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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三广州分社负责人包庇右派分子
分社问题严重反右派斗争却没有开展起来
新华社广州11日电 九三学社广州分社筹备委员会，直到9日才第一次举行反右派斗争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广州日报揭露了九三学社广州分社筹委会负责人在反右派斗争中按兵不动的事实以后才赶忙召开的。
据8日的广州日报揭露，九三学社广州分社的问题是严重的。这个分社筹委会在去年11月成立后，由于执行了恶性“大发展”的方针，在到今年5月的短短半年内，分社成员就由四人发展到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有不少是政治面目不清、历史复杂、思想反动的人。据某些基层组织现已揭露的材料，成员中的右派分子就占20％。在分社十个基层组织中，有两个基层组织已完全变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还有七个基层组织的部分负责人或成员是右派分子。在分社筹委会的领导机构中也发现了一些右派分子。分社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副所长彭光钦，不仅在热带作物研究所积极招兵买马，企图篡夺研究所的科学技术领导权，还亲自策划、煽动群众向共产党进攻，把研究所民主党派成员的鸣放联席会议变成了攻击和污蔑共产党的会议。南海水产公司工程师李可基、傅尚芝加入九三学社后，用欺骗、利诱等手段拉拢了一批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加入九三学社，他们在两个月中发展了十一个成员，其中有被判过徒刑的贪污分子，有历史上参加过特务组织的人和地主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李可基在大鸣大放期间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开秘密会，向共产党进攻，把整个组织变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
可是广州市开展反右派斗争到现在三个月来，九三学社广州分社筹委会却未举行过一次揭露和批判组织内部右派分子的会议。甚至当分社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彭光钦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被热带作物研究所工作人员揭露后，九三学社分社筹委会的负责人还到热带作物研究所进行阻挠，要求这个研究所中的中共党委会负责人对彭光钦要“慎重”。由于九三学社广州分社筹委会主要负责人同情、包庇右派分子，九三学社基层组织的反右派斗争也没有积极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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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在作怪
民进陕西省委反右派斗争迟迟不前
新华社西安11日电 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一些领导成员由于存在着严重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使得这个组织的反右派斗争迟迟不前。
民进中央在6月23日作出的整风决定下达到各地方组织十多天后，民进陕西省委还没有组织整风领导小组，也没有及时研究反右派斗争。民进陕西省委常委、右派分子王芾南的反动言行已在工作单位——西安市教师进修学院连续批判了三次，但在这个学院工作的民进省委负责人还没有将批判王芾南的情况告诉民进省委。当民进省委的几个委员知道王芾南的情况并要求在会内对王进行批判时，民进省委负责人还认为学院里批判得差不多了，不用再拿到会里来批判了。最后因少数左派的坚持，王芾南的反动言行才在会内进行了批判。
民进省委反右派斗争裹足不前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领导成员中错误地认为“民进纯洁、成分好、右派少”。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样。据新华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民进省委在最近两年来发展了会员三百九十多人（今年上半年就发展了一百七十人），不少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也被吸收进来。仅以西安市有民进组织或会员的二十六个中小学来看，这些学校的一百七十多名会员中，历史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就有六十八人；学校内的民进小组长以上干部中，历史反革命分子、敌伪军官及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有二十四名。大鸣大放时期，在中小学里发表反动言论的会员就有十九人，已有十二人肯定是右派分子，其中就有九名是民进基层组织的委员。另外还有不少民进会员借整风机会大肆煽风点火，大放厥词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市一中民进小组竟拉拢十多个曾有严重历史政治问题的人集会，煽动他们向学校和市教育局“诉苦水”。西安市实验小学校长苏玉阗（民进中央候补委员）曾公然说学校中的重大问题应由民主党派来决定，和共产党分庭抗礼。而民进陕西省委对于这些情况竟然不完全了解，他们很少到基层了解情况，基层组织也很少向上反映。这就影响他们反右派斗争的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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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倒他的反共谬论 揭开他的反动丑史
水利部追击刘瑶章
本报讯 水利部最近连续举行七次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对右派骨干分子刘瑶章的反动言行进行揭发和批判。刘瑶章是水利部部长助理、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候补中委、民革水利部支部主委，他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对共产党进行了露骨的进攻。他反对水利部党组对一些重大问题事先研究而后交给大家讨论的做法。他千方百计地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他说：“党员有神秘性，特别是人事部门的，所以大家就敬鬼神而远之”。“对党员说话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 还说：“要吃得好些，穿得烂些，见党员躲远些，喊万岁、喊得响些。”
