对现政府（指当时的反动政府），你们放心好了”。他并且还常常夸奖李宗仁、白崇禧在西南压迫人民的“政绩”。凡此种种，可以看出章乃器实在是衷心拥护反动政权的。
一贯仇恨共产党
章乃器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如此“多情”，但对于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呢？这里也可揭发他几件事：
抗战初期我在汉口，章乃器曾告诉我，他曾“老实不客气”地对周恩来总理说过，你们共产党过激政策不改变，是不会成功的。章乃器为什么污蔑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推翻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是“过激”呢？可见他仇视革命、仇恨党的思想是一贯的。
1945年，在重庆特园，共产党召集了工商界五十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向到会工商业者表示深切慰问，章乃器认为这是共产党“迷惑”人的“惯技”。并说现在共产党天下还没有打成，所以要骗取人心。章乃器在当时还说：“共产党现只踞有农村，将来得到城市，就要拿出斗争资本家的真面目了。”
也是1945年在重庆，我光荣地蒙毛主席召见，因此遭到反动派头目吴铁城的责难。当时章乃器教唆我：工业家从此可以卖俏了，不要忘记和国民党联系，要争取反动派也拉拢拉拢我们工业家。
为什么要搞民建会？
章乃器对自己的两面派投机手段，说成是：搞政治要有多方面的联系，才能搞得开，否则一辈子不通达。又说：工业团体在政治活动上发挥力量有限，不如组织政党参与政治，来得直截了当。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章乃器所以要组织民建会的企图，他始终反对非资产阶级成员参加民建，甚至在解放以后，还企图把民建会变成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党，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对抗，原来章乃器的野心是由来已久了。
民建会开始筹办之初，章乃器就觊觎领导地位，但自知资望不够，要打击别人，方可提高自己，于是扬言任老（黄炎培）在参政会时，有人问他财产折旧的具体情况，任老一时无法答复，章乃器就说，连这一点常识都不懂，怎能代表工商界呢？言下之意大有唯我“精通经济”的章某，才配担任工商界的领导。后来，章乃器自知还是达不到领导民建会的目的，他就竭力主张采用常委轮流当主席的办法，为以后在民建会篡夺领导权打下埋伏。
民建在上海组织分会时，有个叫田和卿的（天厨味精厂资方代理人），是国民党特务（曾被逮捕，现在管制中），要申请参加民建会。当时有人反对，但章乃器却为田和卿撑腰，说民建会准许共产党员加入，凭什么理由不准许国民党员加入呢？章乃器要把民建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政党，难道还不明白吗？
十足道地的市侩
自从我认识章乃器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我觉得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莫不深藏机宜，处处想利用别人为自己打算。这个人是一贯看行市行动的，哪一种作风有市场就来哪一种，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是一个十足的市侩。他这种作法很欺瞒了一部分人。今天他的牛皮吹破了，丑恶面目已经赤裸裸的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但是还有极少数人把章乃器看作是“硬汉”，受过章乃器欺骗的人，现在应该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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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什么画
“千手观音”
有些领导干部把群众的劳绩都算成自己的。（原载“漫画”67期）
“赠教条主义诸公”（原载“漫画”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