在这几次大会上，很多人对刘瑶章的反共谬论进行了驳斥。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水利专家）驳斥刘瑶章说：“我列席过部里的党组会，党组对问题的讨论是很细致很认真的，而且事先有过调查研究的，我每参加一次党组会就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我们的革命事业和各项建设所以有这样大的成绩，是和这种领导分不开的，对问题的事先研究是党的领导责任，这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呢？”
刘瑶章还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一口否定了几年来的水利建设对农业增产的作用。并有意抹煞治淮、苏北灌溉总渠等工程的成就。对于刘瑶章的这些谬论，工务司司长刘钟瑞（一级工程师）和副司长王森都用具体事实进行了驳斥。他们举出：国民党反动派执政二十年，使用了英国的庚子赔款，发行了数千万元公债，结果只开了一条流量不到四百秒公方的中山河。人民政府八年的治淮成绩，保证了五十年一遇的洪水不再为害。有了灌溉总渠和对洪泽湖的控制，保证了苏北二千五百万亩农田年年丰收，这些伟大成就如何抹煞得了。他们质问刘瑶章：“你有良心吗？为什么闭着眼睛歪曲事实？”
刘瑶章还和罗隆基、黄绍竑等互相呼应，攻击肃反运动。他甚至反对对某些历史复杂的人进行必要的审查，辱骂这是“神经过敏”，他还歪曲说水利部在肃反中捕错了人。人事司孙石同志列举水利部在肃反中依法逮捕的九个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经过，说明没有一个是捕错了的。程元赓和韩北平都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说明对某些人的历史进行审查完全必要。韩北平说：组织上为了弄清我的历史问题，曾派人跑了大半个中国，调查了一百多个关系，最后做出结论，使我放下了包袱。”他质问刘瑶章：“这样铁的事实你能歪曲得了吗？”
会上揭露：刘瑶章在平时就一面伪装积极，一面利用机会污蔑共产党。云连成同志揭露：刘瑶章在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后，曾把举世公认英勇无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诬蔑说是一群胆小、怕死的乌合之众。据崔载之、刘乃济、马毅、智南屏等同志的揭发，刘瑶章本来就是一个以反苏反共起家的国民党党棍。由于他既坚决反共，又善于奔走逢迎，一直爬上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伪河北省参议长、伪北平市长等高级反动职位。林树彬等同志控诉刘瑶章在北京解放前，伙同许惠东（伪北平市参议长）、陈继承（伪警备司令）等共同策划了屠杀东北学生“七·五”大惨案。要他交代到底杀死多少学生。许多人还要他交代：为什么正当谈判和平解放北京的时期，刘瑶章却把自己的妻子、女儿都送往台湾？给陈诚写的信是什么内容？解放后装扮成一个伪君子有些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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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密室十八天
新华社记者 程光远
青海日报记者杨瑞泽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完了以后，在今年5月3日回到西宁，但他直到5月20日才去报社上班。这十八天的时间，他到那里去了呢？在一次反右派斗争辩论会上，大家质问他才不得不道出他和他的同伙的秘密。
原来这个右派分子去年在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就曾和到北京参加文学期刊编辑会议的韩秋夫（省文联编辑、右派分子）以及同他一起学习的省文联干部谢林基秘密研究过筹办“夜莺之友社”，阴谋篡夺青海省文艺阵地，制定出实现这个阴谋的纲领和计划。这次他回西宁后十八天，就是根据既定计划秘密进行具体活动。
为了进行见不得天日的阴谋活动，杨瑞泽由北京回西宁前就安排他爱人搬到另外一个不被人知道的地方去住，以便把这个新住处作为他们进行反共活动的密室。就在这个密室里，他在十八天当中，和他的同伙一连开了三次秘密会议。第一次秘密会议时间是5月11日下午三点到五点。省文联的右派分子剧谱虽然早已认识杨瑞泽，但为了要杨相信剧谱为他们的反共同伙，还特地由谢林基写了一封介绍信带去。他们在秘密会议上进行了分工，决定分别就攻击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和“自由结社”的筹备工作做准备。临散会时，杨瑞泽把以后见面的暗号告诉到会者：“如果我的窗帘拉一半，说明我不在家或有别人在我家，就不要来；如果把窗帘全部拉开，说明只我一人，就可以来。”
第二次秘密会议的时间是5月12日，右派分子剧谱和幕后操纵人“青海湖”刊物编辑王皎（女、历史上一贯反共）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商议起草一篇题为“‘青海湖’应该脱离附庸地位”的纲领性的文章，阴谋篡夺“青海湖”，由杨瑞泽执笔。对这篇文章，王皎搬出了她的反革命经验，说是文章要写得含糊一些，标点符号故意标错，不要太露骨，要像胡风的笔法一样，这样既达到反共的目的，又不会被人识破。
第三次秘密会议时间是5月16日，这一伙政治野心家讨论了杨瑞泽起草的文章。
这篇文章写好以后，交给了省文联的右派分子韩秋夫。他们商量好让韩秋夫在6月12日省文联整风会议上做为韩的发言稿，杨瑞泽以青海日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然后把它在报上登出来。到了这天，果然照计而行。6月14日，这篇由在密室草拟的文章就被作为新闻登在青海日报的一版上。
这篇文章首先否定“青海湖”刊物的成绩，说“青海湖”既不是毒草，也不是香花，而是一朵病花，因此无人看。第二，标榜刊物的“气节”。他们所谓“气节”，就是对共产党要“多棱多刃”，要有“战斗性”。第三，反对主编由党委委派，把各式各样的罪名都加到主编程秀山身上，目的在于赶走程秀山。第四，要“青海湖”刊物脱离“附庸地位”，意思就是要脱离共产党的领导。第五，提倡标新立异，各有千秋。第六，要习惯“高度民主”和“充分自由”的生活方式，说如果“青海湖”社都是毒草，那就办成一个毒草的刊物，和其他的香花刊物争鸣。
这一伙右派分子的奸险的阴谋被揭露出来后，引起青海新闻界文艺界人士的极大愤怒。现在青海新闻界文艺界正在进一步追击这批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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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建和工商联联席会议分组座谈热烈讨论
一致认为工商界整风适得其时
据新华社11日讯 参加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的二百多位委员，10日和11日分组举行座谈，热烈讨论工商界整风问题。
委员们在讨论中联系到各地的实际情况和本人的体会，认为目前在全国工商界开展一个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整风运动，适得其时，意义十分重大。上海、北京、天津、辽宁、陕西、甘肃等地的工商界代表人士，从整风和反右派的关系中谈到了他们对工商界开展整风运动的认识，有的委员还用具体事实说明，右派分子的言论在广大工商业者中的确发生了很恶劣的影响。如四平市的工商界政治学校，因为学员中了章乃器的毒素，不愿学习，曾经被迫停了一个星期的课；西安市工商界讲习班六百多个学员，大多数跟右派言论起共鸣。这些事实表明，在工商界中全面开展整风运动是迫切需要的。北京乐松生说，参加了反右派斗争以后，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资产阶级本质，如果不乘整风运动脱胎换骨，就谈不到改造。天津边子栋说，中小工商户自从生产资料交出以后，一直在等着摘“帽子”，放松了思想改造，现在检查起来，满脑子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整风，这思想是改变不了的。
江苏、山东、安徽、福建、浙江等地的委员们，分析了目前资产阶级在政治立场上的表现，他们完全同意陈叔通在报告中所估计的：大多数工商业者的立场问题还没有解决。江苏张敬礼认为，站在资本主义立场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很危险的，他表示一定要积极参加整风运动，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来自武汉市的委员徐雪轩和但伯昆列举出许多事实，说明在工商界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例如有人公开提出要国营企业给货源，要银行给资金，要税务局减轻税收，这就是不要改造的荒谬论调。有的私方人员盗卖国家财产，大肆挥霍；有的利用职权，抗拒国家交给的任务；有的抽逃资金另搞地下工厂，使本厂的生产和工人生活都发生困难。他们说，这些都说明工商业者资本主义的消极一面还是十分严重的，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
各小组都谈到了在反右派斗争中克服温情主义的问题。黄炎培在上海小组座谈中说，他在开幕词中说过，每一个人都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每一个工商业者也都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现在觉得不仅如此，每个人还要帮助大家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同时还不许有人阻挡我们过这一关，他说，我们不但对待右派分子不能温情，对待自己的思想问题也要克服温情主义。他自己就经常在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进行斗争。他说，我们要区别今天的“新我”和昨天的“旧我”，对待“旧我”的缺点要无情地割弃。上海小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展开了争论。个别委员提出，对于右派分子，在会议上斗争时应该严肃，而在个别谈话，进行帮助时就可以“温暖”些，说这样对于挽救右派分子效果更大。但是多数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无论采用什么形式，大家的态度和立场都应该是一致的，决不应该温情、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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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复辟旧大公报的又一路大军被击溃
朱启平的反党办报纲领破产
本报讯 大公报工作人员最近揭发和批判了右派分子朱启平的反动言行。朱启平是企图复辟旧大公报反动政治方向的又一路大军。
朱启平在鸣放期间，非常活跃，要推翻党对北京大公报的领导，篡改大公报的政治方向。他一方面向大公报的办报路线进攻，一方面直接向大公报的党组织进攻。
6月初，朱启平公开提出了一个办报纲领。他要求办一张所谓“人民群众的报纸”，一张“民间报纸”。这样一张报纸，“最重要的”是“报道人民内部矛盾的事”，企图把大公报变成反党工具。他认为，“这样一张报纸，要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如果因此而发生纠纷，甚至可以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朱启平恶毒地把党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污蔑人民日报不是人民的报纸，他叫嚣说：“有一天，共产党会消灭，人民日报必须也改为人民群众的报纸，其他报纸更不必论。”
朱启平提出这个反动的办报纲领之后，不但在大公报内部传播，而且组织外界人士传阅。
朱启平直接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的口号是：“要办好报纸，先要除三害”。而他的所谓“除三害”，就是要分裂党、搞垮党。他还公开要求几个党员领导同志“下台”，并且要求党员“起义”“把三害的情况讲出来”，以达到分裂党的目的。为此，他连续几次贴出大字报，向党员“将军”。
除了公开向党进攻之外，朱启平在报社内外还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他与反党分子订立秘密“君子协定”，策划整垮某些党员领导干部，并且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还严守这个攻守同盟，抗拒群众的批判。群众向他进行了四次尖锐的说理斗争之后，才把这个“君子协定”打垮。
朱启平为了实现他的反动办报纲领，还极力活动，要把党内右派分子徐盈、彭子冈请回大公报来。鸣放期间，他与彭子冈联系频繁，通风报信。他在写给彭的信中，得意忘形地说：“相信我们不久就可以会师”。他相信，只要徐、彭回来，党组将立即变质，他的反动办报纲领马上可以实现。
朱启平一向披着进步的外衣，拒绝改造。二十年前他曾混进共产党，1937年因公开反对党的决定被开除出党。抗战胜利后，他在担任旧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期间，写了许多歌颂美国帝国主义的文章，说美国“一向以意见崭新思想前进领袖各国”。直到最近，他还公开主张中国应当接受所谓无条件的“美援”。经过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朱启平的反共的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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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篡夺普陀区人民法院领导权
严文雄妄想对劳动人民专政
他承认自己是民盟司法界右派的“开路先锋”
本报讯 据解放日报消息：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连续举行十余次大小会议，揭发驳斥该院审判员、民盟盟员、右派分子严文雄的反动言行。
据揭发，严文雄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有意歪曲事实，疯狂地攻击党对司法部门的领导。他毫无根据地造谣说：“普陀区法院错判案件有70％”，并特别猛烈地攻击处理反革命和坏分子案件的刑庭审判工作，说“刑庭错判案件比民庭多”，是由于刑庭审判员大都是党员。他诬蔑刑庭审判员“政治上不负责，大老爷笔一挥，别人家破人亡”。他还讽刺工农审判员是“三字经”审判员，企图把党和工农干部赶出司法部门，而由“懂得业务”的知识分子“取而代之”。
严文雄在发出这些谬论的同时，还处心积虑地策动篡夺党的领导，准备民盟上台掌握司法部门的领导权。当普陀区人民法院领导上布置整风学习，召开座谈会吸收群众意见时，严文雄造谣惑众说“庭长当组长，群众有顾虑”；“支部召开会议，群众不肯谈”，“要成立有各方面的人参加的委员会来处理群众所提出的意见”。更为恶毒的是：他阴谋在该院内建立“知识分子业务研究组”和“小政协”，妄想通过这两个组织来篡夺党对司法部门的领导，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组织变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基层组织。
严文雄的这些反共活动和阴谋鬼计是司法部门右派集团反党计划的一部分。他在今年1月加入民盟以后，就接受右派分子何济翔、龙镇中的指示，积极贯彻章罗联盟的“大发展”路线，在这次党整风过程中，严文雄与何济翔、龙镇中等曾多次密谋策划，企图从上级法院到基层组织掀起一个反共高潮。
经过群众的揭发和驳斥，严文雄承认“自己成为何济翔、龙镇中右派系统在基层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开路先锋，是为实现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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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只要法律不要政策？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 徐平
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问题上，右派分子叫嚷一切要“法治”，党的政策都必须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党不能直接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也不能在法律之外向党员发布指示，他们的说法是“不能以政策代法律”，这就是说，只要法律不要政策。
这些人为什么提出这问题？他们的思想实质和政治目的又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首先来看，党的政策是否都必须和可能制成法律呢？大家知道，法律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是统治阶级底政策的具体化和条文化，是实现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国共产党从来是十分重视将自己的政策通过政权制成法律，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还在开国前夕，党在当时的各项基本政策就体现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所协商制定的共同纲领，并为建国后的中央人民政府所接受作为它的施政方针。在1954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政策，又体现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几年来，党还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将自己的各方面的政策制成了许多法律法令。当然，从现在来看，我们的法律还不够完备，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加以制定。但是，党的一切政策并不是都必须和可能制成法律的。只要稍有政治法律常识而不是迷信法律万能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的。何况我国处在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如果把一切政策过早地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那就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反而会妨碍社会的前进。不难设想，假使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就制定民法，那它就不可能充分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因而也就会成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障碍。如果在革命的风暴时期没有过去以前就制定刑法，那它就不可能充分反映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情况，因而在罪与刑的确定上就有可能失之偏颇，不符合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法律与资产阶级的法律根本不同，它是代表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所以它绝不能像右派分子所说的，集中一些所谓专家坐在屋子里就可以写出来的。我们是首先把劳动人民的意志体现为党的政策，经过实践的检验，然后总结上升为法律。这个政策——实践——法律的公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应用在立法工作上的规律，也是党和人民多年来丰富的革命实践所完全证实了的。所以我们说，法律只能是逐步地完备，而在法律还不能完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依靠政策办事。同时，即使有了法律，为了适应我国阶级关系和社会生活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还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法律。不难懂得，如果没有这样明确的政策而机械地执行法律，那么我们过去进行的镇反、“三反”、“五反”以及前一时期的肃反运动，怎能达到惩办少数、教育多数，而使运动健康发展获得巨大的成就呢？
现在我们再来看，党究竟可以不可以直接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对这个问题必须要有分析。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共产党不同于其他一切政党，它是天然的广大人民利益和意志的真正代表者，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它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绝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从这一意义上讲，党不需要也不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上来发号施令，而党从来也就是强调走群众路线的，一贯反对命令主义的。但是，党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的地位，它有责任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及时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方针政策，来组织和指导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几年来，党曾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推翻三大敌人的统治，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抗美援朝、改革土地制度、镇压反革命、进行三大改造；党也曾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增加生产，开展节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号召采取决议、纲领、指示等形式，有的是党中央单独发布的，有的是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布的，有的是与政府联合发布的。事实证明，正因为这样，党能以直接地、及时地将自己的政策向人民群众提出并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就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这样也就更有效地保障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法律法令的正确贯彻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直接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更荒谬的是，右派分子提出：“党不要直接指挥国家行政系统的党员”，“党对党员不应该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否则就会“搞乱了国家行政系统”。众所周知：我们的党向自己的党员和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发布指示，是为了实现党的政策和决议，加强同非党干部的团结，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巩固党和国家的纪律，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党这样作，正是加强国家行政系统的工作，保证国家的法律法令具体地有效地贯彻执行。试问，作为国家领导核心的党怎么可以不向自己的党员和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发布一些必要的指示呢？试问，这怎么就会把国家行政系统搞乱了呢？
综上所述，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既是密切地不可分割，党又必须以自己的政策来指导人民群众和党员的行动，那么为什么右派分子却大做其只要法律不要政策的文章呢？问题很明显，右派分子是以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和法治来迷惑和煽动那些幼稚无知和思想糊涂的人们，向党进攻。因为，既然政策不能代替法律，那么，还没有体现为法律的党的政策就都成为“非法的私货”了，那党在今后就不能据此以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了；既然党不能直接向群众发号施令，那么，党的政策不能与群众见面，这实际上就割断了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既然党在法律之外不能向党员发布指示，那么，这就割断了党同党员在政治上的联系，因而实际上就削弱了以至取消了党在国家机关工作中的核心领导作用。这样一来，党就成为抽象的了，作为经常研究政策和管理党员的党的组织机构，自然可以取消了。不是右派分子早已公开提出“把共产党内各部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里的各种委员会”和“政治设计院”等等谰言吗？这就是他们所谓“法治”和在“不能以政策代法律”的烟幕下，草拟的企图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的“政治设计”！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只要法律不要政策的思想实质和政治目的。